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前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老师，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这个报告活动。

首先想解释一下为什么用这样的形式作为我这一年的工作总结。一方面是兑现一个承诺，其实很早之前我就说过，想在街垒做一些所谓知识共享的活动，当时还骗了不少人说要来上课。但这个事情一直没有真正推动起来，我自己也起了很多题目，比如地图学，比如左传，但最后都没做出来。不过后来想想也很正常，这几年确实太忙了，恋爱都没时间谈，更别说谈左传了。

但怎么就这么忙呢?开了个店。那为什么要开这个店呢?说实话，一开始我们跟自己说得很清楚——我们想探索公共空间产品的可能性，并且这种空间在商业上是能够自我运转的。这个目标定得很明确。但我们当时其实没有拆解相应的KR，没有抓手。商业上的KR相对好说，不亏钱就行了，但公共性呢？什么是公共性？它的KR是什么？当时根本没聊。我们可能时隔一年之后才倒回来做这个工作，后补一些目标考核。

除此之外，这个报告的结构我其实调整过一次。如果有朋友之前看到过我在朋友圈发的大纲截图，可能会知道最初的版本非常像论文——从综述开始，梳理公共空间这个概念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的发展，然后回到街垒聊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们的愿景、遇到的阻力，留下一些文本和事件相互对话的材料，传达对未来的期许。但写了大概两千多字就写不下去了。为什么呢?主要因为我失去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访问权限，很多文献查不到，只能凭印象写，又不好引用。所以最终呈现的结果是，我跳过了很多文本材料和理论梳理的部分，直接从我们的实践状况出发，美其名曰“以自己作为方法”。

01

哈贝马斯和阿伦特

不过为了避免概念混淆，我还是想做一点相对简单快速的回顾，明确一下在我们这场讨论中，“公共空间”到底指向什么。所以可能会花十五分钟左右援引两位理论家——哈贝马斯和阿伦特。没想到吧?还是有这个部分，逃不过的。

说实话，可能有朋友能感觉到，2024年至少在左派内部，讨论“公共空间”这个概念有点土了。大家越来越不提这个东西，我觉得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当代左派在现实政治中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遭遇了一些失败，所以干脆放弃了这个领域的关注。

但如果我们这次做的事情更多是带有公共空间性质的工作，那还是得回到哈贝马斯——一个可能大部分左派都不太喜欢的人。反正我是不太喜欢他。先道个歉，我之前说哈贝马斯，其实他本人的书我一本都没看过，一部分是因为不太感兴趣，而且曹卫东老师的翻译我实在看不懂。所以这里所有的关于哈贝马斯的引用，可能都来自二手文本。没办法，我现在就只有这个水平。

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我觉得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代的公共空间是如何产生的?有一个表达大家可能相对熟悉，哈贝马斯对公共空间的表述很清楚——他认为公共空间是私人集成形成的公共领域。他在讨论这个概念时，主要的参照是近代欧洲的咖啡馆和沙龙，尤其是文学沙龙。比如在咖啡馆或者某些人家里的聚会，一些上流人士或名人召集朋友们进行交流沟通，最初可能关于文学，后来逐渐涉及社会议程、政治议程等等。哈贝马斯认为这是最好的公共空间。

但后来会有一些批评。我们会说，这种形成途径其实建立在西方社会原本就存在的明确公私界限之上。在“公共性”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公共”很多时候指向国家——比如议会空间、法庭空间、教堂空间，它们当然是公共的，有很多人在这里开会、形成意见。但议会也好，法庭也好，存在一个非常明确的外来权力干涉，需要受制于国家的法律或规定;教堂也一样，受制于宗教权力。

咖啡馆就不一样，它至少在形式上不受国家、教会或上层外部权力的直接控制。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属于私人的——可能是空间的业主，也可能是参与者以私人身份参与活动。但问题反过来，它又不是完全私人的，因为公共空间处理的问题往往不只关于空间内部。典型的沙龙不会花两个小时讨论晚饭吃什么或者窗帘怎么挂，他们总是想把关心的目标放在这个空间的墙和窗户之外。

要介绍的第二位作者是汉娜·阿伦特。参加过本雅明读书会的朋友可能相对熟悉，阿伦特是《启迪》这个系列的编者。阿伦特的书我看过一些，但不多。这里主要提到《人的境况》，我个人觉得这是阿伦特最好的一本著作，写得像本雅明。

《人的境况》和哈贝马斯不同。哈贝马斯那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著作是非常社会学、历史学式的，告诉我们历史上这东西如何演变。而《人的境况》完全是灵性的，凭借作者个人才华对当代社会的生活方式进行剖析，讨论了劳动、工作、现代性、亲密关系等话题。在公共空间问题上，阿伦特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

