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入主题：在民族叙事浪潮中坚守阶级立场

近期，国际局势风云激荡，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愈发肆无忌惮：对委内瑞拉总统实施非法制裁与绑架，公然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对伊朗发动军事威胁与空袭轰炸，其侵略本质暴露无遗。

在舆论场上，民族主义叙事的声量迅速盖过了阶级叙事，甚至一些左翼同志也陷入迷思，认为面对帝国主义(外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压迫，本国无产阶级(被压迫阶级的主要代表)应无条件团结在本国资产阶级(本国统治阶级的主要力量)身边，共同抵抗外敌。这种观点看似“爱国”，实则混淆了敌友，模糊了斗争方向。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我们不能被情绪裹挟，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仔细剖析问题的本质与核心，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局势中，明确被压迫阶级的主要矛盾与抗争策略。

二、社会变革内因与外因：唯物辩证法分析框架

要厘清这一问题，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石——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刻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即外因，作者注)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

这一论断为我们分析阶级社会的矛盾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体系里，社会发展的内因，始终是内部两大对立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围绕生产资料占有和产品分配而展开的斗争。这是社会运动的根据，是变革的源头。

统治阶级通过掌握生产资料，确立了对被压迫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被压迫阶级则因生存受到威胁、利益被剥夺，必然产生反抗意识，形成推动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这种基于物质利益冲突的阶级斗争，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内因”。

而帝国主义的压迫，属于外部原因，它是变化的条件，而非根据。例如，外国资本的经济渗透、军事侵略、政治干涉等，都是外部力量对社会内部结构的冲击。这种冲击可能加剧社会危机，但其能否引发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取决于它如何与内部阶级矛盾相互作用。

正如“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帝国主义这颗“火星”，能否点燃社会变革的“火药桶”，取决于内部阶级矛盾是否已经积累到“易燃”的临界点。因此，分析问题的起点，永远是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而非外部的风吹草动。

三、主要矛盾形成与演变：阶级社会的历史逻辑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剩余产品”，这为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提供了可能。于是，社会分裂为占有者与被占有者，形成了统治阶级与被压迫阶级。这一矛盾，具体展开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总是力图固化旧的生产关系，而被压迫阶级为了生存与解放，则不断冲击这一体系。这种占有与反占有的斗争，贯穿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始终，是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主要矛盾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两对主要矛盾，但其核心仍是阶级矛盾——帝国主义通过扶植封建军阀等代理人进行统治，人民大众的压迫根源最终指向内部的统治集团。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依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不会因民族主义叙事的兴起而消失，反而可能因外部压力的转移而被暂时掩盖，但最终会随着内部剥削的加剧而重新凸显。

四、外因对主要矛盾的影响：矛盾转化的条件与历史论证

外因本身只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但当外因变得非常强大时，就可能改变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导致原来的主要矛盾退居次要地位，而原来的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那么，帝国主义压迫引发的民族矛盾何时会取代阶级矛盾，成为新的主要矛盾?判断这一转化的标准，必须基于对现实压迫力量来源的清醒分析。我们认为，帝国主义压迫上升为主要矛盾，

中国近代史为我们的理论提供了最生动最坚实的论据。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虽是半殖民地国家，遭受列强压迫，但这种压迫主要通过扶植本国军阀、买办等统治阶级代理人来实现。此时，广大民众每日承受的苛捐杂税、地租盘剥、政治压迫，其最直接、最主要的来源都是本国的统治集团。

因此，中国人民与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九一八事变”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然而，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妥协退让，同时却调集重兵，对代表被压迫阶级进步力量的中国**领导的红色政权进行残酷“围剿”。

此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不同地区表现不同：在日占区，主要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在国统区，依然是阶级矛盾;在解放区，则表现为人民武装与国民党围剿力量的对抗。此时，尽管条件(一)部分满足，但条件(二)却完全不成立。若此时号召代表被压迫阶级利益的革命力量为了所谓的民族团结放弃对蒋介石政府的抗争无疑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背叛。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同时，经过西安事变的推动，国民党被迫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开启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而一旦抗战胜利，外部压迫力量被打败，主要矛盾立刻又回到了中国人民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之间。历史雄辩地证明：主要矛盾的转换，是客观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非主观愿望可以随意指定。

五、三方关系的辩证分析：对抗与合作的本质

当一个国家的被压迫阶级需要同时面对本国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压迫力量的双重压迫时，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被压迫阶级制定抗争策略至关重要。

本国被压迫阶级与本国统治阶级的关系，是以对抗为主，合作为辅。合作仅在帝国主义侵略达到顶峰、且本国统治阶级被迫转向联合抗敌的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出现，且往往是短暂、有限的。

