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睿扬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作者胡睿扬系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国家劳工史、中国政治、现代政治理论及马克思主义。

摘要

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无疑改变了工厂的生产方式，催生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生产的理论与实践。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先驱者泰罗和福特推动了革命性的工厂生产与管理创新。然而在此过程中，工人的基本权利遭到了严重忽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葛兰西等人便开始在工业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之上，开始探索工人解放的理论与实践。

作为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依据马克思主义理想，在工厂层面推行解放政策。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审视苏联是否实现了其工人解放的理想。本文构建了一套以马克思主义理想为基础的工人解放理论，并深入分析了苏联的实践，最终得出结论：尽管苏联对工人解放做出了贡献，但其解放理想并未完全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幻象"。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劳动史;工人解放;工厂管理;苏联

一、概述

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工人的生活方式，有上千雇员的工厂变得普遍，生产出大量廉价易得的工业产品。然而，这些革命性的变化也带来了严重问题，其中突出的便是工人的苦难。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69)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描述的，即便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英国，工人阶级也身处严重污染、充满危险的工作环境，管理不善的机器极易对工人造成伤害。恩格斯的挚友卡尔·马克思同样描绘了工人的恶劣处境，并致力于寻求解决之道。他们都为改善工人苦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目睹了工人的苦难后，他们试图构建一个旨在将工人从中解放出来的全新理论，即工人解放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来自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不仅通过武力夺取政权，更在革命成功后进行了诸多实践，探索将工人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的道路。其中最常见的路径是实行工厂国有化，并推行新的管理方法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列宁，1964;毛泽东，1977)。后人对于这些路径亦有许多新的阐释和实践。

本文从理论视角出发，系统考察苏联的工厂管理方法，深入分析其实践与工人解放理论，以探究苏联是否通过工厂管理实现了工人解放。研究表明，苏联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并尝试实践工人解放理论，其工厂工人的境遇的确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其中存在致命的缺陷，使其解放的理想最终沦为 “幻象”。

二、理论方法

2.1 工业资本主义下的管理理论

工业资本主义下产生了多种工厂管理理论。汤普森指出，工业资本主义下的生产与管理具有两大特征：第一，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已很大程度上被工厂化的大规模生产取代。第二，工作日被严格规制，工人须按照规定时间段履行职责(Braverman, 2020)。

尽管汤普森正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创新，但他并未深入生产与管理过程的内部。泰罗认为，只要不损害工人健康，就可以进一步控制生产节奏。他的生产管理理论后来被称为“泰罗制”或“科学管理”(Burawoy, 1979)。泰罗制的特点是：第一，生产控制权转移至一个独立的管理部门，生产按精确的时间进行。第二，可招募非熟练工人，使其听从少数熟练工人和管理者的指令，并通过提高产量来赚取更高的工资(Braverman, 2020)。

与泰罗类似，亨利·福特则利用机器来高效地组织工人。二十世纪初，在底特律的通用汽车工厂，福特扩展了泰勒制雇佣非熟练工人的做法。正如福特制倡导者所言：“控制可嵌入到生产的物理与技术层面，内化于机器的设计和工厂的工业建筑之中”(Braverman, 2020, p. 206)。这种围绕机器的生产管理后来被称为“生产流水线”或“福特制”。福特制的显著特征在于：第一，工厂按功能划分为不同部门。第二，各部门配备专用机器。工人操作机器，重复相同的动作。机器取代了熟练工人，管理人员成为生产一线的调节者(Braverman, 2020)。福特制的主要优势在于提高了生产率，机器可以全天候运转。福特T型车的产量在推行福特制时达到了历史高点(Link, 2020)。

然而，就工人解放而言，需批判地看待泰罗制和福特制理论。如前所述，两者最突出的贡献是提高生产率以及短期内为非熟练劳动力提供就业。这逻辑上都有利于工人解放：生产率使得商品价格下降到可承受水平，有工作的工人有能力消费这些廉价产品。但也存在负面后果，其中最突出的是异化。根据马克思主义分析，大规模生产导致产品价格下降，单个工厂利润率降低，而低利润率进而导致低工资。马克思(1969;1977)认为，工人生产得越多，获得的报酬却越少，并与自己的产品相异化，这是因为不进行劳动的资本家占有了生产资料和工人产品(Marx, 1959)。另一负面后果是工人间竞争加剧。在实行“计件工资”制的泰罗制或福特制下，工人无需与工厂协作，个人产出越高，物质回报越多。个体如同商品，按其对雇主的“效用”被评估(Link, 2020, p. 210-211)。工人陷入彼此的激烈竞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Marx, 1969)的理想随之消逝。因此，本文将扬弃泰罗制和福特制，仅保留其积极方面。

