从释永信之变看“三武一宗”灭佛的阶级本质

最近，一则重磅新闻在全网炸开了锅：新乡市人民检察院对嵩山少林寺原住持释永信，依法向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则消息。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主要和大家探讨了那些在他背后充当“保护伞”、替他打掩护、甚至在举报声浪中四处奔走辟谣的人的丑恶嘴脸。但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面前，这些魑魅魍魉不过是过眼云烟。今天，我们要把视线拉长，穿透这层虚伪的袈裟，去看看这起事件背后的历史必然性。

其实，释永信被爆出来的那些问题，贪财、腐化、把清修之地经营成商业帝国，乃至更不堪的勾当，在古代佛教漫长的历史里，并不新鲜，甚至像某种“基因重现”。今日网络群情激愤，古人何尝不是如此，且困境往往更甚。当宗教的贪婪越过世俗政权与经济运行的底线，等着它的，从来不是忏悔，而是国家机器的碾压。

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这篇文章的核心主题：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四次灭佛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真的是封建帝王一拍脑门、出于个人喜好或残暴本性而发动的宗教迫害吗？

我在这里明确地提出我个人的观点：绝对不是。这四次历史上的灭佛事件，究其根本，其实和封建王朝兴衰规律是一样的，是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是世俗地主阶级与宗教地主阶级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人口、财富和意识形态主导权而爆发的生死决战。

一、逃不开的封建周期律与“佛门”这台超级兼并机器

在深入探讨“三武一宗”之前，我们必须先建立一个宏观的历史坐标系。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似乎永远被诅咒在一个“300年大关”的周期率里。强汉、盛唐、大明、大清，莫不如此。也就是宋朝以319年的国祚，勉强越过了这条红线。为什么？

这其中最大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封建制度下无法根除的毒瘤——土地兼并。

在一个王朝建立之初，由于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此时，统治阶级为了恢复生产，往往会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老百姓手里有地种，国家能收上来税，社会就进入了上升期。然而，随着承平日久，官僚、贵族、外戚、大地主开始利用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疯狂地兼并自耕农的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佃户甚至流民，而兼并了大量土地的大地主们，却有无数种办法（比如功名免税特权、隐瞒田产）来逃避国家赋税。

结果就是，国家的税基越来越小，而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开支，朝廷只能把更重的赋税强加在剩余的、越来越少的自耕农头上。越是收不上税，越是增加重赋；越是增加重赋，破产的农民就越多。再加上官僚集团的极度腐败、外敌的趁虚而入、以及古代无法抗拒的灾害气候（如明末的小冰河期），这个王朝便不可逆转地进入了“死亡漩涡”。而这个漩涡的最终崩溃点，往往就在300年左右。

这个时候，历史的舞台上就会出现如刘邦、张角、王仙芝、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人。他们率领着绝望的无产者和破产农民，化作焚毁一切的烈火，动摇或者直接推翻旧王朝。随后，新兴的王朝在废墟上重新分配土地，再次开启下一个轮回魔咒。

而在这个残酷的周期率中，佛教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们要明确指出：在古代封建社会，佛教的发展，绝不仅仅是信仰的传播，它在经济基础上，更像是寄生于封建王朝内部的一种极其恶劣的“超级土地兼并”。当然，这个“土地兼并”要加引号，因为它披着神圣的外衣。

佛教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寺院经济如同癌细胞一般疯狂扩张。他们占有大量的田地、山林、水泽等庙产。僧尼不仅个人的财富随之爆炸式增长，更要命的是，他们享有不用交税和不用服徭役的封建特权。

大家想一想，在那种苛捐杂税猛于虎的年代，这种特权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寺庙成为了封建社会最大的“避税天堂”。这种特权会吸引大量的不堪重负的老百姓，为了逃避国家的税赋和沉重的徭役，纷纷剃度出家，或者把自己的土地挂靠到寺庙名下（类似于明清时期向举人、进士老爷的“投献”）。

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虹吸效应：国家最宝贵的劳动力（也就是兵源和税源）大量流失到了寺院；国家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量变成了不用纳税的庙产。国库日益空虚，而寺院却富可敌国。当一个国家的财政和兵役都被一种宗教势力严重掏空时，这个国家离灭亡也就只差一步之遥了。

当寺院有钱、有人、有地之后，必然会产生政治诉求。他们结交权贵，干预朝政，甚至武装割据，从而严重威胁封建王朝统治的绝对稳定。最终，必然造成国家政权、世俗地主阶级与佛教这个庞大的宗教地主集团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个时候，封建统治者为了自救，为了巩固统治，必然会使用国家暴力机器去限制佛教的发展。而“三武一宗灭佛”，只是这种必然限制中的极端体现，是一场由最高统治者发起的外科手术式的财富再分配运动。