有意思的是，阿伦特的精神故乡不在十八世纪的咖啡馆，而在遥远的古希腊。所以她一直有个昵称叫“亚里士多德的绝望的女儿”。如果去看这本书，你会发现她讨论的每个章节几乎都在讲古希腊多么好，雅典多么好，我们应该回到雅典。

那她和哈贝马斯的区别在哪里呢?在我理解中，阿伦特叙述里的公共空间概念中的人是“完全去私人化”的。她完全不讨论这些人加入讨论场域之前的私人生活，而是把公共空间视作一种绝对政治的场域。它更像一个议会，只不过这个议会没有来自权力机构的统治，是一个完全自主、自由、自发的议会。

理论部分就到此结束。

02

提倡、挪用、无害化、幽默感

后面我们会讨论一些更实践意义上的问题。首先要讲的是，虽然我们平时不太常用这些概念来讨论店里的事物，但它们其实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我的决策——比如什么是提倡，什么是挪用，什么是无害化，什么是幽默感。

前两个概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具体的认识?可以举个例子。店刚开的时候，大概是四五月份，我们在讨论店里到底要张贴什么样的标语。出于伦理或理论的立场，大家觉得引用更多包括女性主义、种族平等的口号都是有利无害的。

当时出于什么样的客观情况呢?其实一开始这个店的主要参与者主要还是男性。我当时特别担心，假如说只有我一个人在看店，如果我张贴大量性别平等的标语，会不会变成对其他群体文化的一种粗暴挪用?而且当时确实能看到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如果大家关注当时文化圈的新闻，应该知道成都有一家书店民宿遭遇了非常严重的风波。店主是个男的，他想做一个女性友好的空间，所以在招聘时只招募女性店员。但后来因为一些具体操作上的原因，加上他个人的品德问题——具体我不太清楚——反正后来他的女权男身份崩塌了，完全变成了一个资本家招募女性员工来谋取商业利益的叙事。

我当然去过几次成都那家店，我不太愿意相信事情就是这样。我相信那个老板当时做这些决定时，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公共责任感或探索意识在里面的，但最终变成这样的结果，大家都非常不好受。所以我当时特别警惕：什么样的口号、标语或海报使用，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提倡——也就是说我们真诚地觉得这个东西是对的，并且愿意在具体实践中践行这些原则；而什么样的情况只是一种挪用，变成装点空间的纯粹符号，让空间无害化？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没办法自行证明，不能说我真诚它就是真诚的。我们后来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试图引入更多女性参与者来牵头做标语或设计工作，算是阶段性解决了问题。但我会觉得好像也不太行，如果只能依靠具体的女性参与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还是滑入了一种性别本质主义的矛盾——相当于有些话只有女性能说。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这也是我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

后面一段是关于无害化和幽默感。街垒开到现在老被骂，很多时候大家骂的点是“贩卖左翼景观”。我不知道大家在什么意义上理解这个批评，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挺火大的，反正就是很烦。我会觉得这些人可能比较缺乏幽默感。但当时也有人跟我说，你仔细想想，有人骂你贩卖左翼景观，至少他们认为左翼概念本身不应该被如此对待，它应该被用在更有用的地方，而不是在酒吧里当张贴画或贴纸。我觉得有道理。一些口号留在这里，其实是有点明珠蒙尘，某种意义上它们应该出现在更宽阔的领域。

但如果这样，我们怎么去真诚地使用这些在审美或政治上认同的资源，用在这个地方?还是说只要这个地方是商业化的，需要做生意、存在现金流，那这样的做法就是不对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解决。先放到开头，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讨论一下，因为我也没有看到太多理论家在回应这个问题。

可以想象一个抽象的酒吧空间——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酒吧，里面贴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比如“黑人的命也是命”，比如“解放巴勒斯坦”，比如“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所有口号都贴在那儿，哪个口号是最“那个”的?我也可以想一想，其实我知道，但反正我觉得大家都有答案。

我觉得我还是更习惯用设计的思路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把这东西视为一种设计，我们怎么把一个空间的叙事编排成完整的、有开头有发展有高潮有尾声的叙事结构?而不是变成很多抖音短剧或者网大那样，用一大堆互联网梗，或者像春晚一样用过期半年的互联网梗拼在一起，做成一个四小时又臭又长的节目。这是我可能会考虑的问题。虽然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还没有那么政治，但我觉得通过这种叙事化的思考，可能比讨论正义、讨论言行的合一要更轻巧一点，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03

Public or Subaltern

好，OK。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public or subaltern?为什么要提这一对概念?我们现在需要引入第三位理论家——南茜·弗雷泽，二十世纪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学家、政治学家。subaltern这个概念虽然不是她最早使用的，但可能是在她那里发扬光大的。一般常被翻译为“属下阶层”或“底层”。

