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进入数字时代，资本主义以更加灵活隐蔽的时间管理模式操控着资本对劳动的深层盘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朱迪·瓦克曼基于“技术—时间—性别”的逻辑框架提出“时间压迫”理论，批判了数字资本主义对女性劳动时间的多重压榨。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性别化塑造了劳动分工与劳动时间分配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资本化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盈利目的。一方面，数字技术扮演操控角色，加剧了数字资本主义对女性有偿劳动的时间剥削;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处于失控状态，增强了数字资本主义对女性无偿劳动的时间侵占。瓦克曼试图推行“时间民主化”的应对策略以解决女性的劳动时间困境，但却忽视了对数字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本质的批判。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数字资本主义 朱迪·瓦克曼 时间压迫 技术批判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推动了核心生产力的竞争。然而，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变革无法颠覆资本增殖的盈利本性，人格化的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对劳动时间的隐性压榨与过度渗透，数字技术异化为剥削劳动者的工具。针对数字资本主义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剥削特征，国外一些学者展开了多维度的讨论与探索，如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技术哲学理论对“技术与时间”的深入研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的社会加速理论对数字技术“新异化”的具体诠释，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对数字劳动的理论溯源和案例分析，等等。国内学者则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等视域对数字技术异化、劳动方式转变、数字资本增殖等问题展开了理论剖析。但是，这些研究缺乏从性别视角出发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批判。实际上，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更迭使女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改变，推动了女性劳动过程的空间转移与时间自由。各种在线工作借助数字平台打破了女性劳动者局限于实体生产车间的困境，虚拟性的数字空间扩充了女性参与劳动的工作场域。劳动方式的数字化转变增强了女性劳动时间的灵活性，为女性提供了间歇性、碎片化与自主性的劳动时间安排。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虽然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女性劳动者与资本家的直接对抗，但也将这种显性矛盾转化为女性劳动者进行自我斗争、自主剥削与独自挣扎的隐性对立，劳动剥削转入更加错综复杂的毛细血管式的隐蔽方式。

近年来，一些女性主义技术流派着重探析了“技术—时间—性别”框架下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批判范式。例如，网络女性主义(networked feminism)致力于开展以网络工具为中心的性别正义运动，包括话题标签、宣传杂志、街头抗议和在线社区等多样化的自助行动。数据女性主义(data feminism)确立了审视权力、挑战权力、提升情感和体验、反思二元对立和等级制度、拥抱多元主义、背景考察以及让劳动可见等七项实践原则，强调数据支配在性别与阶级之间存在权力差异。数字女性主义(digital feminism)旨在挑战性别压迫的制度与实践，借助数字平台呼吁采取对抗歧视与不平等的集体网络行动。与以上观点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朱迪·瓦克曼(Judy Wajcman)在《时间压迫：数字资本主义的加速生活》(2015)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时间压迫”(pressed for time)这一重要概念，用以概括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在生产生活节奏加速状态下的时间困境，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操控数字技术剥削与侵占女性劳动时间的现实问题。瓦克曼指出：“数字技术中存在着一种时间逻辑，正推动着我们更快地发展。以这种方式将技术物化，使我们成为数字化瞬时时间的被动应答者。”在瓦克曼看来，资本主义在进入数字化阶段之前，技术已经具有性别化特征，并塑造了劳动分工和劳动时间分配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男性不仅主导着技术设计、生产与操作的整个建构过程，而且在家务时间分配上具有强烈的性别隔离意识。基于技术性别化的固有逻辑，数字资本主义加深了对女性劳动时间的宰制，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剥夺了女性参与有偿劳动与无偿劳动的时间自主性，使女性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深陷“时间压迫”的现实困境。瓦克曼的“时间压迫”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建构数字资本主义技术批判范式的有益尝试。