2.2 管理理论：马克思主义视角

十九世纪最著名的两位政治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目睹了工业资本主义生产与管理的发展，并提出新的理论，旨在将工人从工业资本主义苦难中解放出来。除了经济异化，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异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1969)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将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现代国家承认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存在。然而在市民社会，基于私有财产的利己主义和利己行为仍然占主导，无产阶级与社会相异化。在后来的著作(1970)中，马克思开始基于废除私有制阐述工人解放理论，其方法具有几个关键特征：第一，工厂应实行公有制。采用新激励机制的公有制意味着废除“计件工资”制，缓解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促进合作，消除特权。第二，工人应合作劳动。例如，生产计划应在民主讨论后制定，以保障工人民主权利并最大化其福利。第三，工人必须直接参管理层选举。工人通过参与工厂的民主管理，可以重新获得产品的控制权。这样，他们“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马克思主义术语)得以收回，马克思(1959)在《1844年手稿》中提及的“异化”得以消解，工人从而意识到自己才是生活的主人。第四，工人积极参与工厂管理的目的在于教育工人，为其未来在更大范围(即国家层面)进行直接管理做准备。

其他社会主义革命家试图根据革命经验发展或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在俄国革命期间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布尔什维克党。他通过自己的理解来阐释马克思思想：第一，强调先锋队政党的作用。在他的理论中，党不仅应教育工人，还应充当工厂管理者，充当工人阶级控制生产的“帮手”。第二，革命后需有一个“过渡期”。在此期间，应保留国家官僚机构以指导经济生产。但一旦工人能够管理生产，党便不应长期主导(Lenin, 1960; 1964; 1965)。相比之下，安东尼奥·葛兰西关于工人解放和“工人代表”的理论更为直接。他认为应由工人选举出管理机构，党仅作为工厂内培育阶级意识的“教育者”。葛兰西认为，即使实现了公有制，由工人组成的新管理机构也可能沦为新的官僚阶级。因此他强调工人的直接参与。其“先锋队”“有机知识分子”等术语的作用仅体现在市民社会的“阵地战”中;而在生产一线，在党作为“教育者”的帮助下，工人将形成阶级意识并掌控生产过程(Gramsci, 2000; Femia, 1981; Simon, 2015)。可见，其他革命者主要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自面临的现实相结合。

2.3 一种可检验的解放理论

基于以上讨论可得出几点结论。第一，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包括泰罗制和福特制)高效且富有生产力，实现解放不应以同时牺牲效率、经济增长或工厂管理为代价。第二，工业资本主义催生了一个独特的管理机构，在工厂内部作为异化直接参与者的官僚阶层。此外，大量处于“计件工资”制下的非熟练工人相互竞争，却未意识到其背后的管理者和资本家才是真正的压迫者。因此，如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所主张，工人必须直接参与，不仅要改变所有制结构，还要限制官僚机构的影响以消除异化。同时，直接参与有助于工人积累管理技能。第三，如马克思所主张，工厂生产必须最大化工人福利。第四，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大弊病在于工人间的激烈竞争;马克思的公有制和新激励机制将缓解工厂内的冲突。然而，埃内斯托·斯库瑞潘蒂(2007)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忽略了工人自治与官僚经济计划体系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兼容性，应有方法来制约国家计划机构的影响。此外，在马克思主义理想中，不应存在任何官僚机构或者由官僚控制的国家经济计划机构。但本文承认，现实世界中苏联要完全废除国家机器、先锋党和官僚机构是不现实的。

因此，本文将不把完全废除官僚机构作为解放理论的一部分。另一个问题是，现实与理论之间总有差距。只要实证案例严格遵循理论预测的方向发展，即可视其为真正有效的解放模式。综上，解放理论包含四个维度：保持经济效率、平衡发展和经济增长;工人的直接参与以限制官僚影响;发展工人福利;变革所有制和引入激励机制以鼓励合作。

