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在“共治”的理想与“人治”的现实之间

喵了个咪： 今天的分享，我们希望以山田炎的个人经历为时间线。首先，想请你聊聊，在成为骑手之前，你都做过什么工作？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以及你对它最初的想象是怎样的？

山田炎： 我19岁不读书之后，跟朋友去做过并夕夕的仓储工，做过保安，也在奶茶店干过临时工，但骑手确实没做过。在我印象里，骑手好像城市里很多杂活都要他们去做，成了一个“职业垃圾桶”。所以，当我看到有人说要搞一个“骑手合作社”，目标是为了帮助骑手、消除不公和剥削时，我怀着一种疑问，就想着正好去参与一下，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合作社的管理方式而言，我去的时候，它当初其实是由本地的骑手自己建立起来的，然后受到了一些外面人士的帮助。它的管理方式当时来说较为简单，类似于“有问题了再去解决、才去讨论”的状态，不会有太多预先的统筹规划。

喵了个咪： 你能简略介绍一下合作社的内部构架和运作模式吗？

山田炎： 架构肯定是扁平化的，没那么多部门划分。每个成员都是骑手，在群里面，每天上线工作，有什么问题就发到群里。管理上，有一个后台平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去操作，但我那时还需要学。背后有一个由其他来不了的志愿者组成的“支援组”，帮助合作社做规划。比如，在我们遇到一些看不到背后性质的问题时，就会提问他们，他们帮我们分析。举个例子，有一次一个成员犯了错误，把一个单子搞砸了。我们就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发给支援组，让他们帮忙分析，这到底是这个成员个人的问题为主，还是我们整体规划的问题为主。如果是后者，我们就要开会讨论，给制度“打补丁”；如果不是，我们再考虑要不要集体投票对这个成员进行处罚。

蓝色： 你们合作社当中，谁去负责跑商家合作？

山田炎： 是我们成员自己去跑，谈成一个算一个。

喵了个咪： 那会不会因为个人能力不同，影响你们的收入？或者说，谈商家这个事，大家是自愿的吗？

山田炎： 这个倒不会影响分配收益。我们谈下来的商家，是没有分红或额外工资的，但是谈好了，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送他的单，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谈多谈少，能谈下来多少，都看成员自己，很自发，也看个人能力。大部分成员都觉得这事不是什么大事，谈不下来也不亏，没什么损失，找第二家谈。

喵了个咪： 那你们的工作量，比如每天跑多少单，有硬性规定吗？

山田炎： 没有。你想送就送，不想送就不送。你今天累了病了就不送，也没事，没人管你。

喵了个咪： 听起来，合作社对成员的能力要求，似乎超出了单纯的配送。那你们有相应的培训吗？

山田炎： 大部分新成员都没有（外卖经验）。我们没有入职考试，都比较简单。比如操作平台，都是别人在你面前演示一遍，找一个已经会的“老人”带一下，这样就行。基本上就是遇到问题再解决。但有时一些合作社成员的管理风格也会激发其他成员的不满，这个时候其余的骑手也会团结起来，一起去解决冲突。

喵了个咪： 听起来，这个合作社的内部治理，其实并不是特别成熟的。但另一方面，你似乎又很怀念那里的生活。

山田炎： 温暖的事情还是挺多的。我刚去的时候没地方住，他们都愿意让我去他们房间挤一晚。车子快没电了，他们也都愿意来载我。还有一个成员被站长拖了工资，我们就让他来我这儿，三个人一块吃饭。车子坏了、电池不够了，都可以互相借。这种事，如果你在外面做众包，跟别人不认识，是很难想象的。

我们彼此之间也不称“同事”，就说“我们自己人”。大家除了作为成员去工作，其实也带着理念进来的。有时候我必须佩服，咱们工人那种精神真正展现出来了。每个人的状态都是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平等的思想，没有谁想踩在谁头上。