二、技术性别化：劳动时间分配的

父权制意识形态

探析女性劳动者遭受时间压迫的根源，必须回归技术性别化研究的逻辑起点。瓦克曼指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如果不考虑女性在家庭中的无偿劳动，就无法理解有偿劳动，而且性别分工使女性无法控制她们在工作场所和家庭中使用的技术。”瓦克曼着重批判了技术性别化对劳动分工与劳动时间分配的意识形态渗透。技术是人的本质属性，技术的建构过程离不开人的劳动参与，在生产领域表现为劳动工具的分配和使用。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性别分工的固有传统，男性主导着从设计、生产到操作的整个技术建构过程，女性处于这一建构过程的边缘位置。技术作为劳动工具的物质形态，是一种影响劳动时间的具体存在，技术性别化的内在趋势必定会加深劳动时间分配的父权制印记。

生态女性主义者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1980)一书促进了女性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意识觉醒，推动了性别与技术之间关系的研究。瓦克曼进一步指出，工程技术工作领域经常出现女性缺席或代表性严重不足的现象，“在技术史中，每个设备都附有一个精确的日期和一个特定的男性(事实上，很少有女性在这样的列表中)，这项发明‘属于’他”。瓦克曼逐渐认识到技术发展隐含着性别歧视，为了矫正技术研究领域性别视角的失衡，她开始更深入地探索性别与技术的关系。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家庭越来越成为远离充满技术异化的公共领域的私人空间。然而，“虽然技术的确提高了家务劳动的效率，但是随之而来也提升了对家庭主妇角色的期望，这为女性带来了更多的家务劳动”。1970年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奥克利(Ann Oakley)的著作《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的出版拉开了讨论家务劳动时间的序幕。她指出：“单调、碎片化和时间压力是家庭主妇通常共同体验到的家务劳动的几个特性。”受此启发，瓦克曼探讨了家庭技术与家务劳动时间之间的矛盾现实，并在《女性主义面对技术》(1991)一书中明晰了家务劳动时间的多重影响因素。她认为，劳动分工的性别隔离转移到了家务劳动的时间分配上，父权制意识形态不仅影响着技术的生产与使用，还塑造了家务劳动时间内在的性别偏见，女性承担家务劳动成为理所当然。瓦克曼将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家庭佣工的消亡、卫生和育儿标准的改变，以及家庭主妇的意识形态和家庭的象征价值”，家庭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家庭佣工，但并未减轻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重担，家庭技术并不是减少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因素。从本质上分析，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压力源于家务劳动固有的分工传统，机械化的家庭技术强化了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女性的主体意识仍然被困在父权制氛围下的家庭空间中。

1995年，瓦克曼在《女性主义技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女性主义技术”(feminist technology)的概念，旨在揭露被技术遮蔽的政治操控和性别歧视。女性主义技术理论突出强调技术的性别化特征，认为技术本质上是由特定利益塑造的，不同类型的技术隐喻着父权制设计的烙印，象征着男性对技术建构过程的主导与控制。技术性别化是一种历史的隐匿，女性作为一种廉价劳动力，在技术建构的整个过程中都处于边缘状态。具体来说，技术性别化作为一种制度性歧视，发生在三种技术领域。一是被男性掌控的生产技术。生产技术作为有偿劳动技术，从设计到使用完全被男性独占，女性从属于男性的技术领地。二是父权制统治下的生育技术。白人中产阶级专业人员掌控的生育技术具有倾向男性的利益特征，从生产到操作体现了性别意义上的劳动分工。三是逐渐“机械化”的家庭技术。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重任，机械化的家庭技术提高了家务劳动效率，但并没有节省家务劳动时间。生产、生育与家庭三种技术与女性关联最为紧密，也最能体现男性对技术建构过程的主导。