本国被压迫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本质上是对抗。但在策略上，可以利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争取外部支援，或利用帝国主义对本国统治阶级的削弱，来发展和积蓄自身的力量。例如，在二战期间，苏联领导的反法西斯同盟，便是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争取国际支持的范例。但这种“利用”必须以不丧失自身独立性和阶级根本利益为前提。

本国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则是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且合作是常态。他们的根本利益一致，即共同维护对被压迫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他们之间的矛盾，只在于谁来主导、谁占主导地位。一旦确定了主从关系，他们便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被压迫阶级。例如，旧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勾结，便是这一关系的典型体现。

六、被压迫阶级的抗争策略

面对内部阶级压迫与外部帝国主义压迫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被压迫阶级的抗争若缺乏清晰的策略，便极易陷入盲目或被各方势力裹挟。历史与现实的教训告诉我们，唯有坚持一套系统且坚定的行动纲领，才能在曲折的斗争道路上把握方向。这一斗争策略可凝练为十六字方针：分清敌友，组织起来!独立自主，依次击破。这不仅是理论的总结，更是实践的指南。

(一)分清敌友：首要问题与阶级分析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在内外压迫交织的迷雾中，首要任务是对社会各阶层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透过民族叙事的表象，找到真正的敌人和真正的朋友。不能因为外部有强敌，就将本国的压迫者视为天然盟友，更不能被“全民团结”的口号所迷惑。

真正的敌人，是那些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致力于维持对被压迫阶级剥削与奴役的势力。这既包括本国统治阶级中顽固维护旧秩序、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以换取阶级统治稳固的集团，也包括外部帝国主义中意图控制他国资源、市场与政治的统治集团。他们是内外压迫的合谋者，其根本利益在于维持压迫现状。

而真正的朋友，则是那些在客观上受到双重压迫、在主观上具有反抗意识的社会力量。这包括了被压迫阶级的广大同盟军：城市贫民、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受压迫的少数族裔、进步的知识分子，以及统治集团内部在民族危亡或阶级矛盾激化时可能产生动摇甚至分裂的派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关键在于识别出这些潜在的同盟军，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联系。

(二)组织起来：力量的源泉与群众动员

一盘散沙的个体，无论其数量多么庞大，都无法对抗组织严密的阶级敌人。组织起来，是将分散的个体转化为不可战胜的革命洪流的唯一途径。这要求被压迫阶级不仅要在思想上觉醒，更要在行动上联合。

组织的过程，是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建立共同目标的过程。它要求打破地域、行业、身份的隔阂，建立跨领域的团结网络。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中的实践提供了生动范例：通过流动展览、群众大会等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诉苦”以唤醒阶级意识，再通过“分田”将这种意识转化为具体的革命行动。这种将思想动员与切身利益相结合的组织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形成坚不可摧的集体力量。没有这种自下而上、严密而广泛的组织，任何抗争都只能是零星的、短暂的，无法形成改变社会结构的合力。

(三)独立自主：根本原则与主体性坚守

被压迫阶级是自身解放的唯一主体，必须时刻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依附于任何外部势力，不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独立自主是抗争事业的生命线，它要求一切战略和策略的制定，都必须以本阶级和本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而非服务于外部势力的地缘政治目标。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要警惕任何以“援助”或“支持”为名的干涉，拒绝接受那些试图将抗争引向歧途、或旨在削弱抗争力量独立性的条件。抗战时期，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既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又在战术上灵活自主，不断壮大敌后根据地的力量，正是这一原则的成功体现。这避免了成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附庸，也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丧失了独立自主，抗争力量就可能沦为他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最终不仅无法实现解放，反而可能陷入更深的依附与压迫之中。

(四)依次击破：斗争的艺术与策略灵活性

面对双重甚至多重压迫，幻想同时向所有敌人发起总攻往往是不切实际的。依次击破是斗争的艺术，它要求根据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变化，实事求是地制定阶段性目标，集中力量解决当前最紧迫的问题。

这并非放弃最终目标，而是一种策略上的灵活性。在外部帝国主义侵略成为民族生存的最大威胁时，可以暂时将阶级矛盾置于次要地位，集中力量对抗外敌，建立广泛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在捍卫民族生存的斗争中争取广泛同情，凝聚各方力量，促成更大团结。但这必须以不放弃自身独立性和长远目标为前提。