编者补充：

合作社所面临的“外部市场压力”，具体体现在它们与外卖巨头及第三方“聚合平台”的复杂关系中。在活动中，山田炎也分享了他的观察：

我想到一个点。有一些商家，他们宁愿不涨外卖的价格，也要压低配送费。我们这个合作社所依托的聚合平台，其实也是在为M团拓展市场。我们这么低廉的配送费，M团它本身不出，让我们来出，就相当于给了一些不愿意出高配送费的商家找外卖配送的机会。我们相当于发挥我们人的智慧，去找那些平时出不起高配送费的商家跟他们交易。所以我们谈好的商家，很多是药店或者是一些成交量不大的商店。像小龙虾、麻辣烫这种每天单量很大的，他们肯定都选择闪送（或平台专送），不然小平台送不过来。所以我们其实已经被大平台限制在某些领域了。

山田炎的这段观察，触及了外卖行业一个非常核心且复杂的生态位——第三方聚合平台。这并非如他直观感受的那样，是M团等巨头在主观上有意“培植”的结果，而是一种市场自发形成的、充满动态博弈的复杂关系。

聚合平台是如何产生的？ 随着外卖市场竞争的白热化，商家（尤其是中小型商家）面临着在多个平台（M团、饿了等）之间多头开店、多系统操作的困境。此时，聚合平台应运而生，它提供一个统一的后台，让商家可以一站式接收和管理来自不同渠道的订单。对于运力端，它则整合了包括M团众包、蜂鸟、闪送以及像山田炎所在的合作社这样的小型团队等多种运力来源，形成一个“运力池”。

它与巨头是什么关系？ 这是一种“相爱相杀”的微妙关系。

●  客观上的“市场拓展”效应： 正如山田炎所感受到的，聚合平台通过提供更灵活、更低价的配送选项，确实服务了一批主流平台因成本或效率原因覆盖不到的、那些订单量不大或客单价不高的小商家。它们的存在，使得这些商家也能参与到线上外卖的生态中，客观上扩大了整个外卖市场的基本盘，最终流量和数据仍可能部分回流到M团等巨头。这是一种客观效应，而非主观扶持。

●  战略上的“竞合博弈”： 巨头对聚合平台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它们乐于见到市场被“教育”和拓展；另一方面，它们又警惕这些第三方平台做大，从而掌握商家资源和用户数据，威胁到自己的核心地位。因此，巨头们也会推出自己的“嫡系”聚合平台（如M团的“M团配送开放平台”），试图将这部分生态重新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它们与第三方聚合平台之间，既有合作接口，也存在激烈的竞争。

山田炎所在的合作社，正是在这种夹缝中找到了生存空间。他们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去服务那些被主流运力“挑剩下”的订单，虽然领域受限，但也因此获得了存活的可能。

数字牢笼：算法、路权与被压缩的时间

喵了个咪： 后来你离开了合作社，但还在做骑手。进入大平台后，感受有什么不同？

山田炎： 在大平台送外卖，感觉就是……不需要考虑顾客了，对顾客的态度是差了。有什么事直接联系他，让他取消单子，说送不了，你不取消也没办法。冷酷无情，没有在合作社时那么多思想上的操守。就是个人原则，利己主义。

小斜率提问： 最近几年有很多针对平台算法如何进行劳动控制的研究，你和骑手群体对此有何切身感受？

山田炎： 太多了。就比如说，J东、M团一天到晚整活动，说必须在中午一点到下午五点上线，就是特地控制你。然后他让你接两个单，一个远的，一个近的，他特地给你近的那一单时间多一点，远的那一单时间少一点，就是吸引你拼命送。

还有路线。比如我所在的某南方一线城市，有些路很长，几公里都不能过马路，必须要上天桥，但它还是按照直线距离计算。我觉得这个应该改，把这些小巷、天桥都计算进去。

喵了个咪： 那送外卖这个工作本身，有哪些方面会让你觉得太糟糕了？

山田炎： 受天气影响很大。然后就是开车开得脾气是真的不好，而且道路设计都特别糟糕。之前所在的那个城市，经济产业以旅游业为主，景点周边人员密集。但这些地方普遍缺乏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不便，加上当地不佳的天气，对我们骑手来说有极大的不便之处。

还有一点就是找楼房。那里的房子真的特别难找，跟某南方一线城市的城中村一样。有一些筒子楼特别多，那种赫鲁晓夫楼，找起来是真的折磨。找到你精神崩溃都行，真的是你想去自杀都有可能，很难受。