进入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和远程平台迅速普及，资本主义进入以时空压缩为特征的数字化发展阶段。瓦克曼在《技术女性主义》(2004)一书中完善了技术性别化的逻辑内容，“技术女性主义”(technofeminism)这一概念是对劳动时间研究的重要突破，标志着女性主义技术批判理论的发展与完善。瓦克曼指出，技术发展没有帮助女性摆脱从属于男性的性别束缚，反而加深了劳动分工的性别差异，“雇主和男人都有意制造和维持职业上的性别隔离”。瓦克曼敏锐地观察到了信息技术交织着复杂的时间矛盾，将研究视野拓展至信息技术支撑的“远程工作”(Teleworking)模式，探讨了女性从事远程工作面临的家务劳动时间困境。远程工作的技术被视为减轻家务劳动、节省家务劳动时间的技术解决方案，但家务劳动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女性继续承担着家务劳动和育儿的大部分责任，对她们来说，远程工作并不能消除她们的双重负担”。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推动女性和男性从事远程工作的出发点截然不同，女性的主要动机是兼顾家庭与工作，而男性则倾向于这种工作模式的灵活性、生产力、便利性和自主权。远程工作延伸到家庭领域，移动设备、远程网络和应用程序将公共工作世界与私人家庭生活的分隔界线打破。资本通过超越时空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支持，在家庭领域实现了对劳动分配和时间调度的远程控制，但由于家务劳动时间分配固有的性别隔离传统，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面临被随时占据与频繁侵扰的困境。

总之，从用“女性主义技术”概念对男性主导技术建构过程的初步分析，到用“技术女性主义”理论对家务劳动时间分配存在性别隔离的深入阐释，瓦克曼批判了技术性别化所隐喻的资本主义父权制意识形态。作为雇主的资本家和作为主要劳动力的男性在技术领域具有绝对话语权，女性成为技术建构与参与劳动的依附性主体。虽然技术发展为处于边缘位置的女性创造了一些有偿劳动机会，但劳动分工和家务劳动时间分配的性别隔离无法消除，女性仍然无法摆脱或减少无偿家务劳动。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将家务劳动时间的矛盾概括为“无名的新问题”，她指出：“时间是一个伟大的均衡器。我们都有相同的数额，在分配时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对于试图在事业成功与家庭幸福之间取得平衡的女性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时间冲突。”

三、技术资本化：数字资本主义

社会的劳动时间困境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在技术性别化的基础上增强了剥削功能，推动着生产生活节奏的全面加速，重塑了服务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劳动时间规范。“时间压迫”是瓦克曼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时间困境的概括，意味着瓦克曼对劳动时间的研究转向数字资本主义的问题域。这种“时间压迫”对女性劳动时间分配的影响更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字技术扮演操控角色，它的介入加剧了数字资本主义对女性有偿劳动的时间剥削;二是数字技术处于失控状态，它的介入增强了数字资本主义对女性无偿劳动的时间侵占。

（一）技术操控：数字资本主义对女性有偿劳动的时间剥削

数字技术跨越时空的便捷性为女性提供了参与有偿劳动的多种选择，女性的工作场所实现了时空转移，由必须在生产车间或工作场所完成调整为可以自由选择将一些未完成的工作转移至家庭空间完成，甚至可以在家庭领域直接完成劳动过程，如在线家教、人工客服、签约作家等。瓦克曼指出，虽然数字资本主义为女性的工作提供了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利和自由时间安排，但女性的有偿劳动时间正在被资本推崇的加速文化宰制，数字技术成为操控时间剥削的资本主义应用工具。

