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条山里的三线小故事

2025-12-04 新闻

引言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条峪，峪里有座三线军工厂。山叫中条山，峪叫大虎峪，厂叫3606厂。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辆军用吉普在中条山间的公路上剧烈颠簸着逶迤前行，突然间，车翻到了沟里，车里四位领导模样的人都不同程度受了伤，他们是来山西中条山里选厂址的。

1969年，我随着第一批年轻学员被招到这里，开始了我们艰苦创业的三线生活。工作和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因为我们都是毛泽东时代的热血青年。

架线

“三连一排集合，报数!”

“一二三四五六...”

这是1969年10月中旬，进厂后学习班结束的头一天。

“报数完毕，请指示!”副排长温秀英，这位充满着爱又有着刚毅性格的老大姐，在我想家想得流泪时，曾一次次地对我耐心安抚。

连长邢连第走了过来，“立正!最高指示!”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学员们雄壮的吼声震撼着山谷。

他给我们布置了跟随电业局上山架高压线的艰巨任务，又请指导员刘国章——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给大家讲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接着排长张延义引领大家唱起了军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明天要带的东西太多了:枹杆、钢缆、风绳、工具一大堆,还有好多又笨又重的水泥墩子.特别是那台铰磨，它的体积不亚于一门火炮;作地锚用的一根根铁锲，也重得像一发发“炮弹。”

下午连里给大家发工作服，那是部队换下来的一些旧工作服，发给我的有些小，正好二排一个哥们嫌衣服大，他那件还打了好多补丁，我图个合身，就换了过来。他还不肯走，又把上面的“八一”军扣要了回去。

第二天清早，我们坐上汽车沿着山路飞奔，横岭关下来的一列火车，正好与我们同向而行。学员们在车上大声欢呼着，山脚下一群群野鸡“扑棱棱”被惊起，眼看汽车追上了火车，接着火车又超过汽车，火车司机探出身子笑着摆手向前示意...

上山途中，大家照顾我和张树强，他们抬铰磨扛枹杆，让我俩只抬一副枹杆铜帽，我高他矮，上山的时候他在前我在后，下来时我在前他在后，因我俩都是十五岁，于是大家干脆称我俩“三十岁。”

到了山顶，栽电杆的坑早已挖好，三根长长的白色电杆静静的躺着一边，我们好奇这么重的水泥电杆是怎么弄上来的?有人说是直升飞机吊上来的。排长笑着说:“这全是民工们自己用肩膀扛上来的!”

电业局的师傅们开始作业，砸地锚的砸地锚，拴钢丝绳的拴钢丝绳，装角铁架装角铁架。我俩抬的铜帽戴在枹杆头上，一群学员推着铰磨使劲的转，神情严肃的老赵含着哨子不时的挥动着小旗，不一会儿，电杆就被拽了起来......

立完这个山头的电杆，我们搬运缁重下山，又费劲的攀上另一个山头。

中午，因带的水不够喝，我和张树强把空水壶收集起来，背着带来的劈柴，去到老乡家烧水。我们敲开了半山腰一户老乡的门，家里有一个40多岁的老汉和他的老母亲。我称那老汉“大爷”，称他母亲“大娘”，麻烦在他家灶上烧些开水。主人挺热心，抓了些干树枝架起大铁锅就给烧起水来。张树强笑我的称呼乱了辈份，可主人并没在乎。一会儿水烧开了，我们忙着往一个个水壶里灌，大锅烧的开水有股烟熏味，也只好将就，老乡的生活天天不也如此嘛!

午后，一个漂亮的女学员从远处走了过来，看见我们背着的水壶:

“有水吗?喝一口，渴死了。”

喝完水，她见我颤颤巍巍不敢越过前面的陡坡，说了句:“这有什么!”便径直走了过去。看着她的背影，我一脸的茫然。

安万恒也顺着山间小路走了过来，路边草丛中蝈蝈儿的叫声勾起他玩心:“别叫你二爷看见，看见你就别想跑!”一步迈到草丛中逮住了那只叫唤的蝈蝈儿，捏住头一拽，肠子肚子都流了出来...

