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国开展了四清运动。时任少奇同志秘书的邓力群，参加了北京通县也就是今天通州区翟里大队的四清运动。

在《邓力群自述》中，他讲了自己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对我们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一段鲜活的材料。经过调查，他们发现翟里干部不参加劳动，多吃多占，分配高于社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当地也有漏划的富农和地主，但远说不上干部普遍性的变质了。于是，邓力群提出不要搞秘密串联，要公开活动，搞公开宣传、开会、谈话，并主张在斗争中、运动中发现、挑选和培养积极分子，他还强调说要把我们的政策告诉群众，发动群众，用群众自己的事情来教育群众自己。这其实也是我们做群众工作的一贯的传统。

邓力群还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我们的天下，贫下中农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才翻身解放的，哪里还需要个别秘密谈话?这就否定了少奇同志力推的桃园经验。耐人寻味的是邓力群此时还是少奇同志的秘书，但他认同的并不是身份，而是真理。

桃园经验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县进驻上万人的工作队，先搞秘密工作，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清理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并且这个时候的四清已经不仅仅是清账目、仓库、财务和工分的小四清，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创造桃园经验的王光美有一句话：站在那里看不到蚂蚁，下去一看，遍地都是蚂蚁，下面的问题严重啊!这话很能反映她与少奇同志对农村基层情况的判断。少奇同志之所以认为农村只能搞秘密扎根串连，而不能搞调查会，正是因为他认为基层的干部已经不可靠了，需要先做甄别。这说到底，就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也不相信绝大多数基层干部，依靠外来的工作组，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将人民内部矛盾当做了敌我矛盾处理。

毛主席对桃园经验的批评意见，集中在了1965年1月初通过的文件《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提出：要依靠干部和群众中的绝大多数，反对搞神秘化和烦琐哲学，严禁打人和任何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同时规定了四清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初，邓力群带着《二十三条》回翟里大队去贯彻、实践。当年春节后，当地抓了生产修了水利，粮食产量比1964年增加了60%多。这个案例充分说明，并不是非要搞单干，才能发展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