第一，从弹性工作的时间管理来看，有偿劳动的时间界线模糊。数字技术打破了工作与家庭之间固有的隔离界线，女性的有偿劳动延续到比男性承担更多无偿劳动的家庭领域，女性劳动时间之外的休闲时间越来越匮乏。数字技术成为资本家延长工作时间的有力手段，狡黠的资本借助数字技术的便捷性突破了绝对工作日的限制，同时也加速了相对工作量的完成效率。瓦克曼区分了数字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时间管理模式的差异，工业化工厂执行的是有严格时间纪律的“福特制”，打卡、时间表、流水线和科学管理的兴起标志着工作以时钟时间为衡量准则。而在数字化工厂，这种时间纪律由“他者”制定转变为劳动者的“自我”安排，生产领域内资本的“他者”剥削异化为劳动者的“自我”剥削。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工作被替代的不安全感加剧，员工越来越期望主动加班，非标准的晚间和周末工作时间增加。在数字技术塑造的加速时间秩序下，女性由于兼顾家庭的责任更重，不得不自愿牺牲更多的休闲时间来完成与男性共同竞争的工作任务。在资本塑造的优绩主义氛围中，如何加速完成工作是唯一的效率准则，“相信优绩主义可能正是接受偏见的唯一必要条件”。女性主动延长了工作合约上规定的工作时间，这种时间分配造成了女性休闲时间的极度匮乏。“我们若要严肃讨论今天的工作时间，就必须质疑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混淆了‘我的时间’与‘工作时间’之间的区别。正如标准的每周五天工作制被严重削弱一样，工作的时间和地点也是如此。”为了加速对劳动力的隐性剥削，获得休闲时间成为资本家激励劳动者的一种奖励方式，超额、提前完成既定任务后可以得到休假奖励。这种看似公平的奖励方式恰恰是数字资本的狡诈之处，它依托数字化的工作平台将剥削方式转换为劳动者争取休闲时间奖励的主动牺牲。瓦克曼认为，女性的休闲时间与男性相比更加稀缺，女性一般会将休闲与照顾孩子结合起来，因而对女性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分析不能忽略有偿劳动时间秩序中交织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无论是传统时代严格的时间纪律，还是数字时代灵活的时间秩序，加速完成工作的时间紧迫感都无法消弭。由于模糊了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界线，女性的有偿劳动时间、无偿劳动时间与自主休闲时间变得紧张化、碎片化和无序化。

第二，从弹性工作的时间产品来看，有偿劳动的时间安排过载。瓦克曼以加速文化至上的美国硅谷公司为例，分析了知识工作者设计的时间安排产品，即“数字日历”(digital calendar)。作为一种为“他”服务、开放共享、自我监督和优化时间的智能产品，“数字日历”使办公室和家庭均成为“随时待命”的技术景观空间。数字化的日历程序是一种新的校准和评估时间的电子平台，利用算法的自动调度来进行时间分配，这种优化办公时间产品的设计宗旨是高效利用时间，核心原则是遵循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最优分配。“数字日历”是一种时间霸权信念的应用，智能精确是这种产品的工具特征，时间被量化为调节工作节奏的可控元素。瓦克曼认为：“标准化的时间表假设了日常生活节奏和模式的一致性、恒定性和可预测性——这些节奏和模式缺少性别、阶级、世代或种族的区分标志。”“数字日历”共享信息的开放逻辑方便劳动者在自我监督时间规范的同时，为资本家提供了监控员工的合理契机，掩盖了数字资本加速压榨劳动者的真实目的。“数字日历”也为女性协调时间提供了便利，但女性安排好的工作时间容易被碎片化的家务劳动中断和打乱;女性并不能像男性一样享受“数字日历”安排的自由休闲时间，这种时间管理模式更适合服务于很少被家务劳动侵扰的男性。性别分工的固有传统使得资本家默认男性的生产力大于女性，“数字日历”具有为“他”服务的设计偏向，而疏忽了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时间安排。

总之，由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短信、电子邮件的数量和移动设备的持续在线使女性的劳动时间压力更大了，女性面临着信息过载、无休止中断、多任务处理和快速回应工作等多重挑战。此外，机器人的面世加剧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失业的风险，带来女性重新择业的新危机。瓦克曼指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和工作时间的两极分化使女性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得更加缺乏。“时间就是金钱”仍然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逐利的万能公式，依赖数字技术的女性劳动者在资本追捧的加速文化中积极主动地延长工作时间。“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归资本家所有。”数字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突破了时空限制，有偿劳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生产空间，资本剥削场域延伸了。女性劳动者的工作日被无形延长，界线变得模糊，有偿劳动的时间计算变得十分复杂。数字技术使女性的有偿劳动时间安排更加灵活自由，表面上女性掌握着时间分配的主动权，但实际上资本塑造了加速的时间规范，隐秘地操控着时间的自主性安排。无论是弹性工作的时间管理还是“数字日历”，都依资本利益设定，而非服务于劳动主体。

