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要让南街人富得一分钱都没有

王宏斌有一句经典的话：“要让南街人富得一分钱都没有。”

这是一个远大的理想。

南街村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之后，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

人们常常把住房、医疗、教育称为新的“三座大山”。住房被称为年轻人的噩梦，年轻人从20多岁当房奴，往往要当到六十多岁或五十多岁才能还清房贷。特别是北京的房价，网上有一个段子说，一个妓女要想买一套每平方米10多万元的房子，按200元一次一天三次来计算，得从唐朝开始接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得天天接客，一直接到2000年，期间还不能有例假。

房价的高企真的令人望而生畏。许多北漂、广漂、海漂住在低矮潮湿的地下室。十元钱一晚，在那里终年不见天日，根本不可能有窗户。一些白领一族，每月的工资除了交房租也就所剩无几了。网上有一些真实的故事，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为了免掉房租，每天晚上陪房东睡觉。有些年轻人买了房子，付了首付，到头来付不起月供只能断供。于是房子被走法律程序被拍卖。大城市里许多做房产中介的，专门做“法拍房”。可以想见断供的人有多少。年轻人的工作都是聘用制，老板哪天看你不顺眼了，你哪天不能给老板带来丰厚的剩余价值了。老板说踢你就踢你。

年轻人的工作怎能稳定?怎么能够安居乐业?别看都市一族西装革履的，人模狗样。大多金玉其外，穷酸其中。年轻人聚个餐，都得AA制，很少有人能大方地买一个单。只有那些脸厚心黑的人，当了个小老板，才能吆五喝六，人模狗样。打工仔们挤地铁、挤公交，住在郊区，如在北京上班的住在河北通州，上下班的通勤时间往往三四个小时，有时怕迟到打个的，一下子就去了几十块上百块。一个月的交通费不可忽略不计，其数按工资比例来说也不在少。

公司对员工的身体要求很高，很多公司打出的招人条件是：不能有任何疾病。这根本就不符合现实，人都是有病的。年轻人的生存压力可谓压力山大，根本不敢有任何病。小有积蓄者，随便一场病都可让你因病返贫，或因病欠一身债。一个普通感冒，可能花掉你三千多元。一个小病，到医院一通检查做下来，没几千元下不了地。如果住院治疗，那就得求亲朋好友资助或搞水滴筹，或到大街上跪下求人了。

人人不敢生病，平时能信迷信的信点迷信，求菩萨保佑身体健康人才两旺。寺庙里的生意因此特别好。真假僧人们看中了这个生意，设置了很多套路，向来求神拜福的人举刀猛砍。僧侣们都很肥，有的和尚有七十多个儿子，情妇多得不计其数。

入学也成了压在年轻人头上的一座大山。刚怀上孕，就托关系花重金预约幼儿园。幼儿园的学费可不低，读书就两头费用高，一个幼儿园，一是大学。幼儿园一年几十万，还得给老师送礼，礼品礼金少了差了拿不出手。

入小学没有房本可不行，虽说按规定农民工进城其子女也可以就近上学，但人家有房本有户口的先安排你没得话说。事实上租房子住的农民工子女就是入不了学或很难入学。于是把祖宗的老底拿出来把亲戚都借遍把老家的房子都卖掉也要在大城市买个房，哪怕三四十平方也总算有了房本，有了房本房子其实大家庭不能住，又只能租房子住，把买的小房子租出去。折腾来折腾去就是为了不让小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终于把孩子送进学校了，为了孩子排个好座位，为了孩子当班干部，为了孩子获奖，为了让老师表扬一下孩子，为了给孩子进重点班，为了让孩子多一些出头机会，老师校长都得多多打点。为了接送孩子入学，怎么也得弄辆车……

教育太难了，生孩子太难了。许多年轻人干脆摆烂，直接不生孩子了。一个十分重视传宗接代的民族直到到了人口负增长。人们生活的幸福感从哪里来?你幸福吗?当电视记者把摄像头对准你，期望你说出：“我幸福”三个字时，你强装笑容却怎么也笑不出来，最终莫名其妙地回答了一句。被人们称之为“神回复”。

在南街村，教育、医疗、住房全免费。新的三座大山在南街村早就被夷为了平地。

王宏斌提出了“工资 供给”的分配办法，村民们除了在企业里工作，拿到应有的工资外，还免费享受着水、电、气、面粉、购物券、节假日食品、子女入托入学、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南街村即使不领一分钱的工资，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在南街村，各家各户的水电费尽管用，也没有规定最高使用标准，主要是靠自觉，做到不浪费。每家都安装有凉水管和热水管，做饭、洗涮、洗澡十分方便。热水是直接来自地下1000多米深的地热水，水温高达40多度。家庭做饭使用的是液化气，每户一次领一罐，用完后，带上空罐，到物业公司开个票就可到供气站免费领到重灌的。2012年，全村又都用上了天然气，连气罐也不用扛了。面粉是每人每月30斤，每月10号以后就可以带上个人印章，到村民福利供应处领取面粉票、水票和购物券。面粉啥时候吃完，啥时候到村里的面粉厂去领取。用多少，领多少。

