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拉越人民抗争大事（1826- 1990年）编年史 连载11

砂拉越人民抗争大事(1826- 1990年)编年史 连载11

反新老殖民 争独立自由(10-1)

(68) 1950年英国承认新中国 华社大规模庆祝活动

1950年 中中校友会 理事改选，张荣任被推选为中中校友会主席，校友会大力推动进步活动。

1950年1月6日 英国承认新中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 中英于1954年6月17日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72年3月13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950年1月7日 砂拉越华侨青年社的领导人火速召集了客属公会、码头工友联合会、《中华公报》、业余俱乐部和咖啡店员公会等社团代表，于客属公会会所开会讨论筹办 新中国成立庆祝会的事宜。出席会议的社团，联名向古晋的华人店铺业主发出公开信，要求他们从第二天开始，连续三天在店外悬挂五星红旗和米字旗以示庆祝。会议还决定邀请古晋所有华人社团在1月9日晚间7点，委派代表到码头工友联合会会所出席联席会议，共商庆祝事宜。最终会议即席成立了庆祝筹备会，推举知名侨领李永桐为筹备会主席，敲定于1月28日举行大会隆重庆祝，并要求华人商家、华文学校和各华人团体在当日休假一天，踊跃派员参与各种庆祝节目(很有意思的是李永桐原本是中国国民党驻古晋分部执委会常委)。

1950年1月28日上午九时 庆祝大会在古晋利联戏院准时召开，李永桐等侨领先后上台致辞，呼吁华侨社会大团结，共同扶持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大业。会场上悬挂了孙中山、毛泽东、乔治六世和Duncan George Stewart的画像。为了配合庆祝大会，筹备会还出版了纪念特刊，发表华社联合宣言，并发电报向毛泽东致敬。砂拉越华侨青年社的文娱组表演了爱国歌舞，整个庆祝活动的重头戏 则是当晚的“火炬大游行”。当天傍晚六时半，三十多支代表各社团、学校的队伍，准时齐集于圣多玛中学操场，伴着喧天的锣鼓声列队环绕市区街道游行了一周，整支队伍长达一英里。除了火炬与提灯游行队伍外，还有踩高跷的队伍、传统的锣鼓队、花车和巨型的毛泽东画像，然而全场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则是由砂拉越华侨青年社、福建公会、商会和各华校学生组成的多达一千人的秧歌队。在那时秧歌舞是左翼团体最热门的集体活动，参与者伴着简单的歌曲旋律，以整齐的舞步演绎出农民在稻田插秧、收割的场景，不仅贴近群众生活，还极富艺术感染力。当晚的古晋可谓是人潮汹涌、万人空巷，游行队伍所经之处民众夹道欢迎，欢呼声不绝于耳，沿途的一些公会和商家，还燃放爆竹以示庆祝。 而诗巫华侨青年协进会自然也不落人后，它也发动当地的华人社团，成立了诗巫华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兼中英邦交筹备会，推选了多位知名侨领出任筹备会主席团成员(主席团成员中同样有前国民党党员)，同时决定在当年2月17日(即农历大年初一)举行盛大的庆祝会。

1950年2月17日 诗巫中华商会、诗巫华侨青年协进会、码头工友联合会、福州公会、京果商公会、兴化莆田公会、琼侨公会等17个团体，在诗巫乐士戏院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大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出贺电，并在当晚举办了火炬大游行。游行队伍在夕阳西照下于爱莲街结集，准时在傍晚六时一刻整队出发，按照预定的路线绕市区游行一圈。游行队伍顺序为大会旗灯、建华西乐队、中华中小学火炬队及花灯队、码头工友联合会花车、南华俱乐部南管乐队和其他火炬花灯队。当晚同样也有由诗巫华侨青年协进会、中华中学、益智学校、大群学校、中兴中学组成的大型秧歌队表演，三百三十多名年轻男女唱着嘹亮的歌声，踩着整齐的步伐，忘我地在街上跳起欢快的舞蹈。诗巫闹市各街道的商店还充分响应主办单位的号召，在店铺外张灯结彩，高高挂起五星红旗。火炬花灯所经之处亮如白昼，热闹非凡。