（二）技术失控：数字资本主义对女性无偿劳动的时间侵占

那么，数字技术是减少还是增加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时间比例?是解放家务劳动还是继续奴役家务劳动?乌苏拉·胡斯(Ursula Huws)就技术对家务劳动的变革作用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应用的科学技术并没有帮助女性摆脱家庭工作者的身份，没有让女性从繁重的无偿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瓦克曼同胡斯一样都关注到了技术发展与家务劳动的矛盾性，考察了数字技术在家庭领域“失控”的现实困境。瓦克曼认为，数字技术本应是解放家务劳动的物化存在，但资本为实现最大限度的盈利，不仅稳固着技术性别化，而且通过数字技术促进了生活节奏的持续加速，数字技术转变为资本侵占女性无偿劳动时间的工具。

第一，数字化家庭技术加速发展，但并未节省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数字化家庭技术促进了家务劳动的“专业化”，但仍存在分工上的性别隔离。技术发展亦是文明的发展，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男性承担家务劳动的主动意识增强，在家务劳动中的贡献也在逐渐增加，但男性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总体时间仍相对较少，女性仍然是承担家务劳动的主要角色。瓦克曼将家务劳动分为日常家务、购物和相关旅行、照顾孩子等三种类型，男性主要做一些不太日常的家务，比如购物和旅行计划的实施，女性则承担着其他家务劳动类型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日常家务劳动(清洁、烹饪、洗衣)和照顾孩子。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务劳动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期许，特别是高质量育儿这种独特的情感式家务劳动。育儿作为一种专业化、精细化的家务劳动，超出了家庭技术提高家务劳动效率的意义范畴。由于家务劳动发生在个体家庭中，工业技术的自动化模式对家务劳动的影响是有限的，按照工业生产方式生产的家庭技术产品不能节省情感式的家务劳动时间。“最不受自动化影响的是维系家庭生活情感纽带的临时性”，培养子女就是这种情感纽带最独特的价值构成。有的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数字化家庭技术使家务劳动与男性特权的固有纽带断裂，故而盲目崇拜技术减轻家务劳动负担、节省家务劳动时间的解决方案。瓦克曼对此观点完全不赞同，她认为家庭技术尽管已经有了巨大进步，但是家务劳动的时间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从烹饪和清洁转向了网络购物，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总时间实际上并没有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而相应地较大下降，“各种无偿家务劳动的总时间保持不变”。

第二，双职工模式的家庭数量激增，增加了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压力。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变，人们的劳动方式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激增了许多基于数字平台的在线工作，在不区分劳动是否正式的宏观统计上，男女两性的就业率急剧上升。因此，双职工家庭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家庭模式。瓦克曼指出，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延展了有偿劳动的完成空间，也调整了工作的时间安排，为女性提供了自主性的劳动时间，家庭转变为可以进行在线工作的场所。但是，劳动分工的固有隔离并未变化，资本家将女性纳入劳动力系统，看中的是女性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对女性有偿劳动的全天候监控，女性协调有偿劳动与无偿劳动的时间分配更加困难。“工作与生活平衡的修辞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时间文化的缩影，即工作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只是赚钱的一种手段。”资本家塑造了“忙碌”的职业身份象征，越忙意味着任职于越高的工作岗位，这会带来更高的经济收入，进而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双职工家庭成员都需要完成工作中的承诺和目标，甚至会在家庭领域在线处理全部工作内容，以及额外增加的各项工作量，因而兼顾工作与家庭在数字时代越来越难以平衡。瓦克曼指出：“时间压力的关键因素是双职工家庭的增长。尽管在现代婚姻中，人们普遍认为分担家务是有价值的，但实际上，女性因其不成比例的负担而特别烦恼。”与此同时，文化发展提高了父母养育子女的期望，高质量的育儿观念促使父母参与和陪伴子女成长各个阶段的责任意识增强。但事实上，母亲承担着更多的培养责任，通常比父亲在情感上更关心孩子。瓦克曼强调，育儿是最不适合借助技术解决时间不足问题的家务劳动类型，因为父母对孩子的陪伴和照顾是家庭内部一种独特的情感性家务劳动，机器不能代替父母去满足子女的情感体验。因此，母亲必须压缩其他家务劳动时间，挤压个人休闲时间，积极安排与子女共处的时间，照顾子女的情感需要。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职业女性在时间安排上受到更多的家务劳动困扰，时间匮乏且难以协调是职业女性面临的时间压力的常态。

