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官方传记《毛泽东传》，也并没有这个细小的故事，毕竟官方传记文献的高度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平易近人”的，所以往往这类不起眼的细节会被我们忽视，然而在这些往往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中，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挖掘出相当具有吸引力的故事，从中展现了毛泽东和普通百姓的感人肺腑的深厚情谊，更是不由得让我们称颂毛泽东心系平民百姓，不忘其本的可贵品质和高尚情操。

1937年，毛主席在和当时访问陕甘宁地区的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及自己当年从军时的经历曾这样说道：“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选自《红星照耀中国》)其中，湖南矿工指的是彭友胜，铁匠指的是朱其升。这两位各自有什么故事?这两个人与毛泽东当时是怎样的关系呢?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朱其升，1891年生人，祖籍位于湖北省大冶县。朱其升家中一贫如洗，靠着给地主打工种地以换取口粮过活，饱受地主剥削之苦。朱其升家里有兄弟四人，在当时那个连吃饭都困难的环境里，朱其升自然没有办法接受什么教育，为了生存下去，朱其升不得不在年少时就离开家乡去学习打铁、修伞的技艺以此谋生。这便是前文中“铁匠”的由来。

在历经了3年的学徒时光之后，朱其升出师了，但朱其升并未立刻离开铁匠铺，他留在了铁匠铺义务帮工，只为了能够填饱肚子。可没想到，这样的愿望最后也没能够达成，1909年，湖南发生了严重的洪灾。有一次，朱其升因饥饿无比，偷偷吃了师傅留下的些许白米饭，结果被师傅发现。师傅愤怒地揪住他耳朵，骂道：“你这只狼，连饭都喂不饱!”朱其升忍不住顶撞了回去，师傅气得一巴掌打了过来，气愤地骂道：“你这个‘猪脑袋’，现在立刻滚出去!”朱其升知道自己在这儿呆不下去了，便收拾好行李，毅然离开了铁匠铺。

朱其升年少气盛，便连夜离开了铁匠铺，背井离乡，举目无亲，再加上不认识回家的路，朱其升不得不沿路乞讨，来到了长沙城。

恰好当时长沙城内，湖南新军正在招募士兵，朱其升听说当兵能吃饱饭，还能有军饷。朱其升为了能凑够回家乡的路费，便参加了新军的招募。幸运的是，朱其升自身条件符合当时招募士兵的要求，朱其升就这样顺利地进入了湖南新军。在当时，湖南的新军编制是13人为一棚，由棚长(班长)、副目(副班长)来管辖这一棚的兵。恰巧，朱其升所在棚的副目，正是我们故事的另一个主角彭友胜。

彭友胜比起朱其升要年长，彭友胜生于1884年，家住湖南衡东三樟乡粟子港，彭友胜年少时家徒四壁，没有能够接受什么教育，早早就离开了家乡去外面谋生，彭友胜在外从事过矿工工作，这也是本文开头“湖南矿工”的由来。1907年，彭友胜加入了湖南新军，彭友胜在军队为人忠厚，手脚也比较勤快，不久便被提拔成了副目。

朱其升与彭友胜在军中由于早年经历较为相似，都吃过不少颠沛流离的苦，因此两人颇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日积月累，两人也变得熟络起来。朱其升由于在铁匠铺当过学徒，因此有打铁和修理其他器械的能力，因此朱其升承担了军中一部分修理兵器和其他器械的事务。由于朱其升本身具有一定的技能，人又老实肯干，不久朱其升就被升为上士。

1911年5月，清政府为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旋即批准《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将这两大铁路干线抵押给英、美、德、法4国。清政府这一露骨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湘、鄂、川、粤人民的义愤。

