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与阶级分析

很多朋友对于股票与阶级的关系感到困惑，一个无产者，买了股票是不是就掌握了一部分生产资料?是不是就不是无产阶级了呢?今天这篇文章就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站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股票这一现代金融工具的本质其实并不是很多乏走狗们所说的那样，是“财富民主化”的阶梯，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极端异化。

长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与辩护士们，如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暗示的那样，试图通过宣扬“持股民主制”来模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他们编造了一个动听的谎言：只要劳动者持有几股跨国公司的股票，那么工人也是“资本家”了，阶级斗争也就变成了“左手打右手”，阶级矛盾就随之消解。他们宣称阶级矛盾可以通过累进税、社会福利和股票分红得到根本解决，资本主义正在自发地演变成一种和谐的制度，这种论调在经济繁荣期极具迷惑性，不过历史证明，一旦资本积累遇到危机，资产阶级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削减福利、打压工会，所谓的“和谐”只是掠夺全球(尤其是第三世界)红利后的暂时妥协。

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阶级的划分标准从未因资产证券化而改变，其根本标志始终是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支配与管理关系。股票的出现，不仅没有消灭剥削，反而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和金融衍生，使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实现了一种跨国界的、更加隐蔽的、甚至带有“自愿”色彩的深度嵌套。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股票被定义为“虚拟资本”—— “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它们不外是取走未来生产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的权利证。”由于证券化，一份资本幻化成了两个存在：一个是实物形式的现实资本(在厂房里在生产领域)，另一个是以所有权证形式存在的虚拟资本(在交易所里)。但很显然，社会财富并没有因此就发生了翻倍。也就是说股票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它不是劳动产品)，但它却有价格。它的价格波动往往取决于社会信用、心理预期和投机，而非实际生产能力的变动。它代表的是一种索取权。你买股票不是买了生产工具，而是买了一个“合法参与剥夺劳动者未来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凭证。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就曾论述过，进入垄断阶段后，金融资本会与产业资本融合形成金融寡头。在2026年的今天，这种金融寡头的统治不仅没有削弱，反而通过所谓的“指数基金”和“被动投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度。

指数基金是一种不试图“打败市场”的基金。它通过购买某一特定市场指数(如标普500指数、恒生指数)所包含的全部或大部分股票，来复制该指数的表现。而被动投资主张“躺平”，它不关心中小企业的兴衰或生产过程的优劣，只是按照既定的比例(通常是市值权重)自动地、机械地把资本投入到那些巨头公司中。这两者的结合强化了金融寡头的垄断统治和“食利阶层”寄生性的极致化：

由于指数基金按照市值加权，这意味着越大的公司获得的资金注入就越多，这导致了资本的“强者恒强”。西方学者的研究显示，贝莱德(BlackRock)、先锋领航(Vanguard)和道富(State Street)这“三大巨头”通过指数基金，成为了几乎所有全球大型跨国公司的最大股东[1,2]。其结果就是竞争消失了，垄断加剧了。因为同一份指数基金同时持有一行业内所有竞争对手的股份，它并不希望这些公司打价格战，而是希望它们集体压低工人工资、提高产品价格。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球的、隐形的金融辛迪加。而被动投资是食利精神的最高体现——资本家甚至不再需要行使“监督劳动”的职能。指数基金的流行意味着资本的流动不再基于对生产效率的评估，而仅仅基于“它是否在名单上”，这进一步加剧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只要一家公司在指数里，哪怕它压榨工人、挥霍资源，也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灌溉。这种资本与现实生产过程的彻底脱节，正是列宁所说的“寄生性的资本主义”。

另外，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于2026年3月发布的最新《分配金融账户》数据[3]，截至2025年第四季度，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群持有了全美约50%的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其价值高达25.6万亿美元。相比之下，底层的50%的人群仅持有约1%的份额，价值仅为5400亿美元。这种极其悬殊的比例清晰地表明，尽管股票号称是对大众开放的投资工具，但在实际的阶级结构中，股票本质上依然是极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工具。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通过大量历史数据证明，资本收益率(r)在长期内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g)，这意味着拥有大量股票资产的阶级，其财富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仅靠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

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我们必须对庞大的“股民”群体进行深入的阶级分析。

首先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金融寡头。他们不是在“炒股”，他们是在统治。通过资产管理巨头(如前文所说的“三巨头”)，大资本家们实现了对全球前500强企业中绝大多数公司的绝对或相对控制权。这些机构作为资本的“总代理人”，其背后的受益者是极少数跨国资产阶级。对于他们而言，股票是行使经济主权的权杖。他们利用股权结构中的“同股不同权”或“交叉持股”手段，将全球数以亿计的劳动者纳入其剥削体系。西方学界对“机构投资者影响力”的研究显示，这些巨头通过董事会干预和所谓“ESG”标准(资产阶级为了在金融化时代加强对全球产业链控制，而制定的涵盖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的制定，实际上在微观层面主导了全球工厂的剩余价值分配。这部分人的阶级属性是彻头彻尾的剥削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