我们要引入南茜·弗雷泽。刚刚讲哈贝马斯那里留了个话头——公共空间的关注点和影响力打了个问号。哈贝马斯意义上，公共空间的关注点和影响力总是在这个场域之外。但他讨论发生的空间毕竟是有墙有屋顶的，只能容纳几十个人。

而且跟咱这还不一样的是，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参与这种上流沙龙的人是什么背景?律师、医生、职业文人、政府官员、大资本家，当然也有小生产者，但总之是相对富足、有闲、优渥的阶层，可以去阅读文学，没事喝个酒，参加政治聚会。

他们在一个阶级封闭的背景下讨论的内容，可能会影响那些完全无法加入这场对话的人的生活。参加了本雅明读书会的大家刚读完波德莱尔的诗应该有印象——巴黎街头一个非常fancy的餐厅里，有个父亲带着儿子吃大餐，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幕墙，外面就是一个老乞丐带着儿子要饭。波德莱尔没具体讲他们说了什么，但我们完全可以解读：这个父亲可能在给儿子传递一套自由主义价值观，主张政府取消最低工资、取消最长工作时长——这种对话在fancy餐厅里很可能发生，但跟外面的老乞丐没什么关系。而且如果这个父亲在另一场讨论中说应该清除巴黎某片棚户区，因为它们影响市容，那老乞丐可能就没家住了，被赶到南方的普罗旺斯或马赛去了。

那哈贝马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用了一种我觉得有点天真的方式回应：他说这是张力所在，是矛盾所在，或者说用辩证法来说，因为公共空间总是在考虑它之外的问题，而它能包容的人永远有限，所以存在一种从外部到内部的张力。外面的人想进来参与对话，通过参与对自己的命运产生影响;里面的人出于公共性的目标或交往理性的前提，也愿意、可以、甚至必须接纳更多人参与到讨论中。这是哈贝马斯给出的愿景。

那弗雷泽是怎么说的?弗雷泽会告诉我们存在一个东西叫做SCP。当然不是那个SCP基金会的SCP，是弗雷泽意义上的SCP——Subaltern CounterPublic，属下阶层的反公共。

“反公共”这个词，因为counter总被翻译成“反”。但如果大家对社会运动有些了解，比如六十年代美国嬉皮士的反文化运动，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文化了，不是这样的。所谓反文化，只是说我们现在理解的culture本身已经被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基督教的、昂撒的文化传统所结构，除此之外都不被视作文化。所以嬉皮士们为了突破这个限制，去寻找更多元的文化资源，开始学瑜伽、学印度教、来中国漫游。同样，counterpublic也不是说我们不要公共空间了，不要公共性了，而是在弗雷泽看来，属下阶层——比如女性、工人、农民，这些相对边缘和弱势的群体——他们也有自己类似的、规模更小的讨论空间或场所。这东西当然不被认为是主流，但它其实总是和那个大写的public本身是平行的。

这和哈贝马斯的区别在哪里?哈贝马斯认为一个人必须进入那个大写的、唯一的、singular的公共空间之中，才能够言说，才能为自己言说。但弗雷泽觉得不是这样——我们一开始就存在着更多不同的小的public场域，只是它们和那个大写的public存在着一种矛盾、相对平行、偶尔交叉的状态。

我觉得这东西其实非常真实。大家有些社会工作经历的话，可能知道我们会遇到很多做女工帮助的机构，或者服务外来流动人口的机构。在相对好一点的社区氛围里，那些我们平时觉得木讷、很难沟通的民工，在这样的地方可能有很多话想说；但如果在街上，他们就会变得拘谨、害怕。一个良好的工人社区的营造，会让他们觉得“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东西是我能说的，而且说的是关于我自己的”。这种氛围或形式，确实和我们主流——在麦当劳说话、在大学书店参加讲座——完全不一样。同样讨论女工问题，在书店讨论和在NGO空间里讨论，方式完全不同。

所以同时存在着这两种解读。我们从这里延伸出来思考：我们需要营造的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想做的事情，是去营造一个规模更大、更能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的空间，让不同观点、不同背景、不同习惯、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能自由言说，产生良性交流，最终互相提携、交流互鉴?这东西听起来当然很美，但就像我不太认同哈贝马斯那个过于天真的判断一样，有些东西我做不到。很悲观。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去思考什么样的东西是我们所属的那个subculture——当然在有的人看来，这是一种自我东方化，因为你限制了自己的表达所能触达的人群。但我觉得最好的结果是同时存在这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对外发言的人，使用一种更有条理、更能被讲清的方式向公众或那些尚未被说服的人去说服，尝试进入那个大写的public空间，把自己的观点带到主流趋势中去;另外一部分人负责引导情绪、管理情绪——你总需要这样一个community，让属下阶层在主流社会感到被挤压、被排挤之后，能够找到归宿，互相抱团取暖。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结果，同时需要两种人做不同的事情。