湖南人民首先起而反对。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湖南保路运动，保路运动于长沙兴起，自6月上旬开始，在徐特立等进步教师的发动下，罢课浪潮席卷长沙各学堂，工农商各界也纷纷行动起来。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保路运动的影响下，四川、湖北、广东的保路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当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之时，两湖地区掀起了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武装起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武昌起义的胜利大大激励了各地革命党人推翻清政府统治的决心，湖南地区的革命党人10月13日举行了会议，决定于10月22日在长沙发动起义，会议上通过了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领导并筹备长沙起义工作。

当日清晨，新军士兵集合并将军械库打开，随后给每人分发白布臂章一块、子弹10发。并当场宣读了革命的事项及命令，在场地上对空鸣枪，辛亥长沙起义正式开始。 在这场战役中，彭友胜一马当先，奉命带领新军士兵进攻长沙城北门，新军士兵长驱直入，占领了城内的军装局。安定超带领士兵攻入东城门，并与彭友胜的北路军胜利会师，两军约定在中午时分别从东、西两处攻击抚台衙门。配合焦达峰、陈作新等人所带领的新军部队，最终攻克了巡抚衙门，新军冲入巡抚衙门内，清政府官员只能高悬白旗投降，辛亥长沙起义至此宣告成功。

次日，湖南军政府成立，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彭友胜在此次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为腐朽的清政府的加速灭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革命之火燃烧在中华各处大地上，湖北武昌首义的成功大大地激励了民众们对革命的热情和推翻腐朽的清政府的信心。辛亥革命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投身于革命的热血青年，其中不乏有如在保卫汉阳的战役中英勇牺牲的学生领袖詹蒙等人，各地的学生受此鼓舞，纷纷投笔从戎，投身到了到广大的革命事业中来。武昌位于湖北，因此两湖地区的革命氛围和革命热情也是大为高涨。

当时湖南革命军正在长沙各处募兵，胸怀大志的毛主席怀着对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去了招募新兵初，见到了负责招收新兵的士兵，向他说明了来意，可是负责招收新兵的士兵却告诉他，想要进入革命军部队，必须要有军营中可靠的人来做担保，这是上级的规定。

但毛主席初来乍到，上哪里去找保人? 于是便同那个负责招收新兵的士兵据理力争，两人相持不下。此时朱其升恰巧正在新军募兵处，听到负责招兵处起了争执，朱其升循着声音，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神情坚毅的年轻人正与招兵的负责人耐心交流，朱其升见这位年轻人神情镇定自若，侃侃而谈，不由得起了一丝好感，朱其升走向招兵的人询问他们起争执的原因，原来招兵的人见这位年轻人还只是学生，并且无人引荐便不愿招收他。毛主席陷入了困境，因为他在学校并未与军队中的人建立联系。毛主席向朱其升诉说了自己的困境。朱其升对这位年轻人印象着实不错，详细询问了他的具体情况，于是找到他在军营中的好友并担任副目(副班长)的彭友胜，并说服彭友胜一起为这位年轻人担保，之后再以“毛润之”的名字将这位年轻人编入革命军湖南新军步兵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大家现在都知道了，这位毛润之便是以后大名鼎鼎的毛主席。

毛泽东成功参军入伍后，被编到了朱其升与彭友胜的班里，彭友胜对毛泽东的印象很深，当时刚刚18岁的毛泽东个子高挑，身材魁梧，穿着军装略显一点紧巴，两只眼睛却炯炯有神。

彭友胜领着毛泽东就往营房说：“走，进营房看看，正好我的上铺空着，以后你睡上铺，我睡下铺。” 刚开始的时候，彭友胜以为毛泽东是跟自己一样，因为家里穷，所以到部队来当兵，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

然而相处一段时间后，彭友胜就发现毛泽东是一个很另类的人，比如毛泽东有一个习惯跟别人都不一样，大家在开了饷后，要么是自己到街上潇洒，要么是寄回老家，只有毛泽东领完军饷从来不乱花。

当时毛泽东每个月能领7块大洋的军饷，其中2块大洋被用来当伙食，其他的所有钱都用来买了报刊。 朱其升、彭友胜通过观察发现，毛泽东绝非等闲之辈，不但有文化，而且还博古通今，能言善辩，懂很多大道理，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让大家佩服。