接下来，我们就按时间顺序，详细剖析这四次雷霆之击。

二、鲜卑铁骑与中原佛寺的生死碰撞：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血腥洗牌

“三武”中的第一位，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拓跋焘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少数民族（鲜卑族）君主，他一生戎马，统一了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以来长期的分裂局面。在北魏建立初期和扩张的过程中，战争是国家机器运转的核心。打仗需要什么？需要壮丁当兵，需要粮食充当军饷。

然而，当时的佛教在北方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除了前面说的侵吞土地、隐匿人口这些常规操作外，由于历代君王的崇佛，寺院势力已经庞大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拓跋焘曾将三万余户凉州居民迁于京师平城（今大同）。因凉州居民世代笃信佛教，致使京师沙门（僧侣）数量呈爆炸式增长。

人多势众之后，各种魑魅魍魉就出来了。沙门之中不仅有妖言惑众者，甚至出现了僧侣暗通叛军、企图颠覆政权的嫌疑，这严重触及了拓跋焘的政治底线。

真正点燃拓跋焘杀机的导火索，是一次平叛途中的偶然发现。公元445年，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发动大起义，声势浩大。次年，拓跋焘亲自率领大军镇压起义。当大军途经长安时，拓跋焘进入一所宏大的寺院视察。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惊出一身冷汗。

在这所本应是清净修行的佛门重地，拓跋焘的军队竟然发现了大量隐藏的兵器！太武帝勃然大怒，敏锐的政治直觉告诉他：这些僧侣不仅是在念经，他们随时准备武装暴动，甚至极有可能与叛军盖吴暗中勾结！他当即下令诛杀寺中所有僧人。

这还不算完，随后在查抄这所寺院的财产时，士兵们又发现了大量酿酒的器具、堆积如山的金银财物，以及更为令人发指的情况，寺庙密室中藏匿着大量供僧侣淫乐的妇女（即所谓的“淫室”）。

兵器、巨额财富、淫室。这哪里像普度众生的佛教圣地？这根本就是一个藏污纳垢、武装割据、鱼肉百姓的黑社会堡垒！拓跋焘得知后，雷霆震怒。在他看来，这些寄生虫不仅不为国家纳粮当兵，反而吸食民脂民膏，甚至企图颠覆大魏的江山。

在汉族重臣、深信道教的崔浩以及道士寇谦之的推波助澜下，拓跋焘下达了历史上极其血腥的灭佛诏书。这是四次灭佛事件中最为残酷、最为彻底的一次。他不仅下令坑杀长安沙门，更将屠刀挥向全国。诏令规定：凡是沙门，无论长幼，一律坑杀；毁坏一切佛像、焚烧一切佛经；甚至对那些信仰佛教、制造泥、铜等各种佛像的工匠和平民，也要一并屠杀。

一时间，北魏境内血流成河，寺庙化为灰烬，致使“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拓跋焘的手段固然极其残酷、带有鲜明的野蛮时代特征，但我们用唯物史观透视这一事件，就会发现其核心本质：这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封建军事政权，为了夺回被宗教地主集团霸占的人口、土地和财富，为了彻底消除内部的政治隐患，而发动的一场极端暴力的剥夺剥夺者的运动。

三、三百万僧尼压垮的帝国脊梁：北周武帝宇文邕的雷霆手段

时间往后推移一百多年，来到了南北朝末期的北周。这一次，对佛教挥起屠刀的是北周武帝宇文邕。

宇文邕堪称一代英主，他雄心勃勃，一门心思想要富国强兵，消灭东边的死对头北齐，进而统一天下。但是，当他盘点北周的家底时，发现了一个令他毛骨悚然的数据。

当时的北方，佛教繁盛到了何种畸形的程度？据史料记载，北方僧尼人数逾300万！寺院高达4万余所！

大家要知道，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人口总数并不多。300万僧尼，这意味着北周帝国有极其庞大的青壮年劳动力完全脱离了物质生产，不种地、不织布、不交税、不当兵。由于僧尼享有免税的特权，国家的税收断崖式下跌。更可怕的是，那些信奉佛教的达官贵人为了修造寺庙、雕刻佛像，耗费了无数的民脂民膏，所谓“佞佛的开支已占财政开支三分之一”。

