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原始社会，人类因无法理解某些自然的、心理的、生理的现象，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梦幻、疾病，生老、死亡等等。同时也无法摆脱诸如水灾、火灾等一类自然力量的侵袭。于是就产生了对自然物从恐惧到崇拜的观念，产生了体外存在着灵魂的观念，和其他各种迷信观念。幻想有超人间的力量--神灵、上帝在主宰一切，幻想祈求神灵、上帝能够帮助人们解除痛苦。所以，正如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反杜林论》)

随着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宗教又成为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维护他们的剥削特权，总是竭力扶植、利用人们的宗教迷信观念。他们炮制各种宗教教义，制定宗教教规，为本阶级的统治服务。他们把本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说成是神的意志，用“上帝”和“天命”威胁人们去忍受他们的压迫和剥削，胡说什么顺从的死后可以升入天堂，反抗的死后要到地狱受罚。他们还蒙骗人们去诵经祈祷，祈求来世的幸福，以此麻醉人们的反抗意志，要劳动人民安于受剥削、受奴役的命运。现在世界上的所谓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是在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即奴隶和奴隶主这一时期才开始形成，并一直为奴隶社会的统治阶级和以后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才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第二国际的破产》)革命导师的这些教导，深刻地揭露了宗教的反动本质。

由于宗教具有极大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因此，我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也都曾利用它作为推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精神武器，而外国帝国主义也利用它作为侵略我国的工具之一。在我国，过去喇嘛教(中国佛教的一派)在西藏等地区，伊斯兰教在西北等地区之所以如此流行，就是由于元、明、清王朝以至国民党反动统治支持、扶植的结果。例如，解放前西藏地区政教的最高统治者“达赖喇嘛”这个称号，就是始于元代而后又经清王朝正式册封才流传下来的。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尽力扶植、支持和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西藏的广大劳动人民。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还利用伊斯兰教及其上层人物，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明、清两代的封建头子皇帝，都曾“诏谕天下”，保护伊斯兰教，并亲自下令“救建”清真寺。清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还规定维吾尔族中的伊斯兰教凡任命教主，事先都必须取得他们的反动政府同意。有些基层教主，还要与当地地主豪绅协商，才能批准任命。维吾尔族中的清真寺，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还设有宗教法庭，并向劳动人民摊派捐税。由此也可见宗教与反动统治阶级的关系是如何密切了。那时，宗教势力、反动官府和地主豪绅就是这样三位一体，共同压迫各族劳动人民。清王朝乾隆年间，我国西北地区的回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人民为了反抗清王朝的残酷压迫，掀起反清大起义。起义遭镇压以后，清王朝竟又下冷西北地区的清真寺管束教民、保证教民以后不得“叛乱”。这样，当时西北地区的清真寺也就成为清王朝统治回族等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工具。

在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有些少数民族的剥削阶级还用专制的手段强迫劳动人民信仰宗教。如西藏的寺庙领主过去就有这样规定：凡家有二、三子者，必须送一子为僧，家有二女者，必须送一女为尼。甚至无子女者，也要花很多钱找人代替支“扎差”(喇嘛差)。而对农奴来说，入寺为僧只不过是由世俗领主的魔掌里转移到寺庙领主的魔掌而已。再如在伊斯兰教比较流行的一些少数民族中，有些少数民族的剥削阶级还利用某些教规强制人们在幼年就要信仰宗教。宗教信仰在这些少数民族中已完全成了被强加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沉重的精神枷锁。为了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政策，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还经常挑拨、唆使一些少数民族的宗教头子进行教派斗争，这些宗教头子强迫信仰不同宗教或教派的群众参与械斗，酿成流血事件，结下血海深仇。

至于帝国主义者，他们为了对我国进行侵略、掠夺，除了不断使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侵略手段外，他们又同时总要利用各种宗教活动作为实行文化侵略的手段之一。他们不仅派遣众多的传教士深入我国各地，包括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强占土地房屋，建立教堂，创设教会，用威胁、诱骗等手段， 逼使我国各族人民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不少帝国主义的传教士并且还是受帝国主义雇佣的间谍、特务。解放前，就如交通闭塞的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也无孔不入地钻到那里，勾结彝族奴隶主大肆进行传教布道活动，强迫、诱骗彝族人民信仰宗教。此外，一些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们还在我国竭力利用和支持喇嘛教、伊斯兰教，为他们的侵略目的服务。由此可见，过去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宗教迷信流毒之所以比较广泛，其原因就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勾结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一贯支持、扶植的结果。

马列毛主义告诉我们，只有进行革命斗争，彻底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直至最后消灭阶级，才能消灭宗教赖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同时，只有当人们能够掌握自然发展的规律，并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和控制种种自然灾害的时候，就铲除了宗教在认识上的根源。因此，随着阶级的彻底消灭，随着社会生产和文化科学的高度发展，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在人们头脑里确立，无神论越来越多地占领阵地，宗教影响也必将愈来愈小，以至最后消亡。我们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我们坚决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也坚决揭露剥削阶级利用宗教去压迫和剥削人民、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的伪善面目!马列毛主义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同宗教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根本对立的。我们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把人们从自然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宗教思想却障碍、阻挠人们的革命觉悟。列宁说:“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为此，把信教的人民群众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削弱和克服人们宗教迷信观念的根本途径，是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引导他们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活动。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出真知。人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对宗教迷信观念的有力批判。我们要在三大革命运动过程中，广泛地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宣传教育，普及和提高文化科学知识，使人们自觉起来同宗教迷信作斗争，同传统的宗教迷信观念进行彻底的决裂!

毛主席指出，群众迷信观念的破除，“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宗教信仰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是思想认识问题，是精神世界问题。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毛主席说;“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既不能对于至今还在信仰宗教的人们，强制他们不信教，或者歧视他们;又要坚决反对宗教势力去强迫本来并不信教，或过去信过教而现在已不再信教的人们信教，也不允许复辟某些已被广大群众所拋弃了的宗教迷信活动。我们还应该经常在各族人民群众中积极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这是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忽视这一方面的工作，就是放弃无产阶级思想阵地，让宗教迷信泛滥。这是十分错误的!要知道“**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新民主主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