为了让毛泽东读报，彭友胜在毛泽东读报的时候，一再告诫大家不要打扰毛泽东看报，这使得毛泽东很感动。 长时间的相处之下，毛主席、朱其升、彭友胜，三人志趣相投，很快打成一片。朱其升、彭友胜佩服毛泽东谈吐不凡，学识渊博，对他都是青眼有加。同时毛主席对于自己也严格要求，无论对于军事理论的学习还是军事训练，都一丝不苟地完成。朱其升、彭友胜也常常帮助毛主席，教他一些技术动作的要领和技巧，有了两位老大哥的帮助，再加上个人的天赋和苦练，毛主席进步神速，迅速掌握了相关的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

为什么毛泽东会喜欢他们两个人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在旧中国旧式军队当中，军官和士兵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等级，实际上老兵和新兵也有两个等级，往往一些老兵会仗着入伍时间早，年龄大就欺负新入伍的士兵。想想当时的毛泽东才18岁，连书都没有读完，完全就是一个孩子，可是他对这段当兵生涯十分怀念，说明他并没有受到过欺负。

以毛泽东年轻时期的气血方刚，怎么可能在军队里不受欺负呢?当时就有很多兵痞四处寻衅滋事，当地政府也管不了，毛泽东就站出来跟他们据理力争，有一次，一个兵痞在巷口拿了摆摊老太婆的两包香烟不给钱，转身就走。这在当时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军纪不严的社会里，拿枪的士兵地方政府根本管不了。毛泽东遇见后，直接拦住了他，硬是让那个兵痞付完钱才让他走。这个兵痞知道毛泽东，所以怀恨在心，经常借题发挥、伺机报复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就是因为朱其升和彭友胜对他的照顾! 朱其升和彭友胜对毛泽东的照顾是细致入微的，因为新军是临时招募的，而战局还没有定，当局没有足够的后勤能力，导致天气转凉后，毛泽东还没能领到棉衣和被子等御寒的装备。朱其升看到后，就把自己的新军装送给了毛泽东，晚上睡觉没有棉被，就跟毛泽东挤在一张床上，让毛泽东在冬天里没有着凉，顺利度过。毛主席爱吃红烧肉，朱其升有时便将自己的一部分红烧肉偷偷地放进毛主席的碗里。毛主席对两位老大哥的悉心照料记在心里，一有时间便教他们读书写字，后来朱其升说：“我之所以后来会记账、写字、做生意，这多亏了当时毛润之的帮助”。三人相处时间日长，情谊甚笃，彭友胜年纪居长，参军又较早，在军中也颇有威信，每每遇到一些事情，时常详细听取毛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在军中为人友善，因他能读书，会写字，所以他经常帮助识字不多的士兵们士兵写家书，或者给他们讲解报刊上的新闻或是其他的事情，久而久之，毛主席在班中的威信也大大提高，并且深受普通士兵的敬佩。

后来毛泽东回忆新军生活时说：“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也交上了朋友。因为我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大学问’。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诸如此类的事情。”(选自《红星照耀中国》) 当然，在军队当中是不看文化的，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打仗水平，很多人都认为毛泽东没有拿过枪，其实这是不了解毛泽东参军这段历史。