总之，瓦克曼从技术失控的视角批判了数字资本主义对女性无偿劳动的时间侵占。数字技术虽然赋予了女性有偿劳动时间的灵活性，但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时间却没有相应减少。家庭技术从机械化(自动化)发展到数字化，女性比男性付出更多家务劳动的分工传统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在技术资本化的驱动下，生产生活节奏的全面加速塑造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时间文化，这种时间意识形态规范渗透到无偿劳动领域，加剧了资本对女性无偿劳动的“时间压迫”。

四、“时间民主化”：“时间压迫”的

应对策略及其内在矛盾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数字技术介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加剧了劳动者的时间压迫感，但不能由此简单地认定其就是造成“时间压迫”的直接元凶。瓦克曼认为，“技术决定论”错误地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压迫矛盾指向数字技术，忽略了技术与时间相互塑造的文化背景。因此，“时间压迫”的解决方案在于从文化层面调节时间机制，即推行“时间民主化”，在这种民主的文化秩序中，时间安排的优先事项和次要方面需要男女两性公平承担。

（一）“时间民主化”：“时间压迫”的应对策略

第一，推行技术民主化。“如果我们想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时间，就必须挑战速度和工作狂的必要性，并使工程技术民主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利用创造力来塑造一种替代的时间政治。”瓦克曼认为，技术民主化有助于改变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文化，但前提是厘清技术塑造时间的辩证关系。“这涉及技术科学的民主化，决定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技术以及我们将如何使用它们。抵制技术创新、呼吁减速或数字排毒是一种不理智的智识和政治反应。”瓦克曼强调的技术民主化涵盖了科学技术(数字技术)民主化、工程设计民主化。

第二，增加女性的时间自主性。数字技术推动了全新的经济和政治实践，重新配置了社会互动的时空基础，女性要想改变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压迫现状，必须加强时间管理的主体意识，主动分配时间，致力优化可用时间。一方面，节省工作领域的无效时间。技术产品的数据传输速度实现了高频沟通，“及时回复”的时间文化氛围得以形成，在这种时间文化的束缚下，女性的时间自主性被资本家无形剥夺，女性要积极改变工作领域内“及时回复”的加速时间规范。另一方面，增加家庭领域的休闲时间。“加速”作为资本操控的文化氛围，空闲时间过多被贴上工作能力不足的标签，女性要敢于挑战和打破这种时间文化枷锁，协调好无偿劳动和有偿劳动的时间安排，积极争取休闲时间。

总之，针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女性遭受“时间压迫”的现实问题，瓦克曼的解决方案并非排斥数字技术或者坚持技术至上，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技术决定论”认知误区。同时，她为解决压迫性时间分配的性别难题贡献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应对策略。但遗憾的是，这一解决方案落脚于推行“时间民主化”，而非推翻造成“时间压迫”的制度桎梏。瓦克曼并没有看到“时间压迫”问题背后最根本的剥削实质，即数字资本主义的制度剥削。

（二）“时间民主化”的内在矛盾

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域下，“时间民主化”具有一定的内在矛盾，原因在于，它忽视了父权制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以及对数字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本质的批判。

