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在今天的主流舆论场和历史叙事中，有几个词汇是被长期污名化、甚至被当作某种“时代笑料”来反复咀嚼的。

“人民公社”，无疑是其中被钉在耻辱柱上最深的一个。

在那些端坐象牙塔的文人墨客、以及后来在私有化浪潮中赚得盆满钵满的既得利益者笔下，人民公社被高度抽象化、漫画化了。

他们用“大锅饭”、“养懒汉”、“绝对平均主义”、“僵化低效”等一系列贬义词，给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贴上了粗暴的封条。

在他们的叙事里，那是中国农民最愚昧、最悲惨的岁月;而随后的分田单干，则被描绘成了解放生产力的万灵药，是包治百病的“春天”。

这种叙事，不仅傲慢，而且极其阴毒。

它巧妙地掩盖了一个最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命题：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底子上，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真正保护最大多数底层农民的利益，而不是让少数人重新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地主？

今天，我们就用唯物史观的利刃，挑开这层厚厚的历史迷雾，去看看老人家当年力推人民公社的底层逻辑。

去看看什么叫做：永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者的一面。
 

一

要理解人民公社，就必须先回到那个土改刚刚结束的五十年代。

打土豪、分田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但是，老人家敏锐而痛苦地看到了隐藏在胜利背后的巨大危机。

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小农经济，是每日每时、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土改后仅仅几年，农村的阶级分化就开始了。

天灾人祸、生老病死，加上个体农民抗风险能力的极度脆弱，导致许多贫雇农不得不再次变卖刚刚分到的土地。

而那些底子厚、劳动力强、甚至懂得投机倒把的富裕中农和富农，则开始买地、雇工、放高利贷。

老人家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

如果任由这种“自发势力”发展下去，用不了十年，农村就会重新出现大地主和新富农。

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土地，将再次集中到少数人手里。

老人家绝不容许这种历史的周期率在中国重演。他决不允许刚刚站起来的贫苦农民，再次沦为被剥削的佃户。

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村必须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最终走向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

这不是什么头脑发热的乌托邦，这是为了保卫中国最大多数底层劳动者不被资本和两极分化重新吞噬的阶级防御战。
 

二

那些攻击人民公社的人，总是死死盯着“工分”和“粮食产量”的绝对数字，却刻意回避了人民公社作为一个宏大社会系统工程的历史功绩。

人民公社，绝不仅仅是一个种地的农业组织，它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基层政权，是抵御资本主义逻辑下乡的钢铁长城。

首先，它是中国农业基础设施的超级孵化器。

在分田单干、一家一户的原子化状态下，你能想象农民能自发组织起来去修水库、开运河、平整土地吗?根本不可能。

正是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里，修建了八万多座水库，开掘了红旗渠这样的“人工天河”，把无数望天收的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这些泽被后世、至今仍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农田水利基建，是公社社员们用磨破的双肩和粗糙的双手，以“劳动替代资本”的方式一寸寸抠出来的。

那些嘲笑公社时期“吃不饱”的人，从来不敢算一算，这些基建如果折算成今天的资本投入，是一笔多么庞大的天文数字!

然后，它是底层公共福利的保护伞。

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农村扫盲班、村办小学。在国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人民公社用极其低廉的成本，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最基础的医疗和教育保障。

它把人当“人”看，而不是当成自生自灭的数字。

更重要的是，它孕育了中国工业化的真正火种——社队企业。

老人家早就看到，农村要富裕，决不能仅仅死抠土地，必须办工业。公社制度把农业剩余积累起来，不是为了给少数富农盖大瓦房，而是去购买拖拉机、办化肥厂、修农机站。

这就是后来在八十年代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真正前身。

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这些功劳被统统算在了“包产到户”的头上。
 

三

历史的车轮，在某一个节点被强行拨转了方向。

当那份著名的“红手印”被树立为时代的图腾，当人民公社被以“大锅饭养懒汉”的名义强行解散时，中国农村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原子化”解体。

短期内，依靠透支公社时期积累的水利设施底子、加上化肥农药的普及，粮食产量确实出现了一波爆发。

那些智囊和精英们弹冠相庆，宣称这是“私有制”战胜“公有制”的伟大胜利。

但资本的绞肉机，才刚刚启动。

当农民重新变回一家一户、一盘散沙的小农时，他们面对强大的市场、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农业资本、面对垄断化肥种子的跨国巨头，彻底失去了所有的议价能力。

