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积极开展对敌斗争，领导人民在各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多样，如何适应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坚持游击战争，是中共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共因地制宜，在华北、华中等地开展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通过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实现了以弱胜强。与其他区域不同，中共东江抗日武装所处的自然环境，不仅山岭纵横，而且海岸线曲折漫长，毗邻港澳。中共东江抗日武装在坚持开展山地游击战的同时，创造性地开展了海上游击战。近年来学界围绕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军事斗争、统战工作以及中共在华南的战略布局等问题已取得部分研究成果，但对于东江抗日武装开展的海上游击战却关注不足。本文拟通过中日文史料，考察东江抗日武装开展海上游击战的来龙去脉，以期丰富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的历史研究，增进对中共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灵活性与复杂性的理解。

一、因时因地决策建立海上作战力量

东江抗日武装开展海上游击战，是因时因地的战略选择。这既与中共中央层面的指导谋划密不可分，又与东江抗日武装所处的地理环境、广东抗日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直接相关。

在华南沿海开展海上游击战，是中共领导抗日战争战略布局的重要一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沿海地带开展抗日斗争的战略价值。1938年5 月，他强调：“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他还指出，“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表明在河湖港汊地带发展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行的。然而，此时中共在沿江沿海的港汊地带开展游击战的实践还十分稀少。1938年 11月，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应在华中、华南地区迅速、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日军入侵广东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长沙接见中央派往广东工作的同志时明确指出：“在南方现阶段主要是发展珠江两岸游击战争及根据地”，“发展武装方向主要是‘下水’(沦陷区)，次要是‘上山’(国统区)。珠江三角洲河汊多，要研究发展河汊游击战争，讲究战略策略”。这些战略指导为中共在东江坚持抗日斗争、开展沿海游击战提出了明确要求。

从广东的自然环境看，中共中央的指示无疑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广东除潮汕以及清远、惠阳等冲积平原外，其他地区多为山地和丘陵，珠三角地区河流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整个说来河汊区域是最大的”。同时，广东海岸线漫长曲折，自东北向西南展布，长约 3000多公里。紧邻东江地区的港九地区海岸线也长达 1000多公里，大鹏湾、维多利亚港和深圳湾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向环绕着九龙半岛。可以说，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东江抗日武装在陆地区域的战略纵深相当有限，而在沿海地区存在回旋余地，因此中共在华南特别是东江地区的军事斗争必须善于把山地、平原、河汊和岛屿的游击战结合起来。对能否在水网密布、地域狭小的东江建立敌后根据地，1940年4月，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在延安时就此问题专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指出，东江有到处被敌进攻的可能，那么在广东“现在应上山还是下水呢?现在一切偏僻的地方都成为国民党的地区，我们不要上山，而要下水，深入敌后活动”。

香港沦陷前，日军主要占据广州周围重要的据点和交通干线。未被日伪占领的点线，则由国民党军、地方民团及土匪占据。因此，东江抗日武装只能在日伪顽的“夹缝”中生存。其中，曾生部活动在大小梅沙、葵涌、沙头角等不大的范围内，王作尧部则在宝太公路沿线狭窄的地带活动。就传统军事观念而言，这属于背水为阵、九死一生的绝地。珠三角的环境亦如是，珠江抗日武装一开始只能在番禺、顺德、中山、南海的一些乡村或镇建立游击点。在从延安派往珠三角领导游击工作的谢立全看来：“觉得前面的困难可真不小。要开展这个地区独立自主的人民游击战争，建立起根据地，该要经受多少严酷的斗争考验啊!”在这样艰险的环境中，东江抗日武装要求生存和发展，必须在海上斗争中有所作为。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东江抗日根据地处境更为艰难。为“围剿”根据地，日军在东莞、宝安地区采取严密措施，强迫百姓在广九铁路沿线构筑碉堡，以压缩抗日武装的活动空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活动范围被日军挤压至珠江边，回旋空间极为狭小。同时，日军将香港定位为太平洋战争的后勤基地，派驻大量陆海军兵力，并开辟了从香港到台湾、菲律宾等地的航线以运输武器、物资及兵员。大亚湾、大鹏湾是其必经海区，日军第二遣华舰队负责该航线和海域的作战支援、海上警备、交通保护等任务。而这些海域，是东江根据地及港九游击区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曾生、王作尧两部为解决军需问题，先是建立起经沙头角通往港九的“东线”，后又建立起由宝安通往港九的“西线”。随着珠江游击区的发展，其与东江根据地的人员往来等也主要依靠海上交通。随着日军对海上运输线的警备，东江根据地与港九、珠江根据地之间的海上交通受到严重威胁，武装斗争的紧迫性进一步增强。