因为有彭友胜等人的教导，再加上毛泽东天资聪颖、悟性高，别人要学半年的操练，毛泽东仅仅一个月就全部掌握了，还常常给大家做示范动作。

建国后毛泽东回想起这段日子，曾经略有骄傲地说：“辛亥革命的时候，我背过几天枪，什么立正、稍息、枪法还可以。” 在一次长途行军时，由于毛泽东小腿有伤，体力跟不上，走着走着就掉队了。后来彭友胜发现后，就和朱其升沿原路寻找，发现毛泽东后，俩人搀扶着他继续追赶部队。突然，一支清军出现了。由于离自己部队已经很远了，没办法，只好在一深水沟中暂避。本以为清兵只是路过，马上就会离开。谁知他们在此住了三天后，还没有要开拔的迹象。三天来，三人没吃没喝，并且天气非常寒冷，再这样下去，不被饿死也会被冻死。于是，三人商量了一个逃生计谋。机智勇敢的彭友胜，在离二人十多米的地方，反穿军服，突然冲出水沟，向前方快速奔跑，将清军注意力吸引了过去。这样毛泽东、朱其升乘此机会，快速离开了险境。当毛泽东、朱其升追上大部队、正在为彭友胜担心时，彭友胜也顺利归来。

经此生死之交后，有一次，毛主席给大家讲解《三国演义》，特别是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结义故事，这让在场的每个人都热血沸腾。于是，他们决定在军营中举行一场“桃园三结义”，毛主席、朱其升和彭友胜结下了非同寻常的情谊。三人常常坐在一起讨论革命的意义和时局问题，尽管意见不合，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丝毫影响，反而更加深厚。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912年，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南北议和了，毛主席所在的部队被通知就地解散，人员遣散重编。因此毛主席又有了新的想法，他想继续求学深造。 1912年3月的一个晚上，毛主席对彭友胜说：“副目，我想离开部队，继续回校读书。”这个结果对于彭友胜而言虽然是“意料之外”，但也是“情理之中”的，金鳞岂是池中物，像毛泽东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当一辈子兵呢?彭友胜知道毛主席心怀大志，想到这里，尽管很不舍，还是说道：“润芝，我晓得你胸怀大志，不能长久埋没在这里。你就远走高飞吧，我不会为难你……”说这话时，彭友胜是两眼噙着泪水。 由于毛主席平时与人和善，与战友们关系都相处得非常不错，因此临别之时，他们集体凑钱办了一桌酒席给他饯行，知道毛泽东爱吃红烧肉，还想尽办法弄了一碗。毛泽东与战友们一一碰杯答谢，朱其升，彭友胜把毛泽东送出军营后，送了一程又一程。 临别时，彭友胜知道毛泽东把钱都用来买报纸了，当了半年兵，兜比脸都干净，又把自己平时不舍得花的两块银元塞进了毛泽东的手里作盘缠。毛泽东无法推脱，紧紧地握着彭友胜的双手说：“彭副目你真好，望多加保重，后会有期。” 时间悄然来到了1926年，自毛主席与彭友胜分别已经过了有十多年了，中国大地风云变幻，此时正值北伐前夕，彭友胜所在的军队在广州集结，并被改组成国民革命军，彭友胜在其中担任了排长的职务。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此时广州日报上刊登了“毛君润芝来穗讲学”的消息，彭友胜得知了此消息之后，大为高兴，决定去看看这位当年的战友。彭友胜精心打扮了一番之后，来到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彼时毛主席正在备课，毛主席见到这位昔日的好战友、好兄弟来访，忙起身迎接。两人久别重逢，互诉衷肠，相谈甚欢，期间毛主席还向彭友胜宣传了革命的道理，并劝他一起加入，共同实现革命理想。彭友胜沉思良久，还是婉拒了毛主席的好意。毛主席尊重了彭友胜的想法，并不强迫于他。这之后，两人继续交流了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谈得十分投机，直至深夜。

两人于广州分别之后，彭友胜参加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期间彭友胜立下军功并被提拔至副连长。然而好景不长，在内战期间，彭友胜对所在的国民党军队感到心灰意冷，便找机会离开了所在的军队，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湖南省衡东县。回来之后，他先是在粮行从事粮仓保管员的工作，一直到1940年左右回到了家乡务农，从此过上了几乎与世隔绝的田园生活。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在家乡务农的彭友胜得知了当年的好战友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消息，彭友胜对此十分高兴，同时由衷的自豪，逢人便说自己与毛主席当年共同从军的经历。