其次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持股者”即“小资产阶级股民”。这部分人多为职业经理人、高级技术专家或劳动贵族。他们的经济来源虽然包含一部分工资，但其财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市场的资产溢价。资产阶级政府将这部分人的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的资本扩张深度捆绑，使他们的意识形态被或多或少的股票资产所绑架，产生了与大资本家利益一致的幻觉。正如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指出的，这一阶级具有典型的两面性。在股市繁荣时，他们幻想着通过资本所得实现所谓“财务自由”，跨越阶级阶梯，支持资产阶级的对外扩张和对第三世界的掠夺;而当金融危机爆发、股市暴跌时，他们又会因为阶级跌落的恐惧而表现出对现行体系的极大不满。由于他们并不掌握核心生产资料，在资本的惊涛骇浪面前，他们必然是脆弱的附庸。典型的案例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引发的股市动荡，在这些时期，大量中产阶级的资产均出现了极速缩水。

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09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中位数资产净值暴跌了39%[5]。而在美联储开启量化宽松(QE)后，资本以极低成本进入股市和不良资产市场，从2009年复苏开始到2012年，美联储的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的7%家庭的财富增长了28%，而其余93%家庭的财富实际上缩水了4%[6]。2020年疫情期间的阶级降维打击则更加精准且迅速。当全球股市因恐慌触发熔断时，底层劳动者面临的是失业和收入中断，而拥有资本的中产则在市场流动性注入前经历了剧烈的资产波动。根据美国税收公平组织(ATF)和政策研究中心不平等项目(IPS)对《福布斯》数据的分析[7]，在疫情期间，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2.1万亿美元，他们的集体财富激增了70%——从2020年3月18日新冠危机开始时的略低于3万亿美元，增至2021年10月15日的超过5万亿美元。目前这745位亿万富翁所持有的5万亿美元财富，比美联储估计的美国底层50%家庭所持有的3万亿美元财富多出三分之二。而另一边则是冠状病毒对劳动者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近8900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超过449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超过72.4万人因此死亡(美国统计数据)。与此同时，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指出，约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劳动者在疫情首年失去了工作或被减薪[8]。这种“K型复苏”本质上是资本利用股市作为杠杆，在中产和底层忙于生计救济时，通过资产价格暴涨完成了对社会剩余价值的二次分配。这些均证明了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小额持股的小资产阶级，本质上是作为大资本的“风险缓冲垫”存在的，他们并不能通过股市改变自己被统治的地位。

第三类股民则是那些被生活所迫、试图通过股市博弈来改变命运的普通无产阶级持股者，即所谓的“散户”中的大多数。这部分人投入股市的资金往往是维持生存的工资盈余，甚至是借由高杠杆借贷而来的血汗钱。从阶级属性上讲，他们依然是无产阶级，只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容易被资产阶级的金融幻象所侵蚀。在信息极度不对称、算法交易横行、内幕交易层出不穷的资本市场中，这些无产阶级股民实际上成为了金融资本收割的对象。西方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这一群体的悲剧性。伯克利大学教授Barber和Odean[4,5]对数万个交易账户的长期追踪显示，散户投资者的年化回报率大幅度落后于大盘，且在高波动期往往面临巨大的财富流失。这种“绩效惩罚”(Performance Penalty)意味着散户的参与本质上是在向机构资本输送利润。股市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很多时候并非获利的工具，而是资本家在分配环节对剩余价值进行二次收割的“收割场”。劳动者阶级在工作中被剥削了一次，又在证券账户里被金融算法和内幕交易剥削了第二次。

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为何股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阶级划分。阶级划分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股票只是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法律形式分割成无数细小的份额，但生产过程中的指挥权、分配权和剩余价值的占有权依然高度集中。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高形式，也是它通向社会公有的过渡点，但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这种过渡只能是变相的垄断：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的过渡点。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西方资产阶级研究机构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经常提到“资本集中化”的趋势。OECD 2019年的报告[9]指出，尽管上市公司数量在某些市场增加，但在全球范围内，集中型所有权已成为主流。在全球约4100家上市公司中，前三大股东平均持有公司50%以上的股份，资本所有权的实际决策权高度向少数管理中心集中。而Vitali等人[10]分析了全球43060家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所有权纽带，发现全球跨国公司的权力呈现出明显的“领结”形状：其中1318家公司通过交叉持股控制了全球跨国公司运营收入的60%，更惊人的是，在这个核心层中，核心部分的147家跨国公司掌握了全球跨国公司经济价值近十分之四的控制权，而且这些公司几乎完全控制着自身。因此，核心部分中的顶级持有者可以被视为全球企业网络中的一个经济 “超级实体”。在此值得一提的另一个相关事实是，核心部分中有四分之三是金融中介机构。这意味着资本已经超越了个别企业的界限，形成了一个高度统一、高度集中、协同作战的阶级阵线。在这种背景下，散户股民的每一笔买入，实际上都在为这个庞大的剥削机器提供润滑剂，而他们所期待的“分红”，不过是资本家从掠夺所得中漏出的几粒面包屑。在这种结构下，一个持有百来股股票的工人，与一个持有百万股并坐在董事会里的资本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是天差地别的。工人依然需要每天打卡上班，要996，要接受资本的监管，要忍受异化劳动，而他的那点股票收益，在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面前往往显得微不足道。

