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货币学概论》6.1）

一、恐慌的原因

(一)恐慌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本章说明货币流通与金融恐慌的关系。

金融恐慌，是产业恐慌的发现形态。为要说明金融恐慌，必先说明一般的产业恐慌。

恐慌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征的形相。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呈现某种周期性，通过繁荣、恐慌和萧条等生产状态的阶段。萧条的状态之后，渐渐地开始活跃，其次进到繁荣状况，最后以恐慌而终结。恐慌用可怕的力量，撼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

恐慌这种特征的现象，是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的中断;商品不能变形为货币;滞货山积;物价低落;商业停滞;工厂关门;银行破产;劳动者被驱逐于街头。

资本主义恐慌的原因，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呢?这是我们首先要说明的问题。

在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发展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中，已经含有恐慌的可能性。所以，恐慌的可能性，在单纯商品流通及货币形态中已经潜伏着。我们已经知道，商品流通以商品交换分裂为贩卖与购买两个阶段的事实为前提。这两个阶段，原是互相补充而形成一个统一。但在交换被分裂为贩卖与购买两个阶段时，这两个阶段就能够互相隔离。因为一切商品都是具体的个别的劳动之体现，而货币是抽象的社会的劳动之体现，所以人们能用货币去换取任何商品。因此，商品生产者在卖出商品取得货币之后，无须立刻用所得的货币换取别的商品。贩卖与购买这两个阶段的分裂与隔离，在直接交换中是不能发生的。

在贩卖与购买的分裂和隔离的过程中，已经潜伏着恐慌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从货币的流通手段的机能发生的。

其次，考察货币的支付手段的机能时，贩卖与购买的分离就更加扩大了。我们已经知道，在对于已经卖出的商品延期支付的场合，货币发挥着支付手段的机能。所以当商品由贩卖人移交于购买人之时，货币不出现为流通手段;当支付期限到来之时，货币虽被交到贩卖人手中，而商品却不被交到购买人手中(因为购买人在付出货币以前早已领取了商品)。

所以在货币的支付手段的机能中，含有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只成为计算货币和价值尺度而发挥其观念的机能。又在实行现实的支付时，货币也不出现为流通手段，而出现为交换价值之独立的存在，出现为绝对的商品。这种矛盾，孕育着恐慌的可能性。

以上所述，正是说明：恐慌的可能性，在单纯商品经济之中早已潜伏着。在商品交换未分裂为贩卖与购买的处所，货币不表现为支付手段，因而也不存有恐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单只有上述那些条件存在，恐慌的可能性还不能转变为现实性。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必须有资本主义经济的诸条件。

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最发达的形态，所以商品与货币流通的一切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诸条件之上，更趋于发展而深刻。现实上，发展了的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才能显现，所以在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上发展了的诸矛盾以及恐慌的可能性，都是在资本上再生产出来的。

可能的恐慌，从资本形态的各种规定发生，而这些规定是当作资本看的资本所固有的东西，并不是包含于单只成为商品与货币的资本中的东西。至于现实的恐慌，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之现实的运动、竞争及信用的基础上，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为要理解恐慌的可能性的转变，不能不考察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诸条件。

(二)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恐慌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单纯商品经济中原是已经存在的东西。随着单纯商品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上述的矛盾就转变为社会的生产与资本家的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了。所以要说明恐慌的根本原因，不能不分析社会的生产与资本家的占有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根本倾向，是生产的集积与集中。而生产的集积与集中，引起社会劳动的专门化、各产业部门中资本家数目的减少，以及特殊产业部门的数目的增加;于是多数分化的生产过程，融合为一个社会的生产过程。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就显现于这种地方。例如在资本主义之下，棉布、棉纱、棉花等的生产，铁矿、铁、机器等的生产，都分化为许多特殊产业部门，因而各种生产过程都被分散了。但在另一方面，各个特殊产业部门又互相依存，如棉布←→棉纱←→棉花以及铁矿←→铁←→机器等各种生产过程，都互相依存，而统一为总体的社会的生产过程。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采取社会的性质，因而生产物也成为多数生产者的社会的劳动的结果。

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上虽早已获得了社会的生产的性质，而占有的形式仍然采取个人的性质，即生产手段及生产物仍归属于资本家所有。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又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

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的过程，以少数大资本家的使用日趋增大的大量劳动力为基础。生产的社会化越是成长，剩余价值的率与量也越发增大。所以资本主义下社会化的生产，形成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的倾向。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家不断地采用新式的技术，扩大生产的规模，提高社会的劳动的生产性，以期于自由竞争中制胜。于是生产的社会化，显现为生产的集积，助长企业内部的组织性的成长。但在社会的占有的条件之下，日趋增大的劳动的社会化，反而加强生产的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加强资本家相互间的斗争。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社会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就与占有的个人性质相冲突。

