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素山裹，马疾竞看花。

层叠伸北外，入画万重纱。

这一期，我们再看看知识分子的“幼稚”。

民国时期时任媒体人的储安平说：“自由思想分子虽然受着上述种种限制，而客观地说，这批力量目前正在日益滋长之中。但我们还不能将这种力量的滋长归之于他们的努力。而实系由于时代的使然。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为大家怕**，怕他们那一套杀人放火的暴行;无论这种畏惧是不是出于一种误会。总之大家在畏惧**。”

他居然把所谓的“自由思想分子”视作动摇国民党政权的力量。估计是还没领教过蒋介石的暴力暗杀。

他继续道：“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国民党的腐化已是众目昭彰，有口皆碑，无论三民主义这块招牌如何，总之人民对国民党已难维持希望的信心。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主义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

他认为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抗拒”**。他认为自己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也许在他眼里“人民”，都是跟他一样阶层的市民。

他说，“我们说过，今日中国这批自由分子是很散漫的，他们的力量都是源于道德的。凡是道德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看不见，抓不着，但其所发生的力量，则深入而能垂久。这股力量在社会上有根，在人心里有根……”

这就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将“道德”之无形力量拔高到最高处。事实上，真正影响人民生存与发展的，永远是处于底部的经济基础与生产力。在这前提之上，道德文化才产生作用。就像再好的绣花拳，在铁马钢枪面前都不值一提。

他继续道：“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该止于消极的焦愁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

他认为，知识分子能成为一种能稳定政权的独立力量。认为压倒国民党溃不成军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知识分子，而能阻挡**胜利脚步的也是知识分子。他们不看看，国民党在战场上发生了什么。**在万万农村百姓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

这些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实在可惜这么说：除了动动嘴皮子，发发牢骚，抗抗议究竟做了什么贡献。他们到底是以什么承担了“历史使命”的。

他们试图以公正、理性与深刻的立场表达他的想法。他指出，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他要求**在这一点上给出合理的解释。储氏知识分子接着说，尽管自由知识分子深受英美传统的影响，他们仍然会批评英国和美国。但是，他说“我们从未听到**批评斯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过左翼的报纸批评毛泽东和延安?难道斯大林和毛毛泽东都是圣中之圣，竟无可以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

他看问题如此表面。他将能否批评政府视作是否民主自由的主要特征，却不知为何允许或者不允许“批评”的历史条件、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其深层的政治原因。

他总结道：“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就是这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问题只看表面的文化人，只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之所谓民主自由。后来建国以后，这位知识分子代表还成了《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后来，他终于被算作“右派”。个人表示是公道的。

那么，伟人究竟是怎样看待知识分子的呢。他一般地依据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生活水平和政治观点，将他们归类为小资产阶级。他指出，因为小资产阶级固有的个人主义、不切实际、优柔寡断的缺点，有些知识分子会退出革命，或变得消极，甚至敌视革命。而“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远期的目标，只有在摧毁旧的封建社会并一定程度地发展新三民主义之后，这一目标才能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其他成员一起构成了新的过渡社会的“基本力量”。

也就是在伟人看来，新的政府将是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所有反帝反封建阶级组成的联合政府。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参与其中。

在建设这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过程，他老人家提出，“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也就是说，要重视知识分子的力量，同时要让他们将群众与革命的主要力量联系起来。让自己走进人民群众中，走进真实劳动中。与群众一样参加社会实践和劳动。如此才能产生真正的人民情感，产生真知灼见，真正为“人”与“民”说话。

然而，伟人这样的苦心，那些知识分子未必懂。比如，那位被他们推崇为自由文化大师的胡适秉持美帝对他的支持与利用的特殊地位，在1949年1月我党和平占领北平时逃离而去对国民党一方矫情地说，“我对国民党已经无话可说了。像我这样的自由人士仍然选择你们的唯一原因是，在你们的政权中，我们至少拥有沉默的自由。”

而另一位“反对派”知识分子，费孝通却选择留下。他曾对一位外国人类学家的谈话中表示，他觉得自己可以在**政府的管理下有效地工作。事实上，我党也并未亏待他。1952年至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以后直至2005年4月，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5岁。

众多的事实已证明，伟人比所谓的知识分子思想深刻得多，广大得多，长远得多。是宏大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