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29教学五

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29教学五

14.调资小插曲

自1985年工资调整以后，工薪阶层的工资调的次数频了，几乎人人都是几年调升一次工资。

但1985年以前却不是这样，多少年才能盼到一次涨工资的消息，还不知能不能轮到你。

1980年有一次调工资的机会，百分之四十的人能调一级工资。方法也很别致，所有的人在一起当面评议。自己先讲，大家再评，最后公开举手投票。这种方法有利也有弊。

利处是能不能评上是对一个人平时工作的考验，工作没干好的讲出的东西说服不了人，群众很难投你的票。它可以鞭策一个人今后努力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成绩，还避免了某些领导假公济私，滥用职权。

弊处是它会促成一些人争得面红耳赤，不利于团结。若次次这样搞，还会造成某些人过于重视人际关系，为拉帮结派埋下了伏笔。

我认为偶尔搞一次，积极因素是大于消极因素的，这样公开性强了。

这次评工资的指标是按公社教师人数下的，评议当然也是全公社在一起评。

我的发言很简单，我只介绍了前二年内的工作状况，并不太抱什么希望自己能评上，因为在前年公社有一个百分之二的指标，因我业绩突出，直接给我了。我认为事事总不能我一人次次占上。为了防止领导占群众的指标，大家一致同意将领导的指标与群众的分开。

外校的老师听完我的发言，在举手时我还是被评上了，老时当然也评上了。但是总体上一看，镇外的领导和老师都没达到百分之四十，镇外的同志们又有意见了。

原因是镇内的老师多，他们的互相举手占了镇外几所学校的指标。最后党委决定再把镇内镇外分开指标给，重新评。

分开后外校领导的指标多了一个，群众的指标多了两个，这回需要老师逐一自己讲了，之后大会上大家都听了，把多余的指标再给谁也不难了。会上我先发言：“全社前年，只我一个涨了工资[ 调资之前，爸爸的工资是30.5元，调后是35.5元。]，我也承认自己干得不错，但总不能两次连着都是我。这次指标我不要了，大家看看二个指标给另外三所学校中的哪个领导[ 让出的是领导指标。]就行了!”

三所学校的领导推辞了一番，最后还是落实下来了，群众的两个指标也在半个小时内解决了，前后不过一小时就评完了。几个后评上的激动地说：“为了向老王表示感谢，我们几人请老王，咱们大家也都去。”

镇内可就难了，因为他们是要往下拿指标，会开了一天半还没结果。这边是喝酒庆贺着吃了三顿饭，那边才在党委的督促下有了最终结果。

这样的评工资法还会有吗?后来将会怎样评?以后的事，人人都知道，用不着我说了。

15.邓小平执政与“改开”最初印象

华国锋之后，邓小平执政了。大家对他是都知道的，建国前有刘邓大军，他在解放战争中名声大。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开镐头荒和分自留地，据说他也参与了刘少奇提出的建设方案。“文革”前他还大抓了教育，学生质量在那段时期确实不错。“文革”中又批了刘邓路线，他下去了，后期他又站了起来。“四人帮”时又有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又下去了。这都是大家了解的。

农村的我们呢?议论最多的还是毛主席说他“人才难得!”他执政将施展什么措施?有人说为了经济起步，充足国库，他解禁了“文革”中被定为“大毒草”的电影。这些电影一放开，光门票钱就收回了不少钱，他敢干，也有招儿。

而当时批判“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上大家也认为对。

但有一件事当初大家是非常疑惑的。传来消息说，外地生产队有的地方又要搞包产到户了，农民积极性也很高。那里的农民在包产到户后改变了落后面貌。

开始人们还不太奇怪。因地制宜么，可能那儿的生产队确实搞得不好，只有这个办法能行得通。

但以后又传来消息说以后全国的公社、生产队都要解散，搞承包到户。这时大家还是怀疑的，可能吗?那不是又走回解放初的“单干”的老起点了?毛主席搞的公社化这么多年不是白搞了?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不就是靠走集体道路吗?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当时的真实想法。