这还怎么打仗？这还怎么统一天下？宇文邕看着空虚的国库和兵源短缺的军队，再看看那些金碧辉煌、富甲一方的寺庙，心中早已杀机顿生。

但宇文邕比拓跋焘要聪明和理性得多。他没有一上来就搞大屠杀，而是采取了“民主”辩论的方式。公元574年，他召集了儒、释、道三教的名流，在朝堂上举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辩论，史称“三教先后之争”。

在辩论中，宇文邕亲自下场，他严厉斥责佛教是不劳而获的社会毒瘤。面对僧侣们的狡辩，宇文邕毫不退让。最终，他在道士张宾等人的进言支持下，利用皇权强制下令“禁断佛、道二教”。

请注意，宇文邕虽然名义上是佛道一起禁，但他的真正目标和受打击最重的是拥有庞大经济实力的佛教。

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虽然不像北魏太武帝那样杀人流血、大搞肉体消灭，但其对佛教经济根基的摧毁却更为彻底。他下令将4万多所寺庙全部没收，赐给王公大臣作宅第；将寺庙里囤积的巨额财富和土地全部充公；焚毁经书，熔毁佛像以铸造铜钱和兵器。

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勒令那300万僧尼全部还俗！

这300万脱下袈裟的僧尼，瞬间变成了北周帝国的编户齐民。他们重新拿起了锄头去种地交税，重新拿起了刀枪去充实军队。这一手外科手术式的经济重组，让北周的国力在极短的时间内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正是凭借着灭佛带来的巨大人口红利和财富回流，北周武帝宇文邕仅仅在灭佛三年后，就一举发兵灭掉了老对手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为后来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就是经济的铁拳。宇文邕的灭佛，是一场完美的封建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他用强权砸碎了宗教地主的枷锁，将人力和物力重新配置到了国家的军事和生产体系中。

四、“十分天下财，而佛有其七八”：唐武宗李炎的绝地反击

大唐帝国，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然而，即便是如此强盛的帝国，也逃不过宗教资本的反噬。

到了唐朝中后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帝国早已不复盛唐的荣光。均田制彻底崩溃，庄园经济兴起。而在所有的庄园地主中，实力最强、最贪婪的，莫过于佛教寺院。

唐朝历代皇帝（除了少数几位）大多崇佛，武则天时期更是将佛教推向了极盛。到了唐武宗李炎统治时期，佛教势力的庞大已经到了极其骇人听闻的地步。

当时的僧尼人数近30万，寺院近5万座。请注意，这30万不仅是不交税的劳动力，他们更是拥有极其庞大产业的“企业主”。寺庙拥有无边无际的良田（称为寺田），拥有无数依附于寺院的农奴和奴婢（称为寺户）。寺院还搞高利贷、开当铺、搞长途贸易，其敛财手段比最贪婪的资本家还要高明。

更严重的是，日渐壮大的僧侣队伍，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高级僧侣显官贵爵，甚至参与国家军事机密；他们与权贵交往密切，气焰极度嚣张。中下层僧侣则作奸犯科，所谓“殖货营生，仗亲树党，蓄妻养子”，干尽了伤天害理的勾当。

当时的社会财富结构畸形到了什么程度？史书上留下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十二个字：“十分天下财，而佛有其七八。”

天下财富，十分之七八都聚集在寺庙里！而大唐的国库却连年亏空，甚至连给边疆将士发军饷、给官员发俸禄都成问题。不仅如此，由于民间大量流通的铜钱被寺庙熔化用来铸造佛像，导致了严重的“钱荒”（通货紧缩），整个大唐的经济流通几乎陷入停滞。

面对这样一种国家即将被宗教彻底吸干的绝境，年轻气盛、一心想要中兴大唐的唐武宗李炎，终于忍无可忍。

当然，唐武宗本人对道教十分痴迷，但在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人的进言下，尤其是在拥有卓越政治远见和铁腕作风的宰相李德裕的全力配合下，唐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下达了全面的灭佛诏书，史称“会昌法难”。

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执行极其彻底的国家级“反垄断”和“抄家”行动。这是四次灭佛运动中，对佛教打击最沉重、最系统的一次。

短短几个月内，唐帝国共拆除大的寺院4600余所，小的寺院（招提、兰若）4万多所。强制还俗僧尼26万余人，没收了寺庙霸占的良田数千万顷。更重要的是，朝廷将15万依附于寺院的奴婢全部释放，编入两税户（成为向国家纳税的平民）。

此外，唐武宗下令将全国寺庙中成千上万的铜佛像全部熔毁，用来铸造铜钱，以解决“钱荒”；铁佛像铸成农具；金银佛像则全部收归国库。佛教经典遭到大量毁坏，极盛一时的中华佛家八宗（如法相宗、华严宗等），除了不怎么依赖寺庙资产、提倡“农禅并重”的禅宗外，全都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日薄西山。

