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医疗是每个人必然要面临的问题，也是对一个人的经济状况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薛离幻不定期分享一些医学书籍的相关内容，旨在让大家对医疗相关的问题早早有所思考和打算。此文是《与病对话一书》的摘选。

1974年春天，父亲因为黄疸、腹水住进成都的解放军第四十七医院。但他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直到秋天都出不了院，而且似乎越来越重了。

入冬以后，父亲就常常提起山东老家的情景：鲁西南、大汶河、风雪、平原、一畦土地、一口水井……

他甚至觉得，睡睡北方的土炕，身体自然就会好起来。但冬至那一天，他突然咯血，然后昏迷去世。我从此不向北望。

行医多年后，1990年左右，我在坐诊时偶然遇到一位长辈来开药，他说自己当年在湾丘“五七”干校时与父亲住在一起。

最后，他顺口提起：“当时干校有一位李叔叔得了肝炎，隔离起来了，但你父亲还要主动去照顾他，给他送饭，才染上了这个病……这位李叔叔现在身体都还好……”

言罢，他目光有些闪烁。我闻之心惊气短。

后来每每想起父亲在四十七医院的时日，我都觉得暗无天日，不堪回眸。直到今天再回首才发现，其实那也不尽是茫茫黑夜，也颇有一些值得感念的事情。

1974年，大家的生活都很艰难。当时，内一科有十来个年轻的护士。我则是个陪伴传染病人的家属、中学生。病房里若偶有空床，我便可以趁机在那里过夜。

时间长了，我渐渐与护士们相熟了。她们常悄悄地招手示意，把我叫出病房，赠与饭票，让我去军人食堂打饭吃，还把自己的军用装备——绿色洋瓷碗和不锈钢匙子——借给我用。此外，她们还借给我各种东西：书籍、凉鞋、雨衣、梳子、香皂、雪花膏、板凳、粮票、现金，等等。

有时，她们还带我混进军人澡堂去洗澡，把军装借给我穿，包括内衣与外衣，还打趣说：“你只差领章和帽徽了。”

在病房值夜班时，她们常常叫我到营房去睡她们的床铺。她们的床单、枕头、被子、蚊帐都是统一的草绿色，被子叠成四方体，见棱见角。唯一彰显个性的是枕巾的图案：梅、兰、竹、菊争奇斗艳。

更讲究美学效果的，还要再给枕巾蒙上一块花手绢，洒上些花露水，花香袭人，让营房充分显出闺房的情致。

四十七医院离成都有15公里，那时自行车是个很奢侈的装备，偶尔有机会才能骑到。于是，她们趁着些职业之便，千方百计地打探过路车辆的消息，讨好司机，乘机帮我搭上便车。

有时天色晚了，她们甚至到公路上去招手拦车，截住南行的车辆，包括客车、货车、拖拉机、吉普车等，让我能返回成都。后来，我对自己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似乎都没能做到这些，想起来有些惭愧。

幸好，我似乎也为她们做过些事情：从成都帮她们买过雨伞、钢精锅、水壶之类的东西。43年过去了，终于记下此事，旨在致谢解放军第四十七医院内一科的护士们……当然，也要致谢医生们与其他相关人员。

1987年，我在华西医院精神科做住院总医师。

有一天，我去结核科会诊。会诊完毕离开时，我发现好些结核病人笑容满面地站在过道上欢送医生，一边说着“再见”，一边集体鼓掌。

那场景太温馨了，却也有点儿让人诧异。最后，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是异烟肼的功劳。烟肼既治疗了结核，又改善了情绪。它的抗抑郁作用让病人们兴奋起来，改变了情绪，随之改变了想法与行为，从而积聚起生命力来应对疾病和生活。

这件事让我感慨良多，此后便很看重“高兴”二字，久而久之，也有了一些心得：高兴不愧是天下第一良药，可以治百病。其实人们身体的许多毛病都是因为活得不开心。

既然精神医学教科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习得性抑郁”，那么人们为何不能习得快乐?为了能有自主性的高兴，需要主动发现自己生活的意义和内容，而非依赖和等待他人给自己带来快乐。反之，悲观会让人懦弱、狭隘、短视、自暴自弃，以致带来更深层的悲观。

最后要提醒大家，用抗抑郁药物来让自己高兴是有代价的。它们会产生副作用，比如对肝、肾造成伤害等。务必要慎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