在此背景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领导人把目光投向海上。熟悉大海的曾生就考虑在游击战中将海洋作为一个灵活机动的战场，以扩大部队的回旋空间。时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委的林平也指出，港九地区的游击战争不仅要“猛虎下山”，还要“蛟龙出海”。东江根据地“处在两大城市——香港与广州——的中间”，除了天然的地理联系外，香港自开埠之后并未实施严格边境管制，与内地“有境无禁”。因此，日军侵粤后，香港成为华南党组织和游击队的特殊后方。香港沦陷后，东江根据地又成为港九游击区的后方。东江、港九根据地的地缘环境，使得海洋成为两者共同的战场，为东江抗日武装开展海上游击战提供了重要条件。

二、以游击战开展海上军事斗争

为拓展生存空间，破坏敌海上运输，保护我海上交通线安全，东江抗日武装逐渐建立起来，并以游击战投入到海上军事斗争中。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为护送滞留在港的中外人士，东江游击队挺进新界后成立了一支 19人的海上小队，队员多数是香港沦陷后加入中共的当地爱国青年，装备起初有从渔民处借来的 2艘小型木帆船和 1艘拉网渔船，2挺在英军溃逃时搜集来的重机枪及一些冲锋枪、步枪。同期，茜坑、马鞍山自卫队也被改编成海上护航队。1942年 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独立大队成立，下属海上武装、城区地下武装等。同年 7月，根据形势发展，海上护航队、惠阳长枪队、塘埔抗日自卫队等被合编为独立中队。1943年 6月，港九大队将海上小队扩编为海上中队，人员有近百人，活动于港九东部海区到大鹏湾海域，基地迁至南澳。由此，港九根据地与东江根据地通过大鹏湾连成一片。同年7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将独立中队扩编为护航大队，下辖 2个陆上中队、海上中队及1个独立小队，其中 2个海上中队 100多人，负责大亚湾海域及稔平半岛的对敌斗争。此外，1943年 2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决定在珠江三角洲敌后成立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创建珠江游击区，并于次月成立海上游击队(后改名为“海鹰队”)，队员六七十人，装备 4艘木船以打击珠江口一带的日伪军及土匪，加强与东江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至此，东江抗日武装在大鹏半岛两侧及珠江口有了自己的海上武装力量。

(一)海上对敌斗争的内容

抗战时期，东江抗日武装海上游击队把海洋作为抗击侵略者的广阔天地，通过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在大鹏湾、大亚湾海域及珠江口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一是拔除敌海上据点。日军占领香港后，为保护其海上运输线安全，利用伪军、土匪等在大鹏湾、大亚湾海域设置据点，不仅劫掠勒索来往渔民，还严重威胁我海上交通联系。东江纵队护航大队在报告中就指出，在大亚湾海面和敌伪军的斗争特别尖锐。因此，海上游击队把拔除敌据点作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保护我方海上运输线的重要任务。1943年 6月，驻盐田沙头角日军和伪军组建一支“海上挺进队”，游弋于大鹏湾内黄竹角海面，严重威胁港九游击区由九龙大埔渡海经盐田通往惠宝根据地的海上交通线。为拔除此据点，8月 16日凌晨，港九海上中队派 2艘武装船夜袭黄竹角，经过激战，击沉敌船 2艘，俘获 1艘，毙伤敌多人。大约同时，日军为遏制护航大队进入大亚湾后向稔平半岛发展，收编一批海匪成立“反共救国军第一总队第四中队”，驻泊在马鞭岛。该岛北倚澳头、淡水，东望稔山、平海，是扼守大亚湾的重要门户。敌人派出多艘武装船游弋于附近海域，企图切断大鹏半岛与澳头之间的海上交通。为保护我海上交通线安全，7月6日深夜，护航大队海上部队突袭马鞭岛，经过激战，烧毁敌船3艘，毙伤敌多人，拔除了日伪在大亚湾的一个“钉子”，扫清了护航大队向东挺进的海上通道。在珠江口，1944年2月，“海鹰队”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突袭淇澳岛，歼灭岛上大部分伪军，珠江口水域的航线被我控制。通过上述斗争，粉碎了敌在大鹏湾、大亚湾设置据点的图谋，有力地保护了我海上交通线顺畅。

