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流行说法颇耐人寻味：“把复杂的问题和演进简化为‘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多年来，这类表述日益流行。借批评机械僵化，淡化是非观，“二元对立”渐渐被看作一种唐突，一种不成熟，仿佛事事应当折衷，应当滴水不漏才恰当。这也成为如今人工智能的某种既定逻辑——你若观点旗帜鲜明，AI往往会以同样的口吻来“纠正”你，你这是“二元对立，非黑即白”，于是，“矛盾”二字过于赤裸，不知何时，也被换做温文尔雅的“张力”。——依赖于互联网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也反映了社会思潮。

中华民族是一个含蓄的民族，但也正是在二元对立的运行与变化中成长起来的民族。早在商周早期的占卜吉凶、八卦推演中，就开始了深究阴阳对立与无穷运转。从中华文明到西方文明，二元对立始终伴随：从吉凶扩展到生死、昼夜、天地、男女、冷热、正邪、毁誉……哪一个不是二元对立?

中国人也最瞧不起“和稀泥”。儒虽多出迂腐伪善之士，但也知“乡愿，德之贼也”。古人对“乡愿”深恶痛绝，切齿痛恨，认为那不是简单的“老好人”，而是披着道德外衣的伪君子，是淆乱是非的破坏者。孟子批评其“阄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古代士大夫“宁取狂狷，不取乡愿”：狂者进取、颇有真性情，狷者至少知道持守;而乡愿却毫无原则、八面玲珑。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时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文1，605)承认二元对立，并不是蒲鲁东“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正如《矛盾论》的文眼就是“转化”二字。

上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个小小拐点。哲学界有一种中外对比的观点认为，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代表西方“斗争哲学”，强调对立;而中国哲学则讲求“中和”、“和而不同”。其中以冯友兰先生和美籍成中英教授的论述流传较广。冯友兰将张载的“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最后一句改为马克思哲学一定是“仇必仇到底”，用以解释中西哲学之别。

冯先生认为西方哲学自黑格尔以来强调矛盾的斗争性，矛盾双方往往通过激烈斗争、一方否定另一方，或经由“正一反一合”实现彻底超越，在社会历史中常表现为革命或冲突。依此划分，毛泽东和《矛盾论》也被归入西方脉络。

而中国辩证法的“仇必和而解”则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和谐，不否认斗争，但视“和”为最终归宿，体现了一种调和、包容、共存的智慧。

成中英先生认为中国哲学是“和谐化的辩证法”，“倾向于整体的、辩证的、和谐的”，而西方思维方式“倾向于形式的、机械的、冲突的”(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173)。

成先生近乎抑西扬中。在由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四大主脉产生的多元分支中，没有提及马克思哲学，只是在提出现代西方哲学四个代表人物之一的哈贝马斯(J.Habermas)，称其为新康德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其提出人与人和谐的沟通理论是：①取消意识形态(正)，②建立科学知识(反)，③产生批评洞见(合)(同前，81页)。成先生的代表作出版在1968年，正是中国努力制止“全面内战”时期。这种时间巧合助长了成的说法。

冯友兰和成中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中西思维区分能否成立?二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中国文革被彻底否定，前苏联解体，出现了所谓“历史的终结”，这种观点至少顺应了当时东西方某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流和变迁。不过只是在《矛盾论》作者去世后，以中国哲学元老，或学贯中西的洋人角度，间接划分《矛盾论》，令对马克思哲学有截然不同态度的两位哲学家有了默契。

冯先生早年尊孔，抗战期间著“贞元六书”，将孔子奉为新儒家的道统。1973-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他积极“改造”自己，撰写《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受到领袖关注。他不仅加入清华北大的“梁效”写作班子，还在1975年出席国庆招待会，1976年获教员推荐殊荣：“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毛泽东年谱》第九卷645页)，冯先生的经历丰富，可以把马恩列毛的哲学观点和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紧密联系，的确有丰富的见解。

但晚年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坦言七十年代那些文章“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以这样大的转向，能否以一代宗师之光环，担当得起凭借中华哲学源远流长的脉络，来“矫正”所谓“西方”哲学的斗争性，并将马克思哲学概括为“仇必仇到底”?人们不敢质疑其哲学功底，马哲的精英们又忙于微观争论，但“仇必仇到底”却足以把马克思的辩证法老师黑格尔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

黑格尔的矛盾运动学说灵活通变，已臻于“绝对精神”的自由境界，若硬将其说成“轴”得僵化到底，这或许已非哲学探讨，而是迎合八九十年代某种形势的实用工具性论述，最终还是反映了特定群体、阶级的意图，例如对苏俄十月，对中国辛亥，直至对井冈山的感觉、态度。同时，自己也成了某种工具而不自知。

历史的曲折常常对某事某人某朝代产生宏观的认识盲区。正如明文化的灭亡，是满清统治者的绞杀与传教士共同作用的结果——后者乘海上两百年殖民船而来，利玛窦已不同于之前的马可波罗，已开始酝酿欧洲中心论。两者合力，特别是欧洲中心论的越发强劲，对于中华主流文化，借中国内部矛盾的形式，掩饰了传道士知识交流中的殖民主义特征。而冯、成二先生角色迥异，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合流的漩涡中，也合力形成了并不能代表历史主流，但又强大的声音。异口同声的讨伐，影响深远，最多不过是迟滞了历史的脚步而已——压迫与反压迫的冰炭如何和谐共容?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讲调和包容，人们自可以作出判断。

冯、成等诸先生的中西哲学之分之所以广为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至今，乃至不论左右，精英草根，还是主流媒体、AI模型对“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贬低、讨伐成为某种默认共识，亦是八九十年代以来各种合力的产物。例如，学术上对“和”的强调，不能不说有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也有对社会动荡希望止息斗争的反思，包括对人民内部矛盾“和”的强调，但其强大的影响力令社会服从、相信西方意识形态的所谓去意识形态化的伪装，就已经是另一个性质了，至少代表了汪洋大海般小资传统的体制内外力量。冯、成先生不过是引子。

——明明人类社会压迫剥削在前，反压迫反剥削被动在后，但后者就成了没事找事，仿佛在做什么亏心事;明明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名言，被领导人解读为“为人类求解放”(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讲话)，人们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明明导致上亿人贫困、基尼系数高企的经济机制和政治力量存在过，贪腐总是在压制中顽固滋生，总书记接过延安窑洞的忧思，反复强调周期律，提出自我革命——只能是革党内滋生的新生资产阶级代表的命，于是，明明宪法有白纸黑字：“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舆论讳莫如深，避犹不及，无人敢说“阶级”二字。——事实难道不胜于雄辩?

当然，无论怎样的哲学解释，还是一度有精英专家形形色色的大人物有怎样的喜厌，一度有怎样的社会潮流，杭州岳庙中“正邪、毁誉、伪真”，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始终与中华民族同在：无论昔日鲁迅的傲骨：“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还是今天的“学习雷锋，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而“乡愿”作为“德之贼”，虽然往往混得一时滋润，甚至风生水起，却总被几千年来的国人所鄙夷，不是生前，便是身后。二元对立与转化，则将随阴阳八卦运行的宇宙观，成为不可能摇憾的智慧符号与中华民族同在。

2025.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