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南希·弗雷泽回顾了自己的研究同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的研究之间的关系，反思了所谓的“文化战争”对于理解权力与统治的意义，阐明了“劳动”概念在政治行动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更广泛的理论和政治工作。同时，她还对已有的相关研究作出评价。在此过程中，她既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之内，又阐明了自己对交叉性理论的看法。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女性主义 劳动 文化战争

作者：南希·弗雷泽 比奇·迈娃什卡 查尔斯·马斯奎利埃

译者：卫帅

马斯奎利埃：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期的著作和阿克塞尔·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中，资本主义并没有被纳入持续性的批判分析之中。鉴于此，在与拉埃尔·耶吉合著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的一场对话》一书中，您提出并确证了一种趋势，即资本主义将再次成为批判理论家们研究和讨论的焦点。在我看来，资本主义与您的研究高度相关，称得上是您研究的焦点。同时，资本主义也是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的研究主题。因此，我很想了解您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与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的研究之间的关系?

弗雷泽：这需要从个人经历谈起。我可以称得上是“新左派”的孩子，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是我接触批判理论的首部著作，它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研究生阶段，我开始接触哈贝马斯的作品，但我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作品的阅读相当有限，而且至今对他们的研究持保留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启蒙辩证法》在将问题追溯到历史深处的同时又将其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抽象出来，转化成人类学层面的普遍问题，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和解决。作为行动主义者，这本书的政治观点与我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所获得的整体感知相矛盾。作为知识分子，我正在试图弄清楚自己能够从批判理论中学到什么、为批判理论做出了哪些贡献。尽管这本书在某些内容上富有深刻见解，但我仍然质疑这本书的作用。后来我研究了阿多诺的更多著作，并体会到他精辟独到的思想。然而，在政治立场上，我与他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

在我看来，马尔库塞无疑是第一代批判理论家中的杰出代表。这并非由于我自身形成了一条“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脉络，而是因为他在当时更加专注于寻找真正的社会转型的可能性，以及推动这一转型的社会力量。当围绕“资本主义”提问时，学者们大多使用了像“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或阿多诺所说的“交换社会”(exchange society)这样的术语。这一切都源自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而我最近开始感觉到这些术语太过泛化了。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充满了矛盾和差异性，而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确实将资本主义置于批判的中心，但他们的分析不是脱离历史背景，就是过于泛化。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更加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张力与差异，这与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斗争及其形式的多样性相关。但在第一代批判理论家中，除马尔库塞之外，其他人的观点几乎是非此即彼：要么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要么没有任何社会变革。

马斯奎利埃：感谢您的回答!让我们继续讨论当前的批判理论。您是否认为资本主义也是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研究视野中的重要议题?如果是的话，您认为罗萨的资本主义批判有何独特贡献?

弗雷泽：罗萨的确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并且将其视为研究核心。我对他分别以“加速”(acceleration)和“共鸣”(resonance)为主题的两个阶段的研究颇为熟悉，但对他后来的研究知之甚少。一方面，尽管罗萨对资本主义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对“加速”现象的关注，但我仍不确定这是否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应该担忧的首要问题。事实上，我认为这是一种应该加以整合的分析，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时空性等问题时便拓展了这个主题。另一方面，我对“共鸣”理论持保留意见。在我看来，它描述了一种良好的政治共同体理念，借助这一研究，我们深入探讨了哲学人类学与社群主义的范畴。但这种理念并不是基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和理解而形成的，而是植根并拓展于人类学领域，这并非批判理论的实践路径。在这场论证中，我倾向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化观点。我们在社群与个体的关系上需要找寻新的平衡点，而罗萨则过于偏向社群主义一方，但这并意味着我想要拥抱自由的个人主义。总的来说，罗萨是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思想家，我对他的原创性思想深表钦佩。此外，我也很欣赏他对生命现象学的研究，特别是许多关于日常经验的精彩论述，例如消费主义如何导致经验的贫乏等，这些都包含在他关于共鸣等主题的研究之中。或许他的研究更贴近于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这样的思维传统。罗萨确实是一位十分睿智的学者，但他的研究并不符合我对当前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期望。

迈娃什卡：如果批判理论的任务仍然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那么批判理论家今天需要关注哪些斗争，原因又是什么呢?