三、案例选择与论文结构规划

作为首个宣称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忠于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及后来的苏联)自1930年代起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所以自然成为本研究的对象。

本研究采用小样本解释性方法进行。实证对象为苏联，因此样本规模较小。主要结论源于对一手及二手文献的文本阐释。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框架(参见图1)：第一个维度是解放理论;第二个维度是1930年代苏联的工厂管理实践。本文将把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分析。

四、经济效率、平衡发展与增长

在斯大林时期，尤其是在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经济实现了显著增长，私有制基本被废除。第一个一五计划(一五计划)侧重重工业发展(Li, 2013)。其首要成就是其经济结构根本性变革。1932年的数据显示，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占工业部门的99.5%，公有企业创造了93%的产值(苏联科学院, 1982)。在1920年代末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混乱的背景下，苏联的经济增长显得尤其瞩目：整个一五期间，工业产出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0%，消费品生产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0%(苏联科学院, 1982)。二五计划(1932年1月获批)也侧重重工业建设，特别是钢铁联合企业和煤矿。1936年工业产出年增长率约为17%;农业产出年增长率约10%，而消费品年增长率约5%(苏联科学院, 1982)。三五计划(1938年5月开始)期间苏联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直至1941年，苏联工业、农业及消费品产出年增长率分别为17%、10%和11.5%(苏联科学院, 1984;斯大林, 2010;Li, 2013)。1929年至1940年间，苏联工业总体增长770%，至194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苏联科学院, 1984;Li, 2013)。因此，五年计划证明苏联有能力维持经济增长。快速增长使苏联转变为工业社会，重工业产品比帝俄时期更廉价、更易获取，从而促进了工人解放。

然而，苏联经济的运行效率极低，且发展不均衡，其个体生产率(衡量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价值的能力)远低于美国工人(约为其30%)。低生产率迫使苏联政府投入更多资源建设工业(苏联科学院, 1982;1984)。城市化率从一五前的约10%骤升至1940年的30%(苏联科学院, 1984)，可以推测低生产率是由于大量未受教育的农民涌入城市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物资短缺。1932年，糖、棉花和丝绸的产量低于1913年。到1940年，重工业产品产量是消费品的3倍、农产品的8倍(苏联科学院, 1982;1984)。因此，尽管工业品供应充足，但由于国家收入大量投入重工业，普通人常面临基本消费品短缺的问题。最突出的例子是1932-1933年苏联乌克兰农村的大饥荒，政府无力提供额外物资救济灾民(苏联科学院, 1982)。综上所述，苏联经济的快速增长应得到承认，但这可能不足以证明整个苏联经济在经济效率方面实现了工人解放的理想。基本消费品短缺与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显然无助于工人解放。

五、工人的直接参与与官僚体制的制约

5.1 苏联模式的一般特征

苏联经济构建了一个从中央到工厂管理的垂直官僚控制体系。1920年代，苏联存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劳动研究所等多个计划与控制机构，职责边界模糊(Beissinger, 1988)。1928年苏联经济下滑后，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决定推行快速工业化政策(Beissinger, 1988)，首要任务是将经济管理整合为一体。根据奥尔忠尼启则提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成为一个集计划、组织与劳动监察于一身的超级部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和中央劳动研究所的经济计划官员被并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导致其规模和权限急剧膨胀(Beissinger, 1988)，而地方工厂管理混乱，文牍主义盛行。因此，苏联政府决定在全国工厂推行“一长制”管理(Schurmann, 1968; Beissinger, 1988)，这与19世纪泰罗的主张非常相似。如舒尔曼所述，这是一个“从整个工厂到各个工段按等级排列的生产单位体系”(Schurmann, 1968, p. 251)。同时，由于许多苏联工厂引进了美国的装配线，类似福特制的一线生产管理也出现了。任何差错均有专人负责(Schurmann, 1968)。管理人员须制定生产计划，并对工厂的每个部门进行自上而下的持续监督，确保计划的执行。工段领导则监督个体工人的生产(Schurmann, 1968)。工厂管理者还负责维护设备、技术创新、原材料供应以及成本与融资。每一生产层级只由一人负责(参见图2)(Schurmann, 1968)。到1930年代中期，苏联国家机器已演变成一个享有特权和国家预算的独特官僚阶层(Li, 2013)。因此，苏联的经济计划和工厂管理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一长制”的构建与泰罗式管理者的绝对权威十分相似。