村食品饮料公司生产有纯净水，每人每月一桶，用不完可以不领。面粉票除了用来领面粉外，还可用来到职工食堂换馒头票和面条票。村民下班回来，顺便到村里的供应站领取馒头和面条。购物券是南街村自行发行的一种代金券，每人每月60元，随着物价的上涨，相应地增加。购物券有面值10元和20元的两种，村民可用来到超市购买肉、蛋、鱼、油等各种食品。它实际上是一种内部流通的现金。

购物券是充分尊重民意产生的。以前村里统一发放肉、蛋、鱼、啤酒、豆浆等食品。后来村民反映，统一时间去领东西，很浪费时间，而且有时村里发放的这些东西家里并不需要。村党委就把部分福利换成了购物券。这些票、券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人民公社时期使用过的粮票、布票。我2025年9月到南街村采访时，聊到这个东西感到非常好奇。一个村民组长就临时到电动车上给我拿来两张票让我看。

每逢端午节、中秋节、春节这些传统节日，村里就向村民免费发放节日食品。一进入腊月，南街村村民福利供应处就开始忙碌起来了。这一个月几乎每天都在向村民发放过年食品。村里人习惯地叫“分东西”。这些东西是村里研究后，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的。有猪肉、羊肉、牛肉、鸡肉、鲜鱼、烟酒、苹果、大米、饺子粉、粉条，还有酱油、味道和调味品等。除此之外，每人再发150元的购物券，到超市自行选购。这一个月里，每天都能看到村民提着分到的东西从大街上走过，回到家里去。整个这一个月和正月十五以前，村里都洋溢着浓浓的春节气氛。

人们都抱怨年味哪里去了，年味去哪里了?觉得年味越来越淡。深层的原因，是人越来越孤独。即使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大家也相互都不认识，觌面碰到也如陌生人一样冷漠。在农村，每户村民也是各过各的，大家像一盘散沙，早就没有了一家亲的感觉。搞得好的家庭，过年放很多烟花鞭炮，但这并不是为了带给人们过年的氛围，带来的只是此人的炫耀感。

村里人比城里人强一点的是大家相互都认识，但人情的冷漠已到了冰点。过年也一点氛围都没有，只是按祖宗传下来的习俗，做一顿年夜饭。正月初几年舞龙舞狮，相当于集体去大户人家讨米要钱。俗得没有一点喜庆气氛。甚至令人生厌。许多人家不敢接舞龙的帖子。

年夜饭也不断地“创新”，传统的仪式不断地被突破，变得没有任何的仪式感。年味也就淡出鸟来。过年的时候城市基本空了，平时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人烟稀少。

留在城里的人也越来越懒，年夜饭也懒得做，认为有钱就可买到一切，去酒店订什么年夜饭，还以此为新潮。一些无聊的记者也写文章不顾事实乱加吹捧，认为这是市场经济时涌现的“新生事物”。事实上服务员也要回家过年，酒店为了赚钱收了天价的年夜饭钱，但根本服务不过来。年夜饭变成了“年夜烦”。市场经济的这个“新事物”成了一个怪胎。

南街村的年味，是有根的年味，是乡里乡亲的年味，是万家团圆的年味，是家家喜庆吉祥的年味，是胜利的年味，是祥和的年味。正月初一只要出了家门，到处听到一片“新年好!”的问候声，人们欢声笑语，击掌相庆，喜气洋洋。党委书记王宏斌发表的新年贺词视频，每个人都在手机上反复观看，引发人们对新年的美丽憧憬!

南街人一生都姓“公”。

谁家孩子出生了，村里全部报销费用，母亲在三年内不用上班，工资照发;孩子满三岁时，就可以免费入幼儿园，伙食费也全免。只需大人每天接送就可以了。南街村幼儿园一次性投入1500多万元，分托、小、中、大四个班次，可以容纳800多名幼儿。教师是向社会招聘的，他们既领财政工资，又享受南街村的福利待遇。南街村为他们解除了一切后顾之忧，让他们一个个全身心地扑在教育事业上。南街村幼儿园是河南省示范性幼儿园。

南街村的孩子读完幼儿园，就可直接升入小学。南街村的小学和初中为同一个学校：南街学校。是一次性投入2000多万元建成的花园式学校。南街村的孩子在这里免费上学。南街学校中考成绩一直名列全县前茅。全县中考成绩的前十名，南街学校常常占4至8名。

