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反腐，从力度上说，不但空前，而且绝后。对贪腐官员采取了族诛、枭首、刖足等暴力措施;更有意思的是鼓励老百姓进京上访;最牛的是，可以由老百姓将对老百姓不好的官员直接抓起来押送到京城，如果有地方官员胆敢阻拦老百姓进京上访，会被族诛。

朱元璋，大概开启了人民监督的先河。当然，这个人民监督并不彻底，因为没有真正地发动群众，没有给予人民真正地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力，但毕竟这是作为统治阶级开创的先河。

根据“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王春瑜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反贪通史 贰 隋唐到明朝》：

族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灭族，全部处死。

这段话里，有四个信息：

1、鼓励百姓进京上访，即“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

2、鼓励老百姓打破条条框框，对贪官污吏进行革命，也就是对贪腐官僚进行造反，即“绑缚赴京治罪”;

3、对于阻拦老百姓进京上访的官员，给予“族诛”的严厉惩罚。即“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也就是说，如果有包括官员在内的任何人(“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胆敢对上访的老百姓进行截访，那就灭其族。

4、如果任何人敢对进京上访的老百姓进行报复，一律杀全家，即“一律族诛”。

对于第2条信息，相当于鼓励老百姓对贪腐官僚进行革命，对贪腐官僚进行造反，颇有武斗的架势——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即“虽无文引”，就可以将贪官污吏进行革命、造反——“绑缚赴京治罪”，这是要得罪很多官僚的，很容易被后世的文人以及官僚们用春秋笔法将其描写成对官员的“迫害”。正是因为后世的官僚及其豢养的卑劣文人们掌握了话语权，朱元璋被他们描绘成“暴君”。

实际上，朱元璋是这些贪腐官僚的噩梦。正是因为朱元璋对贪腐官僚的严酷治理，才招到他们的痛恨。

朱元璋开创了人民监督、人民参与反腐、治吏的先河，鼓励老百姓进京上访并族诛截访的“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更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大民主”的先河，打破了之前的官僚监督官僚、官僚治理官僚的模式。

当然，这个“大民主”终究还是服务于朱元璋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的，是有其阶级局限性的。此外，朱元璋不是全面发动群众，比如“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这里的“耆宿”就是指德高望重的老年人;也没有形成群众运动，实际上，群众没有真正地发动起来。从根本上讲，这还是维护阶级利益、维护家天下的改良。但无论如何，在当时的年代，甚至在现代社会，这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阶级局限性、历史局限性不能抹杀它的进步意义。要知道，即使在现代的社会，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几个国家和地区能做到这一点呢?

朱元璋对于胆敢阻碍老百姓进京上访——阻挡耆民赴京，也就是截访，主犯处死，从犯刖足，即剁去双脚。。

根据杨一凡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明大诰研究》，对于截访者，《《大诰 续编67》的处刑如下：

【阻当耆民赴京：枭令示众刖足枷令】

【耆民赴京面奏事务阻当者：枭令示众刖足枷令】

枭令示众，即斩首示众，就是斩首后，将头颅悬挂于高杆之上;

刖足，就是剁去双脚。

即使这样的酷刑，还是有不长眼敢于截访的。根据《明大诰研究》：

【“洪武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二名，手执《大诰》赴京，首告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害民。经过淳化镇，其巡检何添观刁蹬留难，致使弓兵马德旺索要钞贯，声言差人送赴京来。如此沮坏，除将各人押赴本处，弓兵马德旺依前《大诰》行诛，枭令示众，巡检何添观刖足枷令①】

翻译过来：公元1386年4月28日(立夏)，因为本县弓兵首领杨凤春残害老百姓，嘉定县民郭玄二以及同伴，他们两人拿着《大诰》进京上访，经过淳化镇，有个巡检的官员何添观，刁难郭玄二及其同伴，不予放行，并指使淳化镇的弓兵首领马德旺向这二人索要钱财。最后，按照《大诰》的处罚，马德旺被斩首示众，何添观被剁去双脚。

