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内战》二稿（摘录）| 精选好文

2025-12-25 新闻

《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在巴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浴血战斗，并创造了伟大业绩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

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是资本主义工业高涨的年代。到六十年代末，欧美各大国都先后完成了资产阶级改革任务，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统治，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已经接近尾声。在这些年代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工人运动又高涨起来。1864年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第一国际建立以前和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和工联主义的激烈斗争中，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组织和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德国无产阶级首先于1869年建立了自己的政党——社会民主工党。法国无产阶级也在认真研究他们以前的革命经验，积极准备进行新的革命斗争。

法国在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统治时期，大体完成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由于资本的迅速集中，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的日益贫困和破产，法国社会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了。从六十年代起，法国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路易·波拿巴推行的反动的内外政策，接连不断地举行大罢工和示威游行。1862年，巴黎印刷工人举行大罢工。在1866-1867年经济危机时期，马赛等几个城市工人掀起巨大的罢工浪潮。1869年和1870年,里卡玛尔矿工和克勒佐制炮厂工人的罢工斗争非常激烈，工人同军警发生武装冲突。1870年1月，巴黎举行二十万人的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同年4月，巴黎铸工发动的罢工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巴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路易·波拿巴为了转移群众视线，阻挠革命，延长反动统治，于1870年7月19日发动了对普鲁士的战争。不到两个月，路易·波拿巴大败,被俘投降。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起来推翻了第二帝国，成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但政权却落到一帮资产阶级反动政客手里，他们先后组成所谓“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进行一连串的通敌卖国活动，积极准备镇压革命。

当巴黎受到普军包围时，巴黎工人阶级普遍武装起来，编入国民自卫军。强大的革命武装的存在，对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是一个严重威胁。反动政府妄图全面解除工人武装，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从而挑起了内战。巴黎工人阶级片刻都没有犹豫，于1871年3月18日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是，反动派并不甘心失败，以卖国贼梯也尔为首的一伙匪徒，在凡尔赛纠集反革命武装，勾结俾斯麦侵略军，向巴黎公社疯狂反扑。公社战士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5月28日，凡尔赛匪帮占领巴黎，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大屠杀，巴黎重新陷入了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巴黎公社虽然被血腥镇压了，但是，在它存在的七十二天内，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创立了光辉的范例。

马克思非常重视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巴黎工人起义前，1870年秋天，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国工人起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但是，当巴黎无产阶级以冲天的革命气概举行起义的时候，他立即以参加者的姿态，坚决支持和帮助这次无产阶级革命，派专人同公社保持联系，并向第一国际各国支部发出几百封信，号召支持公社。马克思虽然看到公社所犯的错误，预见到公社会遭到失败，但他仍然把这次革命看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伟大业绩。他满腔热情地赞扬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15页。——编者注]

马克思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的经验。正如列宁所说：“他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单行本，第33页。——编者注]巴黎公社成立后，马克思就注意收集有关公社活动的材料，认真研究公社的每一项政策和措施。为了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驳斥各国资产阶级以及某些“社会主义者”对巴黎公社的污和指责，马克思在1871年4月18日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马克思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接受总委员会的委托，迅速写出《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随即又着手定稿工作。5月30日，即在巴黎公社失败两天以后，马克思不顾各国反动政府的威胁和迫害，在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了《法兰西内战》，并获得一致通过。6月中旬，这部伟大著作在伦敦出版。

《法兰西内战》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其主要经验是：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必须镇压反革命，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通过无产阶级政权来“剥夺剥夺者”，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巴黎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能够同农民结成联盟。公社还在一系列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如没有乘胜向反革命巢穴凡尔赛进军，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等等。列宁指出：“吸取巴黎公社的教训，就不应该重犯它的错误……，而应该学习它那些确定正确道路的行之有效的步骤。”[《列宁全集》第9卷，第126页。——编者注]又指出：“公社的事业是社会革命的事业，是劳动人民谋求政治经济的完全解放的事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社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列宁全集》第17卷，第125页。——编者注]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法兰西内战》二稿(摘录)

卡·马克思

1871年5月

(6)公社

在色当事件之后，里昂、马赛和图卢兹的工人，都曾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全力加以摧毁。在巴黎被围期间，工人们不断地发难举事，但一次又一次地为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路易·波拿巴的科西嘉兵的优秀继承者——以莫须有的理由所镇压。工人们发难举事就是企图以公社代替骗子手的政府。当时默默地酝酿着的公社，正是九月四日革命的真正秘密之所在。因此，3月18日清晨，在反革命被击败以后，睡意朦胧的欧洲从普鲁士帝国的迷梦中惊醒时听到的是巴黎雷鸣般的呼声：“公社万岁!”

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按最简单的理解，这是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工业中心——里执掌政权的形式。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20日公告中说：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权<国家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像统治阶级及其互相倾轧的各党各派在历次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像蟒蛇似的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俯首帖耳的警察、僧侣、奴颜婢膝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它最初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武器。以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余地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把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垒扫除净尽，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准备社会基地。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有着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分支庞杂、遍布各地的机关。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体现在议会和政府这两大机构上。在1848-1851年秩序党81共和国时期，议会的大权独揽产生了它自身的否定 ——第二帝国，而把议会纯粹当做嘲弄对象的帝国制度，是目前大陆上多数军事大国盛行的制度。乍看起来，这种政府机构的僭权专政仿佛是对社会本身的专政，它同样地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同样地给一切阶级以屈辱，但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成了——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占有者阶级能继续统治生产者阶级的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所有已经不复存在的法国议会所留下来的、还栖息在凡尔赛的那一群幽灵，他们所掌握的实际力量，除第二帝国下形成的政府机器外，什么也没有。