山顶上昂首挺拔的白色电杆一根根伫立在晚霞中，山道上走着的肩扛背挂的疲惫身影也一个个消失在残阳里。

讲故事

因厂里的柴油发电机的问题，导致喇叭播放的歌曲，时常失真，到了晚上电灯泡也是忽明忽暗。

晚饭后，劳累了一天的弟兄们回到宿舍里。套间里，班长赵作军正洗头;崔合义和周志全戏说他们小时候玩捉迷藏的事;张树强在看书，郭秉信给安万恒挑手指上的刺，什么眼神啊!流许多血了还没找着刺，疼得安万恒大叫起来......外间，齐福泉和杨金平躺进被窝，数说着铁中过去的同学们;新提了副班长的韩德贵反复学唱着一首毛主席语录歌;黄鸿瑞在翻柳条包箱找衣服;孙全珠不耐烦的嚷着张日明:“都说了三遍了，还没听清!”杨玉伟笑着说要给我当老子，气得我跟他吵了起来...

熄了灯，大家躺在被窝里听崔合义讲“渔夫哈里发和国王哈里发”的故事，这故事是阿拉伯巨著《一千零一夜》里面其中的一段，非常有意思，但因为白天工作太劳累,只听了一半就都迷糊了,到了大半夜,崔合义还在乐此不疲的讲着,没人搭腔了,也没人笑了,只听得里屋外屋一片呼噜声。

“他妈的都睡着了,我还在口干舌燥的给你们讲呢!”他发了半天火,后来自己也睡着了。

窗前一片明亮的月光，照着一张张睡梦中思乡的脸;窗外不断传来山涧淙淙的流水声和各种秋虫的叫声……

“汤司令”

1972年冬天，一位从垣曲县来的东北哥们逆潮流而上，从机声隆隆的二车间调到了黑烟滚滚的锅炉房，这让“车钳铣没法比”的传统观念一下就站不住脚了。由于他的到来，锅炉房弟兄们的地位随之而升。几年后，在厂里男学员占一大半的环境下，他又娶了位漂亮的媳妇儿，并且还是本厂子弟。这更给锅炉房添彩了，锅炉工弟兄们为此增加了不少信心!这是后话。

他搬进了我们宿舍，二师兄对他分外热情，二人每天背着工具包到各车间转悠，形影不离。“哥俩好，哥俩好，哥俩凑钱买皮袄;我冬天穿，你夏天穿，你说这哥俩有多好!”有人说他长得像电影《地道战》里的汤司令，这我倒没看出。

这哥们长得白白净净，虽然抽烟却不随便吐痰。他掏烟，点烟，冒烟这些不经意的动作在谈笑风声中显得很自然。午休醒来，坐在床上叼支烟迷瞪一会儿，换搭着二郎腿把翻毛皮鞋提起，然后起身去上班。

终于我见到了他的真容。有一天晚饭后，宿舍里他正在教训二赖子，那神态大有“不踏平高家庄决不收兵”的气势。二赖子虽然不是“八路”，却也不是什么“良民”，两个人立刻搏斗起来，他把他摁在床上，一会儿他又翻过来把他摁在床上，我在一旁高兴地给他们呐喊助威，搏斗完，给他们数脉搏，稍占上风的他气喘吁吁每分钟心跳108下，而二赖子心跳才80下。

一天中午，他在楼下喊我把他的饭盒扔下去，我拿出饭盒，要他做一个“挖地三尺”的动作，他不干，欲上楼亲自取饭盒，我笑着赶忙把饭盒扔给了他。

有时候我也拿二师兄开心。一次我们跟着张师傅去西沟勘察水源，西沟几个村妇正在上游洗衣服，河沟中央还泡着张牛皮，她们见状，互相打趣说：“不怕，水流三尺为净，流着流着就干净了……”回来路上张师傅一直皱着眉头。二师兄勤快地跑到河对岸老百姓地里掰了三穗玉米，我看其中一穗比较小，便一路故意嘟嘟着要和张师傅分吃那两穗大的。二师兄嘴上不说，心里早有所警惕，回到锅炉房把玉米放进蒸汽箱，不时地从化验室出来看着。约摸要熟了的时候，我俩一块冲出化验室，他抢先一步关掉汽门，不等热汽散尽就打开蒸汽箱，虽然把大玉米拿到手了，但脸却被余汽熏成了猴屁股!

大概受二师兄的影响，新来的这位室友对我也显得不很友好，一个“不屑一顾”;一个“冷若冰霜”。

有一次二师兄和他要出门玩几天，之前在山上摘了许多柿子放在一个大桶里，每天要换些热水保温，临走前他俩居然想到了我，要我给他们帮忙加水。我心里说，平时一个鼻子一个眼的，现在用着我求我来了，想好事吧!但嘴上说：

“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讲!”

“你得称呼他汤司令!”