二是袭击敌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削弱日军的后勤保障能力，1943年下半年开始，盟军持续空袭日军在香港的港口设施和船只。日军第二遣华舰队由于配备的正规舰艇仅一两艘鱼雷艇、3艘炮舰，故转而依靠排水量数百吨的小型运输船、机帆船和风帆船用于近海运输。不过，这些运输船因天气恶劣、躲避盟军轰炸等原因屡有触礁、锚泊等情形。对此，海上游击队选取敌疲惫、孤立等态势有利于我军的时机，制定相应作战策略打击敌船。比如，1943年 10月某日晚，护航大队海上部队侦悉大亚湾鹿咀有 1艘锚泊的日军运输船，决定派 4艘武装船趁夜色出击，以扇形战斗队形包围敌船，靠上敌船左右两舷后发动攻击，用“鱼炮”炸死敌 4人，缴获船上一批武器和物资，烧毁敌船后返航。又如，1945年 8月某日晚，港九海上中队获悉大浪口锚泊着 1艘日军船只。翌日，部队派 3艘武装船以三角队形包围敌船，当与敌船接近时我军两船向敌压制射击，以掩护另一船向敌冲锋，游击队员们接连将数枚“鱼炮”投向敌船，敌船虽集中火力反击，但最终被我军击沉。可见，游击队在战斗组织、战术制定等方面有较为充分的准备，注重把握战机、集中兵力、扬长避短，对敌人形成了有效打击。对于东江抗日武装海上游击队对日军展开的破袭战，日方档案也有多处记载。据日军第二遣华舰队战斗日志披露，1942年 12月 3日傍晚，港九海上中队在南澳海域袭击了日本宏发公司帆船“海南”号。1944年 7月 22日，日船“辰久丸”号和“宝辰丸”号在汕尾碣石湾附近遭到护航大队海上部队袭击，部分船员被俘。同年 4月，对于“海鹰队”在珠江口水域对日伪军的袭扰，日军不无忧虑地提道：“珠江下游淇澳岛附近及大陆沿岸海匪横行的痕迹仍未断绝，出没掠夺我军警备监视哨，袭击帆船。”日方档案资料有力印证了东江抗日武装开展的海上游击战带给日军的震撼和冲击。

三是配合陆上作战。海上游击队不仅进行海上作战，还远程奔袭，配合陆上作战，这尤其体现在围绕稔平半岛展开的战斗中。稔平半岛与大鹏半岛隔海相望，是华南重要盐场和渔业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护航大队初建时，曾生就指示其要向东发展，开辟稔平半岛根据地。1944年 4月，日军出动一艘机帆船配合东江国民党顽军进攻大鹏半岛，行至平洲海面时，港九海上中队奉令派出 2艘武装船出海迎战，利用我方武装船轻小、转舵快的特点，对敌船左右夹击，迫使其逃窜，有力地配合了陆上作战。5月，国民党顽军 2000多人再犯大鹏半岛，并勾结日伪从海上配合进攻坝光、南澳等地，护航大队海上部队将其击退，保障了主力部队濒海的侧翼免遭敌军袭扰。此外，继马鞭岛之敌被我驱逐后，日军又调伪军占领大亚湾重要港口暗街，对稔平半岛根据地形成威胁。1944年 7月下旬，为巩固稔平半岛根据地，护航大队海上部队运送大队主力至暗街，经过 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占领暗街，全歼伪军 100多人。通过海陆协同作战，中共在稔平半岛站稳了脚跟，扩大和发展了稔平半岛根据地。