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越是成长，使用价值的量就越发增大，因而形成了最完全的满足社会需要的前提条件。但在另一方面，资本的蓄积，由于它的有机构成的增高，对于劳动力的相对的需要就减少，中小资本家在竞争过程中没落下去，手工业者与农民失去生活手段，因而形成产业预备军，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准，使他们陷入于贫困状态。于是劳苦大众的消费能力，即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就越发相对的减低下去。于是社会化的生产与资本家的占有之间的矛盾，出现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引起生产过剩的恐慌，卖不出去的商品的洪水就弥漫于市场了。

(三)生产诸部门间的不平衡

资本主义榨取的诸条件，与实现榨取的诸条件，是不相一致的。榨取上的诸条件，由社会的生产力所限制，并表现于社会化的生产之中。至于实现榨取的诸条件，一方面由社会的消费力所限制，表现于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之中;一方面由生产诸部门间的相互比例所限制，表现于生产部门间的不平衡之中。社会的消费力与生产诸部门间的相互比例，都是由占有的资本主义形态所产生的。所以，社会化的生产与资本家的占有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出现为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又出现为生产诸部门间的不平衡。

前面说过，资本主义的各种生产部门，都互相依存而统一为总体的社会的生产过程。在这总体的社会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存有一定的相互比例。如果某一生产部门的生产扩张了，而其他生产部门的生产不能以相同比例随着扩张时，就会发生过剩的生产。例如棉纱的生产扩张了，而棉布的生产不能依相同比例扩张时，就会发生棉纱生产过剩的现象。

资本主义的生产，可大致为两个部门：一是生产手段的生产部门，一是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这两个部门，互相依存，互相渗透，而形成一个统一。但在私有制之下，两者却又互相分离而独立。在两者互相分离而独立的事实之中，显现出社会化的生产与资本家的占有之间的矛盾，潜伏着两者的不平衡的可能性。

生产手段部门中的一切生产物，都是当作不变资本使用的。所以这一部门的生产物，只与资本相交换。但消费资料部门中的一切生产物，都是当作个人的消费品使用的，所以它们只能和消费所得相交换。这种消费所得，在资本家方面，是所得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即充当消费的部分)，在劳动者方面是工钱。

但是，随着资本的蓄积与有机构成的增高，劳动力的使用相对地减少下去，而不变资本比较可变资本却大大增加起来。因而资本越发集中于生产手段的生产部门，而投入于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的资本却相对的减少了。于是这两部门间的不平衡的发展，必然地引起种种生产部门的过剩生产。

所以，社会的消费力与生产诸部门的相互比例，是互相关联的。社会的消费力的某种状态，是生产诸部门的相互比例的一个要素。

总起来说，恐慌的原因，是社会化的生产与资本家的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这个根本矛盾，出现为资本家无限地扩大生产的要求与勤劳大众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减少两者之间的矛盾。所以恐慌的原因，必须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之中去探求。

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循环性与恐慌

(一)恐慌的循环性

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活跃、繁荣、恐慌和萧条等生产状态的阶段，而呈现一种循环性。所谓恐慌的循环性，就是基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循环性而发生的。

资本主义产业的繁荣，是从固定资本的更新开始的。为了于自由竞争中制胜而取得超额利润，资本家不能不努力采用新式的技术，变更企业的装置，更新自己的固定资本。并且创办新企业的资本家，也同样采用新式的技术，购入新式的机械，雇用多数的劳动者。在这种场合，生产手段的诸部门呈现出活跃的气象。这种活跃的气象，由一部门透入于他部门，而普及于资本主义市场的全部。于是商业活跃，商品的需要增加，资本的周转迅速，物价腾贵，利润增大。制造业者很快地把自己的商品贩卖于商人，而商人也很快地把商品换成货币。

日趋发展的工商业，对于信用的需要也日益增加。通常在产业活跃期的初期，市场上的放款资本较多，而放款利息也较低。当工商业狂热的发展之时，银行很愿意把信用供给各种企业，大胆地实行放款，因而不断地发行多量银行券。银行的方面，因为所得的利润日趋增加，都竞争着扩张信用，对于商业及证券交易所方面，也不断地供给信用，以至超过存款总额以上。在这种欣欣向荣的状况之下，物价高涨，资本的周转迅速，资本家能够得到大宗的利润。任何资本家都想增加货币资本，扩大企业，以期取得更多的利润。由于货币资本的需要的增加，利率就逐渐增高。资本家们好像发狂一般，都尽量利用这种繁荣状况，生产大量的商品，对于市场的需要是不愿考虑的。这时候投机狂热病支配了一切资本家，而过剩生产的趋势早已潜伏着了。

