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We're Being Worked to Death by Capital（资本正在使我们过劳至死） 

作者：Alex N. Press

校译：革利牙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com/2021/05/overwork-underwork-unemployment-underemployment-workers-boundaries-unionize-post-work


过劳的长时间工作每年导致逾70万人丧生，与此同时，数百万人无法觅得足以维生的工作。资本主义的非理性，其代价是鲜活的生命。

我最近看到一幅名称冗长的印刷品。它在亚马逊和Etsy交易平台上均被打上标签“奋斗/每周计划表/帆布印刷品/励志/墙面办公室装饰/现代艺术/创业者/励志/奋起/拼搏/创业成功”。

这些为搜索引擎优化而使用的标签虽拗口，却传达了该商品的精髓。这是一幅矩形印刷品——36 x 24英寸的尺寸在亚马逊上售价120美元——白底黑字。顶部写着“每周计划表”。下面用较小的字体跟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奋起并拼搏！”，然后是“新的一周，新的目标！”。再往下是计划表，内容如下：

周一：奋斗（HUSTLE）

周二：奋斗（HUSTLE）

周三：奋斗（HUSTLE）

周四：奋斗（HUSTLE）

周五：奋斗（HUSTLE）

周六：奋斗（HUSTLE）

周日：奋斗（HUSTLE）

底部有一行小字：“怀揣百万美元的梦想，就不能只有最低工资工作的行为准则。”

我是在频繁浏览互联网上关于“奋斗文化”的内容时，偶然发现这件装饰品的。那是一个人们说服自己更努力、更长久工作的世界。这份每周奋斗计划表或许以其对自我剥削的咧嘴拥抱显得滑稽，许多人也会觉得它荒谬，但它同时也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人所经历的工作要求：持续不断，周末消失，第二份、第三份工作成为必需。

工作时间正在蔓延至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每年导致数十万人丧生。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和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一份新报告（本文发布于2021年5月24日）的发现。该报告分析了每周工作55小时及以上人群的健康结果。这两个组织分析了全球数据，发现2016年，每周工作55小时及以上的工作导致了745,194例死亡，高于2000年的大约59万例。在这些死亡中，398,441例可归因于中风，346,753例可归因于心脏病。这使得工作如此长时间的人，与每周工作35至40小时的人相比，中风风险估计高出35%，心脏病风险高出17%。男性和中年人尤其受此影响，而这个问题在东亚和东南亚最为普遍。

关于过度工作如何致人死亡，报告指出了两种原因。对一些人来说，过度工作的压力可能导致身体释放过量的压力激素，从而引发心血管问题。对另一些人来说，压力可能导致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如吸烟、酗酒、不良饮食、缺乏运动和睡眠不佳，这些反过来又增加了心血管风险。

该问题的普遍性使得过度工作比其它职业危害更危险。过长工作时间致死的人数超过了接触致癌物致死的人数。这当然不是工作致死的唯一方式——工作中的死亡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夺去许多生命——但过劳死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我们许多人正身处这种磨难之中：2016年，全球8.9%的人口，约4.88亿人，每周至少工作55小时。

我们为何会被驱使到过劳至死？零工经济的扩张和稳定工作的减少——。

工业革命后的几十年里，平均劳动时间曾呈下降趋势，尽管这在全球范围内和工人阶级内部各部类的经历并不均衡。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工人自身为掌控生活所做的努力。正如人们所说，“如果你热爱周末，感谢工会吧。”例如，1886年干草市场激进活动者的殉难，就发生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集会上，而这场集会本身又是长达数十年努力的一部分，旨在首次对工作日（日时长时长）以及童工使用情况进行限制。正如美国劳联-产联首任主席塞缪尔·龚帕斯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中所说：“无论ta们在其它问题上有多大分歧……所有劳动者……都能在这点上团结一致。”

但近年来，工作时间缩短的趋势已经停滞，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逆转。国际劳工组织2018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工作时间出现了分化，

过度劳动与工作不足或失业之间的联系并非新现象。正如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后备军的队伍，而反过来，后备军通过竞争施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并听从资本的摆布。”

这里的“后备军”即产业后备军，指的是那些站在工厂大门外的人，当工人抱怨时，ta们就成了雇主有用的工具（“如果你不想要这份工作，乐意接手的大有人在！”）。过度劳动与工作不足并存：例如在零售业，现在大多数工作都是兼职，这与几十年前相比是一个重大转变，当时这类工作约有70%到80%是全职。

这些关联使得争取缩短工作时间、争取对工作安排有更大控制权的斗争，在战略上具有可行性：这一诉求能团结更广泛社会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并且，令资本家们懊恼的是，它能融合就业者、未充分就业者和失业者的利益。

2018年国际劳工组织报告的作者乔恩·梅辛杰将工作时间的增加与几项发展联系起来。他写道，出现了“工作时间安排的多样化，从每天固定工时、每周固定天数的标准工作周（每周工作时长），转向各种形式的‘灵活’工作时间安排（例如，新的轮班形式、工时平均化、弹性工作时间安排、压缩工作周、待命工作）”。伴随着这些安排而来的是，人们被期望随时待命——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奋起并拼搏”。

这些关于灵活工作时间“可使用性”的新标准，与日益广泛使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激增交织在一起。现在，无论是美国的白领员工还是印度的网约车司机，上班与下班之间已没有明确的界限。不仅是个人的时间，连同个人的空间——想想与老板的Zoom通话，这实际上相当于把他请进了你的家里——都被工作殖民了。

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个紧急状况，需要为此采取行动。对于那些可能被劳役至死的劳动者，必须减少其工作时间；对于那些挣扎着维持生计的劳动者，必须保证最低工作时间。我们需要在工作与生活其它方面之间建立更强的界限，同时需要带薪休假和病假法律，以确保工人不被强迫围绕雇主的要求塑造自己。并且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工人组织/工会组织来执行这些法律和标准。

工作，至少以其目前的存在方式而言，糟糕透顶。既然过度工作每年导致近百万人死亡，现在是时候加倍努力，减少为老板付出劳动的时间，增加为我们自己意愿支配的时间了。我们的生活不应以利润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中心。正如E.P.汤普森所写，如果我们能放松工作纪律对我们时间使用的掌控，我们或许能“重新学习一些生活的技艺……如何用更丰富、更悠闲、更个人化和更具社会性的关系来填充我们日常生活的间隙。”或者，正如一位“后工作宣言”的作者所言：“是时候好好生活了。”要么减少时长，要么倒地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