(69)1950年华侨青年协进会和华侨青年社被迫解散

但是殖民当局可不乐见此种发展，当时华民政务司一个名叫J. R. Outram的官员就在受邀致贺词时公然威胁华人群众不得对新中国投入过度热情，因为英国政府向来持反共立场，不允许臣民涉入共产主义相关活动。很快殖民当局就针对华人展开了迫害行动：

诗巫华侨青年协进会在1950年底被迫解散。

1950年5月1日 《中华公报》发表“清算帝国主义侵华百年史”社论，同时刊登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历史图片。英殖民政府借此为藉口吊销《中华公报》出版和发行执照;接着先后两次突击搜查华侨青年社会所，并于1951年初查封中华公会和华侨青年社。

(70) 1950年社会学家田汝康被递解出境

另外在更早之前，殖民当局还曾将一位社会学家田汝康递解出境。田汝康是云南昆明人，他在1948年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受殖民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该会与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有关)之邀前往砂拉越越从事华人社会研究。结果就因在1949年10月1日当天出席了《中华公报》在利联戏院举行的庆祝会，田汝康 就被砂拉越殖民当局 视为煽动华人支持新中国的“祸首”，殖民当局很快就向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公署告状，导致其被递解出境，改在新加坡完成自己的研究。1950年6月，田汝康踏上了回国的旅程，他后来曾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首任系主任、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

1950年3月2日 砂拉越反让渡争独立马来族英雄 Rosli Dhoby 在古晋被绞死。与他一同被绞死的，还有：莫西迪西德、阿旺南里阿米特 阿旺玛萨鲁丁、布江宋通。 其他反對让渡英殖民地的积极参与者，亦紛紛受到對付和逮捕.全部被關在古晉監獄里，亦有一部份甚至被關到新加坡樟宜監獄.英国人成功镇压瓦解了抗争。

(71) 1950年砂拉越进步华侨青年会“Y”成立

1950年﹣1951年 在星、马的社会运动，和亚非拉许多殖民地掀起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浪潮影响下，砂拉越华族社会运动先进青年们，於50 – 51年间，在第一、三、四省都有组织先进青年活动，学校里的先进学生也利用学生会积极开展宣传和文艺活动，形成第一次青年学生运动高潮。

1950年底 参加过在新加坡的进步华侨青年会的学生叶秋霞、云大峰、沈励、黄辉白等人先后回到古晋，组织了砂拉越进步华侨青年会(依据郑祝聪在一篇回忆稿中说：进步华侨青年会正名是：砂拉越华侨青年民主同盟，简称“侨青”)，代号“Y”，在古晋华校中活动。上述学生自治会就受到了这个组织不小的影响。不过由于1952年中国**决定停止一切海外支部的活动，各地的进步华侨青年会原地解散，许多成员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50年到1952年间，张荣任、郑祝聪、文铭权、邱立本等都是进步华侨青年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活跃人物。这两个组织先后解散后，他们仍然保持联系。

这期间，张荣任和文铭权分别在古晋中华中学和美里中华公学教书，以教师的身份在教师和学生中传播进步思想。

文铭权1932年出生于古晋盐柴港，家里是甘蜜街菜市场里的商贩。文铭权是伍禅的学生，曾在美里中华公学任教。他后来回到古晋，成为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重要领导人。

文铭权在美里期间，发展雷皓明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员。后派雷皓明去诗巫开展工作。雷皓明到诗巫后，便进入中华中学读初中二，先后吸收了张宗利和李碧蓉等为成员，组成一个工作小组，在学生中活动。1952年末，文铭权离美里回古晋。

(72)1950年英殖当局打压左翼活动和查禁书刊

1950年5月1日 《中华公报》因广泛报导新中国美好事务，对砂拉越人民政治意识启蒙意义重大，而被英殖民当局查封。

6月 砂拉越殖民政府宣布，限制升挂外国旗帜及政治领袖肖像，矛头直指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像。

1950年 英殖民政府制定《不需要人士(修正)法案》。

1950年9月13日 殖民当局发出告示，禁止所有社团与学校在中国国庆当天举行游行或露天集会，华人团体只准在申请获批后举行室内庆祝会。除了打击华人的爱国之心外，英国殖民当局还全力打压左翼书刊，伍禅创办的《中华公报》就在1951年5月被当局查封，主笔易艺伍被遣返回国(回国后在广东华侨中学任教，曾任广州市政协委员)，伍禅本人则因当局的骚扰被迫离开古晋，前往诗巫出任当地中华中小学校长。无独有偶，在诗巫也有一家《侨声报》因倾向左翼思想被查禁。在书籍方面，不知是殖民当局认知有限还是想趁机打压中华文化，其宣布的查禁名单中有很多字典、辞典赫然在列。