这里其实可以回应刚刚听众的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着一些更不容易被骂的符号表达?当然是存在的。比如哈贝马斯肯定比斯大林更不容易被骂;或者找一个同时期的人物，汉娜·阿伦特可能就比列宁更不容易被骂。但汉娜·阿伦特也挺好。哈贝马斯肯定没有哈马斯那么容易被骂。大家知道我什么意思吧?就是在某些问题上不容易被骂，很有可能在理论领域里，不容易被骂本身就是一种保守性和懦弱的体现。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维度上如此谨慎地思考使用什么样的资源，我是打问号的。假如我们真的要去寻找的不是那个大写的public空间——因为我觉得我们做不了——而是后者，一个属下阶层的空间，那么被骂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

在这里如果我们能够统一一个“我们”——为这里的工作人员，为我们一些熟悉的客人朋友们——彼此share的一些价值观，那么把这些东西用一种可能会被骂的方式表现出来，我觉得它的意义，或者说在我看来它的可能性，要比去塑造一个刚刚描绘的那种非常古希腊式的、公开开放的理想性公共空间讨论领域，更有意义，或者说更能做得出来。

我觉得这么说会让一些之前我们在这里Argue过的话题变得更加清楚。比如至少在这里，地域笑话看起来比性别笑话更容易被接受。我们讲很多新疆人段子，从来没人骂;讲河南人段子，也没人骂;讲山东人段子，同样没人骂。但如果要讲一个性别笑话，就会被骂。当然这不代表我想讲性别笑话，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做这种有罪推定——只要开始问为什么不能讲性别笑话，就会有人说你是不是想讲性别笑话?我觉得不太好，我真不想讲。

当时有人会觉得，如果我们要禁止性别笑话，就需要列一个长长的list，标题就叫"街垒禁止的笑话大全"，把大类写得非常清楚——性别笑话不能讲，同性恋笑话不能讲，河南人笑话不能讲，穆斯林笑话不能讲……每一条还要配上解释，比如什么是穆斯林笑话?再把它写一遍。

如果我追求一种普遍的公义，要为这个社会立法，我们当然可能要思考这样的问题——虽然不一定用清单的方式，但确实需要思考：在普遍的话语结构中，哪些东西是被压迫的?有些我们能看见，有些我们看不见，或者看见也选择不看。比如相对来说，河南人问题就是这样。

但如果只是在做一个有行动性的小圈子——当然"有行动性"这个词也很抽象——就是一个勇敢的、团结的小圈子，能打胜仗，作风优良，那么这些问题可能就没那么重要。但我觉得当然还是得聊，并不是我们会跳过这个讨论。只是这个讨论的落点，不是要去捍卫一个政治或者道德原则，而可能落到具体是谁、具体这个群体中什么身份的人在被冒犯，然后从这关系出发去展开讨论，我觉得也不用担心这种讨论会造成某种政治性上的损失，如果这种关系本身的出发点就是政治的话。

04

筛选与教育

后面是"筛选与教育"。这两个词都非常傲慢，完全傲慢，但很难说哪个更傲慢，反正都挺傲慢。如果我们明确一点——我们正是在做一个不是对所有人都公开的空间，因为它不是一个大写的public，或者说它在表层是对所有人公开的，但在内部、在看不见的地方存在一些barrier，把一些人阻挡在外。有些是我们想阻挡的，有些是我们不想阻挡的但也被阻挡了。那么这个barrier如何设置？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客人，不想要什么样的客人？这个事情大概有个模糊的感觉，但怎么把那些不想要的客人排除出去，我觉得大家没有形成非常明确的认知，或者说没有拉齐认知。

比如有人可能会泼水，有人会叫警察，我是警察的好朋友，正义的伙伴。有的人可能阴阳怪气，有的人可能会非常体面地说"我下一杯酒不会再卖给你了"。很多人可能给他甩脸色，他觉得不舒服之后就不会再来了。大家总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没有赶客人的SOP。于是不同人面对同一情况的不同处理方式，就容易陷入一种激进性的螺旋：泼水的人会觉得叫警察的人保守，不够英勇，不够重拳出击;叫警察的人会觉得泼水的人只会把事情扩大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叫警察的人可能也会觉得甩脸色的人没有传达到位，那人没看懂，下次还会来;甩脸色的人可能会觉得叫警察的人屁大点事，没必要兴师动众，这些事情可以在桌子下面完成。总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部分非常重要，但因为怎么说呢?我其实也是最近三个月之内才开始想明白这些东西。一开始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开放，我真的抱着那种非常朴素的、对人类的善意，觉得任何一个走进来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我的朋友，所以还是可以be nice一点。后来发现没必要。

如果我们都拉齐了认知，觉得要进行筛选，那么我们有很多标准：比如说了某些性别玩笑、发表某些言论，让在座的其他客人感到不舒服;比如在这里大喊大叫，在这里展现男性魅力，等等。但这些东西能不能被系统地概括出来?我不知道。而且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下一步——在遇到这种情况后，用什么方式有效且体面地让他出去?这东西能不能形成负面的共识?