【杜用，任曹县知县，为卖放积年民害等事，受钞一百五十贯及阻当耆民赴京奏事，处斩】

《大诰续编?鱼课扰民第三十三》规定：

【今后敢有仍前夺民取采虾鱼器具者，许民人拿赴有司。有司不理，拿赴京来，议罪枭令，以快吾良民之心。】

这个规定是说，如果官员敢夺取老百姓的捕捞鱼虾的工具，允许老百姓将其捉拿送到官府，如果官府不受理，那就允许老百姓进京上访，将害民的官员押解进京，如果罪名成立，要斩首示众，使老百姓解心头之恨而称快。

从这里看出，朱元璋将进京上访的老百姓当做“良民”，而绝不允许官员将老百姓当做“刁民”。

对于官员枉法对老百姓搞冤案的，也鼓励老百姓进京上访，如果官员敢截访，则对截访官员“族诛”。根据《明大诰研究》中引用的《大诰 三编》之《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规定：

【“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搞冤案——井冈山观心注);或“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或“赋役不均，差贫卖富”;或“举保人才，扰害于民”;或“勾补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或“造作科敛”，把“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尔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将“该吏拿赴京来”。“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当者，其家族诛”。】

朱元璋知道治理贪腐官僚不仅仅靠官员监督，还要让老百姓监督，虽然这样的处理没有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高度去，但这也是不自觉地运用辩证法：矛盾无处不在，不能掩盖矛盾、压制矛盾——即不允许进京上访;而是要积极地发现矛盾并发动群众进京上访解决矛盾。

《明大诰研究》：

【北平布政司永平府滦州乐亭县主簿汪铎等，“设计害民，妄起夫丁，民有避难者，受财出脱之，每一丁要绢五匹”。对于汪铎的横行霸道行径，民赵罕辰等44人忍无可忍，将其绑缚赴京，吓得这位作恶多端的“父母官”不得不放下往日的威风，向百姓“乞怜哀免”。[8]】

此案例，是不是与文化大革命有些相似?请读者朋友们自己判断。

归根结底是怕不怕老百姓的问题，到底将老百姓看做是“良民”还是“刁民”?

在认识到朱元璋开人民监督贪腐官僚先河之后，我们还要认识到，朱元璋作为大地主阶级、官僚阶级的总代表，他的一切都是要维护他的阶级利益，为了维护他的家天下能够千秋万代，他所做的都是处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这一切都决定了他的依靠人民不可能是真正、彻底地依靠，只要有人民危害了他的统治——变成阶级矛盾时，朱元璋会毫不手软地镇压，根据《明大诰研究》：

【乌程县民余仁三等29人，系本县富民游茂玉佃户，因遇灾荒无法糊口借游茂玉粮米。后余仁三等和百姓100余人“至游茂玉家，将本人房屋门户俱各打碎”，搜出原借米文约还各户，又将游茂玉作豪民帮缚赴京。显然，这是一起为饥寒所迫的贫民反抗豪强地主的事件。可是，口口声声宣扬要以“民生为本”的明太祖，却将余仁三等三人“枭首示众，其余各人发化外充军，家下人口迁发化外”。按照当时的律令，这种所谓“犯罪”，也不过只惩罚本人而已，并不株连家属。朱元璋的这种做法，实属律外用刑，但他却以“奸顽终化不省”“故意乱政坏法，自取灭亡”加以辩解。】

“为饥寒所迫的贫民反抗豪强地主的事件”，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看，是革命性质的;但从大地主阶级看，这是造反，触动了朱元璋的阶级利益，会动摇他的统治基础，所以要坚决镇压。所谓的“民生为本”是有条件的——劳苦大众必须接受地主阶级的剥削，这样的“民生为本”是骗人的。在他们的眼里，老百姓“造反无理，革命有罪”。

在舆论上，朱元璋对老百姓控制得极其严格，不允许老百姓“非议”朝廷，动辄以“诽谤罪”处罚。根据《明大诰研究》：

【福建沙县民罗辅等13人议论：“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厉害，我每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便被宣布是犯了“诽谤罪”，“枭令于市，阖家成丁者诛之，妇女迁于化外”。】

