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它打破了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极大调动了农民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使长期困扰中国的粮食短缺问题在较短时间内得到缓解，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包产到户在当时是“解放生产力”的关键一招。

然而，任何制度都有其历史适用边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包产到户所依赖的小规模、分散化经营模式，其弊端正在全面显现。继续将其视为中国农业的“长期制度基础”，不仅难以应对现实挑战，反而可能成为制约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振兴的结构性障碍。

从现实运行效果来看，包产到户固化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结构。土地高度分散、经营规模过小，导致农业难以实现机械化、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在劳动力、技术、资金等要素配置上，小农户普遍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进行低附加值、低效率的重复性生产，难以形成真正的农业竞争力。

更为严重的是，包产到户在客观上加速了农村“空心化”趋势。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农业经营主体逐渐老龄化，而土地又难以有效集中和整合，造成“人走地荒”或“低效利用”的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承包制不但无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反而成为阻碍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制度瓶颈。

在高度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农业生产面临价格波动、自然灾害和国际竞争等多重风险。包产到户体制下的个体农户，天然缺乏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一旦遭遇市场下行或自然冲击，往往只能被动承受，甚至陷入“辛苦一年、不如打工一个月”的恶性循环。

同时，小农户在与资本、平台和中间商的博弈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信息不对称、议价能力低下，使其长期被锁定在产业链底端。这种结构性弱势并非靠“勤劳”或“个人努力”就能改变，而恰恰是包产到户所固化的分散经营模式所内生的制度性结果。

与包产到户相对，集体化并非简单回到过去的人民公社，而是以现代制度和技术为支撑的新型集体经营模式。通过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的组织化整合，集体化能够有效扩大经营规模，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和标准化生产，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更重要的是，集体化能够重建农民在市场中的组织力量。以集体为主体参与市场，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增强议价能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同时，集体还可以统一承担风险、引入技术和资本，为成员提供稳定预期，这正是分散小农户所无法实现的制度优势。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集体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目标高度契合。包产到户强调个体收益最大化，容易导致发展成果分化，甚至加剧农村内部不平等。而集体化通过制度设计，使土地增值、产业收益更多留在农村内部，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提供稳定来源。

此外，集体化还有助于推动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通过集体平台，资本、技术和人才可以更有序地进入农村，而农村资源也能以更合理的方式参与更大范围的经济循环。这种以集体为载体的整合机制，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关键制度支点。

包产到户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过渡性制度，其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依赖分散的小农经营，不仅无法解决农业效率和农民收入问题，反而会不断放大结构性矛盾。从现实逻辑和发展趋势看，包产到户事实上已经走向失败。

因此，集体化不是“选择题”，而是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必然出路。只有在坚持集体所有、规模经营和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推动新型集体化发展，中国农业才能真正摆脱小农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而稳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