我比较悲观。但可能很多时候还是得依靠大家的随机应变、临时机动反应。毕竟在一个非常小的地方，你的意见传达不用经过BP总监、组长再到员工，没有这么长的关系网络，很多时候面对面直接沟通的处理可能更有效。但我觉得这可能是之后大家要继续学习的东西，如果大家还在这里上班，或者还想把这里做得更好。反正跟我是没什么关系了。

之后还有另一个问题：除了把人赶出去，是不是还有别的方式?我们相不相信可以把一个人变好?当然这非常傲慢，"好"和"坏"也非常傲慢，但咱就这么说。或者说，我们是否知道自己也没有那么好?大家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在生活上都有普遍的缺陷。有人是银行家，有人年薪两百万;有人说话没有眼力见;有人像疯狗见谁都咬。在阶级性上，在社会阶层意义上，在具体沟通方式的处理上，大家都没有那么好，大家都会做一些坏事情。

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比那些被赶出去的人更好，那么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完美——可以相信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让他们也变得更好一点?我知道这样的说法，特别是在女性主义的圈子里，大家会越来越厌倦。你去微博上跟一些男的说上野千鹤子，我完全理解这种厌倦。但怎么说呢?没有办法。当然你不是任何时候都要支教，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完全放弃了这种把别人变好的期待和可能性，它可能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我就是这样一群人，只是在抱团取暖，我没办法改变那个所谓的真实世界，那个真实世界对我来说完全是外部的，我跟它不一样，也没法跟它沟通。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就没那么好玩了。当然，如果能给大家一点点情感上的慰藉，也有它的意义。但至少从开始做的时候，我还是期待这个东西能够面向一个更广阔的群体，能够让更多本来让我们觉得很坏的人——或者他其实很坏的人——变得更好。

我觉得也有一些良好的案例。比如有的人变得更有眼力见了。我觉得还是可以教育的。我真诚地、饱含期待地希望，之后的朋友们在面对那些但凡有一点可能性还能沟通的客人——就是不在一个频道上，或者你觉得他很讨厌——还是可以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跟他们讲一讲，上野千鹤子怎么说，David Graeber怎么说，或者也不用他们怎么说，你觉得是怎么想的。

当然也并不是你说一句话对方就能理解你，我觉得不应做此要求，但这是能力问题。我们需要不断思考，说什么样的话，这些话怎么说出来是更有效的。面对一个具体的客人，不是你把正确的话说出来，它就能产生效果。但我相信，有的通过特定的方式去说，是能够产生效果的。如果在这里做一个柜台服务业的工作，你确实有很多机会去操练这样的练习，去思考，去不断尝试，得到反馈，再调整。大家可以带着这个意识去上班，看看自己怎么做会产生教育性的、建设性的结果，通过一些小小的改变，把事情变得更好。

05

公共议题还是私人事务

好，接下来：公共议题还是私人事务?本来我这里做了一个引用，但我好像漏掉了。也是一个女性主义理论家。她会问一个非常好玩——也不是好玩，非常重要的问题。哈贝马斯老是在说家庭和公共空间是不一样的，家庭处理自己墙壁内部的事情，为了满足家庭参与者的再生产需要，让人觉得舒服，所有的对话和行为都建立在为家庭内部人员服务的这个目的之上。但公共议题、公共空间总是要面向外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会暗示家庭内部的问题是不公共的。但有人会问：如果一个女性被家暴了，这件事情是公共性的吗?

对哈贝马斯来说，他可能没想过这个问题，老白男不会想这种问题。家暴属不属于公共问题?如果不是公共的，那么被家暴的女性无法在公共空间中得到支持和帮助。这就太绝望了——要么只能成为纯粹受害者，要么就是匹夫之怒，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只能导向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当然觉得这是不对的。

这个问题给了我们什么提醒?在于当代，公共性和私人事务之间是否还是有界限的?因为我那篇文章还没看完。但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给大家讨论一下。比如我们两个月前发生过一件事，我们驱逐了一些店员。在这些被cancel的人的发言和辩护中，他们认为我们在做的是党派政治——因为有些人不喜欢他们，所以在内部拉帮结派，通过不合法的(因为没有投票)手段把意见包装成众议，把他们赶出去。