此外，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导向也清晰地展示了股票的阶级属性。当股市暴涨时，收益主要流向了金字塔顶端的人群。而当股市崩盘、经济衰退时，政府采取的所谓“量化宽松”政策，本质上是用全体人民的钱去救助大银行和大企业，通过通货膨胀让无产阶级和广大股民承担代价——这就是利润的私有化和损失的社会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相关研究指出[11,12]，自20世纪80年代“金融化”浪潮以来，西方国家的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持续下降，而资本所得占比则持续上升。这种趋势即便是在股票持有率较高的国家也未曾改变，这有力地回击了“全民持股能缩小贫富差距”的谎言——阶级矛盾并未因为股票的普及而消失，反而因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而变得更加尖锐和复杂。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股票市场还起到了掩盖剥削真相的作用。它赋予了资本一种“民主”的外衣。劳动者如果将希望寄托于股票收益，就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虚假所有权”感，从而削弱其作为阶级一员的革命意识。当一个公司宣布利润增长、股价上升时，普通股民会为此欢呼，却忽略了这种利润很多时候是建立在对工人的加班压榨、工资冻结和福利削减之上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错位，正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看到的——他们希望通过将阶级斗争转化为股市中的博弈，将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消耗在对一夜暴富、财富自由的追求中。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正如西方许多关于“财富不平等”的研究报告所显示的，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及其家庭根本没有足够的结余进入股市，或者他们的持仓量极其微小，甚至无法抵御一次严重的医疗开支。例如自美国，尽管约有一半的美国人持有股票，但其中绝大部分资产(接近90%)集中在最富有的10%手中，底层的持股更像是一种“彩票式”的参与，而非阶级地位的改变。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者而言，股票更是赤裸裸的掠夺工具。当美联储进行货币政策转向时，全球流动性随之剧烈波动，导致第三世界国家股市崩盘、货币贬值，西方资本借机利用其股权优势进行廉价并购。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剪羊毛”。2024年至2025年间，由于美联储持续的高利率政策，大量新兴市场资产被华尔街以极低的价格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纳入囊中，这正是列宁所说的资本输出的现代变种。这种基于股权的“金融殖民主义”，使第三世界国家在名义上拥有主权，但在经济命脉上却被跨国公司的董事会牢牢掌控。

总结来说，股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高度发展的产物，它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的社会化，但依然被禁锢在私有制的框架内。它不仅没有消灭阶级，反而通过金融杠杆和证券化的手段，将剥削延伸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失去生产资料、必须通过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的现实。相反，它通过将无产阶级拉入金融博弈的漩涡，通过股市收割进行的二次剥削，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对于广大无产阶级而言，寄希望于通过股市实现阶级跨越，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任何不触动所有制根基的改良手段，最终都只是为了延长资本的统治。只有通过根本上的社会变革，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

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批判的那样，金融资本的统治是食利者的统治，而股票正是这种统治的锁链之一。我们必须认清股票背后的阶级本质，坚持无产阶级的斗争立场，不被虚幻的资本增殖所迷惑，致力于构建一个真正消除剥削的社会制度。只有当生产资料不再成为被用来榨取剩余价值的“证券”时，人类才能真正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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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ochhar, R., & Sechopoulos, S. (2022, April 20). COVID-19 pandemic pinches finances of America’s lower- and middle-income families.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22/04/20/covid-19-pandemic-pinches-finances-of-americas-lower-and-middle-income-families/

[9] De La Cruz, A., A. Medina and Y. Tang (2019), “Owners of the World’s Listed Companies”, OECD Capital Market Series, Paris, www.oecd.org/corporate/Owners-of-the-Worlds-Listed-Companies.htm.

[10] Vitali, S., Glattfelder, J. B., & Battiston, S. (2011). The network of global corporate control. PLoS ONE, 6(10), e25995.

[11] Piketty, T. (2014).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lknap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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