四是配合盟军作战。东江抗日根据地毗邻港澳的地缘环境，使得东江抗日武装的海上游击战，成为中共与盟军合作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有力例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局变化，盟军从 1943年起开始对日军华南地区海上运输线进行频繁轰炸，以削弱日军的后勤供给能力。在此背景之下，东江抗日武装海上游击队对日军运输线的破坏，有力配合了盟军的行动。1944年 12月，曾生在东江纵队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指出：“盟国的空军在广九沿线的空中打击敌人，我们则在海上陆上打击敌人，大家都为着消灭日寇的共同目标而奋斗。”除了战略上互相配合，海上游击队还在情报搜集、人员营救等方面与盟军展开切实合作。海上游击队与盟军的同频共振，是中共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鲜明体现。

(二)海上游击战的战术运用

开展海上游击战需要与敌船作战 ，在敌船机动性能、火力都占优势的情况下，取得战斗的突然性至关重要。为此，东江抗日武装海上游击队借鉴陆上游击队的做法，在实践中创造了一套以小船打大船、木帆船消灭机动船的战术。

第一，夜间奇袭。夜袭是指利用夜色掩护进行袭击，抗战时期中共对此战法特别重视。1938年 1月，毛泽东在论述游击战战术时，指出袭击时间有夜间、拂晓等四种，其中夜间袭击一般是针对驻止之敌，一则利用夜暗最能隐蔽接近敌人，二则夜暗冲锋可减少自己的损伤，增加敌人的恐慌，三则邻近敌人夜间也不易增援。在敌强我弱、敌船在白天警惕性较高的情况下，海上游击队把夜间奇袭作为打击敌船的主要战法，马鞭岛海战是夜袭的典型案例。1943年 7月 6日深夜，为拔除敌设在大亚湾马鞭岛上的据点，护航大队海上部队决定利用夜间发动突袭。战斗开始前，部队派队员多次化装成渔民出海接敌侦察，在明晰敌情后，组织16名队员化装成渔民分乘 3只木船出发。与敌船靠近后，队员们冒着敌人火力，借着夜色奋勇爬上敌船，并投掷数枚“鱼炮”，并辅以机枪猛烈射击，将敌人击溃。此战我以 3人牺牲的代价毙伤、俘虏敌 70余人，并缴获一批武器及物资，开创了以 3条“小槽仔”吃掉 3条“大眼鸡”的海战范例。可见，游击队善于利用夜间补武器之短，提前进行敌情侦察，则使得游击队在兵力、火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

第二，昼间强袭。昼间强袭是指在白昼条件下对敌人实施的强攻。日伪军白天活动频繁，昼间强袭要求抓住有利战机速战速决，其中制定作战策略尤为重要。黑岩角之战即昼间强袭的典型战例。1944年 11月 30日，港九大队海上中队在获悉大鹏湾黑岩角有 1艘日军“电扒”锚泊后，派出 3艘武装船包围敌船，接敌后两船掩护，另一船迅速靠近敌船，突击队员强行爬登敌船舷，并向敌舱投入“鱼炮”、手榴弹，随即冲入舱内。此战俘虏日军 7人，敌船及船上物资被我缴获。水头沙湾之战是昼间强袭的另一个案例。1945年 5月某日黎明，港九大队海上中队接报水头沙湾旁锚泊着日军1艘“电扒”及 2艘大木船。游击队派员进行侦察后得知，3艘船上仅有 2名日军且无重炮。明晰敌情后，为取得战斗的突然性，游击队决定实施化装袭击。装扮成渔民的突击队员暗藏短枪、“鱼炮”，先以 1艘小船在船头摆放鲜鱼作掩饰向敌船接近，趁敌伸手接鱼瞬间将“鱼炮”抛入敌船，此前隐蔽在岩石后的 2艘船随即集中向敌船射击，并派突击组迅速爬登敌船，仅用数十分钟就干脆利落结束战斗。