老百姓只是因为“非议”朝廷，就被“枭令于市，阖家成丁者诛之，妇女迁于化外”。

这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从这也看出，所谓的法律，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凡是害怕群众的，一定是站在了群众对立面，一定是剥削阶级，一定是反动派——无论嘴上说得多么漂亮。这是铁律。

此外，我们还要认清，朱元璋严厉惩治贪官污吏和豪强地主，虽然减轻了平民所受的欺压和负担，但本质上是通过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来调和、掩盖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麻痹劳苦大众，根本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家天下得以延续，确保千秋万代，也就是确保永远剥削劳动人民。这个根本目的决定了朱元璋依靠群众，不可能是真正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不可能是真正地发动群众;所谓的“民生为本”也绝不可能民生为本，是且只能是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本，以维护家天下利益为根本。

这也说明了，私有制下——任何非公有制下——包括打着公有制旗号的苏修、越修，惩治贪官污吏和豪强，无论口号喊得多么响亮、多么动听，无论处罚得多么严厉、多么严酷，它都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只能是为了维护人吃人剥削制度而采取的改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惩治贪官污吏和豪强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注定是麻痹劳动人民的——让老百姓不要造反，让老百姓永远安心甚至快乐地接受剥削与压迫。

还要看到，苏修、越修的反腐，相比朱元璋还是退步的，因为他们不敢像朱元璋那样依靠(虽然是假的)群众，更不敢鼓励老百姓进京上访——“许民赴京面奏”、“连名赴京状奏”，也绝对不敢让老百姓将贪官污吏和豪强“绑缚赴京”。

作为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从辩证唯物主义高度来解决矛盾，而绝不是掩盖矛盾、压制矛盾。他是时刻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的，他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他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毛主席所说的，也正是他所做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是这样的。

毛主席是口头上的马列主义者，更是行动上的马列主义者。我们要时刻警惕口头上的马列主义者，行动上的修正主义者。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国**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摘录如下，这部分讲话也体现了毛主席对待上访请愿、“闹事”、罢工的态度：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57年)2月27日下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

......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官僚主义没有克服，要闹就让他闹，因为你没有解决问题。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应该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打扁担，看作是我们改善工作，教育工人、农民、学生的一个过程。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十)闹事、出乱子是好事还是坏事?毛泽东说：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许多事，我看又好又不好，有两重性。】

毛主席对待群众上访请愿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1966年7月25日)在有各大区第一书记参加的谈话中，他说：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

根据《毛泽东年谱》，他在不同的场合这么说过：

【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一样，你要顺那个水，不要离开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不要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要好好跟他讲道理，用好好讲的方法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

......

本来没有鬼，只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做“怕群众”。

......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

......

铺张浪费、贪污分子，一般说靠行政的办法是整不好的，他们就是怕群众，叫做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要隔几年就整顿一次。

......

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

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怕别人贴标语，别人贴标语就要抓人。哪有**怕群众的。

......

我们历来靠群众，为什么怕群众。】

有的人对待上访的态度是“此风不可长”，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我刚才说，毛主席对我有很多教导和批评。同志们学毛选五卷，大概都知道，里头有二次是批评我的，就是讲邓小平你也有个窝啊。为什么毛主席讲这个话呢?就是在一九五六年，成都有一批复员军人，一些娃娃，要到北京来请愿，提的要求高一些。我讲了一句“此风不可长”。当时，毛主席举了河南发生强迫群众搬家，修飞机场，遭到群众反对的例子，说人要有个窝，你把他的窝占了，他不叫几声。这就是说，要注意人民的呼声，不能够压制。这说明毛主席是怎样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我们这些人处理这些问题，开始时思想就是有毛病。我说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只能够诚恳地接受。他讲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譬如有个时候毛主席听到好多谣言，毛主席对我说我才不怕谣言哩。毛主席充分注意群众的问题，充分信任群众。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采取充分的群众路线，包括大民主。我们不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充分信任群众，充分发扬民主，来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今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总是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少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

【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其中关于“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这在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安定方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邓小平所说的“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的“四大”，

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1975、1978宪法是这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四十五条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被取消。同时被取消的还有“罢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