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毛主席的智慧:为人民的名义
躬身入世局,执子道黑白。
怀谷以虚境,捭阖应去来。
最近“**封存”成为舆论热点。而舆论风暴中心,是两位所谓的法学教授点燃的。她们试图鼓动将“**”正常化,再企图进一步合法化。一位是北大的赵宏,一位是清华的劳东燕。大家可以去搜相关的资料详细了解。
在网上看了劳东燕所谓教授的关于“**封存”的发言(原文在此不作引述)。对其主要有几点看法,与各位朋友分享,以正视听。
一、这是典型的西方学者的思维和表述模式:
1、故意用“高大上”的抽象概念,代替具体指向,让界定的目标对象含糊化。这让她有了为自己辩解的空间。
2、故意让纯理的逻辑,代替客观事实及其连锁影响。将自己粉饰为理性君子,批判者则是盲目冲动的谩骂者。
3、故意模糊客观对象的边界,让其操作起来的灰色空间陡然增大。虽然只说“封存”**记录二字,但是其可被利用的空间无形中增大,让社会对**的危险性和警示性减弱,实则将导致更大的社会隐患和危害风险。
二、这是典型的西方化的利己精英,对自己切身利益和私自偏好关注密切。对社会大众,鲜有共情。
这次他们妄图通过上述的“学术”语言信口雌黄,想趁机打开**的口子。把手伸向了国家机器的运行规则和暴力工具上,是可忍孰不可忍。应该让他们领教人民的力量。
对此类人物,对付的方法无他,只有1、在思想上,其学术外衣上,加以揭示。2、在利益上,切断社会(实际我国人民)对他们的利益供养。让他们反省,作为中国人,是该为谁说话。
上次我的哲学老师说,某位大大最近重新强调了“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之前的“把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说法稍有不同。对此,个人是觉得乐观与欣喜的,很高兴出现这样的转变。
因为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教育我们,只有“文化”,没有“历史唯物”之骨,是无法形成真正的力量的。一旦与强劲的敌人相遇,是无法抗敌的。就像,柔,是以刚为骨,才能发挥作用。只有柔,没有刚,是没有杀伤力的。当然,也不能只有历史唯物之骨,还要有文化之魂,才能深入人心。就像刚要以柔为魂,刚,才能彻底征服人心。
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文化”,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让我们永远走在伟人引领的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康庄大道上。
今天继续讲一讲,与伟人在人格及境界上有鲜明对比的张国焘。
张国焘确实是小人。上次说到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以后,是北上还是南下,成为最大的分歧,也即是伟人与张国焘的分歧。伟人到了此地看到这地理环境以后,就知道西川并不能作为长久的革命根据地,因之山高地瘠,寄养困难,容易被控制出入玄关。所以必须要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要实现此目的,首先要过山,战胜在川西北部的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召开。伟人在会议上说:一、要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二、战争性质不是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注意,任何革命胜利,无论大小,都是靠主动进攻发展起来,并没有什么救世主或者嗟来之食。)
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这告诉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突破口)。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这亦告诉我们,在找到主要矛盾之后,要有实施的计划,先定路线,后迅速行动)。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
为了避免参会的张国焘反悔,会议通过了一项集体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其中第五点专门这样写的:为了实现这一方针,必须坚决反对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按照计划,第一仗是迅速向松潘进攻。松潘是四川西北部的重要城镇,控制着由四川北出甘南的交通要道。原本伟人想趁胡宗南尚未准备就绪,兵力分散在松潘、平武、文县地区。如果我军能迅速抓住先机,集中力量,向东突进,攻占松潘,局面将十分有利。
但是,张国焘看到红一方面军只有不足三万兵力(实则估计更少,只一万有余),而红四方面军则超过八万人,于是其野心日益膨胀起来,想要争得更高权力,凌驾于毛周之上。并且,他也惧怕敌人胡宗南的部队,想要避开敌军主力,南下四川、西康。可之前伟人已经分析此地的战略劣势:敌人一旦封锁主要通道岷江上游,北出机动将极感困难。
然而小人并不会顾及全大局。为了实现其争权野心,尽管已经在两河口会议中被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并不满足于此,相反暗地里采取了进一步行动。一是企图拉拢红一方面军的大将彭聂。(此处需指出,彭的政治敏感性确实不强,对张的拉拢,在第一二回合都没引起警惕,到了第三回张的心腹跟他明牌撂底了才恍然大悟。但是他确实又是忠心的。当他得知张有野心时,曾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伟人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并每天从十公里以外的驻地到伟人住处和敌前总指挥部来回往返,为的是保护他老人家。这样身居高位,手握军权,若政治敏感性不够强,思想只有一根筋或者是大粗人,是非常凶险的。容易被他人利用或者钻空子。这似乎也预示了若干年以后那坎坷命运的起因。)
二是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张国焘任由周总理让出来的红军总政治委员。晋升政治一把手。可这些还不能令其满足。后又增补其人进入首脑团任委员。就这样,张国焘完全为了个人的私利和权欲,从5月两军会师,一直拖到8月20日毛儿盖会议初步取得作战共识,整整历时三个月。
此时松潘已经被蒋集团占尽先机,布好了天罗地网。原定的作战计划不再适用。必须改为夏洮战役计划,并根据最新战况做了具体调整,之后向东突进,向陕、甘边界发展。另一部向西,青海新疆。
然而这并未结束。终于到了9月9日,张国焘不但不听从伟人劝告,反而暗地里电令陈昌浩右路军南下,并以武力要挟红一方面军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试图实施武力分裂行径。当夜及次日凌晨,红一方面军紧急率兵北进。此时,张国焘的狂妄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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