(73) 1951年英国首相对砂拉越的承诺

1951年初 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 向英国殖民部提出 建立“马来西亚联邦” 概念，作为英国往后退出东南亚的新殖民主义统治蓝本。 追溯历史，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即1930年代，印尼的马来民族主义者曾经提出建立“大马来由联邦” 想法。这个想法是要将印度尼西亚诸岛(群岛)、马来亚半岛(包括新加坡、泰国南部四个府)、婆罗洲全岛和菲律宾群岛组成一个大联邦。这个想法，仅是在二战前，在部分马来族中产生的思潮。1945年底 二战结束后，英国殖民者重返东南亚，由于国力衰退，加上环球反帝反殖风起云涌，五十年代头开始考虑以退为进的策略。

1951 年 2 月 4 日 砂拉越的多个反割讓組織 就砂拉越的未來前途，向英國首相發出電報。他們收到了英國首相的回信，向他們保證：英國打算引導砂拉越走向英聯邦國家的自治。根據憲法，砂拉越人民可以通過適當的渠道自由表達意見，他們的意見將得到英國政府的充分考慮。

持续5年的以马来族为主的强烈反割讓反殖民争独立的運動在1951年走向终结。

1951年2月 反割讓運動虽然失败和結束了，但歷史學家將此事件視為砂拉越原住民爱国主義的明确寻求自由独立的开始。英國人將Rukun13的成員描述為叛徒，但在砂拉越歷史學家眼中，他们被看作是為砂拉越獨立而献身的英雄。

(74) 新中国成立后两种思潮的碰撞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使得大批南洋学生接触到了左翼思想，也导致许多与国民党有关者逃到南洋一带;这就导致当时的华人学校出现了学生亲共，老师反共的现象。

1951年6月 古晋中华中学首任校长林从周退休，继任者张俊是一名前中国国民党官员。张俊上任后很快就找来了同样反共的涂耐冰到学校任教，涂耐冰虽曾参加过反蒋活动，但依旧忠于中国国民党，早在1946年他就办了一份《时事评论》半周刊与左翼报纸《中华公报》打擂台，到处宣传反共思想。另外涂耐冰有吸食鸦片的不良嗜好，在上课时经常连声咳嗽，许多学生误以为其患有肺病，在上课时纷纷自动把桌椅往后挪，使教室前半部分完全腾空，以防被“传染”，也是奇事一桩。这两尊大佛的到来使得中华中学中的左右翼之争愈演愈烈，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1951年7月14日 伍禅到诗巫出任中华中学校长。曾任古晋中华教育会主席的伍禅，是五十年代初 左翼学生运动的“精神导师”级人物， 他热心传播中国新闻，比如**节节胜利的实际状况，以及宣扬社会主义建国等左翼思潮。正因为如此，伍禅曾多次被华民政务司及教育司召见，但他每每都义正辞严的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最后还被迫离开老中中，前往诗巫出任中华中学的校长职，然而在老中中10.26学潮后，他与几位左翼教师，因被指向学生散播左派激进思想而遭逮捕。

(75) 1951年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X)成立

1951年10月 张荣任、郑祝聪、丘立本、黄锦茂、王淑华等人认为 砂拉越进步华侨青年会是以侨民身份从事进步活动，帮助砂拉越推进革命的姿态出现是不足够的。因而，在组织内部出现了是以侨民身份还是以主人翁身份推动砂拉越革命的争论，最后主张以主人翁身份推动革命的一派 张荣任等人，於当年10月退出了砂拉越进步华侨青年会，另成立 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号“X”，在古晋中华中学的学生中吸收成员开展工作。张荣任(祖籍广东潮州，出生于属于荷属东印度的三发，他在考取剑桥文凭后到古晋中华中学任教)在1951年底前往新加坡，参加了星洲人民抗英同盟(马来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他在新加坡仍与文铭权、丘立本、郑祝聪等保持通信，并时常寄去马来亚**和星洲人民抗英同盟的文件，鼓励他们继续革命。