会昌灭佛，是世俗皇权对宗教资本的一次极其成功的反击战。李炎和李德裕用雷霆手段，强行打断了佛教这台超级抽水机，将天下十分之七八的财富重新收归国有。这不仅续了唐朝几十年寿命，更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挽救了濒临崩溃的帝国财政。

五、实用主义的终极利刃：后周世宗郭（柴）荣的破除偶像

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在这个军阀混战、朝不保夕的时代，佛教非但没有衰落，反而因为民众需要精神寄托而再次畸形繁荣。社会上大量有用之人，为了躲避战乱和沉重的赋役，纷纷剃度出家，造成了国家人才和劳动力的极度流失。而佛教徒的奢侈生活和大量铜佛像的铸造，同样造成了国家财富的巨大浪费和严重的“钱荒”。

这个时候，一代雄主后周世宗柴荣（郭荣）登上了历史舞台。他是五代十国时期最有作为的君主，他的目标是扫平群雄，重新统一中国。

为了筹措军费，为了富国强兵，柴荣把目光瞄准了寺庙。公元955年，柴荣下诏限期废除无敕额（未经国家批准建立）的寺院。

与其他三位帝王相比，柴荣的灭佛手段最为理性，也最体现出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他没有大开杀戒，废寺汰僧的数量（据考证）也只有3000余所、强制还俗7万余人。但他颁布的政策极其精准：禁止民间私自出家；严禁私自铸造铜佛像；下令将全国绝大多数的铜佛、铜钟、铜法器全部砸碎熔化，用来铸造“周元通宝”铜钱。

当时，有些大臣和信徒对砸佛像感到恐惧，害怕遭到报应。柴荣留下了一段极其经典、振聋发聩的论断。他对大臣们说：

“你们不要怀疑。佛法是以劝人向善为核心的，只要你心中行善，那就是奉佛，何必非要这些铜像呢？何况我听说佛祖为了救度众生，连自己的眼睛、肉体都能割舍。如今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国家连钱都没有，如果佛祖真的有灵，他一定非常乐意把自己的铜身砸碎了，来解救天下的穷苦百姓吧！”

（“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将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

这段话，彻底扒下了宗教神秘主义的外衣。在柴荣看来，神佛如果真的慈悲，就应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如果不慈悲，那砸了也就砸了。

经过这次相对理性的整顿，国家财政大为好转，柴荣的军队得到了充足的粮饷，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尽管柴荣英年早逝，未能完成统一大业，但他为后来赵匡胤建立北宋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和军事基础。

而佛教，在经历了唐武宗和后周世宗这两次连环打击后，元气大伤，那种敢于与世俗王权分庭抗礼、垄断天下财富的嚣张气焰，被彻底打断了脊梁，无可挽回地走上了衰败与依附之路。

六、意识形态的修罗场：华夷之辨与上层建筑的控制权争夺

以上我们从经济基础的角度，也就是从土地、人口、财富的分配角度，彻底剖析了“三武一宗灭佛”的必然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第一要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是，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力同样巨大。除了经济这个核心矛盾外，“三武一宗灭佛”还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斗争背景。社会风气、价值观的冲突，以及儒、释、道三家对于思想控制权的争夺，也是推动灭佛的重要力量。

正如前面提到的，佛教寺院在财富膨胀后，迅速腐化堕落。僧人饮酒作乐、包养情人、私设“淫室”、放高利贷剥削穷人。这种挂羊头卖狗肉、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行径，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激起了广大底层民众和正直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

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华夷之辨与思想排斥。

佛教毕竟是西来的外来宗教。在中国古代本土儒家知识阶层看来，这始终是一种“西方之学”、“夷狄之教”。今天网络上大家还会经常说要弘扬本土道教文化，抑制外来的佛教文化，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古代同样强烈，甚至更甚。

在文化极其开放的唐朝，儒家知识阶层对佛教的排斥态度依然坚如磐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唐宪宗时期，皇帝带头迎奉佛骨舍利，搞得举国若狂，老百姓倾家荡产去供奉。韩愈冒着杀头的风险，上了一道言辞极其激烈的《论佛骨表》。

他在文中毫不留情地指出：佛教是夷狄之法，佛祖不懂得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这种违背伦理纲常的东西，如果任由其泛滥，必定会祸乱国家。他甚至咒骂信佛的皇帝寿命都不长。这篇文章最终惹怒了唐宪宗，韩愈因此“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差点丢了性命。但韩愈的呐喊，代表了当时中国本土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捍卫传统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坚决斗争。