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他需要做这样的辩护?在这个问题上我暂时没必要判断双方谁对谁错。他其实在说：如果不是政党政治的结果，我就不会被赶走。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和其他具体个人发生关系时，这不是一个公共政治的问题。

但回到现在，我们可以再想一想：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些人的行为本身——是有公共性的吗?它本身是否天然就是一个可以被当作政治话题讨论的问题?而不需要去援引政党政治的斗争方式。我是否可以非常坚定地说，你这么做就是违反了这里的Protocol和我shared的价值观，在政治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是国家蛀虫，所以我现在把你驱逐出去？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

这个问题之后，还有很多别的展开。我觉得都可以列举，因为所有东西都没有答案，但可以列举。比如，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治精神病?很多问题我觉得都可以概括。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治精神病?我一直觉得是可以的，但很多人觉得不可以。我意思是，我们所有人带到这里来的不良情绪——你的原生家庭，你的职场关系，你的老板特别傻逼或者你的女朋友、你男朋友特别傻逼，但你还想跟他们谈恋爱，或者怎么样?所有这些，我们一般有三种解决方式。

一种解决方式是：我觉得太无聊了，你别跟我说，不想听，对人类的、对于人类具体的情感没有兴趣。就这种态度。另一种解决方式是你表现得非常像一个知心人类的角色，去告诉他"I know your feel, bro"，用一种情感劳动的方式去疏解他们的痛苦，或者说让他们得到一些情感上的支撑。这也是一种解决方式。

但还有一种解决方式，听起来非常中二且抽象，但我还是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反复地、不断地告诉大家，你现在这么苦是有原因的。你负重前行，是因为有人岁月静好。所以还是得报仇。帅啊。还是得报仇。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已经被这套东西听厌了，但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通道，让我们把私人事物导向一个公共化的领域之中。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反过来想，还有什么是真正公共的?如果公共性的议题和大家的生活没有关系，那它为什么重要?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所以我觉得，可能确实有一些问题是被更多人关切的，比如家务劳动、社会福利、最低工资，这些问题被普遍关切，所以天然就已经被公共化了。但可能有一些我们具体的问题——比如浪漫关系、性关系内部，或者家庭内部——这些东西可能也在逐渐被公共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有更多的政治化讨论参与这些话题。那可能还有一些议题，大家会觉得这是纯粹私人的，完全和自己有关，无法通过一种总体性的视角去do something better，比如精神病。

然后，相关的还有先锋队还是。对，这里其实会讨论，虽然这个名字看起来很帅，但其实是每天在发生的对话。包括我们之前阿晨最早开始跟我们battle这个问题：为什么这里的群连群规都没有?我当时给他解释是"立法时刻"，我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对于这样一个酒吧，或者说对于这样一个群，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规则?我们能用什么样的规则合理有效地管理这些人?这些规则的制定应该如何制定?由谁制定?由谁起草?由谁投票通过?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政治性、建设性的工作，我们现在都没想过。但我当时——即便到现在——依然表示怀疑：这件事情真的要做吗?

我之前朋友圈发过一个爆论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在这里引用一下。比如互联网上的仇恨言论。有两种我觉得都足够有德行的处理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认可审查机构、言论控制本身的天然合理性。为什么合理?因为存在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有好东西有坏东西，有毒草和鲜花。所以我们为了人民群众整体文化水平和道德素养的提高，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就要铲除毒草，把坏东西都挖掉，把空间留给好东西。正如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舆论是一个阵地，你不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阵地上，如果没有掌握审查工具，不能点删帖键把帖子删掉，那就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和这些坏东西对抗。而同意这一点之后，相应的结论就是：如果有一天别人掌握了审查机器用来对付你，你也不能说这在工具伦理上是错误的，只是你没拿到那个机器本身。概括来说，审查是有道理的，但审查应该落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自己去做"好审查"，而不要把这个东西变成有害的。

另外一种我觉得也很有德行的对应方式是：OK，我们就是无政府状态，互联网就是一个大型角斗场，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进行无限制绞杀，大家互相攻击、互相破防、互相叠更厚的甲，长出更大的拳头，成为更凶残的人。

我的意思是，在我的想象中，就这两种东西是合理的，都能够自圆其说。但我越来越有点厌倦一些——一方面觉得舆论审查天然不应该存在，但一方面又在事实上进行越来越严苛的出警。要不就认可自己是先锋队，我们就是抄着先进先锋文化的大棒在打人;要不然就是给对方一个平等对话的位置。

就像我上次跟谁聊过，我突然特别怀念——现在也不怀念了，已经过去了——我那时突然特别怀念一些启蒙理性的价值观：虽然我不同意你说的，但我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任何人未经审判不应该被定罪，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黄金光泽的启蒙理性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往下推，得到的结论是：我们需要不断去和不同的声音发生冲撞。有可能就是冲撞，因为我们发现，在当代，我们可能越来越难以在不同的bubble之间进行交流。这种理解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你每天都在发生更大粒度的互相碰撞——每天在朋友圈看到更讨厌的人，在微博看到更多。但你不能寄希望于微博把这些都删掉，对吧？

所以同样，从这里推出来：我们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在经营这样一个地方?如果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空间，我们在什么样的意义上需要一套法律、一套宪法去约束大家的行为?我觉得当然还是需要一些法律，比如不能杀人。还是需要的。但到何处为止?比如我们能不能骂人?能不能在这里骂另一个人?看来是可以的。那就再往后走，我们是不是可以骂一个人傻逼?

