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 编 对若干历史事件、人物及文献著作的评述(9，第二部分《人物》篇④)

5614.从内战开始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我们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线最为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斯大林的地位开始巩固，在理论上又战胜了德波林学派，而共产国际远东部实际上又是米夫在负责，他的作用太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去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者，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7页。)

5615.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同国民党停战，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这个时候，我们的同志可以公开到国民党地区的城市里去了。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先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左”的方针，这时他又执行了最右的方针。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党。(《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3页。)

5616.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议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王明倒台了。(《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1971年8月～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3页。)

5617.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5页。)

5618.**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7页。)

5619.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至于张国焘的组织路线，则是完全离开了**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是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错误，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在后来实行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处分，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处分，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0～531页。)

5620.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2页。)

5621.三十年前的汪精卫，二十年前的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他们都很英勇，但是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奋斗比较差，没有“永久奋斗”的精神。(《永久奋斗》(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0页。)

5622.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1页。)

5623.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与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1971年8月～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3～244页。)

5624.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的功劳主要有这样几件：

第一，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顾作霖同志。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虽然以后在苏区的两个大会上，即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同志是有错误的，但上面所说的那一点，却是他的功劳。王稼祥同志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末期负伤的。

第二，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在苏联养病后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如在政治工作中就有很大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一九三九年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二年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及建军的四号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增强党性的决定是他与王若飞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建军的四号指示是他与叶剑英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

至于他有些缺点，如对干部的关系，这是大家知道的。但上面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在这里必须讲一讲。

他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24～426页。)

5625.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来传达了所谓“国际路线”;一个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来也传达了国际路线，但他传达的和王明的“国际路线”不同。王稼祥带回来国际文件，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缩小了。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4页。)

5626.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陈毅在内战和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1944年3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4页。)

5627.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员离开了**，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77～478页。)

5628.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

(《吴玉章寿辰祝词》(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61～262页。)

5629.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3年8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60页。)

5630.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为刘志丹陵园纪念碑题写的碑文》(1943年)，《解放日报》1943年5月6日。)

5631.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给张学良的信》(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9页。)

5632.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当着革命军向武汉前进，以至打到武汉、打到河南的时候，发生了唐生智、冯玉祥参加革命的事情。冯玉祥于一九三三年在察哈尔还曾经和**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6页。)

5633.冯先生连年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此次归国，对于中国人民民主事业，定多贡献，今忽遭此意外，实为国家民族之损失。(同朱德悼念冯玉祥逝世的唁电(1948年9月7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342～343页。)

5634.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致邓宝珊》(1944年12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50页。)

5635.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致傅作义》(1936年10月25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2页。)

5636.北平和平解决的又一个原因，是近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天津失守后的傅作义将军代表了这种情绪，下了出城改编的决心。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在军队改编问题上予以协助，不起阻碍作用，而不再企图高踞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并给他以新的出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1949年2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1页。)

5637.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对傅作义通电的复电》(1949年4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72页。)

5638.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悼念邹韬奋逝世的题词(1944年11月15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76页。)

5639.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给李公朴、闻一多家属的唁电》(1946年7月13日、17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7页。)

5640.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95～1496页。)

5641.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给李公朴、闻一多家属的唁电》(1946年7月13日、17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7页。)

5642.章士钊没有过反共言论，他在重庆帮过我忙，请我吃饭。我问怎么办?他说：三十六计。(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4月21日))

5643.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就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给章士钊的信》(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17页。)

5644.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二十二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致康生》(1965年8月5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336页。)

5645.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给蔡元培的信》(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3~444页。)

5646.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给何香凝的信》(1937年6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12页。)

5647.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致柳亚子》(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4页。)

5648.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给柳亚子的信》(1945年10月4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9页。)

5649.黄炎培、江问渔等所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在江、浙两省知识分子中有颇大影响，因为黄、江等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著名代表。(《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建设》(1940年10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00页。)

5650.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95~1496页。)

5651.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4月5日))

5652.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他们在艺术论上的争论，有长期的历史，现在不能去细说它。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1页。)

5653.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①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1939年2月20日、22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4页。)(①指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

5654.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一定不敢去，**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关于西藏平叛》(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4页。)

5655.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贺。(《致郭沫若》(1944年1月9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1页。)

5656.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1944年1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8页。)

5657.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给郭沫若的信》(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7页。)

5658.要读历史。我赞成郭沫若先生那个古史研究。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

5659.先生①及死去了的怀中②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致黎锦熙信》(1920年6月7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8页。)(①指黎锦熙。②怀中，即杨昌济。)

5660.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悼念陶行知逝世的题词(1946年8月)，《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91页。)

5661.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悼念陶行知的唁电(1946年7月25日)，《解放日报》1946年8月11日。)

5662.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给萧军的信》(1941年8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