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上一篇《伊朗属于谁》，继续掰扯掰扯。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伊朗的基尼系数虽然在不同年份有所波动，但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

例如2018年为40.0，2023年为35.9，历史最高点曾达到46.18，2010-2022年的平均基尼系数为40.9。

无需争议，伊朗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长期存在且相当严重。

对于伊朗经年累月形成的较为范例式的困境、特别是在外部经济制裁与内部维稳高压形成的窘境，其实毛主席早在《矛盾论》中就已给出过深刻的论断：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近年来，伊朗底层民众的抗议活动具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和明确的阶级诉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敌对势力通常喜好鼓吹的“伊朗民众要求政治权利”并不相符，大多民众的呼声还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包括改善民生、控制物价、稳定货币、增加就业、反对腐败、加大福利支出等。

这些诉求直接指向了伊朗社会的经济结构问题，即分配问题。

2017年底至2018年初，伊朗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起因是生活成本上升和经济困难;

2019年11月，伊朗政府宣布大幅提高燃油价格(上调50%)，再次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

2022年，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此次抗议虽然由特定群体事件引发，但很快演变为对经济困境和政治压迫的全面抗议。

只不过，几乎每一次面对民怨，伊朗政府一如既往地将问题归咎于美国制裁，声称经济问题主要源于美国带动的全球性非法制裁。

然后，推动伊朗国内官方媒体带领舆论向美国与以色列进行讨伐。

这个过程中，也确实“收效颇丰”：大量的伊朗穷苦百姓在一声声怒骂以色列纳粹与美国法西斯的嘶吼中，忘记了哈梅内伊家族在伦敦的豪宅，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官们在瑞士的账户……

列宁在《怎么办?》中曾指出：

当工人还没有认识到必须把各种剥削形式联系起来，还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剥削制度的时候，他们还不可能进行真正的阶级斗争。

伊朗统治集团转移矛盾的策略并非一日形成，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意识形态基础。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反美、反以的意识形态之上的。

这种以外部斗争为核心的国族意识形态，是伊朗国家认同的一部分，也是其领导“什叶派之弧”的宗教地位之支撑，同时也为转移国内矛盾提供了便利的思想武器。

每当国内矛盾激化时，伊朗执政者便可以自然而然地诉诸这一意识形态资源，将民间的不满引向外部敌人。

恩格斯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中曾有过辛辣揭露：

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

这与保尔·拉法格在《懒惰的权利》中的痛陈异曲同工：

资本家利用民族仇恨来分裂工人，让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相互敌视，却忘记了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本国的资产阶级。

这些犀利论述深刻揭示了统治阶级转移矛盾策略的本质：通过制造或夸大外部威胁，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转移他们对国内阶级矛盾的关注。

但就内理与现实的双重层面，转移的从来就不是矛盾，而是人心。

这实质上与我之前分析过的“无产阶级的客体化”是同一回事，都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其权益的分离。

也就是当年列宁在批判考茨基主义时特别强调的，国家不是超阶级的、不是阶级调和的机关，而是阶级统治的机关;统治阶级永远不会自愿放弃政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这一分析对于理解伊朗——以及沙俄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政府、德国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韩国军政府等每一个经历过这条道路的国家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曾记否，“抗日”之于当年的蒋介石国民党而言，不仅是一场御侮的国战，更在很大程度上被蒋氏转化为一个多功能的政治工具：一个可以用来“合法”削弱甚至消灭异己力量的军事借口，一个可以用来“合理”推行经济掠夺的财政幌子，以及一个可以用来“正当”实施思想禁锢和舆论管控的宣传盾牌。

特别是，蒋府以“战时需要”为幌子，对其统治区的人民进行了一场空前残酷的搜刮与掠夺——所谓“抗战建国”方针，在实践中演变为一场以国家名义进行的财富再分配，其结果是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和广大民众的彻底破产。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极其惊人，军费开支常年占财政总支出的70%以上。

为了弥补巨大的赤字，国府控制下的“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开动印钞机，疯狂地向市场注入没有准备金支持的法币。

据统计，法币发行量从1937年6月的14亿余元，激增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元，增加了约400倍。而如果以更精确的数据看，从1937年的16亿元增加到1945年的10319亿元，增长了超过628倍。到1948年，法币发行量更是比1937年增加了47万多倍。

如此海量的货币注入，直接导致了国统区物价的毁灭性飞涨，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的速度远超货币发行的速度，1945年的物价相比战前上涨了2500多倍 。民众手中的法币迅速贬值为废纸，出现了“背着一口袋钱买不到一口袋米”的悲惨景象。

这种通货膨胀政策，本质上是一种隐蔽的、无差别的掠夺性税收，它将战争的负担几乎全部转嫁到了无法转移资产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工薪阶层、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身上。