16.分青苗与试验田

如果东北这地方真的也搞责任田，包产到户，我们这些吃“押粮户”的职工也要分“口粮田”了。

我是不怕自食其力地在农村生活的。因为尽管我是个“公办教师”，农活儿对于我是毫不“打憷”的，我甚至认为如果承包，我的个人收入恐怕要比社员强。因为我既有工资，又有土地，田里的活又能比一般人干得好。

没有口粮田时，我除了有四口人的自留地多少需要花费点时间[ 更多的是妈妈和我们到自留地干活。]，绝大部分精力全部都用在了学校工作上了。

提起自留地，记得1972年春，生产队第一次给我分了两口人的自留地，7分2厘，我利用书本上的知识合理密植，二尺半的株距[ 那时基本如此，要知道当时是没有化肥的，过密了庄稼长不起来，在解放前，种地的距离是两株苗之间要有“卧牛之地”，也就是说株距是可以让一头牛趴下而不会压到苗的。]，社员是只留一颗苗儿的，我留了三株。我上了一次化肥，结果玉米长得很好。可惜那年玉米刚能煮着吃的时候，一天夜里小队的马“冒了圈[ 指栅栏没上好，让马跑出来了。当时我们家的自留地就在马圈后边，马一跑出来会直接进入我家的自留地。]”，把玉米全糟蹋了。

这次小小的试验虽然没能收上一粒粮，但我清楚若比单产，社员的土地是没有我的收入高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平了反，人的心气也顺了，批判了“两个凡是”，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重点转移到了抓社会主义建设上。

1982年春，上级突然决定生产队解散，将青苗分到各户[ 由于当地决定推行包产到户时，生产队已经种完地了，庄稼都长有一尺多高了。所以当地习惯称呼包产到户为“分青苗”。]。生产队原有的牲畜、大车也按人口分了。我也分配到了十几亩地和一条马腿[ 16口人分了一匹马，咱家四口人押粮，与另外几家共分了一匹马。]。

对于这些。虽然我们感到事情来得太快，社员的反应也是有喜有忧，但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第一年分青苗，生产队有多少块地，每户就分了多少块地，因为每块地都要六十几户分。当然各种农作物，包括经济作物，也一样不缺。第二年又调整了地块，各家的土地相对集中了点，但每户仍是八九块地。

我在被村里称为“地眼[ 就是最肥沃的土地，“韩大块地”又名“机井”，现在也是最肥的地。]”的“韩大块地”分到了十二条垅，垅长二百八十八米。玉米铲头遍地定株[ 东北叫“开苗”，就是把多余的秧苗铲掉，只留下想保留的秧苗，通常只有一颗，爸爸这次留了两颗。]时，我留了“双株”。

老伴怕玉米长不好与我争执。贾队长[ 贾述华，我在布校时的班主任贾国富，当年同学贾丽荣的爸爸。]从地头走过，他也说：“队里是按一尺五的株距下的种子，要不是‘地眼’，还不敢下种这么密，留双株恐怕长不好。”

贾队长是十几年的老队长了，威信与管理水平都很高，这更促成老伴不同意我留双株了。但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最后我对老伴说：“六垅双株，六垅单株。那六垅就算我搞试验了。”

趟二遍地时，我在这六垅地上了一次化肥。立秋后，发现这六垅玉米长势特别好。

这中间还有一个故事，一天夜里不知是谁家的老母猪跑了圈，把老高家的玉米糟蹋了篮球场那么大一块。高家的地与咱家的垅挨垅，咱家的地却长得好好的。因为玉米秆子又粗又密，猪没法“打场”。到了秋收时，这六垅地的玉米棒子一穗几乎顶两穗大，这样一算，一条垅少说要顶三条垅打的粮，这件事使全队的人都知道了。

