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样，就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不是平空产生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过去有许多历史学家虽然不能建立完整的历史科学，却也提供了具有科学性的研究成果。无论在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在历史科学的发展中都有重要的贡献。但是处于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资产阶级越来越丧失了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真象的自信，越来越趋向于粉饰和捏造事实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现代欧美资产阶级历史学制造了许多混乱观念，这些混乱观念也反映到了现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中。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应当一方面很好地继承和吸收以往一切历史学家的工作中的有益成果，一方面要批判和扫除足以妨害历史科学发展的混乱观念。

很多现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著作试图答复历史学是不是一种科学和怎样才能成为科学的问题，但是找不到正确的答案。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几种错误的观点，一种是根本否认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有客观的规律，因而否认历史研究能够成为科学;一种是把历史学说成就是史料学，从而取消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求;还有一种是认为历史学乃是一种“主观”的学问，是没有客观标准的“科学”;最后还有一种观点是企图把生物学引导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以为这样就有了历史科学，但实际上却是破坏历史科学。——在这篇文章中将对这几种观点进行一些分析。

一

社会历史发展中有没有客观规律，我们能不能发现这种客观规律，这是决定历史研究能否成为科学的根本问题。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的梁启超曾经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动摇和苦恼，而终于达到否认客观规律的结论。

梁启超早在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发表过《新史学》[ 梁启超的《新史学》最初在《新民丛报》上连载，兹据中华书局刊行的《饮冰室文集》第4册。]一文，在那时，他对于历史有没有客观规律的问题，态度虽然不很明确，但基本上是承认有客观规律的。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页10)可是十七年后，他在一九二一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据中华书局刊行的《饮冰室专集》第16册。]中用了极其犹疑不定的口气来谈到历史中的“因果律”问题。他说：“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斯学之人多能言之。虽然，兹事未易言也。……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日断断不可。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颐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页111)这段话中的模棱两可，自相矛盾是很明显的。

果然，只隔了两年，他就来修正自己的这段话了。在一九二三年，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见《饮冰室文集》，第14册。]的演讲中重新提出了“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这个问题，干脆做了否定的答复。他说：“当我着‘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我现在回看这篇旧着，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页3)应当承认，梁启超是如实地描写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历程。像他所说的，他原来是“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页2)但又因为感到从社会历史中找不到客观的必然的规律，所以终于认为“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门面，非唯不必，抑且不可”。(页2)这就是说，他为摆脱那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而找到的出路就是放弃使历史学成为科学的打算。

由此可见，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是走着一步步后退的路，否认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质就是这条路的终点。

表示否认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的，不只是梁启超一个人。我们还可以拿何炳松做个例子。何炳松在《历史研究法》[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初版。]这个小册子中说：“自现代自然科学及社会学发达以来，史学一门颇受影响。世之习史者不谙史学之性质及其困难，妄欲以自然科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因果，或欲以社会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常规。其言似是，其理实非。”(页2)

为什么他们认为在社会历史中找不到客观的规律?梁启超的理由是：“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这是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页111)中的说法。两年以后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说得更明确了：“因果律也叫作必然的法则。‘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页3)同样，何炳松也认为，人心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通史新义》[ 何炳松：《通史新义》，商务印书馆1929年初版。这本书标明为“何炳松着”，实际上是法国人赛诺波(Seignobos)所着《应用于社会科学上的历史研究法》(1905年)一书的译本，但“自序”则是何炳松的作品。]的“自序”中说：“社会演化之真因维何?即人类内心之动机是已。”(页11)由于认为内心动机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在这本《通史新义》中说：“……历史性质极其混乱。……此种混乱盖足以取消史家提高历史为科学之要求而阻止历史模仿他种科学而现出科学上之外貌也。”(页96)

很明显的，否认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规律，从而否认历史研究能够成为科学，正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当人们把历史发展的最后根源归结于“心力”、“意志”、“内心动机”等等的时候，人们就只能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面前感到惶惑，只好承认他们对于历史的真象其实是无所知的。

“心”和“意志”究竟是怎样决定历史发展的呢?在阐明他的论点时，梁启超提出了带有神秘色彩的所谓“民族意力”，并且走到了个别历史人物决定历史命运的结论上去。梁启超说：“史迹有以数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讫者，其迹每度之发生，恒在若有意识若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一贯之目的，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者在其背后。”(《中国历史研究法》，页100)用这“俨然若有”的所谓民族意力来解释自己所解释不了的历史现象，这同不了解自然现象的人把自然现象的变化归因于冥冥中的天神的意志其实是一样的。

“民族意力”既然渺茫难寻，那么个别人物的心理状况能否捉摸得到呢?梁启超说：“心理之发动，极自由不可方物，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殊不能预料或制限其中之任何时任何人忽然起一奇异之感想，此感想一度爆发，视其人心力之强度如何，可以蔓延及于全社会。”(同上，页116)这真是可怕的事。任何人的任何“奇异之感想”，只要他“心力”很强，就可以影响和改变整个社会历史的进程!“心力”最强的人大概就是所谓“伟人”了。照梁启超说起来，像在中国近代史中的曾国藩、袁世凯这样的人是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此若干人者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页116)“如袁世凯，倘使其性格稍正直或庸懦，则十年来之民国局面或全异于今日亦未可知”。(页120)根据这种观点，不但说不上预测历史的发展，而且也不可能说明已经过去的历史，谁能知道那些“伟人”的任何时候的任何一个奇异的感想呢?因此梁启超只好说，“史迹”是“诡异而不易测断”的。(页116)

在这里，我们想起了列宁说过的话：“以往的一切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 《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页38。]历史唯物主义者当然不否认人们在历史活动中的思想动机，但是决不能满足于用思想动机来解释历史发展过程。如果说，历史发展中的某种结果就是由于某个人或某些人具有这种愿望的原故，这其实是对于事情并没有做任何解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某种思想动机在一定时期会成为千百万人的集中的意志并使得千百万人行动起来;为什么这一种思想动机在历史发展中能够起显著的作用，而那一种思想动机则并不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在社会生活中，虽然有无数的互相抵触、互相冲突的思想动机，但是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仍然循着确定的轨道前进;为什么某些历史人物的个性虽然能够对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个别事件的面貌起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们远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等等。只有做这样的深入的分析，才有可能对历史作出正确的，也就是科学的解释。

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都隐藏在纷繁而矛盾的现象中间，要发现它们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由于社会历史现象是由有意识的人参加在内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是通过人们的错综复杂的有意识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所以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科学规律的发现，甚至更难一些。人们在无力克服这种困难的时候就很容易堕入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而许多建立唯心主义的历史学理论体系的人正是利用这种困难，片面性地极度夸大思想动机在历史上的作用，从而在根本上否认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可能。

