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现代之前战争的根源在于马尔萨斯揭示的的人口论，即人口增长遵循几何级数，而生活资料仅以算术级数增长，由此失衡导致人口过剩，社会贫困等等，解决方案可以通过道德抑制如晚婚节育或者通过贫困、战争、瘟疫等实现再平衡。那么，现代战争的根源则隐藏在倒过来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中，即生活资料以几何级数增长，而人口增长遵循算术级数，由此不平衡导致产能过剩，经济危机，社会贫困，以及大国之间为了争夺市场与资源，转嫁国内矛盾，进而引发冲突与战争。

从历史上看，现代战争的爆发都与经济危机紧密相连，而经济危机的发生又与之前经济的非理性繁荣相连。比如，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主要国家建立了维也纳体系，它维持了欧洲将近100年的和平，使19世纪成为欧洲的世纪，至今还被认为是均势与秩序的典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40年间，欧洲与世界是一个经济繁荣与全球化的时代。在此期间，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的变革、人口流动以及资本的自由流通带来了世界的开放。1914年前，欧洲的资本输出总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资金被投资到世界各地，为大量的公共或私人活动提供融资。但随着1873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一美好的景象突然变得灰暗起来。1873年经济危机是19世纪持续时间最长、打击最为沉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它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顶点，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1879年，德国俾斯麦对农业和工业产品实施保护性关税，法国于1892年紧随其后实施了新关税法案。至于美国，它在整个19世纪都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制造业产品的平均关税高达40%～50%。于是，国际形势的恶化，越来越逐渐超出各国政府的控制能力范围。慢慢地，欧洲分成两个对立的列强集团。许多人都感觉到，这种结盟体系可能会将欧洲带向大战，但没有一个政府知道该怎么办。大家一再想打破这种集团体系，可是，这两个集团被越来越不具弹性的战略和动员计划所增强，越来越显稳固。最后，人们像患了梦游症一样，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战争。

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要国家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建立了以“国联”为中心的凡尔赛体系。这一体系被认为是一种失败，因为它仅仅维持了欧洲与世界20年(1919-1939)的和平。随后世界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其转折点是1929年至1933年期间的“大萧条”，而在这之前是美国经济大发展，大繁荣，“咆哮的二十年代”。在长达4年的危机中，面对经济危机，各国不以世界经济的整体安全为首要目标，而是从狭隘的国家利益出发，采取了损人利己、以图自保的经济政策。国家间对市场的争夺，使各国分裂对立程度加深。在金融领域，英美日等国纷纷宣布本国放弃“金本位”，在贸易战中通过降价用“廉价”商品对别国进行“倾销”。类似做法，扩大了经济冲突，最终导致国家集团对抗局面的形成。危机加快了法西斯在德意日三国的上台。1936年3月，希特勒政府废除《洛迦诺公约》。至此，二战的欧洲战争策源地在德国形成。另外，在亚洲，1929年美国空前的“大萧条”迅速波及日本。面对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日本财阀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建立“强力政权”。1936年8月，日本决定了“向南部海洋发展”的“国策大纲”，1936年11月，日本同纳粹德国缔结《日德防共协定》。至此，亚洲战争策源地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国家又召开和平会议，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尽管不久爆发了美苏冷战，但是它还是维持了世界40多年的冷和平，有历史学家称之为“长和平”。事实上，冷战既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也是美苏两国对于世界的共治，即美苏“G2”。冷战结束后，人们欢呼“历史的终结”，世界合二为一，美国一超独霸，又维持了世界30多年的和平。当时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国际政治发生了一场根本的转变，合作而不是安全竞争成为界定大国关系特征的词汇。他们信心满满地认为全球化就是等于民主化与市场化，等于世界美国化与西方化，由此将达到“历史的终结”。但是，时至今日，这被认为是一个错误，因为全球化等于市场化与民主化，但是不等于世界美国化和西方化，相反一个不断市场化与民主化的世界等于去美国化与去西方化。如果说冷战结束后，人们曾经一度沉浸在“历史的终结”梦幻中，那么，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一梦幻开始走向破灭。代之而起的是民粹主义在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兴起，随后就是政治动荡，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战，关税战，大国关系再次回归地缘政治的博弈，当然还有俄乌冲突，中东乱局，以及在亚太地区的暗流涌动，等等。显然，在冷战结束30多年之际，人们发现历史不仅没有终结，而且又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冷战，甚至于又回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那个革命与战争的年代，这不能不说是21世纪大国政治的悲剧。

目前，“世界秩序的终结”正在成为当前世界的一个时髦话题，就如30多年前冷战结束后，“历史的终结”一样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认为：未来的时代将与我们有生之年所经历的时代完全不同，但是与历史上的许多时代有着相似之处。而最近一段与目前类似的时期是1930-1945年。那么，历史是否真的会重蹈覆辙，再次走向战争?还是会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全球南方的兴起以及越来越多“中等强国”的觉醒，打破“霸权稳定”的历史周期律，开创一个国际政治民主化的时代呢?

简介：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