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笼罩着村口的打谷场，五个身影在尚未褪尽的夜色里逐渐清晰。张吉惟手里的煤油灯晃动着，光圈扫过堆叠的麻袋，照亮了上面斑斑点点的泥渍。

林国瑞总最先蹲下来检查农具。他粗糙的手指拂过犁铧上的铁锈，又握了握新换的柄。“昨儿李家的犁断了，”他说，“三亩地耕了一半。”旁边穿着补丁衣服的林玟书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记着什么。她的笔尖在粗糙的纸面上沙沙作响，记录着上个月各家的工具损耗。江奕云扶了扶眼镜，借着灯光看她记的数字，眉头微微蹙起。只有林雅南还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左手不自觉地按在腰间旧皮带扣上。

这就是他们每天的起点。五个人，五个身份，在晨雾里开始又一天的劳作与思考。

林国瑞是真正从机器轰鸣中走出来的人。他的手掌布满老茧，指甲缝里总留着洗不净的油污。工厂的汽笛声曾是他生命的节拍器，八小时接着八小时，站在流水线前重复同样的动作。但他记得师傅说过的话：“我们手里出来的不只是零件，是改变世界的东西。”机器是冰冷的，可造机器的人有温度。他现在常对村里年轻人讲这个道理，一边修理打谷机，一边讲齿轮怎么带动齿轮，讲每个螺丝该在什么位置。“就像咱们搞生产，”他说，“谁种粮，谁打铁，谁教书，都得在恰当的位置上。”

他的目光常落在林玟书身上。这个瘦小的女人挽着裤腿从田埂上走来时，身后总跟着三两个抱着种子的农户。土地改革那年，她家分到了七亩水田，父亲捧着地契在油灯下看到半夜。如今她自己成了集体生产的带头人，心里有本清清楚楚的账：哪块地适合种稻，哪块地该轮作，哪家劳动力不足需要帮忙。她说话时喜欢用手比划，仿佛在空气里画出田地的形状。“光靠热情种不好地，”她总说，“得懂地的脾气。”去年推广双季稻，她第一个在自家田里试验，失败了三次，第四次丰收时，她蹲在田埂上哭了——不是因为累，是因为明白了科学种田的分量。

不远处，林雅南正在擦拭那支陪伴他多年的步枪。枪托上的划痕记录着从北到南的征程。他很少谈起战场上的事，但有时会在夜里惊醒，听见记忆里的炮声。现在他把那种警觉用在保卫粮仓、训练民兵上。更多时候，他在观察——观察村庄如何从废墟里站起来，观察新修的沟渠怎样把旱地变成水田。他逐渐明白，战士的使命不只是摧毁旧世界，更是守护新世界的生长。他教年轻人射击时总说：“枪要握稳，眼要看清。建设国家也一样，方向要对，手要稳。”

所有理论最终都要经过江奕云那副旧眼镜的审视。这个从城市来到乡村的知识分子，最初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现在他能和林玟书讨论土壤酸碱度，和林国瑞研究农具改良图。但他最重要的工具始终是书——马克思的，列宁的，毛泽东的，书页边密密麻麻写满批注。他把这些理论带到打谷场的夜晚讨论会上，用庄稼人能听懂的话解释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是供在庙里的菩萨，”他说，“是要拿来用的尺子，量一量我们做的事对不对路。”有时他和林国瑞争论得面红耳赤，一个坚持实践出真知，一个强调理论指导的重要性，最后往往是张吉惟笑呵呵地端来茶水，让他们“都歇歇，真理越辩越明嘛”。

张吉惟话最少，听得最多。他兜里总装着两个笔记本，一本记生产数据，一本记群众意见。他的作用像粘合剂——当江奕云的道理太绕时，他会说“老江的意思就是咱们心要齐”;当林国瑞的急性子冒头时，他会拍拍他的肩：“老林，让大伙把话说完。”他知道每个人的长处和脾气，知道什么时候该推进，什么时候该缓缓。他的权威不来自嗓门，而来自日复一日的公正和始终如一的信念。夜深人静时，他常重读《**宣言》里划线的句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五个人的小集体，就是这句话的缩影——不同的出身，不同的分工，共同的目标。

秋收时节，打谷场堆满金黄的稻谷。五个人站在谷堆旁，浑身沾着稻屑。林国瑞改良的脱粒机比往年快了三成效率，林玟书推广的新品种亩产增加了五十斤，江奕云设计的轮作方案让冬闲田也种上了油菜，林雅南组织的巡逻队防止了任何可能的糟蹋，而张吉惟协调着所有环节，确保每一粒粮食都归仓。

“这才刚刚开始。”张吉惟望着远处正在修建的水库工地说。那里红旗招展，数百人在劳动号子中移动着土石。林国瑞接话：“等水库修好，下游三千亩地都能旱涝保收。”他的眼睛闪着光，那是在工厂里看着第一台自制机床成型时的光。林玟书记着数字，心里已经算好了增产的幅度。江奕云摘下眼镜擦拭，想着生产关系如何进一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林雅南挺直腰杆，仿佛又回到了行军的队列中，只是这次，他守护的是建设的热潮。

雾完全散了，阳光洒满打谷场。五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交错在一起。他们朝着各自的责任走去——工厂、田地、哨位、书桌、群众中间。道路分叉又汇合，正如他们在历史洪流中的位置：从不同的阶级出发，带着各自的烙印与觉醒，最终在解放自身与解放全人类的道路上，找到了彼此，也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远处水库工地的号子声随风传来，浑厚、整齐，像大地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