弗雷泽：我认为当前特别重要的是，不要把“斗争”这个词汇的使用限定在积极的语境中。这是因为，那些真正具有倒退性、威权主义和反动性质的力量正在浮出水面。我认为，比支持某种斗争更为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对当前社会局势、潜在社会分歧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均衡态势的整体认知。不久前，我对“进步的新自由主义”(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和“反动的民粹主义”(reactionary populism)的说法持反对态度，并在探索构建第三种力量的可能。当然，我并非具有布莱尔主义倾向。在我看来，许多分散的力量可以凝聚成某种第三方阵营，但是出于对反动派的恐惧，这些力量很有可能会与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再次结盟。我认为，关键在于明确这一刻会在何时到来。因为我相信，当法西斯主义者真正逼近时，与新自由主义者结盟将成为必要之举，这一问题在1930年代的德国被严重误解了。当然，我认为目前的情况远未达到那种极端地步，我们仍然有采取行动的余地。因此，我对于探索左派和潜在的反资本主义思潮在这些社会力量——女性主义、废奴和反对种族主义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环保运动——的发展及其实现方式感兴趣。这些社会力量的内部构成极为复杂，存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等多个派系。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如何消解因寻求庇护而重新投向自由主义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否能够将那些被反动民粹主义所吸引的人重新劝导出来。现如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得到了大多数拉丁裔美国人的支持，这比乔·拜登(Joe Biden)得到的支持还要多，并且正在获得非裔美国人的支持，因此他的支持者不再仅仅是白人蓝领阶层了。左派应该寻求一条更加明确的支持工人阶级的路线，并且将传统的阶级议题——诸如工作的稳定性、安全保障、合理的生活水平、住房条件、医疗保障——与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关切结合起来。我承认自己的分析受到了美国局势的影响，但同样坚信这适用于美国以外的地方，因为这并非是纯粹以美国为中心的政治愿景。

迈娃什卡：我们都对当前在美国愈演愈烈、在英国也加速发展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s)感兴趣。您认为文化战争如何影响并曲解了“当代斗争”(the struggles of the age)?您如何理解文化战争及对它的曲解呢?

弗雷泽：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战争”可以被视为进步的新自由主义与反动的民粹主义之间的斗争，但实际上更为复杂。它包含着与女性、酷儿以及非裔美国人等群体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议题。问题在于，它是如何从社会文化环境的诸多争议之中被抽象提炼出来、被视为独立存在或可分离的文化问题来处理的。当我们开始谈论文化时，便已经在创造某种应该慎重考虑的抽象概念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问题一经抽象出来并被视为文化问题，我们就已经将它们构建成进步的新自由主义与反动的民粹主义之间的斗争了。其中，“新自由主义”的部分尽管基本上被遮蔽了，但仍然是影响和塑造这些问题的关键因素。

迈娃什卡：换言之，将“文化战争”作为描述上述问题的术语，其本身可能就存在问题?

弗雷泽：是的，这个术语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描述。它实际上定义了我们如何构建和思考这些问题的框架，它代表着一种社会政治实践。现在，让我们回到之前的问题，谈谈我对当下斗争的看法。我昨晚收听了拜登的国情咨文演说以及共和党随后的回应，这些内容为我之前的回答提供了依据。然而，我想要在回答中融入更为客观和系统的视角。当前，我们应当关注那些在系统的内在掠夺性和自相矛盾的危机生成机制下产生的、导致客观系统性灾难的斗争，比如气候变化、社会再生产危机、民主危机、生存危机等。这就是隐藏在文化战争背后的东西，当我们谈论文化战争时，这些问题被掩盖和忽视了。

马斯奎利埃：所以，文化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件分散人们注意力的事情?

弗雷泽：是的，但我并不认为它们仅仅是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我想强调的是，在这些所谓的文化战争背后确实存在一些实质性问题。我并不是说这些完全是基于错误的认识，但它们确实被扭曲了。

迈娃什卡：我们现在来谈谈您对女性主义的看法。您在《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一文中指出，美国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在1980—1990年代演变成一种“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形式，并在无意间沦为“资本主义的婢女”。在此有两个问题：第一，您认为这种对女性主义的描述是否仍然适用于美国运动?第二，在这个框架中，您认为黑人女性主义运动处于何种位置?