这也是个很有趣的工作。如果我还在这里，我还在吧台的话，我可能依然会倾向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处理方式，还是尽可能把一个更开阔的话语空间交给各位。因为生活中审查已经很多了，确实不想再给大家套一层束缚。但在制度层面上会这么做，在个人层面上，如果还有精神的话，可能还是会尽可能积极地跟那些我觉得不对的声音去做礼貌或不礼貌的对抗。

如果大家最后改革的方向，是让它变成一个人说了某些特定的话就要被永久驱逐出去的地方，我会有点难过。但最终走到这个样子，我也理解，因为很多关系紧密的组织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而且它也至少在倡导一些少有人倡导的东西。我们确实不太在一个线下空间里有的价值观，它还是缺少的。所以我们进行这样一种倡导，至少在社会普遍大盘上做到一个平衡，我觉得也OK。但这个决策也交给之后的诸君了。

06

公共空间和空间？

这里给大家讲个好玩的。怎么说呢?小时候——还是回到哈贝马斯——就老看别人说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说公共空间：一群市民在咖啡馆里聊天，讨论，形成一个普遍的舆论集体，然后通过这个舆论集体去和社会政治发生关系。听起来非常美好。所以我在上大学开始就想做这样的尝试，按照这条思路去组建一个空间。包括后来老板说拿一笔钱可以开个酒吧的时候，当时确实挺兴奋的，觉得这样一个理论的图谱终于可以落到现实之中，我们去操练一下，看这个到底能不能做出来。

但是半个月前开始读了一些二手文本——比如《哈贝马斯关键概念》——发现不是这样，我被骗了。在《哈贝马斯关键概念》里，咖啡馆沙龙仅仅是一种当代民主空间的滥觞，或者说发源。就像当代美国民主制和古希腊民主制有关系吗?有，但古希腊民主制不是美国民主制。也就是说，咖啡馆其实和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是不重合的，甚至重合的一点都不多。

其实哈贝马斯后来——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那本书里——他自己都说，最符合他对公共空间想象的东西，其实是报刊、媒体、杂志。因为这些东西在20世纪，特别是西欧、北美报业发展，使得它们阅读量非常大，全国可能一半以上的人在读同一份报纸，读到同一篇文章。报刊的作者也是受过教育、有门槛的——我这么说可能对哈贝马斯不太公平，但我觉得，能够符合他笔下那种对于交往理性、商谈民主的事实和理性要求的人，才能够在这样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他们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频繁更新的频率又能够让不同的作者在这样的版面上不断对话，不断论战。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东西是抽离肉身的。报刊媒体和酒吧或咖啡馆的最大区别在于，报刊没有空间。没有一个线下的地方，我们不用走过来，不用坐在这里，不用和一个具体的人面对面。我们不用考虑对面怎么想——因为如果你坐在这里跟任何一个人说话，你会考虑他的感受，包括他会不会感到难过，也包括他下一秒会不会给你一拳。

所以回到一开始哈贝马斯对于公域的解读——所谓的"私人聚集变成公共"的途径——你会发现，在他的想象中，越公共的东西，其实和具体的、线下肉身的体验，是完全冲突的。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我们需要在这里更多地照顾不同人的感受，让不同人感觉到舒服、放松，那它在公共讨论的力度上就是欠缺的。因为你无法像在写文章时那样毫无顾忌地、深思熟虑地、束缚更少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很多东西可能变成一种我以为我传达到了，但其实你没get到;或者有些东西我非常想说，但碍于某种原因还不太好说，就这样被埋在了冰层之下。

这是我一周前突然看到的东西。没有写进我的辞职文章里，但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迫使自己要离开的原因——我发现我五年前、三年前读错了哈贝马斯。哈贝马斯没有告诉我说你开个酒吧就能达成公共空间。他说不行，你还得办报。

07

这一切真的有意义吗？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最后的发问并不是站在完全虚无主义的立场上说，我们聊这么多最后不过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还是得回到讨论公共空间时非常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讲这件事情。