然而，在这场全民的灾难中，却有一小撮人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就是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

他们利用其政治特权，可以轻易地从国家银行获得低息贷款，然后用这些迅速贬值的法币去囤积居奇、抢购物资、套取外汇，再以飞涨的价格抛售，从中牟取暴利。

通货膨胀成为了他们化公为私、聚敛财富的最佳工具。

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名为“应付战时财政”，实则为官僚资本大开方便之门，加剧了社会财富的极度不均，将阶级矛盾推向了燃点。

然而，在“抗日”的大旗下，一切反对蒋介石的民间声音——比如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爱国民主运动“三反”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都会被国民政府视作“内奸”、“不安定分子”、“破坏秩序者”，并给予绝对强力且血腥的整肃。

作为镇压付诸，蒋介石统治集团迅速强化了战时新闻审查制度，其严密和严酷程度远超战前。

1938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布了《抗战时期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之后又陆续出台了《战时新闻检查标准》、《出版法》等一系列法规——目的就是服务于“以抗日为大旗，控制国内阶级矛盾在舆论层面的发酵”。

这样的作态，于其之前不久已宣告垮台的沙俄政府别无二致。

一百多年前，列宁曾经对沙俄政府对外穷兵黩武进行过直接批判，于《火星报》上愤然挥毫：

历史的事实是，这种转移矛盾的策略最终导致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爆发。

加之沙俄政府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国内矛盾被极度加压激化，又使得统治集团不得不进行有限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后被证明根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阶级矛盾，反而为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政治条件。

1930年代的日本、德国、意大利何尝不是如此?

尤其日本，国内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高涨，日本军部为架空文官政府，不断渲染“满蒙危机”，将国内资源分配不均、工农运动高涨的矛盾转化为“对外开拓生存空间”的狂热战争诉求，最终建立起军国主义体制。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话恰如其分：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

日本军部正是利用国家机器、通过制造外部威胁转移国内矛盾，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然而，这种转移矛盾的策略最终导致日本不得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在1945年惨败投降，国力大伤。

罗莎·卢森堡在《社会民主党的危机》里的回声仍空灵震耳：

帝国主义战争是统治阶级转移国内革命危机的手段，他们用‘保卫祖国’的谎言掩盖阶级剥削的真相。

德国(入侵西欧)、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佛朗哥计划吞并葡萄牙)亦然。

甚至，几十年后的阿根廷军政府(借马岛战争转嫁矛盾)、韩国军政府(借反共反朝运动转嫁矛盾)皆遭遇失败，一夜间迎来政权整体性的垮台。

包括频繁妄图借助亚洲战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资助阿富汗对抗苏联)的美国，根本压灭不住国内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

回想半个世纪前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主席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

美国反苏战争的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

这样的时代钟声堪称“永不过时”，当时间轴再拉回半个多世纪后，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完全重绘了二十世纪中叶来自中国的领袖的判断：

美国政府用‘中国汇率问题’来转移民众对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掩盖华尔街的贪婪和政策的失败。

纵观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政党斗争胜利几乎只有中国**与苏联**(布尔什维克)。

而这两个党的革命领袖也恰恰是正视国内阶级矛盾、坚持主张凝聚国内“阶级主体”的史书典型。

如毛主席所言：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列宁同样在《公社的教训》中重申过马克思的警告：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形式。

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点明的：

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换句话说，当一片地域停止「向上的斗争」而只有「向下的管理」时，文明的活力一定会趋近迟滞。

它或许能够因为一时的喘息(比如坐拥丰盈的石油资源)而延缓衰老，但对内高压的每一丝丝提级，都意味着与爆炸临界点的一点点接近……

此外，如若从“阶级是第一性”的角度去理解统治阶层的转嫁矛盾手法，还可以更深一层的了然包括伊朗在内的诸多「半殖民地国家」为何在面对美国的侵略时总是“内鬼不断”。

这里，还是要引用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的妙语：

当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

这也就是1965年《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的社论《苏共领导是宣言和声明的背叛者》 中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所揭示的：

他们有时装出一些反美的姿态，但是，一切政策的落足点，仍旧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

政治的本质是分配，分配的介质是权力，权力的来源则会成为权力的效忠对象——反之，则会成为权力的镇压对象。

在这个过程中，面对「分配」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权力」就必须给予解决方案：要么是无视，要么是正视。

但历史已一再证明，将危及权力的矛盾转嫁，这是造就“冲突是永恒的旋律”这一史册常态之必然。

历史也一再证明：当全球右翼、民粹、排外、保守等力量迅速燃起，新一轮的战火必定会极速升温，随之而来的便是底层肉身填坑、利益格局洗牌、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反复重构……

历史更是一再证明：人类根本不看历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