阿德补充： 我觉得平台对骑手配送时效的要求和某城市对于两轮交通工具的交通规定和限制是完全冲突的，我要按时送达就必须把电动自行车开上机动车道，而开上机动车道被摄像头拍到就是罚款50 元，所以我出车跑单时都拿个口罩把车牌遮起来，我所见到的很多配送骑手甚至不挂车牌。

山田炎： （车牌）挂也不是，不挂也不是。我那个牌是别人转给我的，他要拍就拍，我无所谓。

风险下的“裸奔”：外卖大战与劳动保障之问

山田炎： 我在那边有一次被车撞了，你信吗？我都没受伤。车开得慢，我没事，人家车主不计较就走了。就是因为急着闯红灯。那一次是我一个骑手工友他送错单了，我急着去帮他再整一个，然后出了意外。

喵了个咪： 这种风险，平台有保障吗？

山田炎： （合作社时期）有保险。但现在在大平台，剥削感更重了。

旺角金鱼提问： 对J东、M团等外卖大战态度如何？

山田炎： 明摆着是把大环境搞砸。我做过M团和饿了的众包，我觉得都差不多那么坑人。他们那些活动都是诱惑你做几天，没几块钱的。反正我是没有见哪个骑手，以比较高兴的口吻说，这种竞争让他们单价高了、让他们开心。

喵了个咪： 那你个人压力大吗？

山田炎： 我送外卖特别“苟”。我一接到单立马点下线，他给我派都派不上。我还没送到，就先点下线，他就派不了单。还有些小区不让进，我就趁保安不注意跟着别人溜进去。我永远都是跟他们犟。之前J东突然间封了我的号，好像是误封了，我直接打电话微信跟他们说，你们不给我整好我就起诉，我还真的在准备材料。然后他光速给我解封了。就要跟他犟。

旺角金鱼： 骑手群体对社保态度如何？

山田炎： 社保这件事我忘了去问了。我自己觉得吧……社保，它涉及意外险，还是挺重要的。

“社会蓄水池”的众生相与未来

阿德： 外卖骑手近几年一直是受舆论关注度相对高的劳动者群体，在这几年的舆论持续关注下，骑手的状况是变好还是变差了？

山田炎： 我觉得是变差了。倒不是因为M团、J东怎么样，而是明摆着大环境变差，越来越多人只能当外卖骑手，而且越来越年轻化。说明很多找不到工作的人都进来了，这种情况下单价怎么会高？所以总的来说是变差了。它越来越变成一个在我眼里的“产业垃圾桶”，什么人找不到工作就来做。哪怕是有舆论，也还是影响不了这个大环境。

喵了个咪： 我想追问一下，你刚才提到越来越多不同的人涌入这个行业。据你观察，比如性别比例，或者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看起来不像会干这行的人？

山田炎： 性别比，我大致推一下，感觉女性不会超过男性的一半，可能三比二（男比女）吧，女骑手越来越多了。我还见过一些很白净、发型很帅的小哥送外卖。还有些女骑手送外卖，全身裹得跟粽子一样，我问她，她说是打临时工。至于他们之前是做什么的，这个就没细问了。

我还想找一些老人聊，但他们说话都很匆忙，拦都拦不住。但我确实见过好几次了，一些满头白发的人，感觉都50多岁了，他们也在送外卖。

阿德补充： 我觉得现在已经不能简单叫“外卖行业”了，而是“即时配送行业”。它运的东西越来越广，从吃的到超市商品，甚至小件工业品。我们整个城市的物流体系，基本上被这些平台重新塑造了。

喵了个咪： 最后，围绕你的经历，你有什么想留给大家一起思考的问题吗？

山田炎： 我觉得就是这个外卖行业，它成为一个“产业垃圾桶”，什么失业的、不方便的（劳动力）都进来。它有这个能处理各种“垃圾”的经济效益。未来假如真的搞无人机，我好奇无人机还能不能承担这个功能？如果不能，那这个产业就没办法复刻一遍现在的这种经济效益。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经济学的看法。

一个留给未来的问题：

因此，山田炎实际上是在问：当技术进步消灭了那些不完美、低效率但能容纳大量人口的“产业垃圾桶”后，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新的、更具人性化和保障的“社会容器”来承接被“优化”掉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其社会总成本又该由谁来承担？

这或许是这场分享会留给我们的，最值得深思的余音。

(活动结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