而在南北朝时期，这种意识形态的考量更为微妙。作为异族（鲜卑族）统治者，北魏太武帝激烈灭佛，以及北周武帝“民主”灭佛，其背后有一部分极其深远的政治算计：为了统治汉人、向儒教示好。

作为落后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统治合法性危机。为了巩固统治，他们必须要自我汉化，融入中原先进的文化之中。如果他们继续信奉或者过度推崇同样是外来的佛教，就很容易被汉族地主阶级视为“胡族信胡教”，从而失去统治的文化正当性。

因此，北周武帝宇文邕在灭佛时就明确表示：“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仪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他还公开定性：“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厚其风教，殊乖中国……既非正教，所以废之。”

这就是统治阶级对上层建筑的精确把控：什么思想能帮我统治老百姓、维持社会稳定，我就扶持什么；什么思想敢挑战我的绝对权威，或者与我的核心价值观（儒家伦理）相违背，我就毫不留情地将其连根拔起。

此外，道教在灭佛运动中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煽风点火”角色。佛教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空”，这与道家主张的“无”有相似之处，因而两教在争夺信徒和皇家宠爱时时常纠缠不清，水火不容。北魏的寇谦之、北周的张宾、唐代的赵归真，这些道士在皇帝耳边的进言，直接成了扣动灭佛扳机的手指。

而佛教教义中天然存在的“不拜君亲”（和尚出家不拜皇帝不拜父母）以及虚无缥缈的轮回理论，从根本上违背了封建社会赖以运转的儒家“忠孝”思想。当佛教实力弱小时，皇帝可以容忍你念经；当佛教膨胀到试图用“佛权”去压制“君权”时，大屠杀就不可避免了。

总结：历史的进步性与资本的无孔不入

回顾这四次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我们绝不能简单地用“宗教迫害”这四个字来一笔带过。

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来看，“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虽然手段有时残暴血腥，但其在客观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

这种进步性，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对土地与人口的夺回。当寺院变成了不纳粮、不当差的“国中之国”，当良田和壮丁被禁锢在木鱼声中，国家的经济命脉早已停摆。每一次铁腕灭佛，本质上都是在强行“格式化”社会财富。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隋朝大一统的雏形，乃至唐武宗的“会昌中兴”，哪一个不是建立在寺院财富重回世俗、国库重新充盈的基础之上？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经济规律在刺刀下的必然回归。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这四次沉重打击，彻底打断了西来宗教那种“教权凌驾于王权”的傲慢脊梁。

从此之后，佛教高层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绝不可能存在像欧洲中世纪那样“教皇加冕皇帝”的教权至上局面。皇权，或者说世俗国家政权，永远是不可侵犯的绝对核心。

从此，佛教开始主动向儒、道妥协与融合，逐渐承认并宣扬儒家的纲常伦理，开始彻底向世俗王权低头服软。佛教从高高在上、垄断财富的高端学院派和大地主，逐渐走向了民间底层，变成了讲究“农禅并重”、自食其力的更加平和、驯服的宗教。

回到文章开头的释永信事件。

几千年过去了，封建王朝早已灰飞烟灭。但资本的贪婪、人性中对财富和特权的无度渴求，却没有丝毫改变。今天的某些宗教场所，披着信仰的皮，搞着上市公司的运作，大肆敛财，圈地圈钱，甚至将清规戒律视为无物，这何尝不是古代那些将“十分天下财，而佛有其七八”的宗教资本巨头的现代翻版？

当信仰沦为门票，当功德变成了明码标价的筹码，当方丈变成了CEO，这种异化了的宗教资本，同样在试图吸食社会的财富，侵蚀社会的公平正义。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底层逻辑永远不变：任何试图借用神圣名义来建立垄断利益集团、盘剥大众、挑战社会法治与道德底线的势力，最终都必将遭到人民和法律的铁拳审判。

这份公诉书，是新时期的一道“灭佛诏”，更是对权力异化的一声警钟。但我们要警惕那种“人亡政息”式的幻觉，解决问题的钥匙，从来不在于是否有“诏”，而在于权力是否始终处于人民的绝对监督之下。

今天的中国，不需要毕其功于一役的钢刀烈火，而需要畅通无阻的民主监督渠道。没有制度化的约束，所谓的“灭佛”不过是阵风过境；唯有扎牢制度的篱笆，让劳动人民成为权力运行的“监工”，方能确保公器不私用。否则，再多的“灭佛诏”，也难保昨日之弊不会在明日的灰烬中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