苏联鼓励工人直接参与工厂管理，但目的在于维护而非制衡官僚机器，亦非通过参与教育工人。1930年代经济发展伴随官僚机器反应迟缓的问题。斯大林因此号召“清算官僚‘习惯’与‘习俗’”(Beissinger, 1988, p. 122)。第一项政策是鼓励工人举报官员的不当行为。1932年，斯大林的亲密盟友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引入对行为不端官员的死刑政策。此后，生产一线(主要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警力大增，主要针对工段领导。1936-1938年斯大林发动大清洗期间，出现了官员清洗的高潮，许多逮捕不再是由工人举报。到1938年，数万名官员被撤职或处决(Beissinger, 1988)。然而，其主要目的是强化而非平衡工厂中的官僚机构。许多被撤官员是因“对斯大林不忠”而非生产行为不当被指控(Beissinger, 1988)。此外，撤换不端官员仅意味着人员更替，并未改变“一长制”政策或官僚体系本身。

另一项鼓励工人参与的政策是组织工人生产竞赛，但这些竞赛并不民主。斯大林认为泰罗制和福特制都是压制工人的制度(Rittersporn, 1994)。为解放这些工人，斯大林号召开展全国性的“自发”斯达汉诺夫运动，但整个运动迅速演变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顿巴斯普通矿工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在一个班次中采煤102吨，是定额(7吨)的14倍多;几周后他又以227吨刷新纪录(Siegelbaum et al, 1994)。1935年秋，第一次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将运动定为全苏工厂的基本政策，要求各厂选拔超额完成定额的工人，然而结果却是按定额生产且产品质量通常良好的工人被指责破坏运动惨遭解雇，产量远超定额而不顾质量的工人反被表彰为“社会主义建设者”(Beissinger, 1988, pp. 137-145)。因此，受表彰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忠诚”推动运动的管理者获得了晋升，或直接进入官僚机构。这些人被视为忠于斯大林和苏联**(Beissinger, 1988)。因此，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最终目的仅仅是利用一批新的“忠诚官僚”来强化该体系，而非号召工人投身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整个运动是由党“自上而下”推动的，而非工人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全国性运动。解放的理想已被遗忘。

5.2 案例研究：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是推行“一长制”政策的典型。该联合企业于1929年快速工业化启动后兴建，被视为苏联经济的象征(Kotkin, 1995)。首任厂长是瓦列里安·古比雪夫是斯大林的盟友，忠实地执行政府的计划。生产一线的每个高炉为一个生产工段，每一工段设一名领导负责生产(Kotkin, 1995)。然而，僵化的官僚体系难以管理现代联合企业。例如，管理层无法准确预测每个高炉的原材料需求，导致不断向政府争取更多原材料，因为这些官员只想完成计划而非解决问题。1932年奥尔忠尼启则在视察一家工厂时指出了这个问题，并开始推行政策反对僵化的“一长制”。解决方案之一便是开展鼓励工人参与的生产运动(Kotkin, 1995)。

该企业早期就有针对僵化官僚的工人生产运动，最早记录于1929年建厂时。但运动目的并非教育工人管理技能或鼓励参与计划，而是让非党员向党员学习。因此，整个运动是依上级党组织命令进行的(Kotkin, 1995)。1935年斯达汉诺夫运动发起后，该联合企业相继开展了“斯达汉诺夫工作日”(1936年1月11日)、“斯达汉诺夫工作五日”(1月21-25日)、“斯达汉诺夫工作旬”乃至“斯达汉诺夫工作月”。整个1936年都被冠以斯达汉诺夫之名(Kotkin, 1995; Beissinger, 1988)。工厂一直在表彰杰出工人，比如德米特里·博加特连科被提升为工段长并获赠一辆汽车(Kotkin, 1995; Beissinger, 1988)。这些运动也间接控制了工人行为。安娜·科瓦廖娃(马尔法·古济亚的妻子)写信给丈夫，抱怨邻居的闲言碎语，说她的丈夫没有参加运动。马尔法本是尽职的机车司机，却因同事亚历山大·科瓦廖夫日运煤量更高而被指责为“非社会主义者”(Kotkin, 1995)。正如科特金总结的，这种现象被称为“表现得像个布尔什维克”，即人人都需要假装在日常生产中很积极，但内心未必情愿(Schurmann, 1968; Kotkin, 1995)。这与前文分析一致：工人的参与是基于服务党的目标，而非与党员合作管理工厂的自发愿望;他们需通过服从上级命令来扮演“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5.3 对苏联模式的评价