反之，当外部威胁相对缓和，而内部压迫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桎梏时，则必须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压迫的根源，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逐步瓦解统治阶级的权力基础。关键在于根据形势的变化，敏锐地识别出哪个矛盾是当前必须首先解决的，并据此调整斗争的策略、方式和力量部署，从而在动态变化中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最终实现彻底的解放。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阶级社会的矛盾不会消失，被压迫阶级的抗争也永不停歇。在民族主义叙事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保持理论的清醒和战略的定力。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被压迫阶级才能在曲折的斗争道路上，一步步走向最终的解放。

七、伊朗人民的现实困境与解放之路

(一)理论与现实的映射：确立革命的首要问题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在伊朗当前的特殊局势下，我们必须运用阶级分析法，透过“反美”的民族主义迷雾，看清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潜在的朋友。

伊朗的特权统治集团(以最高领袖为核心的宗教门阀、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关联的特权商人)是当前伊朗人民最直接、最主要的敌人。尽管他们高举“反美”旗帜，但这仅仅是一种转移国内矛盾的政治策略。

他们通过维持封闭的神权统治，垄断国家资源，将伊朗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是帝国主义在伊朗的“代理人”或“合作者”，因为他们的统治客观上维护了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真正的革命力量根植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阶级，其中占人口70%的无产阶级、农村贫民和城市失业青年构成了革命的主力军，作为旧制度下受剥削最深重的群体，他们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而占人口25%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则属于动摇但可争取的同盟军，他们在特权集团垄断与国际制裁的双重挤压下生存空间日益受限，因而具备参与革命的潜在可能;此外，外部帝国主义虽然本质上也是压迫者，但当其打击本国反动统治集团时客观上削弱了革命的主要障碍，因此可作为策略上的客观助力，我们应善于利用这一矛盾发展革命力量，同时坚决避免依附于任何外部势力。

(二)战略定性：当前阶段的斗争任务

结合前文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应当明确当前伊朗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未发生转化。尽管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空袭、制裁)十分激烈，但尚未升级为威胁民族存亡的全面战争;与此同时，伊朗统治集团不仅未放松对内压迫，反而变本加厉地镇压民众。基于此，伊朗人民当前的首要任务依然是推翻本国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这是一场以阶级解放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而非单纯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我们绝不能回避阶级斗争而去空谈“反帝”，因为不推翻本国的特权集团，伊朗人民就永远无法真正站立起来。

(三)实践路径：从自发到自觉的革命飞跃

针对2026年1月爆发的“无组织、无领导”的抵抗运动，我们吸取的教训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先锋队的组织，人民的愤怒只能是零散的火花。

1.建党：建立共产主义先锋队

历史证明，无产阶级若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的政党领导，就只能停留在“自在阶级”的水平，无法成为改变历史的“自为阶级”。因此，伊朗人民必须建立一个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革命政党，通过科学理论深刻分析伊朗国情以制定正确路线;同时，为确保在残酷的斗争中保持高度的纪律性与战斗力，革命党应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并深入伊朗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和学校等基层组织，将群众分散的不满情绪凝聚为有组织、有目标的政治力量。

2.建军与武装斗争：枪杆子里出政权

在伊朗宗教神权政权拥有暴力机器(革命卫队、道德警察)的情况下，和平改良的道路已被无数次证明是条死路。因此，伊朗人民必须深刻认识到国家政权的本质是暴力，要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就必须建立一支属于人民的武装力量。同时，还应借鉴世界各地被压迫人民的斗争经验，军事斗争初期可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通过在农村或城市边缘建立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最终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3.统一战线：利用矛盾，孤立敌人

在斗争策略上，伊朗人民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构建最广泛的反神权统一战线。其核心在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亲美卖国，可在宣传上利用“反美”口号动员群众，但行动上必须始终聚焦于打击本国的统治机器。具体操作上，应团结一切受压迫的阶层，包括妇女、青年、少数民族和知识分子等，并善于利用统治集团内部教士阶层与民选政府、革命卫队与国防军、本国统治集团与外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逐步扩大革命根据地。

(四)历史的展望：走向最终的解放

伊朗人民的解放之路注定是曲折的。面对内外反动势力的双重绞杀，伊朗人民可能会不断遭遇失败，就像历史上所有被镇压的抵抗运动一样。然而，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它不仅让人们彻底认清了神权统治的反动本质，也无情戳穿了改良主义的虚幻泡影。正是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革命的真理愈发清晰：唯有坚持“分清敌友，组织起来!独立自主，依次击破”的斗争策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伊朗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建立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领导广大被压迫群众冲破黑暗。只要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伊朗人民就一定能够推翻压在头上的大山，迎来真正的解放与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