(76) 1951年古晋中中10.29大罢课

古晋中华中学教师涂耐冰利用上语文课之际，在班上大肆宣传反共思想，破坏新中国，诬蔑中国**，激怒了学生，学生们罢了他的课，迫他辞了职。校长张俊心有不甘，暗中与英殖民政府勾结，密谋择机镇压学生。

1951年下学期考试时，校长故意将初二、初三的两班学生的英语考试成绩压得很低，使大多数学生不及格，又不准补考。经多次交涉无结果后，学生罢了课。一星期后，张俊无奈接受学生的三项要求：1.改善教学法;2.让不及格学生参加补考;3.不报复罢课学生。张俊表面上答应学生的要求，暗中就开始实施高压行动。

1951年10月29日上午 古晋中华中学的两名学生领袖蔡秀娇和丘立本，在如常到校后，被校长通知他们去警察局录口供。蔡秀娇是客家人，其家族从事农业与土产生意，是当时学校中活跃的学生领袖，他不仅有组织能力，而且还善于讲演，非常受同学欢迎。另一位被传唤的学生丘立本，是当地潮属大佬、甘蜜街著名商号“合记”东主丘士勋的儿子，也是品学兼优的高材生。蔡、丘两人被叫到警局后不久，此事便在学生中间传开。许多学生认为是张俊向警方检举了二人，意图借此镇压校内的学生运动。当天下午，丘、蔡两人非但没获返校，殖民地警察还又抓走了七名学生。于是在下午三点过后，群情激愤的学生开始包围校长室，要求张俊对此事作出交待，并立即出面保回被捕同学。张俊则拒绝作出回应，并暗中通知殖民地警察事态有变，于是大批武装警察开进校园施放催泪弹强行清场，学生们只好先撤出校园。中华中学校董会得知此事后，连忙由主席陈木林召开紧急会议，全体校董分乘几部车子赶去学校。而驻守在校门处的警员，竟拒绝让校董入内，经过多番交涉，校董们才得以进入学校行政大楼，与在场的高级警官商谈。学生一边，则由中华中学学生自治会与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集学生代表到古晋华侨青年会会所开会，成立了一个由黄锦茂领导，成员包括全校各班级代表的“学生委员会”，敲定从当天开始全校大罢课。

在学生委员会的号召下，全校学生在翌日便展开大罢课，要求殖民地警方立即放人并罢免张俊等反动教师。学生委员会还应邀派遣了19名代表前往中华商会会所与校董会对话，殖民当局华民政务司的官员也赶来参与。但他们在见到校董会以汽水招待学生代表时，竟放声大骂，于是双方在没有实质接触的情况下不欢而散。之后学生代表多次应邀与校董会进行谈判，学生代表坚持罢免校长张俊和部分反动教师的主张，然而校董会主席陈木林则以革除校长一事事关重大，不能擅自决定，必须要向殖民地总督请示为由，采取了拖延战术。再加上华民政务司和教育司的英国官员不断从中作梗，谈判一直呈现胶着状况。