二师兄没法，冲他挤挤眼，便连耍带笑的骂起了他：

“你这个汤司令，你这个挖地三尺的汤司令……”

这哥们只好装出一副自认倒霉相、无可奈何地笑着挨骂。

“你再称呼他天蓬元帅!”于是这哥们翻过来又把二师兄骂了一顿。

互相骂完，二师兄和颜悦色地问：

“怎么样，该给咱们办事了吧?”

“哈哈，办事?你们找别人帮忙吧，我得上班去了!”

两个家伙顿时气得目瞪口呆。

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后，厂里让各车间安排单身宿舍的夜班岗，车间领导一致同意让我承担这一光荣义务，并发给我一副发布警报用的锣和锤。当时我很受鼓舞，这是对我的高度信任啊!一晚上，我左手不离锣，右手不离锤，静听着门外的风吹草动。

看着门外黑黝黝的山影，我突然联想到，二师兄他们找我给柿子桶里加水，不也是一种信任吗?即使在当时对我意见很深的情况下，也还是主动来求我，我那时为什么就不珍惜这种信任呢?徐福盛师傅曾经说过，凡是来找你帮忙的人，都是事先想好你一定会帮助他的。

后来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对这位室友的看法。那年我因病住了几个月医院，有一次回来取衣物，他主动从口袋点出一沓菜票交到我手里，让我这几天吃饭用。脸虽然还是那张脸，但内心却充满着善良和友爱，我被他感动了……

几十年过去了，其间我回了几次老厂，每次他都热情地招呼我，有一次还打算陪我一起去垣曲看望大师兄。最近在视频中又看到了他，说每天上街溜溜弯买点菜什么的，他发福了，越来越越像《地道战》上的那位汤司令，不，应该说越来越像八一厂的著名影星――德高望重的刘江老师了。

买鸡蛋

1973年夏天，我在闻喜县东镇2395医院住院。东镇是闻喜县的一个镇，定期都会有集市，集上有时还能买到老百姓卖的新鲜鸡蛋。

那时工人享受公费医疗，农民可没这待遇。我们隔壁病房住着一位农村的大队书记车德开，率领全村人学大寨累得吐血，不得已住进医院，老伴儿提着鸡蛋大老远来看他，他拿出一个鸡蛋赶忙给老伴儿冲了一碗蛋汤，谁知老伴儿竟伤心的哭了，舍不得喝!病友们劝她还是喝了吧，免得老车生气，她却哭得更厉害了。农村人不患大病是不会来医院的，住院还是借的钱，最后没钱治就那样出院了。

这一天，东镇正逢集，集市上吆喝声、议价声此起彼伏，路边到处是大车、牲口、扁担、箩筐。卖家的摊位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新鲜的蔬菜水果，家禽家畜，还有精美的手工艺品，充满着浓厚的乡土气息。集市的一角，是各种各样的小吃摊，路沿以外的空地，还有修鞋的，修自行车的，赶集的人们穿梭在摊位之间，挑选着自己需要的物品，与卖家讨价还价，热闹非凡。

这些天正赶上政府收购鸡蛋，老百姓想卖两个零花钱，又怕被收购，就在篮里放一颗鸡蛋悄悄示意。

病友刘周生已买好了鸡蛋，我也刚和一个农妇谈好价钱，正准备付钱，这时过来两个30多岁的当地人，前面那个光头黑脸的背着手，眼神狡狤，走路摇摆;后面一个年轻点的趾高气扬，神情傲慢。

“这鸡蛋怎么卖?”

农妇强装着笑脸，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那黑脸人背着的手突然提出一杆秤来，强行把鸡蛋全倒进他的秤盘里，并大声吼道：

“国家统购期间，你们竟敢抢购鸡蛋!”

“是你们抢购还是我们抢购?我们住院病人买点鸡蛋难道不应该吗?”

“病人也不行!”

我心脏本来就不好，一生气乱跳得都快要窒息了。

刘周生见状不好，提起布兜赶紧就跑，那黑脸人像猎狗一样追了出去，两个人霎时就跑没在集市人群中。

等回到病房，看到刘周生脸色惨白，还在气喘吁吁，路上跑得鸡蛋打破了不少，我当时因为还没付钱，所以鸡蛋也没买成。

病友们议论纷纷，鸡蛋收购起都到哪里了?相当一部分都“走了后门”，权力部门之间互相交换奇缺商品，城市市民只能凭票供应，而且还都是石灰水浸泡过的散黄蛋!

是啊，“听诊器，方向盘，杀猪的刀子，营业员”。这些还都是发生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