梁启超、何炳松等人为了否认历史发展中的科学规律，还提出了另一条理由，那是说，在社会历史中，和在自然界中不同，同样的现象不会反复出现，只有一个个特殊的事物，没有共相，所以说不上有什么规律。梁启超说：“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天下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故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之矣。”(《中国历史研究法》，页111)何炳松的说法则是：“……史家所致意者即此种空前绝后之变化也，非重复之事实也。故历史者，研究人群活动特异演化之学也，即人类特异生活之记载也。夫人类之特异生活，日新月异，变化无穷。故凡属前言往行，莫不此往彼来、新陈代谢。此历史上所以不能有所谓定律也。盖定律以通概为本，通概以重复为基。已往人事，既无复现之情，古今状况，又无一辙之理，通概难施，何来定律乎?”(《历史研究法》，页2)

这个论点不是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独创的。属于新康德学派的德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Rickert)就曾在历史学上发挥了这个论点。梁启超承认他受了这个新康德主义者的影响。(《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页2)为何炳松所依据的赛诺波也抱同样的见解，在赛诺波和另一个法国史学家合着的《史学原论》[ 朗格诺瓦 Langlois 和赛诺波Seignobos 合着：《史学原论》，1897年出版，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初版。这里的引文不是完全依照这个译本，但所记页码是这译本的。]中说：“研究此各各不同的事实的必要，使历史学不能成为一种科学，因为任何科学都是以普遍性为对象的。”(页208)

这种说法同样也是历史唯心主义者片面地夸大和歪曲了社会历史现象的一个特点而达到的错误结论。在社会历史中，不会有两个现象完全相同，分毫不差，因此，可以说，历史不会重复。但是，在某些各有特点的现象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共同性，因此，又应当说，历史是会重复的，而且重复的现象是常常有的。何炳松认为，只有对于完全同样、反复出现的现象，才能进行概括(即何炳松所谓“通概”)，这是完全错误的。进行科学的概括，就是把许多个别事物所具有的互相不同的非本质的特性抽象掉，而根据它们的本质上的共同点建立各种概念和法则。如果只是累积许多完全相同的现象，那就反而不需要什么“通概”。就使用科学的概括这一点而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一样的;这就是说，我们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要从特殊性中找到一般性，从似乎杂乱无章的现象中找到规律，这才有科学研究。当然，在历史研究中，又需要特别注意一般性的特殊表现，需要阐明一般的规律怎样表现为具有特殊性的现象，但是决不能认为历史研究只注意特殊性而不注意一般性。以为历史现象中只有特殊性而没有一般性的这种观点就会使得历史研究的任务最多只是把历史现象一件件地按照表面状况记录下来，因而排除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质。

庸俗资产阶级学者又常喜欢说，在历史研究中，不能做自然科学的实验室工作，所以社会历史的规律即是有，也无法证明。何炳松说：“史学家所根据之史料断不能应用实验工夫。史家才学虽极高博，终无力可以生死人而肉白骨，使之重演已往之大事，则断然也。……与自然科学家之常能目睹事变而再三实验之者，真有天渊之别也。”就因此，他认为对社会历史不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凡是遇有某种原因即能预断其有某种结果。”(《历史研究法》，页4)

当然不能用实验室里的工作来研究历史，但这只足以表明历史学家需要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人们必须根据各种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用一种方法局限自己，以为在这以外寸步难行，这在自然科学上也是不许可的。而且实验室中的工作其实是实践的一种形式。科学研究需要依靠实践，这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都是同样的。我们当然不能使历史的事实“重演”，但是我们从历史中发现的规律却可以放到实践中去考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正是对于我们所掌握到的历史规律的大规模的考验。我们能够对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预见，并且在实践中检验这种预见，这是以为在实验室工作以外没有科学方法的人所不能设想的事。

二

资产阶级历史学界中有很多人说，历史学虽然不能成为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但仍旧可以是一种科学，它之所以成为科学就因为它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史料的考订。梁启超、何炳松的书中一方面说，史学不能成为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一方面又常常用“科学的史学”一类的说法，这所谓科学就是指史料的搜集、校勘、考订等等。例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须知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即诬之弊，往往而有。”(页99)

史料考订工作是不是在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无论研究什么历史问题，研究者必须掌握大量的，而且可靠的资料，清除掉前人留下来的许多史料中的蒙蔽史实真象的迷雾，使有关的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显露出来。史料(实物或文献)的考订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外形”的考订是区别史料的真伪，确定其时代和作者，对历史文献的版本文字进行研究，使其尽可能恢复原来的面目。“内部”的考订就是辨明史料的实际价值，把有价值的史料和价值不大的史料区别开来，把错误的记载和正确的记载区别开来。这两个方面的考订工作都是必要的，都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去进行。近代西方的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都着重地在这些方面做了工作。许多中国的史学家们继承了清朝的“汉学家”们的工作，并且利用了从现代欧美传来的各种科学知识和比较精密的逻辑观念，而在史料的考订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的这种工作，现在看来，并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经验不应当被抹煞而应当加以接受，加以发扬。今后我们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注疏、翻译(译成现代普通话)等等工作，并且使史料学成为有系统的科学。由于史料工作的繁重和需要各种辅助性的专门知识(如古文字学、年代学、古文书学、古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版本学、印鉴学等等)，所以有一批专门的人来负担这种工作是必要的，他们就是史料学家。史料学家是整个史学家队伍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轻视史料学家的工作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的认识必须建立在丰富的确实的材料的基础上，所以在有的情况下，史料学的研究成果，甚至对于解决某个历史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和史料工作看作是互相对立的。史料学家也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同史料学上的专门知识结合起来，那就能够更加提高史料工作的水平。但是如果以为，不懂得和不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史料学家所做的工作都是没有价值的，都不能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那是不合乎事实的。如果以为只要根据历史规律的认识，就可以任意地选用史料，任意地判定这种史料和那种史料的价值，而无须倾听一些史料学专家的意见，这更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我们不赞成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史料工作不应当孤立地进行，更不能代替历史规律的科学研究。