综上可见，海上游击队善于根据斗争特点选取部队的组织形式与战术运用，主要靠奇袭智取。当然，除了战术运用外，游击队在海上与敌交战，缺乏能够远距离歼敌的火炮，只有与敌近战搏杀。游击队员们无畏牺牲、顽强奋战的精神，才是克敌制胜的核心所在。

三、组织动员群众参与海上游击战

东江抗日武装海上游击队就规模装备而言，较之日伪军有很大差距。港九大队海上小队初建时的“战艇”，是从渔民手中借来的较为简易的“槽仔”船，武器也大多是捡获英军从九龙溃逃时留下的装备。尽管面临种种困难，海上游击队仍能生存、壮大并成功开展海上游击战。这与群众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中共高度重视对群众的组织动员。1938年10月 12日，日军入侵广东当日，周恩来在起草致国民党军事当局的意见书中明确提出，要“加紧动员广大民众，特别是沿海人民及渔民，发扬广东革命精神，配合军队，实行自卫”。1943年，中共中央在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指示中再次强调：“沿海游击队，要依靠渔民群众。”曾生也认识到，海上游击队“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是不可能坚持海上抗日游击战的”。可以说，群众是海上游击队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支柱。

海上游击队要立足海上，首先要取得渔民的信任和支持。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广东渔民有百万之众，单香港地区就有 7万多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因政局不稳，交通受阻，渔业渐呈凋敝之象，加之广东沿海地区匪患严重，渔民受其袭扰，处境极为困苦。海上游击队从渔民饱受欺压的处境入手，把清除匪患作为团结渔民的重要契机。比如，香港沦陷后，大鹏湾海域匪患严重，他们常在海上勒索渔民、行劫商旅。护航大队海上部队组建之初，经过数月努力，将大鹏湾 5股势力较大的海匪肃清，保护了渔民的人身、财产安全。香港沦陷初期，龙船湾等海域海匪也十分猖獗，港九大队挺进新界之初，便在短时间内清剿数股海匪。经此，海上游击队在渔民中树立了威信，站稳了脚跟，为组织发动渔民打下了基础。

海上游击队还瞄准渔民的急难处，通过多种途径，改善渔民生活。比如，长期以来，鱼栏的中介制度对渔民剥削极为严重，渔民深受其害。为此，港九大队海上中队在渔民中物色较有威望的、进步开明的“领海人”，通过召开鱼栏主和渔民代表座谈会，保留鱼栏合理的税佣，废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勒索，制定较为公平的交易规则，镇压当汉奸的“渔霸”以及欺压渔民的“地头蛇”，改善了渔民处境。又如，香港长期依赖进口维持粮食供给，香港沦陷后受战乱影响，运输受阻，粮食输入急剧减少，加之日军采取粮食配给制，香港渔民陷入缺粮的困境。为保障渔民生计，港九海上中队发动渔民开办互助合作社，帮助渔民从大鹏半岛、宝安等处采购粮食、生盐等，有效缓解了渔民最急迫的吃饭问题。通过上述举措，游击队赢得了渔民的信任和支持，同渔民建立起休戚与共的关系。