哈贝马斯——不管我们说18、19世纪的咖啡馆，还是20世纪的报刊媒体杂志——它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孕育出公共空间这个领域的?它真的在产生效果。如果你看《战争与和平》或者《人间喜剧》这样的著作，会发现当时的贵族沙龙就是——这个人今天从这个伯爵夫人的沙龙里出来跟大家聊完天，明天就要去议会开会了。这些讨论的结果直接施压到国家政治的方方面面。包括报刊媒体杂志也是同样的，一份报纸印出来，全国一半以上的人都在看。在一个民主制投票政治的结构下，你通过媒体宣传让更多人接受你的政治施政纲领，就能在下一次选举中获胜。这些公共空间的讨论，就是在发生效果的。

而在这里，在本朝，以及在太康末年的东晋朝廷，不是这样。这个过程不是如此发生的。可能在北戴河是如此发生的——可能在北戴河的某个别墅里，某个伯爵夫人也在办着她自己的沙龙，可能有人开完这个沙龙明天就会去参加北会，也有这样的可能性，但这些东西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但我还是想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自己的问题。即便到现在，我可能还可以说自己在做一些社会工作，做一些所谓公共性的、社会公益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和这个酒吧好像没什么关系。

我如果不开这个酒吧——对我来说，不开这个酒吧，我可能有更多时间去做一些直接和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发生冲突的事情。比如我们有店员刚从蔷薇回来吧?如果你不在这里上班，你可以在广东真实地面对那些带着孩子、面对着普遍父权压迫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迫的务工女性，和她们真实地发生交流，跟她们的孩子一起玩，和她们一起做实验戏剧。这些工作毫无疑问要比在这里开店更有意义——在社会普遍的福祉上来说。所以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如果把这个店关掉，能够做更多好事。

而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即便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那种公共——即便我在这里形成最大程度的交往理性沟通，能够形成大家互相彻底的理解，形成一个正确且有效的统一目标和意识——但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怎么把这个东西推到现实正在发生运转的政治机器中去？这个事情确实太难了。

最后，还是荐读两篇文本。我一直想放这个东西，但没找地方放，但我一定要放。一本是王笛老师的《茶馆》和《袍哥》，对于巴蜀地域的民族认同。我觉得至少《茶馆》还是可以看一看的。茶馆非常好的展示了在近代中国早期、新中国晚期，在成都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地方，一个公共空间的雏形。其实茶馆挺像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的那种沙龙环境的。

我可以举些例子，如果大家没看过的话。比如当时有排演新式戏剧——看戏是当时民间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当时的编剧作者会试图通过编剧的方式去宣扬，我们现在可以说宣扬民族主义，比如宣传抗日，宣传自由恋爱，宣传所谓西方生活方式。那么关于这些戏剧能不能上演、在什么样的茶馆能上演，曾经是非常激烈的讨论。会有满清官员或民国官员觉得这些东西有伤风化，不利于社会稳定团结，有伤淳古之风，所以需要禁止——所谓的"淫戏"，他们觉得这些是毒草，要加以铲除。也会有开明派的文人在报纸上说这些东西是先进的、进步的，我们如果要救国图强，就要接纳先进文化。然后来回吵，最后发现没有办法，因为有人要看。比如旁边茶馆在演打日本人，你的茶馆在演《空城计》——《空城计》大家看了两千多年了，打日本人大家没见过啊，所以大家肯定会去看打日本人，去看新的东西。在这种社会普遍用脚投票的结果下，往往是被开明派文人所推崇的进步戏剧，被更多的茶馆作为主要戏剧公演的场合所接受，从而产生对社会的所谓对话或教化的功能。

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比如大家可能知道一个词叫"吃讲茶"，就是袍哥人家解决争端的方式。特别是到晚清时期，清政府的吏治在四川出现了一种几乎崩溃的状态——当官的没有太多资源和能力去管理民间事务。所以在普遍民法领域，比如一些商业纠纷，大家选择的解决方式就是约到茶馆里吃讲茶。比如双方有合同纠纷，往往会各拉一个大哥，或者找同一个大哥。大哥往往就是袍哥组织在四川某个码头的话事人。他们会找到这样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的话事人，来到茶馆开始说这个事情。我们那边会流传一些在这种习俗下流传下来的谚语，比如"茶碗有三坨，说得脱走得脱"，前面是为了押韵，意思就是这件事你要是能说清楚就能走，你要是说不清楚，那就三刀六洞。

当然这里面存在我个人对于秘密结社和暴力社会的审美，但我意思是，当时的四川存在着这样的民间结社组织。当时整个四川60%或70%以上的成年男性都是袍哥，袍哥话事人在当地的话语权远远高于当地的县太爷。所以最终是一个社会资源调动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即便能够形成非常先进的理论和非常良好的氛围，但如果这个东西没办法变成更普遍的政治资源，那很多东西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就像现在很多人对我的批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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