单干的农民发现，他们买不起大型农机了，因为那一亩三分地根本不值得投入;

他们修不起水渠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公社时代的泵站荒废生锈;

他们治不起病了，因为合作医疗网底随着公社一起瓦解了。

最终，这片土地无法再供养他们。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规模最大的人口大迁徙开始了。

数以亿计的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告别老婆孩子，涌入沿海的血汗工厂、建筑工地。

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充满歧视与剥削意味的称呼：农民工。
 

四

这才是解散人民公社、瓦解农村集体经济最深层的资本逻辑。

对于那些渴望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渴望实现资本快速增殖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一个组织严密、拥有集体资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自给自足的人民公社，是他们眼中最大的绊脚石。

因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一样最核心的东西：极其廉价、毫无组织保护、且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商品。

只要人民公社还在，农民在老家就有饭吃，有基本的医疗和养老保障，资本家就不可能用极低的底薪、骇人听闻的996和恶劣的劳动环境，把他们困在富士康的流水线和暗无天日的矿井里。

把农民从集体的保护伞下剥离出来，把他们变成一无所有的原子化个体，他们除了出卖自己的肉体和青春，将别无选择。

这是一场完美的“客体化”献祭。

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中，这些农民工被称为“城市建设者”，被颂扬为“吃苦耐劳”。

但在资本的账本里，他们不过是一茬茬可以随时被替换的干电池。

当他们年轻力壮时，他们的剩余价值被榨干，化作了沿海城市的摩天大楼和资本家海外账户里的数字;

当他们年老体衰、带着一身伤病时，他们又被像垃圾一样扔回那个早已衰败、空心化的农村，自己承担养老和医疗的全部代价。

利润归于资本，风险与苦难，全部推给了原子化的底层个体。

这，就是所谓“打破大锅饭”之后的真实世界。
 

五

老人家一生中最孤独、最不被那些塔尖群体理解的时刻，或许就在于此。

他太清楚资本的本性了，他太清楚中国这个庞大的农业国一旦走上两极分化的道路，底层劳动者将面临何等悲惨的命运。

他不是不懂所谓的“经济规律”，他不是不知道物质刺激能激发一时的短平快。

但他看的是五十年、一百年。他要算的是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大账，而不是资本家资产负债表上的财务小账。

他宁愿背负生前身后的骂名，宁愿被修正主义者指责为“左倾”、“僵化”，也要死死捍卫住农村集体经济这条底线。

因为那是最大多数底层农民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老人家的话振聋发聩：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他的一生，从来不属于那些高居庙堂的权贵，不属于那些左右逢源的买办，甚至不属于那些仅仅为了多吃一口肉就放弃了长远安全的小市民。

他永远、坚定地，站在最大多数劳动者的一面。

他深知，一旦集体被瓦解，那些曾经翻身做主的人民，必将再次沦为资本案板上的鱼肉。
 

跋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印度强行推行了农业的“自由化”与“市场化”改革。

没有集体经济的保护伞，两亿印度小农直接被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绞肉机中。

孟山都等跨国农业巨头，用高价的转基因种子、化肥和除草剂，彻底控制了印度的农业命脉。

原子化的小农为了购买这些“现代农业必需品”，不得不向高利贷借款。一旦遭遇旱灾或者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他们就会瞬间破产。

面对永远还不完的债务，面对被跨国资本彻底没收的土地，成千上万的印度农民做出了最绝望的选择：喝下孟山都卖给他们的农药自杀。

据统计，自1995年以来，印度有超过30万农民自杀身亡。

这就是失去了集体庇护后，原子化小农在面对全球垄断资本时的真实下场。

那些坐在空调房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嘲笑人民公社“大锅饭养懒汉”的精英们，绝不会告诉你这个血淋淋的真相。

以邻为镜，以史为鉴。

当我们今天看着那些在算法驱使下疲于奔命的外卖骑手，看着那些在城市角落里老无所依的第一代农民工，我们还能理直气壮地嘲笑当年老人家的“固执”与“僵化”吗?

当我们失去了保护最大多数人的集体防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成为资本增殖道路上，一根随时可以被折断的枯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