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以后这三年怀旧风是越吹越浓了，从抖音、快手、微博开始搞民国热到“公众良心”到对去世的政治人物的线上线下怀念，前年是《繁花》《漫长的季节》《狂飙》等带起不同视角的回望90年代，去年是小红书、微博、抖音的“历史垃圾时间”，今年是从各平台的“怀念经济上行期的美”到这次b站《芳华》解说视频爆火，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命题——“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是为我们解剖这些纷杂现象提供的一把锐利手术刀。这些纷杂现象首先必须被置于其得以滋生的社会土壤中审视：即中国经济从持续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体化到无数个体的生命体验就是：竞争压力加剧、生活成本攀升、阶级固化感知的变化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

前段时间所谓“怀念经济上行期的美”，表面上是对过去“黄金时代”的浪漫化追忆，实则是对当下某些现实困境的曲折映照。那个被怀念的“上行期”，在集体记忆中常被简化为机会遍地、上升通道宽敞、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美好图景。这种记忆的选择性建构本身便是一种意识形态行为，它过滤了彼时的艰辛与矛盾，却凸显了与当下体验形成反差的元素。这种怀旧，本质上是社会存在变迁——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过程、分配关系、生活节奏的深刻变化——在群体心理层面激起的涟漪。它不是对真实历史时期的复现，而是“依据现在对过去进行的重新组装”，是当下社会矛盾在时间维度上的位移与象征性补偿。

最近b站《芳华》解说视频的爆火，提供的是另一重维度的例证。《芳华》所描绘的集体主义时代末期刘峰、何小萍的善良真诚、纯粹情感与理想主义，却在“同一个集体”中郝淑雯、林丁丁、陈灿的身家背景和功利主义下被碾压过去。在当下高度原子化、工具理性盛行的社会语境中，击中了许多年轻人(尤其是Z世代)内心深处对互帮互助的温暖、简单人际关系和生命意义的渴望。他们只是借由对过去历史中特定情感结构与伦理关系的审美化缅怀，来批判性地映照当下社会人际疏离、价值失序、精神生活被物欲挤压的境况，而造成现状的是什么他们有的想去追问有的已经倦了就把历史走向片面化成几个坏人的意志所导致的，其实是很唯心英雄史观的。这种怀旧，是对“另一种社会关系可能性”的遥远呼唤，是对当下社会存在中异化状态的一种无意识抵抗。观众在“泪目”、“看懂了”的弹幕中，完成了一次次情感的集体宣泄与身份认同的临时建构。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穿透感伤的情绪迷雾，审视其下的阶级位置与物质利益。对“经济上行期的美”的怀念，在不同社会群体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对于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获益丰厚、现已步入中老年的群体而言，这种怀念可能关联着个人事业巅峰期的自豪、社会地位上升的确定感。而对于身处“内卷”焦虑中的当代青年，尤其是面临高房价、就业竞争压力的普通劳动者与“小镇青年”，这种怀念则更多是一种对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可企及的“个人奋斗--取得成功”叙事(无论其真实性如何)的向往，是对自身可能难以复刻父辈阶级跃升轨迹的隐性焦虑。

《芳华》解读视频所引发的共鸣，同样也需要阶级分析。影片中文工团成员在集体体制崩塌后命运的分化与浮沉，暗合了当代青年对“后浪潮”个体命运的感知：在刘峰、何小萍这样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告别了“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又未能在市场大潮中像军干子弟出身的陈灿、郝淑雯一样继续作为“成功者”行列的背景下(1991年，那个在战场上断了右臂的战斗英雄刘峰却多次送礼给一个小队长，只为要回自己的三轮车继续拉货为生，却被索要1000元。而从军干千金到富家贵妇的郝淑雯可以一掷千金为他解围赎回车，与其说是郝淑雯嘴上说的“我们的战友情还比不过1000块么”，不如说这是一种处于居高临下的怜悯。郝淑雯在口头炫耀式的微笑中，抱怨着军干公子出身的丈夫陈灿“又去拿地了”“没时间陪自己”的时候，刘峰只能苦笑着释然地说“她跟一个长途的货车司机跑了，我又是个残疾人，挣不来钱，我不怪她”。而刘峰真心喜欢的大小姐出身的林丁丁诬陷了他，让他去了连队，甚至可以说刘峰的断臂和她也脱不了关系，但她却毫无愧疚地嫁了澳洲华侨过上了阔太太的生活)，一种对稳定性的渴望、对命运无常的慨叹、对“大时代”中个体价值的迷茫便油然而生。刘峰的善良温厚和何小萍的真诚卑怯之所以能互相温暖恰恰是他们的阶级情使然，同样陈灿选择郝淑雯与她结婚生子而萧穗子只能含泪撕了表白信同样也是郝淑雯说的那句“门当户对”的阶级身份，郝淑雯、林丁丁能在分开后保持跨国联系也是由她们的阶级决定的。

这种怀旧，是对社会剧烈转型带来的“失重感”与“创伤感”的回应。它既可能包含对过去“单位制”下某种共同体保障的隐约留恋(尽管可能是理想化的)，也蕴含着对当前市场社会中个体承受全部风险的无声诘问。

我一直把“怀旧”视作一个窗口去观察人们的情绪表达和诉求宣泄。因为它往往是对当下具体结构性矛盾的折射：比如财富生产管理和分配的差距、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权益保护的不足、过度内卷的教育与职场环境等。就这样它成为了一种安全的、非直接对抗性的诉求宣泄渠道，人们通过赞美“过去”，间接地表达对“现在”某些方面的不满与对“未来”的期待。至于这个人们究竟是怎样看待这个可能不真实的“过去”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不能单纯把它们看做是一种“觉醒”。毕竟，哪有一个革命者会用戏谑的语言、拿历史的伤痛去回念一段革命的历史呢?

它们揭示的是同一个根本性问题：在相继告别了过去的叙事之后，当下的人们如何建构一个既能再度凝聚共识、又能激发奋斗，既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又寄托着关于未来的集体美好想象?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最宏阔的视野。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一时的放缓、调整乃至挫折，是长时段发展中的常态。关键在于，发展的方向是否指向“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因此，回应它们背后的深层诉求，不能停留在情感抚慰或符号消费，而必须聚焦于现实社会关系的改进与历史主体的能动性重塑。而这，需要我们问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恰如颇有代表性的一条同样已成为“过去时”的路线代表者分析的那样：

“许多的人，站在许多的角度，位于许多的地区，出于许多种心情，共同打下一句‘人民万岁’。看着满屏的‘人民万岁’，内心其实很难受。”

而我要说，这满屏的“人民万岁”，比任何一个视频都有力量、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