片面地夸大史料学的意义，以为历史学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只是在史料的考订工作上，这种错误观点在中外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中都是很流行的。法国史学家赛诺波这样解释历史研究法的意义：因为我们不能亲眼看到已经过去的历史事实，只能通过它的遗迹(实物或文献)来知道过去的事实，而史料又往往残缺不全，所以才产生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即研究此种史料之方法，目的在于决定此种留有遗迹之古代事实为何。”(《通史新义》，页3，参看页123)这就是在实际上把历史研究法看做只是史料的考订方法，从而在实际上使历史学成为史料学。中国的历史学者中也有人虽然不愿意承认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但又说：“近代史学所以能成为科学的原故，就在于它的方法纯然是属于科学的，……现在历史家的注意大部分都向到‘材料的性质’、‘材料的正确’和‘材料的缺点方面去。’”[ 杨鸿烈：《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初版。这个引女见该书页70。该书页68上说：“有的人说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未免武断。”]这还是承认，史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就是依靠史料学方面的工作。明白主张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宣传这个论点，使它在中国史学界中起了很大恶劣影响的人，乃是曾主持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期(1928年)。]一文中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他在一九三〇年左右在北京大学的讲义稿“史学方法导论”中也下了这样的断语：“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

照傅斯年说起来，历史学是能够“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一般的事业”的，也就是说，是能够成为科学的。但是这个傅斯年把使梁启超困恼的问题简单地撇到了一边，他根本不管要不要和能不能发现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历史学并不是以历史事实本身为研究对象，而只是以前人留下来的史料为研究对象。看一看傅斯年所说历史学为什么能够成为科学的原因是很有趣味的。他说：“假如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他记载不相干，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去对他做任何史学的工夫。假如天地间事都是这样，便没有一切科学了。史学也是其一。”所幸的是“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于是就可以把这个记载和那个记载互相比较，于是就有了历史科学。这就叫做“史学的方法是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去处理不同的记载”。(《史学方法导论》)如果按照这种观点来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那么研究者所针对的并不是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研究任务并不是通过有关史料来认戬当时的社会历史，而只是把有关的各种史料互相对照比较。经过这种研究，至多只是从各种分歧矛盾的记载中辨明哪一种记载是比较可靠的，他们的研究就到此为止了。他们其实是停止在应当开始进行历史研究的地方。如果他们遇到的某种历史现象并没有不同的记载，他们就认为这里并没有什么历史研究工作可做。很明显的，傅斯年所说的历史学乃是没有历史的“历史学”，是在史料研究的名义下取消了历史学。

用史料学代替历史学，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会把史料学工作引导到错误的路上去。无论是史料的“内部”的考证还是“外部”的考证，目的都应当是提供对历史的科学认识的可靠基础;如果脱离整个史学的科学研究而孤立地进行，就会迷失方向，无目的地沉溺在史料的海洋中。诱使史学家走到这条路上去是反动的史学观点的目的。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说，历史学和语言学“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这种观点受到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支持，当然不是偶然的。

傅斯年自己所做的一个考据可以做为极端无聊的史料工作的代表。一九三二年傅斯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明成祖生母记疑》。谁是明成祖的生母，这问题有什么意义，这是傅斯年自己也说不出来的。但是因为这件事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于是好像就有“科学”工作好做了。据傅斯年的考证，说明成祖是马后所生的记载是不对的，他的真正的生母是像别的记载所说的硕妃。对于这个结论，又有别的学者不同意，一场热烈的“学术争论”至少延续了五年之久。我所看到的傅斯年关于这问题的最后一篇文章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这是关系中国民族存亡的一个极端严重的时期，而这样的“学者”竟以这样的“科学工作”来为反动统治者“点缀”升平!

在过去的时期，勤恳地认真地从事考据工作的学者们，他们的工作对于历史科学的发展有着或大或小的帮助，因而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像这种引人走入歧途的史料学观点及其具体表现却只能受到唾弃。

我想在这里提一下由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一命题，这个命题曾经在历史学者中引起过很多争论。我以为，在一九二五年左右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是不应当被抹煞的，在这些工作中表现着的所谓“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的思潮的一个侧面。但是我们现在来读《古史辨》[ 顾颉刚编着：《古史辨》第1册，1926年初版，第2册，1930年初版。]的第一册和第二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在许多地方，史料(记载古代历史的文献)和历史(古代历史本身)是被混淆起来了。所谓“古史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只能是史料学范畴内的一个命题，用意在使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这个命题对于整理周秦两汉时代的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虽然整理文献的结果会有助于了解古代历史，但是当然不能把上述命题当做古代历史本身的规律。《古史辨》的编者说：“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古史辨》第1册，页273)如果这是说，古代史的研究不在于研究古代历史的真象，而只是研究关于古代历史的传说的变化，那我们当然是不能同意的。固然这样的研究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排斥了对历史本身的研究，研究史料难道会有什么意义么?(《古史辨》第3册顾颉刚先生自序中指出，人们有理由认为他的书其实是“古书辨”，而不是“古史辨”，这只是“研究古史的初步工作”。这个意思我们以为是对的)

胡适和傅斯年当时十分恭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说法。一个说，这是“史学的中央题目”，一个说，“这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同上，页297、338)原来这两个人心目中的历史学就是史料的考订学。他们把整理某一部分史料而得到的史料学上的个别结论夸大为历史学上的根本问题，这种夸大只足以损害历史科学，并且也使得像“古史辨”这样的工作反而不易于得到应有的公正估价。

三

用史料学来代替历史学的学者中，有的人忠实地进行着史料工作，并且很谨慎地把自己的工作限制在史料考订的范围以内，他们能够提供出某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缺点是繁琐，不得要领。但是还必须指出，他们只是在个别史料和个别历史事实的考订中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一到必须提出对历史发展的根本看法的时候，他们就抵抗不了，并且往往会接受主观主义的影响。还有些人则是在重视史料工作的掩护下公开宣扬历史学上的主观主义。他们一方面用繁琐的史料考订工作使人相信他们的态度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告诉人，历史的真象是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方法而认识到的，在历史研究中可以任意地进行纯主观的猜度和想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经验主义倾向的史料工作，一方面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这二者是密切地结合起来了。恩格斯在论到自然科学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时曾指出：“到那种单凭经验、非常蔑视思维、实际上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的地步的派别中去寻找”，就可以找到“极端的幻想、盲从和迷信”[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29。]。在历史学界中也有这种情形。

就拿梁启超和何炳松的书来看吧。他们用很多的篇幅来讨论史料考订的问题，在这范围内他们能够有自信地说出些具体的东西;特别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应当承认是一部在史料学上有价值的著作。但是一到史学研究的更广阔的范围内，他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除了史料考订以外，在史学研究中究竟还有什么工作要做?在这问题前面，他们就只能用一些空洞的、玄妙的说法来搪塞了。