在这场学运快要进入第三个星期时，殖民当局试图采取高压手段来迫使学生放弃罢课，就把14名学生领袖全部告上法庭，他们之中最早被警方传去问话的蔡秀娇与丘立本外，还有主导罢课的“学生委员会”领袖黄锦茂、郑祝聪等人，他们因发动学生包围校长室，而被控以“妨碍校长人身自由”的罪名。法庭开审当天，大批学生将法庭内外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除了旁听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给被捕学生领袖加油打气。但经过几天的聆审，部分学生领袖被裁定罪名成立，代表他们出庭辩护的英国进步律师T. G. Dunbar，随即在庭上表示不服，依法提出上诉，因此法庭谕令将此案交予上诉法庭审理，各被告获准交保外出候审。尽管已有英国律师T. G. Dunbar义务出庭辩护，但14位学生仍需大量现金以取保候审。于是在场的学生便分头行动，为他们张罗资金;其中有一位学生蔡高文为了帮同学缴交担保金，乘坐由另一位学生所驾驶的摩托车，准备赶回他在甘蔗园路的居所筹集现款。孰料在途中摩托车失控翻倒，蔡高文重伤身亡。这一悲剧使学生的情绪高涨至极点，在为蔡同学送殡之日，数以千计的学生，包括校董会部分同情学生的校董、左翼团体和社会大众，齐聚位于甘蔗园路的蔡府，以悲痛的心情列队出殡。在送殡的过程中，他们组成了一列长长的队伍，队伍前头高举着蔡高文遗相，送殡者手拿花圈和挽联，手臂戴黑纱，肃然哀痛，正气凛然，气势非凡。由于蔡高文同学生前热爱绘画艺术，屡获殊荣，因此在当天绕市区游行一周的出殡队伍中，学生们除了高举他生前的遗作外，还沿途派送背后写有“为人民艺术的牺牲者”、“人民艺术家”等字样的蔡同学遗照。当晚学生委员会在中华中学的操场上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会场气氛庄严肃穆，与会学生群情激愤，高呼反帝口号。英殖民当局在得知消息后，马上打电话要校董会主席陈木林出面制止，于是就有数位校董在陈木林的点名下赶到现场，但他们在看到学生们情绪激昂的场面后岂敢造次，只得登台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后，便迅速离场。

在罢课斗争的同时，学生委员会还为罢课同学安排好功课学习和其他文体活动，按年级把各班同学编组成许多个学习小组，分派学习成绩好的高年级同学给低年级同学讲课，而高年级同学则自学或集体学习。除特殊情况外，学生们每天和在校正常上课时一样按时学习，教室则由古晋华侨青年社提供。经受了罢课斗争锻炼的学生，学习目的更加明确，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也更高了。他们不仅按学校规定的教学进度认真学习学校功课，还增设了学校课程之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课，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斗争史、辩证唯物主义等内容。所以，在罢课期间，古晋中华中学的学生们不仅没有荒废学业，还学到了比在学校正常学习时更多的东西。为了使罢课同学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学生委员会还组织大家参加了各种积极健康的文娱活动，如讲故事会、唱革命歌曲、排练舞蹈、排演话剧、举办文艺晚会等。上述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罢课学生的生活，还迅速提升了大家的政治觉悟和集体主义精神，使同学们团结得更加紧密。

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古晋华侨青年社还联合组织了学生文艺宣传队到农村搞宣传活动。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到西连路三十二英里和四十英里两个小镇的活动。当时这两个地区的农民群众听说由罢课学生组成的文艺宣传队要来了，纷纷赶到镇上欢迎，当天竟聚集成几千人的欢迎队伍。这不仅极大鼓舞了同学坚持斗争，还使殖民当局惊慌失措，开始思考解决办法。

在罢课风潮进入两个多月后，殖民当局找到当地福建帮大佬王观兴出面疏通，希望能尽快平息这场学运。

1952年1月17日 部分热心华文教育的华社领袖在王观兴的邀请下，于黄庆昌有限公司办公室召开会议，众人推选王观兴担任中华中学校董会的新任主席。会议除了授权王观兴等人寻找途径从速平息学运外，还成立了一个“学务委员会”，暂代张俊离职后所留下的校长职务。在新一届校董会的大力斡旋下，1952年2月学生委员会的领导层经多次商议，确认开除校长张俊和部分反动教师的目标已经达到，遂决定结束这次长达103天的罢课斗争，呼吁学生回校正常上课。但在复课初期，依旧还有一些零星的纠纷发生，直至同年四月，原在殖民当局担任视学官的徐耀东正式出掌校政之后，学校才渐渐恢复宁静。

左翼学生发动的这场学生运动，虽然成功斗倒了校长张俊和部分亲国民党的教员，但左翼学生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新任校长徐耀东登台后，马上大力打压学生团体，勒令全校学生重新办理登记手续，开除了15名(一说18)在学潮中极其活跃的学生;他还以学生人数不足为由，暂停开办学校高中部。而14名被殖民当局告上法庭的学生领袖身上的罪名也没有被撤销，因此无法回到校园，其中丘立本、黄锦茂、王淑华等人便选择回国生活，离开了北加里曼丹这片土地。丘立本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黄锦茂则曾任北京市政府侨办副主任。

1952年6月9日 殖民当局逮捕左翼运动先驱伍禅。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