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中产阶级，人们总会联想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图景：一个占人口多数、拥有稳定收入与消费能力的群体，支撑起社会的消费主力与稳定基石。反观我国，尽管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却始终未能形成同等规模的中产阶级群体。这一差异的根源，和我国“人多资源少”的基本国情有密切的联系，由此衍生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经济传导链条。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的资源分布真相。我国虽坐拥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但适宜人类居住、经济活动高度频繁的区域，实则集中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东部与中部地区。这条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的虚线，划出了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布局：线的西北侧，囊括了西藏、内蒙古、新疆等广袤地域，却因气候、地形等因素人口稀疏，经济活动相对有限;线的东南侧，仅占国土面积的43%，却承载了全国94%左右的人口，是工业、农业、服务业的核心聚集地。人口与经济活动的高度集中，直接放大了“人多资源少”的矛盾——有限国土面积，要承载远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密度，这是我国与欧美国家最本质的国情差异，也是所有经济现象的逻辑起点。

从土地、矿产等核心资源短缺出发，一条清晰的传导链条就此展开。

土地资源短缺的第一个直接影响，是农产品的供给压力与基础消费成本的居高不下。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而我国耕地面积不仅总量有限，还面临着城市化挤占、土壤退化等现实压力。尽管粮食产量连年丰收，但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粮食自给始终存在潜在压力，这就决定了粮食价格难以出现大幅下降。粮食作为百价之基，其价格的稳定性直接牵动着下游产业链——食品加工、餐饮服务、畜禽养殖等行业的成本，都与粮食价格紧密挂钩。当粮食价格维持在相对高位，居民的基本生活开支就有了“保底”的成本线，这意味着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中，需要拿出更大比例用于满足衣食等基础需求，可用于储蓄、投资或提升生活品质的剩余部分自然被压缩。

土地与矿产资源短缺的第二个连锁反应，是生产要素成本攀升，直接抑制投资与就业岗位供给。在经济活动集中的胡焕庸线东南侧，土地成为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对居民而言，住房是刚需，有限的城市建设用地与庞大的人口需求相互作用，催生出居高不下的房价与房租。香港的高房价基础是因为人地矛盾，同样的道理，内地的高房价基础也是相同的原因。对普通家庭来说，一套房子往往需要掏空“六个钱包”，背负二三十年的房贷，月供成为压在肩上的沉重负担，极大挤压了其他消费与财富积累的空间。对企业而言，工业用地、商铺租金的上涨，叠加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矿产资源的供给约束，进一步抬高了投资门槛。制造业的生产运转，离不开土地搭建厂房、能源驱动机器，当这些要素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就会被大幅压缩。同样是开办一家中小型制造企业，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光是土地购置、能源采购的成本，就可能远超俄罗斯、加拿大等资源禀赋宽裕的国家。当投资回报不足以覆盖成本，大量中小投资者只能望而却步，企业开工数量自然受限。

企业投资意愿的抑制，最终指向了就业岗位的短缺，这是制约中产阶级壮大的关键一环。很多人难以谋得一个稳定的工作岗位，企业是就业岗位的主要创造者，尤其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中小微企业，对投资成本的变化最为敏感。当土地、能源等成本高企，企业要么减少扩张计划，要么选择用技术设备替代人力，以实现“降本增效”。原本需要100人完成的生产流程，在自动化设备的加持下，可能仅需10人就能完成，另外90个人面临转岗或失业。而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始终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岗位短缺的现实让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大打折扣。大量劳动力被迫转向门槛低、收入不稳定的灵活就业领域，他们既没有稳定的薪资收入，也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只能在“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的短工模式中维持生计。

更值得注意的是，投资意愿低迷还会直接削弱中产消费群体的根基。中高端消费的主力，除了专业服务从业者，还有大量的企业主与企业高管——他们的收入与财富，恰恰来源于企业的投资与扩张。当资源成本高企抑制投资，新企业难以诞生、现有企业无力扩张，自然无法孕育出足够规模的企业主和高管群体，既会让普通劳动者的岗位减少，也会让这类中产消费主力的规模萎缩。

