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79年2月24日第1版社论《解放思想，搞好综合平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一九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1987年5月10日第5版《社会主义和对外开放》(作者：孙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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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种声音。

人民日报1990年9月7日第5版《历史也得完整地“透明”》(作者：宋志坚)

【在前两年的电视、电台和报刊上，常出现“三十周年厂庆”的启事。稍加留意，其中大致都是一些颇有影响的大中型骨干企业。三十年前，正是1958年。1958年，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确有严重的失误，如果没有这些失误，整个国民经济将会更加稳健地发展。然而——我忽然想到——1958年前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有其巨大的成就。如果没有当时建成的这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我们现在的四化建设，或许也很难设想。

我和几位年轻人说起这个“忽然想到”的意思，他们频频点头称是。“我们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呢?”其实，这“没想到”是怪不得他们的。他们大都出生于1958年之后，从懂得一些国家大事起，听到的多是对于1958年失误一面的批评声音，因而，往往留下这样的印象：1958年只是发疯的年代，而决不会还有闪光的东西。

我们滋长过某种夜郎自大的思想，实行过某些固步自封的政策。然而，不少年轻人说起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往往以一言蔽之，曰：“闭关自守”，譬之以清王朝的封建锁国。如果他们能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就不会作出这种轻率的判断。我以为，首先，建国后，我们同世界上不少“平等待我之民族”有频繁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往来，并没有搞封建锁国的那一套;其次，要说有“闭关”，也仅仅是对某些西方国家而言，但这种“闭关”，并不是起因于我们自己要“闭关”，而是起因于他们的“封锁”;其三，即使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也依然为谋求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关系作出过种种努力，为近十年来的“对外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还是眼前的事，不是过眼烟云。然而，对于一些人，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这“眼前”的历史俨若遥远的历史，看起来很费劲。看历史眼前多了一张黑色的幔，自然就有一个“透明度”的问题：你“透”出什么，得到的印象大致就是什么。

当人们带着那种眼光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尤其应当慎重自醒，要注意全面、客观，实事求是。

建国以来，我们党有不少失误。但即使是在失误的时候，也决不只是失误。

不要说是1958年的“大跃进”，在严重的“急于求成”失误的同时，确有着“求”经济建设之“成”的正当意向和不能抹煞的成绩;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这也是不可一笔勾销的成就。何况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也决不只是失误的历史。失误，只是历史的曲折。峰回路转，大江依然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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