苏联的工厂管理体系并未实现工人的解放，反倒强化了集中权力。首先，苏联体系的权利高度集中。根据工人解放理论，权力集中意味着工人权力减弱。其次，苏联工厂的生产竞赛看似鼓励工人创新以提高生产率，塑造了个别“生产英雄”，但多数竞赛实为政治任务，当局将其转化为强制性的生产运动。这种“运动式管理”虽带来增产，却未改变管理本质——工厂归官僚而非工人所有。因此可以说，苏联在工人直接参与工厂管理方面未实现解放。

六、工人福利的发展

苏联模式的一大特点是提供工人福利。首先是缩短工时，让工人拥有休闲时间并可享受福利。一五计划后，政府决定减轻劳动负担。自1935年起，苏联政府将日工时减至七小时，并规定周日为休息日。1936年，苏联将此项规定写入宪法，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苏联最高苏维埃，1936)。其次，国家城市住房规划局还为工人提供可负担住房：为未婚工人建造宿舍，已婚工人可以排队等候低租金公寓。租金低廉，不超过普通苏联工人月薪的5%(Kotkin, 1994)。第三，开办职工食堂，为工人提供健康饮食。例如，1930年代的食品工业部长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基于食物营养学研究，撰写了指导工人健康饮食的书籍(苏联医学科学院，1939)。第四，设立夜校，鼓励优秀工人上大学，普通工人也可学习基础科学知识(Kotkin, 1994)。例如，电影《扎列奇纳亚街的春天》即描绘了工人通过夜校熟悉工作的故事(Feliks, 1956)。第五，大型工厂配备电影院、俱乐部和沙龙，提供近乎免费的休闲活动(Kotkin, 1994)。由此可见，苏联将大量资源投入工人福利，这是一项创新——在泰罗制与福特制中，工人处于从属地位，工人福利被忽视;而苏联虽发展了福利，其分配却仍是集中式、无工人参与的。

再次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为例，该企业是苏联发展工人福利的典范。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街道宽阔明亮，工人住在闪亮的超级街区"(Kotkin, 1994, p. 108)。与生产线的个体化趋势相反，在生活上苏联鼓励集体生活。但建设初期资源匮乏，实行集体住宿，多人共用一室(Kotkin, 1994)。每位工人的租金约为1卢布(含水电燃气)，不到月薪(50卢布)的5%。收取的租金用于市政服务的维护和升级而非盈利。到1936年，钢铁联合企业建成不到三年，所有工人都已搬入宿舍或公寓(Kotkin, 1994)。企业还建有医院。到1937年，该院已设有1400张床位。市内除主干道外，还有两家影院、市政厅(用于大型集会)、工人俱乐部、市政厅前的大公园以及工人家庭食堂。夜校常设于生产线旁(Kotkin, 1994)。然而，尽管做了这么多，问题依然存在。例如1940年(该市初建十年后)，许多在工厂外工作的人员(如理发师、洗衣工、教师、鞋匠)仍未分到住房。住房分配与政治态度挂钩，产量高且始终表现出对党忠诚的工人比仅按定额生产的工人更快分到住房;干部、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则享有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和更快的分房待遇(Kotkin, 1994)。问题根源在于福利分配的集中性质，官僚可以享受特权。因此，尽管苏联政府试图最大化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人的福利，但其福利体系同样是围绕官僚机器构建的，且常将政治考量置于工人福利之上。总体而言，尽管存在问题，但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确成功地发展了工人福利。