在清除匪患、改善渔民生活的同时，海上游击队还把抗日宣传作为动员群众的重要工作。港九大队海上中队队员经常到各渔湾去和渔民说生产、扯家常，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游击队的宗旨和政策，团结渔民群众。护航大队海上部队通过组织流动歌剧团、青年读书会、识字班以及出黑板报等形式，宣传中国**抗日反内战的主张，揭露日伪汉奸的野蛮暴行以及国民党顽固派打内战的阴谋。通过游击队的抗日宣传，广大渔民明晰了游击队是中共领导的抗日爱国军队，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威望。在开展抗日宣传的同时，海上游击队还组织工作队深入群众，成立渔民协会、妇女会、锄奸小组等各类组织。在此过程中，中共要求工作队做到完全“群众化”，要求队员过好“讲话关、生活关、劳动关”。队员们纷纷在 3个月之内就学会了客家话，女队员还把自己打扮成与渔民姑娘一样，很快和群众打成一片。通过组织和动员渔民，海上游击队扩大了自身与中共党组织在基层的影响力，引导广大渔民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海上游击队在动员和组织渔民的过程中，也不断汲取资源，充实自身力量。众多渔民子弟踊跃参加游击队，游击队规模不断壮大。一些渔民群众还时常为游击队运输人员和补给物资，甚至为之献出生命。比如，1943年 5月某日夜，渔民梁克在护送大屿山中队长刘春祥等7人前往龙鼓滩途中，在沙洲一带海域遭遇 2艘日军巡逻艇袭击，双方激战数小时，刘春祥等指战员和梁克一家 5口壮烈牺牲。渔民对部队的支持，还体现在经济上。为筹集部队经费，港九海上中队通过协商方式向渔民征收渔佣税，税率为0.5%，得到广大渔民的理解与支持。护航大队则组建大亚湾税务总站，在澳头、坝岗等处建立税站征收盐税、鱼税等，保障商贩和渔民不受土匪和敌伪袭扰。这些措施有力地保障了海上游击队的对敌斗争。同时，渔民是游击队适应和活用海洋的“老师”，帮助游击队提高了战斗力。起初，游击队员们在练兵过程中遇到晕船、射击不准等种种困难时，渔民们不仅主动向他们传授航海、跳船、掌舵、观测气象变化等海上技能及预防晕船的经验，还帮助游击队创造了“浪峰射击法”，即战船随着海浪起伏在上升到浪峰的瞬间，迅即发射，有效提升了海上射击的准确率。在渔民们的帮助下，游击队由“旱地虎”成长为“海上蛟龙”。此外，渔民们还为游击队提供隐蔽场所，搜集和传递情报。当部队在海上不利条件下与敌遭遇时，渔民会主动将他们“隐藏”在成群结队的渔船之中，使游击队员能够择机而动。当渔民发现日军船只动向后，会根据敌船去向，在船上的桅杆上挂一个麻包或渔篮作为讯号，邻近的渔船“依葫芦画瓢”，一船接一船将消息传递下去，从而使部队及时获悉敌情。渔民们对消息的搜集和传递，使游击队有了“千里眼”，可及早进行敌情分析、战斗部署，在对敌斗争中占得先机，为部队的长期生存和持久作战夯实了根基。

四、结语

抗战时期，中共东江抗日武装海上游击队驰骋在南海之滨，勇敢地以小船搏击大船，将大海变成机动灵活的战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东江抗日武装海上游击队总计击沉、俘获敌船 50余艘，不仅有力地袭扰了日军的海上运输线，保障了部队海上空间的联络，还缴获一大批战略物资，促进了自身力量的壮大，扩大了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1945年 7月，《新华日报》刊文肯定了海上游击队“游弋于广州湾、大亚湾、大鹏湾，截击敌人海上交通”。同时，海上游击队在缺乏海上作战经验和装备的情况下，从无到有摸索出一套适合华南沿海作战的战术，锻造出刘培、王锦等一批海上作战骨干，为后来的新中国海军建设积累了一定经验。

东江抗日武装的海上游击战，作为中共敌后战场中的重要一环，将游击战争由陆地扩展到海洋，实现了“海陆联动”的战场格局，不仅印证了游击战理论的战略价值，还进一步拓展了游击战的实践，丰富了游击战的战术体系。面对复杂的地理环境和严峻的生存环境，东江抗日武装海上游击队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因地制宜，打击敌人，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不仅彰显出中共鲜明的人民立场以及善于化解危局的智慧和勇气，也有力诠释了中共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作者：王英俊，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