症结还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上。通过史料的考据工作，至多只能把一个个的个别历史事实弄清楚，如果停留在这里，那就连任何一本通史都写不出来。要进一步，就不能不注意各个历史事实的相互关系。所以梁启超和何炳松在确定地否认历史发展规律的时候，仍旧说要承认历史现象中的相互关系。梁启超把这种相互关系叫做“互缘”。他说：“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页4)何炳松则称之为“因果关系”，照他的说法，在历史现象中可以有因果关系，但没有因果规律。他说：“历史与自然科学同，不能有无因之果。然自然科学中之因果本有定律，因果范围必两相等。至于历史，则仅有因果之关系而已。前后相生，因果初不相等。……探求定律，非史家之责也。史家所求者，因果关系而已。只叙明诸事之前后相生，并依前后相生之理而编比之，即为已足。总期篇中无孤立之事迹，各事有相互之关系，斯则可矣。”否认规律性，而又承认“互缘”，承认“因果关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根本否认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那就一定是否认客观规律，但是承认因果关系都并不等于承认客观规律。唯心主义者所不承认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于事物本质中的客观的必然的规律性。在排斥客观规律性的前提下承认各种因果关系，那就只能是沉溺在事物表面现象上的，带有偶然性的，纷歧错杂的无穷联系中间，并且只能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因果关系：不是认为客观的因果关系反映到人们的头脑里面来，而是认为人们把因果关系带到客观现象中去。由这里就产生了主观主义的历史方法论。

关于这一点，何炳松是说得很清楚的。他不是说要“叙明诸事之前后相生，并依前后相生之理而编比之”么?如果所谓“前后相生之理”是指客观事实本身的理，那么他就是用唯物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编比”，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这样。他用“前后相生，因果初不相等”这种暧昧的说法来解释他所谓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意思实际上是说，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是带有任意性的，是不确定的，不可捉摸的，天大的事情可以由一个无足重轻不相干的小事促成，重大的因也可以“影响杳然”。因此，人们当然不可能按照客观历史本身的规律来进行“编比”了。照他说来，在研究一段历史时，“自何时始，至何时终，去取之权，握诸学者”。(《历史研究法》，页57)“学者”愿意怎样办就怎样办。在进行“编比”时，应当编进去什么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孰重孰轻乎?何者应详，何者应略乎?何以某事较重且应详述乎?凡此皆形而上学中之问题也”。(同上，页60)原来这叫做“形而上学”的问题，所以是并没有客观标准的。“是故世界史之如何编比，当以着者所抱之人生哲学为标准。……史家所抱之价值观念，当然影响其全部历史之编比”。(同上，页61)你有怎样的“人生哲学”，你就怎样去“编比”，愿意怎样办，就怎样办，这就是何炳松的“编比”的理论。在这里主观主义的臭味是掩盖不了的。凡是坚持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又觉得不能把历史研究工作仅限于史料考订工作的人，都必然走到这条主观主义的路上来。

主观主义者不是深入历史现象的本质进行艰苦的研究以发现各种现象之间的内在的联系，而是任意地根据表面现象的某一侧面把各个历史事实联结起来，他们所发现的相互联系往往只好算是胡扯。有些评论者认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的最大优点是承认历史事实的相互联系，承认历史的整体性，反对把一个个历史事实割裂开来叙述。的确，在这本书中这一类说法是很多的。梁启超用他的善于煊染的文笔说：“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也。”(页101)但是问题是梁启超所说的相互联系(也就是他所说的“互缘”)，究竟是指什么呢?在他的书中有这样的例子：“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东陆领土。”“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甚至“汉攘匈奴”一直影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等等。(页101—104)按照梁启超的这种“互缘”的说法，人们可以把任何两件相隔数千年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经过若干中间的联锁而联结起来，只要人们愿意这样做。这只能叫做主观主义的游戏，是没有什么科学意义的。

主观主义者无法说清楚他们究竟用什么方法来看出历史现象中的相互联系，他们只好承认他们所用的方法并不是科学的方法。梁启超说：“一群史迹，合之成为一个生命——活的、整个的，治史者须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取于吾心目中。然兹事至不易，除分析研究外，盖尚有待于直觉也。”(《中国历史研究法》，页118)这所谓“直觉”，就是许多主观唯心主义者用来同科学认识相对抗的据说是超乎理性以上的本领。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说得更清楚一些。他说的是，“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然则……我们常说历史是整个的，又作何解呢?你根问到这一点吗?依我看，什有九要从直觉得来，不是什么归纳演绎的问题”。(《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页2)

在自称有历史癖的实用主义者胡适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当胡适说到史料的整理考订的时候，他尽力用“科学”“实事求是”等字眼来装点自己，但在这范围以外，他就不敢承认还有什么科学方法。他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古史辨》第2册，页338)他又说：“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力。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一，页2)这很明显地是说，在叙述和解释历史时是不依靠科学方法的，人们可以靠“想象力”，靠“艺术”的能力来把各种史料组织成为所谓“历史的系统”。

主观主义者尽管天花乱坠地描写历史，但是在他们看来，历史的真象其实是不可知的，因为人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直觉和想象力来描写历史，谁对谁错，并没有客观的标准。有一本讨论史学方法问题的书[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独立出版社1945年11月初版。]中这样说：“凡解释历史，如自谓能得某种史事之真相，任何历史家皆不能自信。历史家所敢自信者，不过告人以某种史事经过研究之后，在其个人脑中发生之现象如此而已。……考证固为客观的工作，而解释则不能不多少带主观的色彩，此实为无可如何之事。”(页77)

这种主观主义者认为，历史知识并不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而是从历史家所抱的“哲学”引申出来的。这就是何炳松所说的“……以著者所抱之人生哲学为标准，……史家所抱之价值观念当然影响其全部历史之编比”。另一个历史学者[ 刘节;《历史论》，正中书店1949年5月初版。]曾这样说：“应该注意到人类生活的全面要点，提纲挈领地构成骨干，以支配这许多史料，使之适合于史学家自己的史意。”(页45)这就是说：不是从历史事实中得到“史意”，而是以客观事实来凑合史学家自己的“史意”。

所以这个作者说：“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考证史料是一种科学，排比史料却与艺术有莫大的关系。”(页47)然后又说：“历史家应该自己造成一套哲学系统，从这套系统以内产生一种历史上的独到见解。……所以历史学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而总其成者，还是一种哲学呢。”(页64)

每一个历史研究者所抱着的世界观、哲学观点必然影响到他对于历史事实的解释方法。因此，我们认为，历史学者为了能够正确地按照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来研究和解释历史，就应当建立科学的世界观，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是对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的综合。但是历史学上的主观主义者却认为，既然如此，历史家就可以自己去“制造”哲学系统，按照自己的“人生哲学”，自己的愿望和好恶(“价值观念”)来解释历史。他们的哲学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哲学，他们的历史方法论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方法论。

