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七里营大队蹲点，很少有文章提及，只见过文革期间有批谭砍七里营红旗的文章。1961年我是大二学生，假期在家。由于是学生，又缺乏社会经验，没有去拜访谭副总理。所以知之甚少，这里只能算补起一撇;

中央有少数领导主张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在毛主席掌舵期间未能实现，毛主席逝世后，少数人的主张得以实现，甚至更进了一步，干脆解散人民公社，分田单干，还搞出了一个大典型“天下改革第一村 ——小岗村”，这一下可彻底了，正如有人说的：“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我不知道这些领导是否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是走马观花、还是扑下身，虚心听群取众心声?还是坐听汇报，汇报人是糊弄领导，还是真正了解情况?

谭副总理在七里营蹲点，还真下了工夫，开座谈会、明察暗访，了解到：七里营公社虽是全国红旗单位，但在刮共产风、浮夸风时，也难免不受影响，当时也确实很困难;县长王兴正在七里营大队蹲点，开半夜会，肚里饿的咕咕叫，人委干部范澜，去找生产队长：能不能找点吃的，肚里饿的咕咕叫;队长说：没有馍，给您做点饭吧，范澜说“不敢，不敢”!范澜瞅瞅，有半筐胡萝卜，把这给俺煮煮就行了。煮好给王县长拿去，县长还批评他：咱开会，人听会，咱饥，人家不饥!谭副总理面对群众吃不饱的情况，十分焦虑，于是召开不同类型座谈会，征求干部、群众意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终于找到了好办法：“大集体小自由”，具体作法是：从整体来讲，土地还是集体经营，按劳分配，就是划分少量自留地，补充农民口粮之不足。具体按人口每人分二分自留地;比如社员王行整家里五口人，分一亩自留地，到秋天玉米长的很好，我去帮他家干活，问老王哥：你这一亩地一年能收多少斤?他说：“秋麦两季收一千斤没有问题”;“那你家还缺不缺粮?”他说：“自留地收一千斤、生产队每人再分二、三百斤，可以说，吃粮无忧了”。谭副总理的作法无论从当时看，还是从现在看，确实是一种好经验，他这个办法，刘建勋到河南当书记、推广了他的经验，解救了河南人民。我写过刘建勋《临危受命赴河南 解救万民出水火》，他采纳了谭副总理的经验;可惜谭副总理带有全局性的好经验、好办法，没有得到采纳和推广;可惜有些大领导竟越过“三自一包”，来了个“解散人民公社、分田单干”;不知道是缺乏调查研究、官僚主义驱使?还是有其他目的?更不知道是姓社还是姓资?

我不问姓社姓资， 我只管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蹲点，我所了解的一鳞半爪写出来，算是补起一撇或一角，供天下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