更为关键的是，低收入群体为主要劳动力的社会，直接抑制了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而高端服务业恰恰是中产阶级的核心职业载体。中产阶级的职业构成中，律师、心理咨询师、健康管理师、艺术从业者等依靠专业知识与技能提供服务的群体占比很高，这些行业的生存与壮大，完全依赖有付费能力的消费群体。但在我国“人均资源短缺→成本高→投资少→岗位少→低收入”的传导闭环下，多数人的消费需求被牢牢锁定在“生存型刚需”，高端服务的市场空间被严重压缩。

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衣食住行等刚需在居民收入中的占比持续加大，挤压的不只是储蓄空间，更是文化艺术、轻奢消费等非刚需消费的预算。事实上，只要工薪阶层能拥有稳定收入，刚需消费占比下降，他们也会产生一定的奢侈品消费和文化消费需求，而这类需求恰恰能供养起歌手、画家等艺术从业者，让他们凭借专业能力跻身中产。但现实是，投资意愿低迷导致企业主和高管这类核心中产消费群体规模缩水，同时工薪阶层被高生活成本束缚，消费能力不足，双重因素之下，艺术、轻奢等依赖中产消费的行业失去了生存土壤，相关从业者自然难以迈入中产行列。

以心理咨询行业为例，一个完整的心理疏导疗程动辄收费上万元，这一价格远超普通工薪家庭的承受范围。面对心理障碍的困扰，多数人不会选择付费咨询，而是退而求其次，去医院开一些药物控制症状，心理咨询师的市场需求因此大幅萎缩。本该凭借专业技能获得中产收入的从业者，要么被迫降低收费标准、压缩自身利润，要么只能服务极少数高收入群体，行业规模难以扩大，无法容纳更多人跻身中产。

再看律师行业，在民事纠纷中，一场官司的律师费、诉讼费往往超过纠纷本身涉及的损失，多数人遇到矛盾时，宁可“退一步海阔天空”，也不愿承担高昂的诉讼成本。律师的业务范围被迫局限于少数企业商事服务或高收入群体的需求，大量普通民事纠纷的服务需求被搁置，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大打折扣。

歌手是一个需要长期训练才能执业的职业，但也难逃这一困境——成为一名职业歌手，往往需要长达一二十年的声乐训练、舞台打磨，但其收入却高度依赖市场付费意愿。当多数人连基础消费都需精打细算，愿意为演唱会门票、付费唱片买单的人寥寥无几，歌手的变现渠道收窄，即便付出多年心血，也难以获得稳定的中产收入。

资本的集中式发展，进一步放大了“人多资源少”的国情矛盾，让中产阶级的培育雪上加霜。资本天然具有追求规模效应与垄断利润的属性，在资源本就稀缺的背景下，资本会加速向头部企业、核心城市聚集，形成“资源垄断→机会垄断→收入垄断”的效应。头部企业凭借资源优势，不断挤压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而中小微企业恰恰是吸纳中低端技能劳动力、培育初级中产群体的主力军。同时，资本主导的技术升级，更倾向于用机器替代人力，进一步减少了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让大量劳动者游离于稳定的生产体系之外，贫困逐渐演变为一种结构性难题。

反观西方发达国家，其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的形成，离不开历史积累的资源优势。无论是美国的中央大平原、法国的巴黎盆地，还是英国的英格兰低地，都拥有广袤且肥沃的耕地，人均资源占有量的充裕，让基础消费成本维持在较低水平;同时，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殖民扩张与全球资源掠夺，进一步积累了发展资本，降低了国内的生产与投资成本。更重要的是，它们的人口基数远小于我国，劳动力供需矛盾相对缓和，企业投资的空间更大，能够创造出更多稳定的就业岗位。在此基础上，西方社会形成稳定的消费能力，能够养得起中产阶层。

由此可见，我国未能形成西方那般庞大的中产阶级，虽然有资本和国情不适配的因素在里面，也有“人多资源少”的国情约束。资本是效率优先的集中式发展，必然导致资源和机会向少数地方倾斜，更多的人无法谋得一个稳定饭碗。如果参考走普惠式发展道路：通过政策引导，推动产业向县域、农村下沉，在农村布局适宜的工业、特色产业，就地吸纳剩余劳动力，让更多人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

资本引导产业升级的速度远远快于国民素质的提升。西方国家能够养活很多的手工业者，像裁缝、鞋匠、维修家电、给汽车贴膜等等传统行业，使普通劳动者有立足之地，而我国当下手工业劳动者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