人们往往这样想，实际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无论如何总是在探求事实，是不容易接受唯心主义的玄论的。但是事实上，探求事实的历史学家失足落到唯心主义陷坑中的情形是常常有的。这里可以举历史学家吕思勉为例。吕思勉先生早年所作《白话本国史》中说：“历史者研究人类进化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2年初版，1935年订正四版。]这是朴素的正确的说法。他在一九四五年发表的一本关于历史研究法的小册子[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永祥印书馆1945年初版。]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表示了赞成的态度。他说：“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页67)但是就在这本小册子中的有些地方，他又表现了无力抵抗唯心主义的引诱。这主要是因为他不能正确解释各个历史家为什么会对同一历史现象得到不同的认识，又为什么对同一历史事实的认识会不断地有所发展，似乎永远不能达到真象。这种情形其实正足以证明历史学家必须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并且支付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对历史事实的正确认识，但唯心主义却根据这种情形宣布客观事实本来是没有的。这本小册子接受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所以说：“一物有多少相，是没有一定的，有多少人看就有多少相，看的人没有了，相也就没有了。”(页50)“真正客观的事实是世界上所没有的。真正客观的事实，只是一个一个绝不相联属之感觉，和做成影戏所用的片子一般;不把他联属起来，试问有何意义?岂复成为事实?……其能成为事实，总是我们用主观的意见，把他联属起来的。如此，世界上安有真客观的事实?”(页51)

这里又一次证明了，唯心主义正是利用科学工作进行中遇到的困难而来俘虏科学工作者。

历史学上的主观主义方法也不是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独创的。我们在这里不来引证专门阐扬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欧美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但是需要谈一下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Bernheim)和前面提到过的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和赛诺波的著作。他们的主要著作有中文译本，常被中国有些历史学者所称引，这些著作的主要篇幅是史料考据学，在这方面，它们是有科学内容的，但它们的科学性至多只是在这范围内。

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 原书名《历史方法和历史哲学读本》，1890年初版，1908年修订第六版。中文译本题作《史学方法论》，陈韬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这里的引文不是完全依照这个译本，但所记页码是这个译本的。]在欧美资产阶级史学界中差不多被看作是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一部古典著作，并且被认为是真正系统地论述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这本书中的确肯定了历史学是科提到的一些中国历史学者所接受下来了。从伯伦汉的“综观”中其实是不能令人嗅到科学的气味的。

法国人朗格诺瓦和赛诺波合著的《史学原论》的基本精神和伯伦汉没有什么不同。值得指出一下的是他们着重地企图从历史研究的对象的特点来证明历史学其实只能是一种主观的学问。据他们说，在历史家面前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所有的不是事实本身而只是史料，而史料又是前人思想的产物。“由于历史材料的这种性质，所以历史终不免是一种主观的科学。如果把分析真实对象的真实分析方法，用到对于主观印象的内心分析上去，那是不合理的。”(页176)这真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诡辩。历史学家当然不能像动物学家一样在实验室中把一只青蛙摆在面前加以解剖，历史学家不能不透过掺杂着前人的主观的史料来研究过去的历史，他在研究工作中必须更多地运用思维能力，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善于排斥前人粉饰和歪曲事实的主观，严格地从客观事实出发来运用思维能力，否则就不能够使历史学成为科学。所谓“主观的科学”势必会变成只是任意的想象。这两个法国历史学家断言说：“几乎一切历史学家都不自觉地，自认为能观察‘真实’，其实一切历史家，唯一所具有者，只是想象而已。”(页178)“历史学家不能不用一种主观的方法。他想象出一个社会整体或一种进化过程，他把由历史所提供的个别因素排列到这个想象的结构中。所以生物学的分析是由对真实物体的客观分析而来，而历史的分析只能由存在于想象中的主观物而成。”(页183)

拜这样的欧洲资产阶级学者做老师的人当然跳不出主观主义的迷魂阵。让我们再引一段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中的话，这段话几乎就是赛诺波的话的翻译：“……史家所见，皆非本真，盖仅心灵上之一种印象而已。……人群活动，史家所知者亦仅属主观之印象而非活动之实情。……凡此皆由臆度而来，非直接观察可得。故史之为学，纯属主观，殆无疑义。”(页5)——既然如此，我们断不能把这些先生们所说的“史学”看成是一种科学也确是“殆无疑义”的了。

四

在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说中还有一种表面上是维护历史科学，而实际上是破坏历史科学的学说。主张这种学说的人宣称，他们能够发现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从而使历史研究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准确的科学;但他们不是从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寻求规律，而是搬用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某种规律来解释社会历史。他们中有的人说，因为人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应当用心理学来解释历史，这样就能够使历史成为科学;有的人说，因为人是一种生物，所以为了科学地解释历史，就应当把生物学的规律用在历史学中。这里，我们将着重讨论这种在历史学中的生物学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界中曾有较多的影响。所谓用心理学解释历史，实际上也是把社会历史现象当成生物现象的一种观点。

一般说来，把生物学的观点搬到社会历史中来总是会损害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的。社会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作为生物的人，不是人的生理自然现象，而是人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的规律不是生物学的规律所能包括的。在五十年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最初传到中国，当时新派的人曾利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等说法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们用这种观点来反对封建主义的崇拜古老、否认社会的不断进步、否认社会变革的必要的思想;虽然这种观点在当时起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作用，但是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毕竟不能帮助他们真正理解社会历史。现代欧美腐败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中的生物学观点却并不是把达尔文学说简单地搬到社会历史上来，而是要比这“深奥”得多。那就是先把生物学放在主观唯心主义的臭水缸里浸透过，然后再拿来同唯心主义历史观相结合。在近二三十年来中国资产阶级学术界中宣扬什么“生物史观”“生机史观”的人就是西方这种“时髦”风气的追随者。国民党反动派所制造的极端反动的“唯生史观”也利用了所谓生机主义的生物学观点，但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谈当时国民党官方的“理论”。为了分析这一类观点，下面要提到一个属于反动的国家主义派的“理论家”叫做常乃德的议论[ 常乃德：《历史哲学论丛》，商务印书馆1944年重庆初版;这是一本论文集，其中绝大多数文章均作于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较早宣传这一类观点的还有朱谦之的两本书[ 朱谦之：《历史哲学》，泰东书局1926年初版;《历史哲学史大纲》，民智书局1933年初版。]。朱谦之先生大概早已放弃了这种观点，但为了说明问题，这两本书也是需要提到的。

