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了一片“奇文”,散发着一股子资本家的丧家的乏走狗的恶臭,该文名叫“马克思主义者”的贫困理论为什么是错误的!。既是受朋友之托,也是为了厘清事实,于是写下本文,以做反驳。

在这篇文章里,这位自诩为米塞斯信徒的作者,不仅继承了其导师那套将复杂的生产关系简化为心理博弈的拙劣传统,更以一种令人惊叹的无知,试图用几段毫无数据支撑的臆想来推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阐明的客观规律。既然这位作者渴望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展示他的“智慧”,我们不妨模仿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待杜林先生的做法,先耐心地列举他那些所谓“无懈可击”的观点,然后再用西方的知识分子们和美国官方自己统计出的、令其难堪的数据,将其论点一条条剥落。

这位作者首先宣称,现代股份制公司证明了财富正在分散,因为普通人用点小钱买股票就能成为大企业的“老板”。这种逻辑是如此清新脱俗,简直像是说只要每个伦敦贫民窟的居民都买了一张彩票,大英帝国的财富就不再集中于金融巨头之手一样。我们的作者显然分不清“所有权的名义”与“资本的控制权”两者之间的区别。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分配金融账户》数据,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超过50%的共同基金和公司股票,而底层的50%家庭仅拥有不到1%的份额(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z1/dataviz/dfa/distribute/chart/#quarter:144;series:Corporate equities and mutual fund shares;demographic:networth;population:1,3,5,7,9;units:shares;range:2008.3,2025.3)。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横跨三个世纪的数据雄辩地证明,除非发生大规模战争或高额遗产税(如二战前后的特殊时期),否则资本的逻辑始终是发散的,只要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财富的集中就是必然的数学结果。资本家通过原始资本赚取的钱,永远比劳动者靠双手创造的价值多得多,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是股份公司那点“小额股票”根本无法抵消的。所谓“小财富参与大事业”,实质上是中小投资者的剩余价值被金融巨头通过杠杆和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进一步吸纳的过程。正如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所指出的,这并非财富的分散,而是通过“剥夺式积累”将社会底层的最后一点储蓄也纳入资本循环的绞肉机。

接着,作者抛出了第二个“高论”,认为历史上的财富集中源于暴力和特权,而市场经济会让大财富自动瓦解。他甚至感叹美国是“大土地财富最少的地方”,仿佛那片土地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不是建立在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和对黑奴劳动的榨取之上。作者宣称大财富在市场上“难以自然维持”,这完全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寄生性的无视。皮凯蒂的数据显示,在现代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继承财富在总资本中的占比正在迅速回归“美好年代”的高位。大资本不仅能自我维持,更能通过游说、政治献金和制定规则来巩固其垄断地位。在《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详细描述了美国医药巨头、金融机构如何通过制度性的“寻租”行为,合法地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超额利润。这种“特权”并非来自封建领主的剑,而是来自大资本对国家机器的深度寄生。啊!忘了说了,美国的土地集中问题可不像作者想象的那样是“大土地财富最少的地方”。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及美联储近年发布的《分配金融账户》数据,美国的土地权力正呈现出一种极度极化的“倒金字塔”结构。在农业领域,仅占总数2%的超级大农场(5,000英亩或以上)占据了全美42%的农地(占总数4%的大农场占据近60%农田),而42%的小型农场(少于50英亩)仅控制2%的农地,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土地资产价值集中在极少数大型经营实体手中,而这些极少数的大型经营实体同样占据了绝大部分的高端机械资产,并产生了超过75%的美国农业产值。

(https://www.nass.usda.gov/Publications/AgCensus/2022/Full_Report/Volume_1,_Chapter_1_US/usv1.pdf)

这种物理空间上的垄断不仅体现在生产领域,更延伸至资本价值领域:全美最富有的1%家庭掌控了全国近15%的房地产总价值,而前10%的富有家庭则占据了约45%的房地产价值。其背后的资产集中度远超普通劳动者的想象。

更进一步,约39%的美国农地不属于耕种它的劳动者,而是沦为所谓的“非运营地主”(即他们本身不参与农业生产,仅靠出租土地获取地租)获取地租的金融资产。这种“土地与耕作者分离”的现象,伴随着外资和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每年数百万英亩的圈地扩张(截至2024年,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农地已达约4600万英亩,占全美私人持有农地的3.6%),有力地戳穿了文中所谓“财富自动分散”的谎言。土地这一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正加速从分散的生产工具转化为高度集中的食利工具,这不仅验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规律,也证明了当代资本主义正通过对土地的金融化占有,实现着一种更加隐蔽且残酷的财富掠夺。