王宏斌并不一味追求升学率，而是坚持用红色文化培养下一代。南街村的教育理念是：“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个个成才”。我2025年到南街学校采访，这是一次临时性的突击采访，一位副校长接待了我。只见学校的广场上立着英雄刘胡兰的雕像。一楼陈列着各个年代的毛主席像，雷锋的各种资料，国际共运的图书。还有一幅用上千枚毛主席像拼成的一幅大型中国地图，这真让人震撼不已，让人感受到南街的师生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雷锋精神、对共产主义的赤诚信仰。我参观的这一栋楼是功能楼，一共七层，每一层都出奇地整洁。我看过很多学校，一些为了迎接部级领导的检查而特意陈列、清扫的样板功能室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整洁程度，学生的各种手工艺作品，各种器乐、各种功能性教学、实验仪器都整齐有序。有一个老师把私人收藏的两百多件文物全部献了出来，在六楼办了一个文物馆，让学生了解历史。在东方红广场，每天的十点钟，也就是第二节课下课课间操的时候，我就看到南街艺校和南街高中的学生在有序地跑操，跑了几圈后，学生集合齐唱《南街村村歌》《团结就是力量》等红色歌曲，听得人热血沸腾、欢欣鼓舞，好像穿越到了七十年代，又好像来到了一个文明古国。

南街村的学生初中毕业后，可以升入南街高中学习。在这里，也是免交学杂费、住宿费和伙食费。南街高中师生有2000来人，是花3000多万元建造的一所现代化高中，是河南省示艺性高中。南街高中与郑州一中联合办了一个“卫星班”。

南街人考上大学，村里报销大学期间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费。

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由村里出钱把他们送入大学深造，他们个人享受的待遇与考上大学的学生一样。南街村早20多年前已经普及了大学教育。只要他们愿意读，读到博士后也是由村里出钱。村里已经培养了67名硕士，9名博士。

南街村党委有一个大度的、为国育才的胸怀。王宏斌说：“他们不回来没关系，我们是为国家为社会做了贡献，培养了人才。”

而社会上一些单位的委培生，如果你毕业后不回委培单位工作，或者工作年限没有满，委培单位就要索赔学杂费等一切费用，还要索赔一笔不菲的违约金。一些交不起违约金的人，只好人在心不在，身在曹营心在汉地留在委培单位工作，直至工作年限满。两相比较，高低立现。毕竟，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培养人才是在投资，其目的是要效益。而南街村是社会主义的人才观，培养的人才都是为国家做贡献，根本没有人才地方所有、部门所有的观念。

2001年的时候，我在《中国青年报》看到一篇评论，我从评论中看到一个简单的新闻事实：陕西一个农民的儿子考上了复旦大学。这个农民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没有钱，儿子考上重点大学让他忧心忡忡。他整天一言不发地在楼上徘徊。他想不出任何办法，最后从楼上跳下来一死了之。

这样的事实并不少见。

在我的印象中。200几年的时候，很多学生考上大学却交不起学费。社会上涌现了许许多多的爱心人士为贫困学子捐款。俗话说，社会上好人越多，说明这个社会越坏。但很多公司在捐款时都要叫上媒体记者一起，又是拍照又是拍视频，还要受助学生对着镜头讲感恩的话。让人家出尽了丑。所以许多受助学生后来根本不愿露面，也不愿与资助人联系。于是一些组织者都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不懂感恩，真让人寒心。更有一些老板，选择一些长得漂亮的女生一对一地捐助，在上大学期间频繁去看望，最终把贫困女生包了下来。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献爱心真实面貌。与南街村从生下来到博士后全部由村里免费负责，难道不是宵壤之别?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难道不是高低立判?

医疗是市场经济以后压在人们头上的又一座大山。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时代，“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基本职责，六七十年代每个村都有赤脚医生，农民的基本医疗可以得到保障。县以上的医院，不管有钱没钱，只要是急救病人一律先收下治疗再说。市场经济以后，哪怕你马上就要死了，你没有交钱就拿不到药，你得走程序，挂了号、交了钱、拿了药医生才给你用药。一些急救病人可能等不到用药就死了。我曾看到过一个新闻，一个小孩子误吞笔冒堵塞了气管，情况危急，送到医院后，医生拢着双手，冷漠地说：“下班了!”让这个孩子白白丢了性命。

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生的职责不是救死扶伤，而是完成多少“业务”量。医院是根据医生的业绩来算工资的。医生一顿药乱开，所有检查都让你做。做完这些检查你都得费两天时间花几千块钱。医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有一段时间甚至成为社会的焦点。很多人因病返贫，因贫丧命。