自从1926年两人广州分别之后，彭友胜与毛主席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彭友胜心里一直想着去北京见见毛主席，一诉这些年的离别之情。但他思忖再三，在与家人商议之后，还是决定先写封信去北京问候一下为好。之后，彭友胜便请了当地德高望重的夏老先生为他代笔，信写好之后，彭友胜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当天下午便将这封饱含思念的信投进到了当地的邮箱里。在寄完信之后，彭友胜整天都期盼着能收到回信，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他的样子让身边的家人看了也直摇头。

功夫不负苦心人，彭友胜的等待终于收到了回报，在清明节后的第三天，彭有胜终于收到了来自北京的回信。彭友胜拿着信的手不禁微微颤抖，泪水也早已浸满了眼眶。信中，毛主席这样对彭有胜写道，

从信的内容来看，很久不见，毛主席对彭友胜后来的情况也很不了解，所以，并没有给安排工作，反而是告诉他“以待在乡下为好”。

但是如果翻看毛主席在建国后给亲朋故旧写的亲笔信中，这百余字的信已经算是很长的内容了，言语之间充满了对这位老班长的关心，也将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且是上下级的事情交待了，以让彭友胜可以到地方寻求一些帮助。 这下子彭友胜扬眉吐气了，曾经没啥文化的他，竟然把毛主席百余字的回信，一个字不差地背了下来，走到村里，对那些质疑过他的人，就背给他们听，活了60多岁，从来没有这么畅快过。 担心这封信有失，彭友胜就把信的原件用红绸布包好，放进衣柜夹屉中，再用一把大锁给锁上，谁也不让看，等到地里的活干完了，他就按照信中交待的，到长沙去找省政府副主席程星龄。 到了省政府大门口，彭友胜询问站岗的警卫员说：“请问小同志，程星龄副主席住在这里吗?我想见见他。” 卫兵一看这是哪里来的乡下老头，张嘴就要找副主席，因此就说：“程副主席公务忙，没有时间会客。” 彭友胜就说：“是毛主席要我来找他的，不信，这是毛主席的亲笔信。”说完就把这封从来不舍得给人看的信拿给卫兵。 卫兵也不知道信件的真假，但是也不敢耽搁，立即到传达室通报，不久程星龄就带着秘书出来，对彭友胜进行了热情的接待，让他一直住在长沙，不是四处观光就是听湘剧，这可把彭友胜憋坏了，天天不是吃饭就是睡觉。 其实，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程星龄在调查彭友胜的背景，因为毛主席在给彭友胜回信，让彭友胜带着信去找程星龄的同时又给程星龄去了一封信，在信中写道：

从这封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毛主席谨慎的处事风格，即使曾经是老相识，毕竟很多年不见，必须要加以考察，看其是否历史清白，然后才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帮助。

对于这些事情，彭友胜是完全不知情的，总之，这种生活他已经受不了了，常年干活的人哪里闲得住啊! 于是彭友胜就跟程星龄请辞说：“你们把我当上宾，天天让我吃鱼吃肉，又没事可干，实在不好意思。我这次来长沙，主要是请您安排个工作，家里人还在等我的喜讯呢!” 在调查清楚彭友胜的背景后，考虑到彭友胜年纪大了，就按照毛主席来信的要求，给统战部写了一封信函，意思就是按照彭友胜参加过辛亥革命，属于革命老人，如今年龄偏大，又没有文化，可以按照贡献每个月给予一定标准的生活补助。

虽然没有得到工作，但是每个月却有30元的生活补贴，彭友胜回到村子里更牛了，村民们都知道彭友胜曾经的事迹了。 彭友胜对于此十分感激，总想着给毛主席“回礼”，可又不知送什么好。恰好当时彭友胜家里栽种着大片茶林，在与家人商议：“毛主席待我们这样好，我们却没有什么礼物回报，他有喝茶的嗜好，我们不如就地取材，每年精制点上等茶叶送给他，表达我们的心意。”于是，彭友胜每年都将自制的优质谷雨前的茶叶包好缝牢，邮寄往北京，18年间从未中断。