像蟒蛇似的用官僚、警察、常备军、僧侣、法官把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寄生政府，诞生于专制君主制时代。那时需要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来充当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以扫除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外省的特权这些中世纪垃圾为任务的18世纪法国革命，不能不同时从社会基地上清除那些妨碍着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充分发展的最后障碍，这种国家政权有着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遍布各地的机关。这样的国家政权是在第一帝国时期产生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又是从半封建的旧欧洲反对现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中产生的。在以后的复辟时期、七月王朝、秩序党共和国时期的各种议会制度下，这个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的国家机器的最高管理权，不仅变成了统治阶级中互相倾轧的各党各派争夺的对象，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使得工人阶级队伍更加扩大、苦难更加深重、抵抗更加有组织、求解放的趋势更加强烈，一句话，随着现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更鲜明具体的形式，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但是，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当做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这个政权把群众现在所处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们的“天然尊长”则放心加以利用的社会事实维持下去。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阶段，它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即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能不跟着改变(也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它作为阶级专制工具的性质，作为用暴力长久保持财富占有者对财富生产者的社会奴役、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统治的政治机器的性质也越来越发展起来。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统治阶级的一个集团手中转到另一个集团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充分地表现出来，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因为大革命所许下的、在形式上已作出保证的那些诺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打破。此外，后来陆续发生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只是给予资本势力日益增长这个社会事实以政治上的肯定，因而越来越直接地把国家政权本身交给工人阶级的直接的敌人。就是这样，七月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大制造商(大资本家)，二月革命又把政权转交给联合在一起的统治阶级各党派，这些党派是为了共同对抗工人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秩序而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国家政权最后变成了占有者阶级用来反对从事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公开的战争工具。但是作为公开的内战工具，它只能在有内战的时候使用;因此，议会制共和国的生存条件就是延续已经公开宣布了的内战状态，这就恰恰否定了“秩序”，而内战恰恰是以“秩序”的名义进行的。这只可能是一种一时的、例外的情况。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正常的政治形式，甚至于对大部分资产阶级说来也是不能忍受的。因此，当人民抵抗的一切因素都被消除以后，议会制共和国只能在第二帝国面前消逝(让位给第二帝国)。

帝国声称它依靠构成全国多数的生产者——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对相互对抗的两大社会力量都采取冷漠和敌视态度的)农民;它把国家政权当做凌驾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它强使两个阶级暂时休战(使政治的因而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沉寂下去);它通过摧毁议会权力亦即摧毁占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剥去了国家政权的直接的阶级专制形式。这样一个帝国是唯一能够使旧的社会秩序苟延一时的国家形式。因此，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秩序的救主”，世界各国想当奴隶主的人们20年来一直赞美它。在它的统治下——这时正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使世界市场发生了变化，美国有了惊人的发展——开始了工业空前活跃的时期，证券投机、金融**、股份公司冒险行为盛极一时，而所有这一切通过对中等阶级的剥夺，导致资本的迅速集中，并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余地，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丑恶事物就毫无阻碍地泛滥起来。这同时也是穷奢极欲、粉饰太平的闹宴，是“上等阶级”的一切下流欲望的渊薮。政府权力的这种最后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最淫贱的形式，是一帮冒险家对国家资源的无耻掠夺，是制造大宗国债的温床，是对变节卖身的赞美，是一种虚饰矫作的扭曲的生活。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这个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的腐朽性以及在它统治下兴旺发达的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状态，被普鲁士的刺刀尽行揭穿，而普鲁士本身还一心想要把这个充满金钱、血水、污泥的制度在欧洲的司令部从巴黎搬到柏林去呢。

巴黎工人阶级所必须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的和最淫贱的形式，它的最高级的也是最低劣的现实，而且也只有这个阶级能够使社会摆脱它。至于议会制度，它早已被它自己的胜利和帝国葬送了。工人阶级必须做的只是不让它复活。

工人必须打碎的不是旧社会政府权力的一个不太完备的形式，而是具有最后的、最完备的形式的政府权力本身，就是帝国。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用最简单的概念来说，公社意味着在旧政府机器的中心所在地——巴黎和法国其他大城市——初步破坏这个机器，代之以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中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由于被围，巴黎摆脱了军队，而代之以主要由巴黎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只是由于这一情况，3月18日的起义才成为可能。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一种制度;必须以各大城市的国民自卫军，即武装起来反对政府僭权的人民来代替保护政府反对人民的常备军。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因为巴黎是公社的首倡者和楷模，我们应引为范例)，这些市政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会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应成为公社的勤务员，像其他所有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一样由公社任命，而且随时可以罢免;一切公职人员像公社委员一样，其工作报酬只能相当于工人的工资。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可以罢免，并且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权都由公社掌握。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硬说中央的职能——不是指政府统治人民的权威，而是指由于国家的一般的共同的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将不可能存在，是极其荒谬的。这些职能会存在;不过，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政府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随着常备军和政府警察的废除，物质的压迫力量即被摧毁。宜布一切教会不得占有财产;从一切公立学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费教育)，使其成为私人生活范围之内的事，靠信徒的施舍维持;使一切教育机构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随着这一切的实现，精神的压迫力量即被摧毁，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偏见的桎梏。市税由公社规定和征收，用于全国性的公共需要的税款由公社的公职人员征收，并由公社自己支付于各项公共需要(用于各项公共需要的开支由公社自己监督)。

这样，政府的压迫力量和统治社会的权威就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政府应执行的合理职能，则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