南街村有自己的卫生院，属于乡镇级别。里面设施齐全，服务周到。本村村民有了病，只要拿着自家的医疗本，就可以免费就诊、免费用药、免费住院。一切费用全由村集体承担。村里治不了的病，可由村卫生院开个证明，直接到县医院治疗。县医院治不了的，可到市级、省级，甚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知名医院治疗。病人也根本不用操入院难的心，村医院早就提前给患者联系好了，而且有专人陪送，把患者直接用专车送到医院，联系好大夫，所有手续由村里派的陪送人员办好，所有费用由村里报销。费用少的，由本人先垫付，费用大的个人垫付不起的，村里直接划钱到医院。

南街村有一个康寿乐园，那是南街村的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地方。康乐园里有餐厅、娱乐室、洗澡间、小花园等，还配有八个服务人员。康乐园里分回、汉两种伙食。老人在这里一切免费，还每月给他们发几十块零花钱。学校不定期组织学生前来慰问、表演节目。

2011年春，南街村又耗资上亿元，建设了一栋16层的综合性现代化公寓，可以容纳上千人居住。里面完全是宾馆式的配套设施，还有大型超市、综合娱乐中心等。南街村党委打算让南街村的功臣统统住进里面，享受着按需分配的待遇。

市场经济以后，人情成了人们一个难以背负的重担。在“八项规定”实施以前，我经常听一些人说人情难以背负，有的人说这个月吃酒吃了吃了一万多，这个月吃了两万多，下个月还要吃几万元。世间哪有脉脉的温暖人情?人情是笔帐，搂着絮被也要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情变成了一种赤祼祼的交易。90年代以后，世人兴起了做酒的风气，小孩出生要做酒，小孩满月要做酒，小孩周岁要做酒，小孩考上大学更要做酒。男人上三十、四十、五十要做酒，六十那是铁定要做酒。住新屋要做酒，有了买了几套房子就做几次酒，不管房子住不住，反正只要买了酒是要做的。

年轻人结婚、家里老人去世那当然更要做酒。吃不完的酒，送不完的人情。有的家里没这么多做酒的理由，绞尽脑汁也要做酒，比如结婚十年做酒，结婚二十年做酒，职务由副股级提到正股级做酒，感冒康复做酒。做不完的酒，做酒无非是借做酒收回一些分子钱，收回投资，要不然就吃亏了。这种赤祼祼 的交易在同一个单位也要搞。有些单位为了减轻职工的负担，就统一从工会经费中扣，单位统一随份子，钱就少很多。单独去，没有四百元钱拿不出手。单位统一随分子，可能就扣五十块钱一次。对于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但又没有多少往来的人来说，好像定了一个合适的分子钱标准。

曾有一个公职人员不堪随份子之苦，曾写了一份声明贴在门口，声明自己一律不去礼，谁家老人去世，他放一挂鞭炮送一个花圈，不给钱;谁家有人结婚，他送束鲜花，不送礼。他这个声时曾红遍网络。反映了在单位工作的人吃不起洒，吃酒累，吃酒苦，吃酒穷，吃酒没钱的现实。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又一怪现象。给人民的生活增添不无尽的麻烦和不幸。别看生活中波澜不惊，私下里却波汹浪涌，严重影响着人们生活的质量。毫无疑问，从全国来说，是八项规定把人们从繁琐复杂的人情关系中解救了出来。

南街人从来不办那些乱七八糟的酒席，婚丧两种大事都由集体操办。叫作“一哭一笑工程”。

南街村为年轻人举办集体婚礼，地点在东方红广场，时间先是选择元旦，后来改为国庆节，村妇联会负责操办各项事宜，当事人自己不要出一分钱。集体婚礼热闹而隆重。新人向毛主席行礼，王宏斌代表村党委给新人送上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一尊毛主席像。村里的年轻人都会出席宴会，为新人祝福、喝彩。

南街村不但为年轻人举办婚礼，也为去世的老人举办丧礼。村里有老人去世，墓穴也由村里安排挖掘，由村里安排人抬棺，所有开支包括一张纸一顿饭都由村里负责筹办，孝子不要出任何钱，只要负责哭就行了。不管是多子多女的老人还是无儿无女的老人，村里统一吊唁三天，村干部都戴黑纱。老人不必为自己的后事担忧。

现在，很多人抱怨“死不起”，一个两平方二十年“产权”的墓穴，动辄十几二十万。吊唁大厅的租金、重复利用的花圈都很贵。在农村更是为此进行攀比，一些根本不孝敬老人的不肖子孙，却要把丧事办得非常隆重，你做一天一夜的道场，我要做三天三夜的道场，还有做七天七夜道场的，把县里的各种娱乐明星都请来，好像开了几天夜总会。送上山的有铜管队、龙队、秧歌队等，各种烟花更是不计成本。一场丧礼下来，有的要花七八十万，最少也是十多万。与此相关联的，很多市民、村民不堪其负担。

南街村的“一笑一哭”工程，把村民彻底地从苦不堪言的人情地狱中解放出来，把村民从市场经济条件下变异了的“风俗习惯”中解放出来，让村民轻生地面对“人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