对于送礼的东西，毛主席从来都不收，即使是收了也会回信，下不为例。但是对于彭友胜寄来的茶叶，毛主席却没有拒绝，不但自己品尝，还转赠一部分给其他中央首长，并且让中央办公厅要给彭友胜回信：“友胜先生，你寄来的茶叶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某年某月某日。”毛主席每每收到彭友胜寄来的茶叶，都分享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并深情、自豪说:“这是我的老棚长、老兄长送来的"! 原因就是，毛主席把彭友胜当作了亲密的战友，他的礼物可以收! 彭友胜此后就年年给主席邮寄茶叶，一送就是18年。

后来，作家叶蔚林来到当地采风的时候，听到了彭友胜精制茶叶献给毛主席的故事，心有所感，写出了名为《挑担茶叶上北京》的歌词。 叶蔚林之后将歌词交给了作曲家白诚仁，白诚仁为毛主席和彭有胜的友情所感动，创作出来了这首歌的曲谱。其后总政歌舞团也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毛主席演出了《挑担茶叶上北京》，歌唱家方应暄演唱了这首歌，毛主席听了非常的高兴。这首歌之后经由何继光演唱，在祖国大地一直传唱至今。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9年，86岁的彭友胜不慎落水，与世长辞，十多年间，党中央办公厅总是飘着彭友胜制作的“谷芽茶”的清香，深得毛主席的喜爱。两个人虽然不能见面，但浓浓的战友情谊都寄托在这清香阵阵的“谷芽茶”中。直到彭友胜在86岁那年，不慎滑下水塘中逝世，这种特别的茶叶才从毛主席的办公桌上消失了。毛主席得知后黯然神伤，喃喃道：“再也喝不到老兄长送来的茶了。”……

与此同时，当年与彭友胜、毛主席同为战友的朱其升，在与毛主席分别之后不久，朱其升也离开了军队，回到了家乡，重操旧业，种田兼打铁以度日，30余年间与毛主席、彭友胜都未有联系。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朱其升在汉口街头走街串巷给人修伞谋生，好久没有进城的朱其升在乡公所的办公室里，看到了一张悬挂在墙壁上的毛泽东彩色画像，心中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平时的时候，朱其升也经常跟乡里人讨论毛主席，是毛主席带领大家翻身做主，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自然也不知道毛主席长什么样子，此时见到这个被乡亲们称呼为“大救星”的画像，朱其升越看越觉得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时却又想不起来。突然之间，他猛然想起来了，激动地说：“这不就是我的润之兄弟吗?”看到了毛主席的彩色肖像，朱其升才得知原来当年的润之兄弟如今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喜不自胜。想着去见毛主席一面。

毕竟已经将近40年没见过毛主席，一开始朱其升也不敢认，直到他问了很多户人家，才终于确认，现在的主席就是自己当年的“润之弟”毛泽东。

在透露自己曾和毛主席一起当过兵打过仗后，朱其升也受到了很多质疑。这时，村里的教书先生告诉他可以写封信寄到北京，看看有没有音讯。

在众人的怂恿下，朱其升先后托人写了6封信给毛主席，均未收到回复。

直到1952年，朱其升凭借自己小时候做学徒时学到的修伞手艺来到汉口做补伞买卖，在那儿他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叫孟淑纯的老师。

这个老师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的同乡和战友，知道朱其升事迹后便亲自来调查。朱其升将自己和毛主席旧时交往的故事讲给他听，对主席的习惯和喜好也一一道来。

孟淑纯根据与朱其升的对话写了一封信，加盖了武汉市委的公章，请李先念随公文呈到了中央。

过了不久，他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朱其升找到了孟淑纯老师帮他读信上的内容，孟老师看到信笺上书写的“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这几个大字，不得不对这位其貌不扬的中年人多看了两眼，带着一丝好奇的心情，孟老师赶紧拆开信封读起了信中的内容：