第一，瓦克曼意识到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时间分配并未颠覆“男性本位”的父权制传统，但她割裂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紧密联系，缺乏对父权制作为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剖析，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利益交织的依附关系。“女性劳动者——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工厂里作为劳动力时——都处在技术革新的强烈影响之下。然而，传统的性别角色始终形塑着技术革新对女性生活的影响过程。”瓦克曼指出，家庭主妇是女性的第一标签，这种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限制了女性在劳动过程中的平等待遇，技术性别化内在的父权制意识形态造成了劳动分工和劳动时间分配的性别偏见。劳动时间分配秩序默认以男性为中心，其根源是由于父权制下女性参与有偿劳动的边缘性，逐渐形成了以较少参与家务劳动的男性劳动力为设立标准的时间规范。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父权制完全沦为生产方式附属的剥削工具，数字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利益纽带更加牢固，资本的无限增殖与劳动力的极限盘剥加剧了女性的数字化生存危机，劳动分工的性别偏见充分地体现在女性选择职业类型、完成工作内容、进行劳动时间分配、取得劳动收入的全部过程中。“数字资本主义父权制将性别歧视工具化了，由此构建他们的逻辑算法。”马克思对劳动与资本对抗的揭示实际上已经预判了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恒定的剥削性：“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然而，瓦克曼仅看到了劳动时间秩序的父权制印记，没有看到父权制背后的制度本质与资本权力，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生产方式借助数字技术的精心伪装，遮蔽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对女性劳动时间的双重压迫。

第二，瓦克曼批判技术资本化加速了数字资本主义对女性的“时间压迫”，但未揭露数字化生产方式延长女性劳动时间以增加剩余价值的制度根源。技术资本化的本质在于创造一种加速的时间文化，利用数字技术产品跨时空的便利性打破传统的公私界线，为女性提供弹性的劳动时间安排，在资本的时间监控下实现对女性劳动时间的最大化占有。瓦克曼认为，“时间压迫”由技术生产与应用的时间文化价值决定，时间文化影响了时间设定的优先顺序，而不是技术产品本身的时间参数。“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间纪律在塑造现代时间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它本身并不能解释速度不断变化的文化意义。”瓦克曼将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劳动时间矛盾归咎于数字资本主义的加速时间文化，而非资本主义通过生产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积累的制度属性。瓦克曼没有看到弹性劳动时间剥削剩余价值的本质，未能像马克思那样直接揭示资本通过剥削劳动力而增加剩余价值的贪婪动机。虽然数字技术的普及为工作的即时沟通提供了新的平台，但这种沟通服务于工作场所还是家庭空间、服务于晚间还是周末则是由资本家决定的。“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加得越迅速，工人得到的残羹剩饭就越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越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越多。”女性的收入随着其对资本增殖的贡献而提高，女性劳动者对资本也更加依赖，心甘情愿地被资本支配。数字技术提高数字时代生产力的同时，也促使劳动者主动延长了资本家并未明确规定的非标准工作日。马克思指出，“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他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为满足经济需要以及解放自身的目标，女性主动延长有偿劳动时间，心甘情愿地贡献剩余价值，弹性化、柔性化、自主化的劳动时间安排粉饰了资本对劳动者的时间剥削、身体压榨与精神操控。

五、结语

技术与人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过程。按照恩格斯的分析，“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异化为奴役劳动者时间的具体存在。资本主义全面加速数字技术革新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技术实现资本增殖，以及最大限度地盘剥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马克思虽然没有预见女性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遭受的时间压迫问题，但他揭示了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对劳动力工作日限度的破坏。瓦克曼对时间压迫问题的分析与马克思的见解具有相似性。

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规定了工作日的最低限度以工人维持自身所需的必要劳动为界，最高限度以身体界限和道德界限为准。“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在性别化的基础上增加了剥削功能，推动着生产生活节奏的全面加速，重塑了服务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劳动时间规范。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变革推动了社会文化水平的发展，劳动者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的休闲时间期望也日益提高，但数字技术在资本主义的应用促进了公私领域的相互渗透，女性的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高度模糊。

总之，时间压迫与剥削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亟须探讨的重要议题，瓦克曼基于“技术—时间—性别”的逻辑框架提出“时间压迫”理论，深入批判了数字资本主义对女性劳动时间的多重压榨。然而，瓦克曼“时间民主化”的应对策略偏离了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深入批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织在数字技术与劳动时间中的内在矛盾。解决时间问题与困境，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变革生产关系的实践方案，剥离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打破父权制与数字资本主义的依附关系，推进数字技术社会主义应用的科学实践。“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