然后,作者又试图用一种宿命论式的“富不过三代”和“企业家才能”来安慰人心。他认为财富不会自动生长,必须靠“眼光”进行投资,这种能力非常稀缺,很难代代相传。然而,在算法交易、高频交易和由精英团队管理的家族办公室面前,这种关于“个人英雄主义企业家”的叙事就像中世纪的骑士传奇一样过时。在当前的金融垄断阶段,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它不仅能创造利润,还能在亏损时要求损失社会化(比如某大)。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大而不倒” (Too Big to Fail)政策就是最好的例证。“大而不倒”政策,实质上是美国政府利用国家机器为金融垄断资本提供的一场大规模“终极担保”。当雷曼兄弟倒闭引发全球金融海啸时,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通过“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等一系列注资手段,动用数千亿美元的公共财政资金直接拯救了处于崩溃边缘的华尔街巨头。这种政策彻底背弃了自由市场所谓“自负盈亏”的教条,向世人展示了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风险是由全社会共同承担的,而利润却依然归少数金融寡头私有。正如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批判的那样,这标志着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利润私有化、风险社会化的极端阶段,社会底层在承受房价暴跌、失业增加和福利削减的同时,却不得不为那些引发危机的操盘手的奖金买单。

南希·弗雷泽在《食人资本主义》中指出,资本不仅在工厂里压榨,更在社会再生产领域、生态领域和政治领域全方位地“食人”。当财富达到一定量级,它便不再依赖个人的“才能”,而是在自动化的制度保护下,像滚雪球一样吞噬周遭的一切。那些所谓的“阶层流动”,在详细的社会调查数据面前不过是统计学上的幻觉——在美国,一个出生在底层五分之一的家庭的孩子,向上流动的机会远低于大多数欧洲福利国家,更不用说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机遇相比了。

最令人发笑的是作者对“贫困化理论”的攻击。他得意洋洋地指出,工人生活水平提高了,所以“绝对贫困”破产了;而“相对贫困”则是工人的“嫉妒心”。在这里,作者完全混淆了生理存续与社会生存的区别。马克思从未否认过工资的绝对数值可能增加,但他强调的是,在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工人在整个国民财富中所占的比例在不断下降。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PI)的数据,从1979年到2025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了约90.2%,而生产工人的实际小时工资仅增长了33.3%(https://www.epi.org/productivity-pay-gap/)。这意味着,劳动者创造的绝大部分新增价值被资本家拿走了。这不是什么“心理上的嫉妒”,而是社会分配正义的崩塌。

更深层地去看,作者口中“显著提高的生活水平”掩盖了资本主义对人类生存基础的透支。在安格斯·迪顿写的《美国的经济问题》一书以及相关政府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工人可能买得起廉价的电子消费品(这些产品由第三世界更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但他们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核心生存资料上的支出却在成倍增长。凯斯和迪顿指出的“绝望的死亡”——因自杀、药物过敏和酒精性肝病导致的预期寿命下降,恰恰发生在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贫困”不是餐桌上少了一块面包,而是作为人的尊严的丧失,是职业稳定性的瓦解,是面对突发疾病时的无力感。南希·弗雷泽将此形象地称为“资本主义正在吃掉自己的根基”:它通过过度开发劳动力和社会环境,导致了社会的整体性贫困。当然,上述这些已经被牢A通俗易懂地总结为了——“斩杀线”。

作者说,嫉妒证明差距在缩小,因为“人不会嫉妒离自己太远的人”。这种庸俗心理学再次暴露了其理论的贫困。大众的愤怒并非源于对邻居多买了一台电视的嫉妒,而是源于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在社会生产力已经足以满足全人类基本需求的今天,极少数掠夺者却占据着足以买下半个地球的财富,而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却必须为了基本生存权而战战兢兢。这种“不满”是阶级觉悟的萌芽,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激化的表现。

结语

综上所述,这位作者所极力粉饰的,是一个财富自动分配、阶层自由流动、大家皆大欢喜的幻影。而真实的资本主义,正如皮凯蒂、哈维、弗雷泽以及无数严肃的西方学者所揭示的那样,正处于一种财富极端集中、不平等加剧、社会根基被噬碎的危机之中。作者试图用米塞斯那套陈腐的理论为资本主义招魂,结果却只是在历史的显微镜下,再次展示了资本家的丧家的乏走狗们在面对真理时的逻辑贫困。他们除了指责受害者“嫉妒”和歌颂掠夺者“有才”之外,已经拿不出任何像样的理论武器了。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不仅并未失效,反而正以一种更加残酷的形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角落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