听完信的内容，这位平日里老实憨厚的铁匠也难以抑制住心中激动的心情，喃喃说道：“润之弟，没想到你当了大官也没忘记我…”良久不语，他的思绪仿佛回到了当年三人一起从军的时候…

1952年，朱其升怀揣着对昔日战友的思念和这封回信，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这一路上朱其升的心情十分忐忑，毕竟已经整整四十年没有见面，仿佛心中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诉说。

当他到达首都后，便开始四处打听：“毛主席住在哪儿?”经过了两天的不懈询问，这位铁匠终于了解到毛主席居住在中南海。于是，他匆匆赶到了中南海，环顾四周，正准备进入寻找毛主席，却被警卫员拦了下来。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阻拦，铁匠非常礼貌地问道：“毛主席住在这里吗?我想进去见他。”

警卫员听到后显得十分惊讶，急忙问起缘由。只见这位铁匠从包里取出了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解释道：“毛主席是我的弟弟，我带来了他的亲笔信。”警卫员见到信后，立即将这位铁匠带入中南海，并立刻将此事报告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在处理完事务后，赶紧前来接待这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当两人见面时，毛主席感慨万分，激动地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升兄，你怎么现在才来看我?”朱其升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眼中涌出了激动的泪水。毛主席同样感动地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革命友谊依旧深厚。看到你，我很高兴。” 这两位老战友相隔40年再次见面，相谈甚欢，共同回忆着当年在新军中的生活，还谈论了老朋友的近况和分别后的情形，毛主席同时还向朱其升了解了基层群众的生活情况以及想法要求。朱其升感慨万千，眼眶含泪，他对毛主席作为国家领袖能和自己亲近的人促膝长谈、倾述友情的行为感到十分感动。

两人久别重逢，重拾旧日情谊。毛泽东坚持留下朱其升吃饭，并且说：“第一次会面，一定要在我这里吃一顿饭，不然哪像老朋友。”为了招待朱其升，毛泽东除了常规的三菜一汤，还让厨房特地做了一道“硬菜”，就是毛主席最爱吃的红烧肉。毛主席不仅为朱其升准备了他喜欢的红烧肉，还陪他聊天，了解家乡的情况。朱其升也带着来自家乡的祝福和意见，毛主席对此非常高兴。 朱其升在北京住了近一个月，临行前，毛主席又将自己的500元稿费送给朱其升作为路费和回家生活的补贴。毛主席关心他的生活，叮嘱他回到家乡后要关注民生。临别时，毛主席依依不舍地叮嘱他：“不管何时，我们都是兄弟，回去后有什么事一定要写信告诉我。”朱其升回到汉口之后，以这笔钱作为资本，召集了一帮手艺人共同开了一家雨伞厂，朱其升担任经理。他经常跟工人们表示要听从毛主席的教导，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共同把工厂办好，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1954年夏末，朱其升再次上京，向毛主席表达资助他办厂的感谢和这些年办厂所取得的成绩。他很快就见到了毛泽东。朱其升将带去的工厂照片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接过照片，笑着称赞道：“很好，这个工厂不错，有点社会主义的气魄。”一段时间之后，朱其升告诉毛主席要回去，毛主席一如既往地叮嘱他有空可多来北京走走，或写信来反映情况。朱其升大为感动，眼含热泪。毛主席见此情景，动情地说：“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有困难，有要求，可随时告诉我，我想办法给你们解决。”1956年夏，朱其升在汉口病逝，享年63岁。

毛主席得知消息后，回忆起与他相处的日子，不禁感慨万千地说：“他是一个老实的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时光如白驹过隙，匆匆几十年仿佛一瞬间。毛主席、彭友胜、朱其升这三人于少时相识，其后三人发展虽不尽相同，但难能可贵的是，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三人之间友情却并未褪色，反而经过时间的考验愈加显得弥足珍贵，传为了后世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