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300名成员的苏联特权阶层家族，在苏联解体后将庞大国有资产以不到其价值1%的价格收入囊中，完成了从“红色官僚”到“资本寡头”的惊人转变。

戈尔巴乔夫曾指出，苏联居民中存在过着“天堂般生活”的特权阶层，这些人享受着非法特权，并在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这个阶层通过权力的代际传递，悄悄建立了一个封闭的利益王国。

当制度的外壳开始碎裂，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制度套现”，将自己管理的国家财富转变为私人财产，上演了一场令人震撼的 “来自上层的革命”。

1 制度塑造

当历史学者回顾苏联的解体，官僚特权阶层的角色成为不可忽视的核心变量。苏联的特权阶层演变轨迹清晰可辨：列宁时期的“食疗食堂”本意是在战争条件下维持干部队伍的延续，却埋下了特殊待遇的种子。

斯大林时期，随着干部任命制度化的推进，党内高级干部围绕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了特权阶层的雏形。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阶层最终成型，据估计有50万至70万人，加上家属共约300万人，约占当时苏联总人口的1.5%。

这个群体最显著的特征是封闭性和自我繁衍性。在这个圈子里，特权代表着不同寻常的身份地位、超乎常人的物质享受、毫不掩饰的裙带关系和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

这些特征构成了苏联特权阶层独特的“制度基因”，与他们公开宣称的平等理想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2 历史对比

如果将苏联与美国的特权传承方式置于同一历史天平上，会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

苏联特权阶层的特点在于政治权力的内部传承。他们通过控制国家机器获得特权，但子女却无法合法继承政治地位。这导致了一个悖论：拥有巨大权力的特权阶层，却无法保障后代的持续特权。

美国的精英传承则呈现出不同的图景。以罗斯福家族为例，其历史可追溯到1649年来到纽约的Claes van Rosevelt，在1652年买下占地二十多万平方米的农场——这块地皮位于今天的曼哈顿中城。

罗斯福家族通过经济权力的代际传递，建立了一个跨越数百年的精英王朝。这种以财富为基础的特权传承，虽然表面上与民主原则相悖，但在法律层面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认可。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特权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建立在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基础之上。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特权阶层，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阶级属性。

3 再生产机制

当代精英维持地位的方式更加隐秘而系统。研究表明，精英代际再生产主要通过三种模式实现：

家庭纽带、名校教育的合法化以及组织网络的技能传递。

这些机制使得精英群体的多样性减少，削弱了社会流动性，对所谓的“优绩制”理想构成了挑战。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精英群体内的代际不平等往往比更广泛的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更为显著。

这意味着精英阶层的封闭性在不断加强，特权传承的效率在提高。

现代社会中，这些机制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运作，使特权阶层的再生产看起来像是自然竞争的结果，而非精心设计的传承计划。

4 制度套现

苏联解体的关键时刻，特权阶层的行为模式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制度无法满足特权传承的需求时，特权阶层会选择颠覆制度本身。

苏联解体前后，官僚特权阶层通过两种主要方式实现了财富转移：

一是“共青团经济”，即原先的共青团干部转变为商人，通过特权获得暴利;二是“国家对国家的私有化”，将曾经归他们支配的那部分国家财富据为己有。

数据令人震惊：在证券私有化结束时，俄罗斯所有产业的资产估价总和仅120亿美元，还不及美国科洛哥(Kellogg)一家公司的资产。

俄罗斯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只有1300美元。例如，拥有3.4万多名职工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只卖了372万美元。

这种“制度套现”不仅造成了巨额国有资产流失，也深刻改变了后苏联时代的社会结构。

5 现代隐蔽化

当代特权传承呈现出更加隐蔽的特点。在中国的一项研究中，对42名来自精英家庭的年轻人及其父母的访谈显示，年轻人通常淡化自己享有的特权，转而强调个人努力和勤奋。

这种话语策略反映了特权继承的文化心理机制——在强调个人奋斗的社会语境中，公开承认家族优势变得不合时宜。

这些年轻人虽然在职业生涯和经济独立方面表现出一定挫折感，但他们仍然享受由家庭支持的富裕生活方式。

这种矛盾心理揭示了当代特权传承的复杂性：特权既被享受，又被掩饰;既被依赖，又被否认。

美国的情况同样引人深思。特朗普和库什纳家族的故事展示了金钱与政治权力如何跨代结合。通过利用联邦计划积累财富，然后通过避税手段保护财富，这些家族将政治、检察和司法权力结合起来规避法律后果。

6 权力与反抗

特权与反特权的斗争贯穿人类历史。在19世纪的美国，奴隶贸易商的金钱被视为对民主的威胁，反对者指责他们用“奴隶权力”施加不民主的政治影响。

历史上的改革者早就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古至今，人们创造了多种机制来限制特权传递：遗产税、反垄断法、公共服务考试制度等。

托洛茨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苏联已经形成了一个“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官僚阶层、特殊阶层”，他们必然要发展成为新的有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潜在的代理人。

这一洞见预示了苏联特权阶层最终将扮演的制度颠覆者角色。

苏联解体时，一个令人深思的细节是：苏共特权阶层子女们大多选择留学西方，他们的家族则在混乱中完成了国有资产向私人财富的转移。权力的游戏从未改变，只是舞台背景从红色旗帜悄然切换为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权力的继承依然比政治权力的继承更为稳固。今天，各国最高权力职位的世袭现象已不多见，但财富与教育优势的代际传递却畅通无阻。当经济权力可以几乎无损地代际传递时，它总会寻找通往政治影响力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