常乃德的书中说：“在本文作者所拥护的生物史观的立场看来，人类历史与整个生物的历史是离不开的，所以我们讨论人类的历史，不能不牵涉到人类以外的生物学的知识。”(页14)“文化是一种生物的事实，……要了解文化的根底，必须溯源于生物学。”(页49)朱谦之的书中说：“历史之意义应该从生物学之进化的解释。”(《历史哲学》，页6)“历史哲学应该以新生机主义的生物学说为根据。”(页4)很明显，他们都是拿生物学做武器。但是他们的所谓生物学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生物科学，这是首先应当指出的。朱谦之的书中特别声明，他认为，历史的进化“决不是达尔文主义所能解释，而应该把柏格森、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来讲明”。(页8)杜里舒的思想尤其被当作这种历史哲学的依据。[ 杜里舒(Hans Dreicsh，1867—1941)德国的哲学家，曾于1922年到中国讲学。朱谦之先生那时曾说：“杜里舒在南开大学讲演，实在给我许多教训，使我知道历史之意义应该从生物学之进化的解释。”(《历史哲学》，页6，又见《历史哲学史大纲》，页350)]德国人杜里舒在生物学上发展了一种彻底的唯心主义观点，照他说起来，生物的进化是由一种内在的目的所决定的。朱谦之的书中给以解释说：

“新生机主义……以为生物之自体就有一种动力，由这动力向上自由发展，自创新的形状，这就是进化的根本原因。”这种神秘的动力就被称为生机力。据说，“这生机力，凡是生物个个都有，生物即因这生机力的冲迫而分途进行，各有一定的自主律，是万不能用机械·的原则说明的”。(页9)这种生物学观点是完全反科学的，它其实不过是假想生物自身具有一种神秘的意志力量，而把生物进化的根源归于这种意志力量。常乃德虽然没有讲什么生机主义，但他也是把社会历史混同在生物现象中，而且用唯心主义的目的论来解释生物的进化。他说：“人生与国际皆为生物演变之一大阶段，生物之演化通古到今，通万物以至于人，实依一大方向而进行。”(页71)他又说：“夫生命进化之意义在于扩大其生命力，……宇宙之进化如有目的，似即向此一大目的而进行。”(页80)这就甚至是想把整个宇宙都说成具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了。

难道可以设想，依靠这种对生物进化的唯心主义的解释，能够建立社会历史的科学么?但是主张“生物史观”“生机史观”的人却宣布，他们承认社会历史中有科学法则，而他们是能够找到这种法则的。常乃德说：“所谓史观，当然不仅是要了解历史事实的真相，并且要就此众多事实上建立起正确的因果和法则来。”(《历史哲学论丛》，页18)朱谦之说：“我们要问历史是不是科学，应该先问历史是不是与一切科学同样的有一个法则。……须知宇宙间一切的学问不讲便罢，要讲便都是以事实做基础，而寻求他的法则的，不然便不得以Wissenschaft(科学)看待。”(《历史哲学大纲》，页13)这种字面上的诺言和他们实际拿出来的货色实在相差得太远了。比较起来，像梁启超那样地承认他不能使历史研究成为发现客观法则的科学，倒应该算是一种老实的唯心主义了。

拿这种生物史观、生机史观所提供的货色来看，其实是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的。他们其实跳不出梁启超所说的历史由人的自由意志所创造，或者民族意力决定着历史发展这一类的说法。生机史观者说：“人类继续不断的历史发展都是从人类的‘生机力’做出来的，有这普遍生力，故常不满意于现在境界，而别求创造其他的新生活形式。……这就是历史进化的原因了。”(《历史哲学》，页59)生物史观者说：“生物史观者以国民性为一切政治社会活动的总动因。”(《历史哲学论丛》，页75)很明显的，这不过是在字面上用“生机力”来代替了“自由意志”，用“国民性”来代替了“民族意力”而已，这不过是用生物学的术语来给陈腐的唯心主义观点加上了新的招贴而已。

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和老式的唯心主义不同的新东西的话，那么有一点倒是可以提到的。老式的历史唯心主义往往以为历史的动力在于人的理性和知识。这种历史观点虽然在根本上是错误的，但还表示了对理性和知识的重视。现代欧美的彻底代表帝国主义时期的腐朽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却公然抹煞理性和知识，把某种动物性的本能看做历史发展的动力。从上述讲生机主义的书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在这书中的许多地方把所谓“生机力”和“本能”等同起来，并且说：“本能在人类历史中是头等的重要的原动力。”(《历史哲学》，页147)“历史上的种种变动莫不是本能变动的结果，换句话说，只有本能支配历史行为。”(页172)这种用本能来解释历史的观点更完全杜绝了科学地说明历史的可能。

主张历史学不能成为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者常常起来反对把生物学应用到历史上来。例如何炳松说：“世之学者……将生物学上之方法与定律依据比论而引入历史研究中。殊不知社会与生物间有根本不同之一点焉，即前者具有心理上之性质，而后者则具有生理上之性质是也。”(《通史新义》自序，页12)这很明显地是为了卫护历史唯心主义而反对生物学观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上述的生物史观和生机史观，在形式上看来，好像是同何炳松的主张相反，实际上却是一致的。可以设想，这种生物史观者说：请放心吧!按照我们的生物学看来，连生物进化过程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把生物学用到历史上来，只是为了给历史学以科学的外观，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是一点也不会受到损失的。

正因为实际上是完全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所以生物史观者虽然装成是历史科学的拥护者，但终于不能不宣布他所说的历史其实不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而只是历史家主观的创造物。常乃德说：“要将零碎的史料排比成史实乃至历史，必须加上点选择组织的作用，而这些作用便是新加上去的。所以新组织成的历史，其中所含的精神不但不能从零碎的史料中求得出来，也未必与原始事实真正相符，因为他已经是一件新产品了。”“历史家永远不会看到事实的真相，等他们将这些史料排比成一部像样的历史的时候，他们不是发现过去的事实真相，而是创造他自己以及他的时代和民族的哲学了。”(《历史哲学论丛》，页12)“根据既成的诸多史实，以其天才加以联系，组成一完整的系统，使史实与史实间配合成一周密的体系，由此体系表现一种意义，能如此者谓之历史家。”(页26)这哪里是科学地研究历史?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前面说到过的主观主义的历史方法论的宣扬。