但是这种繁荣状况一旦发展到最高顶点时，那种潜伏的过剩生产，不能不在表面上爆发出来，而恐慌终于到来了。于是卖不出去的商品充斥于市场，商品的市场价格不断地减低下去，银行开始警戒，利率突然增高。于是力量薄弱的企业，露出破绽。信用的连锁，由于薄弱的一环的中断，就立即影响于全部。一切资本家都拼命的争取支付手段。于是银行业、商业以及工业方面的破产，陆续出现。于是工厂停工，工人失业，一切都顺次的出现。

在激剧的破产与没落时期之后，是多少持久的萧条时期。社会对于商品的需要不见起色，物价停滞于低廉的水准，失业变为支配的社会现象。

经过相当时期之后，工商业又开始呈现活跃的气象。休息资本渐渐地形成起来。这种休息资本被储蓄于银行之中，渐渐地形成为大量的放款资本，利率是很低廉的。卷土重来的资本家，为了减低生产费以期于自由竞争中制胜，就竞争的采用改良的新式技术，再行更新其固定资本，而开始产业的活跃期。于是又由活跃期而进到繁荣期，又不可避免的进到恐慌。由活跃到繁荣，由繁荣到恐慌，再由恐慌到萧条，——这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循环性。所谓恐慌的循环性，就是这样形成的。

不过，恐慌的循环性，并不是单纯的圆运动，而是螺旋式的运动。每一次的恐慌，自有其特殊的形相。而这种特殊的形相，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各阶段的现实性相适应。

(二)恐慌循环性之物质基础

如前面所说，恐慌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化的生产与资本家的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的发现形态，是生产超过消费的不平衡与生产诸部门间的不平衡。这样的不平衡，必然引起生产的过剩，必然引起一般恐慌。恐慌具有再建新的平衡的强力的作用。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诸条件之下，只有恐慌的暴风雨，能够破坏那些过剩的商品，处分那些过剩的资本(比较弱小的资本破产而被强大的资本所吞并)，因而再建生产与消费的暂时的新平衡和生产诸部门间暂时的比例，同时又再生产出新的矛盾，而准备卷入于新的循环。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循环性，恐慌的循环性，具有其物质的基础。这物质的基础，就是固定资本之周期的更新。在非商品生产的社会之中，生产手段(如机器)之周期的更新，绝不引起恐慌。但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在社会化的生产与资本家的占有间的矛盾存在着的场合，固定资本之周期的更新，就成为恐慌循环性之物质的基础。

在资本主义的诸条件之下，固定资本那东西，有两种意义的消耗：即物质的消耗与道德的消耗。所谓物质的消耗，即是固定资本之自然消耗。例如机器及工场建筑物之类，在其自然消耗下去而变为废物的限度以内，这类固定资本中的价值，就完全被移入于生产物的价值之中。在这种场合，固定资本的更新，对于生产的昂扬，当然给以强力的刺激。

所谓道德的消耗，是在机器或建筑物的价值，未完全移入于生产物的价值中以前而废弃不用的那种性质的消耗。在这种场合，固定资本还没有变成无用的废物，而资本家为了制胜于自由竞争，以期取得超额的利润，却采用新的东西去代替它们。固定资本这种道德的消耗，通常在恐慌以后的萧条时期中，特别强烈。因为在这种时期，资本家为了提高劳动的生产性，不能不采用新的技术，因而不能不废弃那些还可以使用的固定资本。

事实上，在萧条时期中，商品的价格特别低廉，只有那些采用高级技术的企业，才能支撑下去。所以资本家为谋有利的发展，就不复顾虑固定资本之道德的消耗，决然采用新式技术，更新其固定资本。至于创办新企业的资本家，当然也是一样采用进步的技术。于是这种固定资本的更新，必然地引起新的产业的活跃，更由繁荣而趋向于恐慌。

所以，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之周期的昂扬给以直接刺激的原因，就是固定资本之周期的更新。

恐慌的循环性，大体上追随于固定资本之周期的更新，这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与帝国主义时代，都是适合的。不过，随着自由竞争到独占的转变，恐慌的循环性的进行，采取某种变形。一般地说来，帝国主义时代的恐慌，范围广大，时间较长。因为大独占的形成，在市场的商品过剩之时，多少能够限制生产，对于物价的低落，也比较能够耐久地支撑下去。但恐慌并不因大独占的形成而废除，反而使恐慌的时期延长。在帝国主义的恐慌时期中，大独占者的阶级，把恐慌的负担转嫁于一般劳苦大众与殖民地人民，并使中小资本家日趋于没落而变为无产者。这个时代的恐慌的规模是世界的。这种世界规模的大恐慌，促使一般经济的危机转变为政治的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