第二年，许多家也开始因地制宜地合理密植了[ 不要怀疑农民的智慧，只要是成功的经验，推广是很容易的。]。我的这六垅试验田为村民以后种地树立了一个榜样，化肥的使用也很快普及了。过去生产队时亩产过千斤的目标一直难以实现，承包到户后，咱处的黑土地种玉米亩产过千斤，几年以后几乎家家能达到，成了小菜一碟不值一提的事了。

一次我在校值宿，贾队长来到学校和我做了一次深谈，我们谈到了化肥的使用。

他说：“听说化肥这玩意劲大，用不好会烧苗的，你没怕把苗烧死吗?”

我说：“我只上了还不到半小汤匙，绝对不会烧坏苗的。”

他问：“上那么一点庄稼就能长那么好?”

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在我读中学时，生物课老师领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拿来一个土豆，在它的上面挖一个小坑儿，装满水，一会儿水没有了，被土豆吸进去了。再往这个小坑中少放点盐末，一会儿水又满了。这个实验讲了一个道理：水的浓度低，盐的浓度高，土豆中液体的浓度比水高。实验说明在两种溶液接触后，浓度低的液体总是向浓度高的地方流动。我说所谓的化肥“烧”坏庄稼，并非是地热烧坏的，是肥料的浓度大于植物的根部的浓度，植物不能吸收肥料，土地里的肥料反而把植物根部的水分吸出来了，因而“烧”坏了，要达到这种情况是很难的。我上的化肥并不多，但它改变了土地周围的浓度，周围土地里的农家肥水都被吸到了玉米的根部，是农家肥、化肥二者的肥力才使玉米长得那么好的。如果不是“地眼”，恐怕我只上一次又上那么一点是不行的[ 这个解释我认为有问题，大家觉得呢?]。

我们还谈到了氮磷钾三种主要肥料各适宜在什么时候用，给什么植物用什么最合适等问题。这些本来都是极简单的，大家今天很多人都知道的知识。但在1980年，知道并能恰当应用这些知识的社员并不多。

这使我想到，教好自己的学生们，使他们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将来应用于实践，为建设祖国多贡献一点力量是多么的重要。国家太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要在教育上好好工作，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也就是1983年这一年，我六口人仅有四口人的口粮捱[ 爸爸和我是城镇户口，不能分承包田。]到了秋天，取得了大丰收。我把余粮卖到国库，一下子增加了很多收入。全家乐坏了，老伴拿卖粮款把家中的几床被都换上了新面儿[ 这事我记得，原来家中的被几乎全都破出洞了，只有一床好的。这次卖粮后我家的被几乎全成了新的了。]。　我又花一百五十一元钱托我的学生周桂英在保康给我买了一辆红旗牌的自行车[ 那时自行车是三大件之一，买到是很难的，周在五金当会计帮了大忙。]，全家生活一下子改变了很多。

我当时曾经想过，要是我辞职不干当社员，我敢说我比村里的其他人都强，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成为万元户[ 那时万元户是暴发户，特别富裕的家庭的代名词。]。但我只是想想而已，我怎么能舍得我热爱的教育事业呢?再说，乡亲们还盼望学校越办越好呢，我不能辜负了村民的期望。

“教育是永恒的”。五年后我调到巴中，当时我的好朋友钱老师[ 钱叔，钱旭的儿子，当时爸爸是数学组组长，他是副组长，他先于爸爸一年调到了霍林河。他后来任霍市二中的校长，爸爸任工会主席。他当时只有初中毕业文凭却但任高中班的数学教师，所以吴越钱氏后人脑子好使真不是吹的。]是民办教师，他们队正赶上调整承包机井地，他也动了心想改行。我就用了上边这句话劝他别改行，当时的细节我们现在还常常在一起回忆，说如果那时我们二人都改行当了农民，生活肯定会富裕，但恐怕就愧对教育了。当然我退休了，这事儿也就不存在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