在另一种形式下企图用生物学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还有以所谓优生学为基础的“人文史观”。潘光旦曾经宣传过这种“理论”，这里不打算详细评论，只介绍一下所谓“人文史观”在中国问题上达到的结论大概就够了。潘光旦的“人文史观”的基本原理是说，优秀的人生出来的子孙是优秀的人，劣等的人生出来的子孙是劣等的人，因此一个国家的文化发达不发达要看这个国家中的优秀分子生育的机会多不多。这叫做决定文化盛衰的“生物的原因”。据说，中国的积弱，是“有很严重的生物原因在后面活动的”。解决办法就是“借重目下种种社会制裁的势力，例如教育、宗教、舆论、法律等等，使人口比较优秀的部分可以提早几年结婚，多生几个儿女，同时使比较不优秀的部分减少他们的婚姻率与生育率”[ 潘光旦：《人文史观》，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初版，这是一本论文集，看该书页6、116、122等。]。——这大概可以叫做生物学救国论。需要补充一下的，据美国学者的“优生学理论”说，所谓“人口中比较优秀的部分”其实就是“上层社会经济阶级”，所谓“人口中比较不优秀的部分”就是“下层”的社会阶级。[ 见《优生原理》页6、页19等处，这本书是潘光且根据美国的普本拿(Popenoe)和约翰生(R.H.Johnson)合着的《应用优生学》编译的，观察社1949年4月在上海出版。]让老爷们多子多孙，中国就能得救，这种奇谈虽在旧中国也不能使多少人相信，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各种不同形式的“生物史观”其实都只是反映了历史唯心主义的破产。因为公开否认社会历史科学的唯心主义观点不能立足了，所以有些人竭力用生物学的名义来给它加上一些装点。因为想使人相信他们也是从物质条件出发来给与社会历史以科学的解释，所以他们拿生育、遗传的现象来说明社会的发展。在他们手里的生物学(生机主义的、目的论的生物学)和所谓优生学本身都只是假科学;和这种假科学结合在一起，社会历史的研究是一步也不能前进的。

五

关于资产阶级历史学在历史研究能否成为科学的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分析就说到这里。这些错误观点在现代中国历史学研究工作中起了很多坏影响，但是应当指出，有许多诚恳地做学问的历史学者，虽然沾染到这种坏影响，但是他们的实际研究工作并不是完全在这些错误观点的支配下面进行的。前面曾说过，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对于历史科学的发展是有过重要贡献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至少在下列几点上比封建时代的历史学有所进步：第一，打破了越是古代社会政治各方面越好，把远古当成黄金时代的迷信;第二，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改变了历史只是“帝王家谱”的状况，使社会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都成为历史研究的内容;第三，注重叙述的真实性，否定了那种认为历史家为了进行“褒贬”，可以在叙述中修正事实的看法;第四，因为扩大了历史的领域，注重真实性的原故，就提高了对史料(文献和实物)的收集、整理和考订工作的重视。在这几点上的进步，固然在封建时代某些先进的历史学家的工作中已经可以看到，但是真正确立这些观念，使之成为公认的准则，则是在资产阶级历史学出现了的时候。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吸收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学以及封建时代的历史学中的一切积极的因素，并且克服了以往历史学中的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代表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基础，所以能够彻底地揭露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也有人看出了物质生产条件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也有人看出了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但是他们总是不能在全部研究工作中正确地贯彻这种观点。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全面地建立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理论，制定科学地研究社会历史的完整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开始有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真正科学的研究。当然，这决不是说，一切历史问题因此立刻都得到了解决。由于中国历史的庞大和复杂，由于史料工作的不充分，还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工作中的缺点，对于许多历史问题还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科学结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已经表明只有它能够引导人们走向正确的结论。在革命胜利以前的中国学术界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断地扩展着。有不少历史学者，虽然因为没有摆脱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偏见，对马克思主义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在他们的工作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例如，他们在解释历史现象时较多地考虑社会经济条件，考虑由经济地位而形成的阶级关系等等。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更多的历史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偶然的。

在这里，讨论一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科学的历史学的一些怀疑，我想是必要的。

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常常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是和一定的政治立场相联结着的，而抱着政治的立场，那就必然使科学性受到损害。下列这个论调可以举出来做代表：“新史学的开宗明义第一章，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历史不是附属的，它是浩然独立，无所偏党的历史科学。……马克思学派亦欲借重历史为阶级斗争的宣传利器，倡所谓一元论的史学，皆不是史学的真面目，都足以蒙蔽史学的独立精神。”[ 胡哲敷：《史学概论》，中华书局1935年版，页66。]这一类看法在历史学界中曾是颇有影响的。

对于这类看法，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有些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标榜的“浩然独立，无所偏党”的态度事实上只是欺人自欺之谈。可以举梁启超的话做证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了“为历史而历史”的口号，认为不应当再有其他“更高更美之目的”。但是他说：“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可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页31)很明显的，梁启超在这里也是陷入了一种困境：一方面，他认为，历史研究者必须没有什么主观态度，不抱任何目的，以求“纯客观的史”;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们对于历史不可能没有一定的态度，所以只能要求“在可能范围内裁抑其主观”，因此事实上能否达到“纯客观的史”，“吾未敢断言”[ 梁启超艾在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专集》第23册)中说：“无论研究任何学问，都要有目的”(页5)。“现在人很喜欢倡'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轻。……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页10)。这更是回过头来打了自己一棒。]。

人们在研究社会历史中的各种矛盾和斗争的时候，总是有他自己的态度的，总是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在这点上，以“人事”为对象的科学研究和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研究是有所不同的。关于这一点，清朝的史学家章学诚说得好：“夫史所载者事也。……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文史通义》)。人们在研究过去的历史时，又总是要着眼于当前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如果不是有助于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活，对过去的研究就不可能吸引人们去从事，这正好像如果不是有助于利用厚生，人们不会建立对自然的科学研究一样。我们不是无所选择地去研究一切自然现象，而总是按照实际生活的各种需要来确定研究什么。同样的，以往的社会历史中包含着无限复杂的内容，我们也只有从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出发才能确定那些方面、那些问题是应当着重研究的。从来的历史学家都是抱着一定的态度和目的来进行历史研究，不同的是有的公开表示出来，有的隐藏起来，有的甚至自己不自觉其态度和目的。自认为消除了主观，“浩然独立，无所偏党”，自认为是“为历史而历史”的人其实往往也还是抱着某种立场和目的的。

是的，科学研究是要求客观的态度的，就是要求严格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说明事物的。那么，在社会历史研究中人们站在一定的立场上并抱着一定的目的，是不是就必然不会有科学的客观态度呢?梁启超以医生诊病为喻，他说，医生应当只是认真医病“而无所谓恻隐之心扰我心曲也”。但是事实上，一个医生抱着对病人的同情，对社会健康负责的态度，当然不会妨碍一个医生的工作，而只会使他更加认真。反之，如果是一心一意只为自己的名誉地位着想的医生有时就不会认真地对待他的工作。重要的是要分别出怎样的立场和目的推动人们去科学地客观地研究历史，怎样的立场和目的使人们粉饰、曲解和修改历史。为了达到客观的科学的研究，应当“裁抑”的是那种使人们走向片面化的观察和武断的“主观”，而不是任何“主观”都要“裁抑”。