七、公有制与新激励机制

苏联的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但其激励机制却沿袭了泰罗制和福特制，保留了工人间的激烈竞争。在苏联一五计划后，公有制工业企业的产出已占苏联经济的绝对主体。尽管所有制形式有了变化，但"计件工资"制被保留了下来。这一制度源于泰罗制，被视为激励工人提高产量的最有效方式(Fitzpatrick, 1994)。1930年代学者曾就此制度的改革进行过辩论。尼古拉·布哈林及其支持者主张平等主义的工资方案，即工资和奖金应集体奖励给表现优异的生产团队，并将工资差异最小化(Erlich, 1960)。其逻辑很简单：既然生产资料公有，就不应存在竞争，而是促进工人互助。但当经济发展成为首要任务时，这一提议很快就被否决(Erlich, 1960)。苏联五年计划的核心是赶超资本主义国家，鼓励工人互助被置于次要地位。1931年，全联盟**代表大会废除了平等主义工资方案，转而采用"计件工资"这一资本主义传统。“工资是个人化的，通过计件与每单位产出挂钩。每个工人被分配到各自的产出定额或指标，超额完成的将获得奖励"(Kotkin, 1994, p. 204)。

此外，对个体工人的奖励没有上限，而"计件工资"制并未产生积极效果。前文提及的劳动英雄煤矿工人博加特连科，在1936年的平均月薪为935卢布，1936年下半年高达1,169卢布(普通苏联工人月薪约50卢布)。他还在1937年获得了一套免费的三居室公寓和一次免费前往克里米亚的旅行(Kotkin, 1994)。根据官方宣传，全苏联各企业的工人积极参与建设，争相成为劳动英雄，然而现实是大多数劳动英雄是为获取上级奖励而被刻意塑造出来的。以煤矿工为例，经常有一队人来完成本应由一两名工人承担的分拣、清理和搬运工作。因此，在苏联成为劳动英雄十分困难，大多数工人只能获得普通工资(Kotkin, 1994;Li, 2013)。有报告案例显示，工人写信投诉劳动英雄有不良行为，如下班后酗酒、与他人有不正当关系等，但这些指控往往不实，仅仅只是因为普通工人对那些劳动英雄奢侈生活产生了不满(Kotkin, 1994;Li, 2013)。总之，苏联模式率先实现了公有制，尽管有了公有制的外壳，苏联激励机制的内核仍然是个人主义的。这里并非在否定竞争本身，关键在于苏联的劳动英雄大多是虚假的，他们并未起到鼓励他人学习的作用，反而给他人带来负面影响。从长远看，工人关系相较资本主义模式并未改变：工人仍为自身利益工作，而非促进互助。这种制度也符合官僚体系的利益：只有少数人能享受物质特权，无需与大众分享资源。他们脱离工人队伍，成为"工人贵族阶层"。与解放理论相比，苏联模式只有公有制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是建立在工人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参与和互助的基础之上，而苏联体系却以"一长制"和工人间的不健康竞争为主导。

八、评估与结论

鉴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苏联的工厂管理模式未能完全实现解放理论所要求的工人解放。尽管这种模式做出了诸多贡献，但其解放承诺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幻象"。在这种体系中，工人确实获得了较好的关怀，尤其是在福利方面。然而，平衡发展的理想远未实现：苏联侧重城市工业，对农村发展关注不足。

对苏联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其难以制约的官僚体系。工厂内部的"一长制"阻碍工人参与管理。官僚体系虽试图最大化工人福利，但其僵化的本质导致福利分配出现诸多问题，催生了特权官僚阶层。最后，在其激励机制中，苏联模式允许少数工人进入特权阶层，导致特权工人与工厂官僚结盟，而非特权者则与之对立。

总体而言，苏联模式是"官僚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因为在工厂管理的实际运作中，并未实现工人的自我参与。理论上，工人应通过主导工厂官僚体系的布尔什维克党委会这一媒介占有工厂;理论上，官僚源自工人阶级，因此工厂最终归工人所有。但分析表明，苏联官僚阶层已与工人相异化，享有绝对的强制权力与特权分配，有时甚至成为压迫者。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考虑到现实障碍与局限，苏联的工厂管理模式未能实现理想的工人解放理论目标，其解放努力终成"幻象"。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可检验的工人解放假设，并将苏联模式和理论与之比较，发现其在某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解放目标(如最大化工人福利方面)，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与解放目标相去甚远(如实现平衡发展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