在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是资产阶级历史学所无力解决的。它在有的时候，像前面所指出的，公然宣扬主观主义，而有的时候，又高谈什么纯客观的态度。它往往用主观主义来为自己的非科学性辩护，而用所谓纯客观态度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解决这个主观和客观关系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武器来指出历史学上的主观主义的论点是站不住的。历史科学的任务是要通过现象(史料工作提供了历史现象的知识)来认识本质，这不是一个很轻易地就能完成的过程;由于对研究对象不能直接观察而需要间接地通过史料来认识，这个认识过程就更显得复杂。对某一历史现象的科学研究，常常会有新的判断来代替旧的判断，这正是表明认识的逐步深入和逐步完备，而不应当由此得到真实是永不可知或者根本无所谓客观事实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使高度科学性和高度革命性相结合起来，从而指出了必须清除一切主观才会有科学研究的说法是站不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并且明确地宣布，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阐明历史的规律，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即为了无产阶级自求解放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的。这样的立场和目的不同于各种以狭隘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主观;从这样的立场和目的出发，我们无所顾忌地揭开一切历史事实的真面目，而且一定要做严肃的科学工作，来透彻地暴露历史过程的本质。所谓主观妨害科学的客观性，无非是指，把客观事实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来描写，或者是不愿揭露自己所赞成和喜欢的某种对象的短处和缺点。站在革命无产阶级立场上，我们连自己的短处和缺点都不怕揭露，当然更用不着为历史上的某种现象做不合事实的辩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愿望都要以客观的发展规律为根据，而屏弃那种违反客观规律的愿望，当然更必须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去说明过去的历史。我们常常要由于适应当前的实际生活的需要而在不同的时候着重研究历史现象中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问题，但这绝不是说，容许按照主观愿望来曲解历史和做出片面性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革命性和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以为为了科学性必须牺牲革命性，或者以为既保持革命性就必然丧失科学性，都是完全错误的。

这里应当指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来从事历史研究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科学性和革命性相一致的问题。有人好像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的任务只在于歌颂在历史上各个时期起进步作用的力量，而反对起反动作用的力量，愈歌颂得响亮，愈辱骂得有劲，就愈能显出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实际上，这种看法将只会引导人们离开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上的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赞成谁和反对谁的态度应当是很明确的，但空洞的歌颂和辱骂并不能表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在这里宋朝史学家郑樵的话不妨引用一下：“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行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飱，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通志》总序)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认真地收集材料，进行科学的研究，不是通过具体的全面的分析来使人心服地表明我们对历史的判断，而是使歌颂和反对都成为空话，那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如果为了表现立场的鲜明，甚至走到了曲解事实的地步，使歌颂和反对都达到了夸大的程度，那就更是彻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了。这样做，不但没有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科学性，同时也就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革命性。所以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一书的序言中批评雨果的著作《小拿破仑》说：“雨果只是对政变负责的发动人作了辛辣的诙谐的詈骂。事件本身，在他的著作中，好像是晴天霹雳。”雨果不能给事变以科学的说明，他的詈骂也就不能达到他所想要达到的结果，“他没有看到，他赐予这个个人以世界历史上空前的个人发动力，并不使这个个人成为渺小的，反而使这个个人伟大起来”。同时，马克思也批评了蒲鲁东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的“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因为“他想要把政变叙述成为以前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可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政变的历史的说明，却转化成为对于政变主人公的历史的辩护了”。马克思的这种批评生动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一致的要求。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还有人从另一方面来提出怀疑。他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把理论和方法混淆起来了。在他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只好算是从研究历史中达到的一种结论，但决不是方法。以结论为方法，那就是“本末倒置”，因而是不科学的。

这种论调排除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方法的意义，其用意仍然在于把史料的收集、鉴别、考订的方法当作全部的科学研究方法。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重视史料工作的，但是在历史研究工作中间，史料考订工作终究只是一部分的辅助性的工作。要从庞杂的史料所表现的历史现象中发现规律性;并使一切历史现象得到本质性的说明，就必须有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原理是从研究历史中所达到的一般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反过来就成为指导人们进行具体研究的方法。一切部门的科学研究总是如此的。在科学上总是依靠已经达到的理论成就来取得向新的事物进行研究的线索，而研究新的事物的结果反过来又使一般的原理更加丰富起来。

当然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了解理论和方法的关系。恩格斯说：“至于说到你用唯物论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尝试，那么首先我应当说明：不把唯物论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线索，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末唯物论的方法就要适得其反了。”[ 《给爱因斯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页31。]教条主义只足以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也是我们应当警惕的。

在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中又曾经有过种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容的误解或曲解，这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一种片面性的理论，似乎它在从社会物质条件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时候，完全否认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似乎它在指明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时候，完全否认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果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它当然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指导原理。

社会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历史，如果以为马克思主义者竟否认人在历史中的积极作用，那未免太可笑了。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是那种以为历史是由个别“英雄人物”的意志所决定的观点。自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以来的不少讲历史学的书都喜欢引用据说是英国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的话：“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这只是对于历史发展的一种极其浮浅的观察。马克思主义由于阐明了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的历史，因而从根本上阐明了作为劳动生产者的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且也阐明了个别伟大人物为什么能够起显著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而是给与这种作用以科学的说明。

庸俗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常常由于无力进行科学分析的原故，为了想说明某种历史现象，就只好把一切似乎起着一定作用的大大小小的因素全部平列起来，表面上好像说得很完备，实际上和不说没有什么不同。马克思主义既要反对任意地把某种因素当成决定因素，也反对这种平列一切因素不加分析的做法。马克思主义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指出了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并且在此基础上要求按照事实来指明地理条件，人口条件，种族等等因素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一定的作用，也要求按照事实指明政治关系和思想意识对于经济关系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和片面的经济决定论是没有相同之处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科学，就因为它是彻底消除在历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保障人们无病无灾的灵符，而是引导人们克服各种困难而正确地前进的指针。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研究中的各种困难曾经使得以往历史学者跳不出唯心主义的迷障，唯心主义历史学利用这些困难来构成他们的“理论”。应当知道，这些困难同样也横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前进的道路上。这些困难不是不可征服的，但是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也同样会失足落到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陷阱中去。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克服唯心主义理论和主观主义方法的影响，不断地克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偏向，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指导下进行艰苦的科学工作，才能真正保证历史科学健康地向前发展。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