弗雷泽：我从未将女性主义本身视为身份政治，我对这个标签非常怀疑。而且，这种认知方式实际上削弱了女性主义对系统性问题的批判。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期，往往存在一种主导性的政治话语，所有的事物都透过这种话语来解读。例如，19世纪的民族主义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归属的国家，而在当代，人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必须有一个需要捍卫的身份。女性主义在这种框架下也可能受到影响，因为它可能被纳入到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中。我想说的是，美国的女性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将其视为民主党内部的一个利益集团似乎更为恰当。因为，美国的女性主义是一种以精英主义、自由派和反歧视运动为主流趋势的女性主义，其目的在于消除隐性的、具有歧视性的晋升藩篱，从而使才华横溢的女性攀登至高位。这种方式颇具美国特色。与所有社会运动相似，女性主义运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政治环境的反映。它并非一个凭空产生的现象，而是回应了诸如“占领华尔街”这样的事件，并促成一种不再仅聚焦于身份议题的批判范式。相较于女性主义内部的一些中产管理阶层，黑人女性主义者确实为这种运动注入了能量，因为她们更倾向于将社会经济议题和物质条件置于运动的中心地位。女性主义者的声音被放大是因为新近的激进女性群体在不断壮大。因此，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本想说，早些时候人们可以目睹女性主义内部的理念与方向之争，比如自由派与激进派之间的斗争。但是，随着针对职场性骚扰的“Me Too”运动的兴起与触及生殖权斗争的“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女性主义运动中鲜明的反资本主义议题才逐渐变得突出且备受关注。但总会存在这样的风险，即女性主义运动可能被纳入个人自由权利的框架内，并以一种维持现有社会关系结构的方式呈现，而非挑战或改变现有的社会关系结构。所以我会说，目前还不清楚哪种女性主义将占据主导地位，但在美国，符合现有社会关系结构的观点往往更加容易被接受和支持。

马斯奎利埃：我们还注意到，您为三场“本雅明讲座”(Benjamin Lecture)的第一场选择了这样的副标题：“资本主义社会的后交叉性分析”。我们渴望深入了解您关于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 theory)的见解，特别是在帕特里夏·柯林斯(Patricia Collins)试图将其构建为一种批判理论，以及艾希莉·博雷尔(Ashley Bohrer)、格洛丽亚·安扎杜尔(Gloria Anzaldúa)、切丽·莫拉加(Cherrie Moraga)、玛丽亚·卢戈内斯(Maria Lugones)等众多交叉性理论家将其视为一种超越狭隘的身份政治视域的理论工具的情况下如何理解这一理论。

弗雷泽：当我使用“后交叉性”(post-intersectional)这一术语的时候，我并非要否定或取代“交叉性”这一概念，而是更倾向于黑格尔式的扬弃，即通过否定、保留及扩展的方式来发展它。后者更准确地描述了我所寻求实现的目标。柯林斯确实提供了一个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批判性的理论分析工具。此外，博雷尔的著作以其极具启发性的视角为我们推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交叉性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之窗，并指明了两者之间并非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而是存在相互支持和实现整合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交叉性”这一概念已经超越了其理论本身，变成了一个广泛使用的流行语，有点像曾经风靡一时的解构主义。这是什么原因呢?它可能确实捕捉到了人们对超越不同社会政治运动间的隔阂的强烈愿望。人们期待整合并追求更深层次的合作，渴望有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将各种潜在的反资本主义的解放力量凝聚起来，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社会变革。我完全赞同交叉性理论、实践及其话语背后蕴含的政治追求。我想搞清楚的是交叉性理论中所谓的“断层线”(fault line)的起源，以及它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扎根的。一些交叉性理论家使用双重或三重系统理论(a dual-or triple-system theory framework)来构建分析框架。在这些框架下，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被视为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系统。我在几十年前就摒弃了这种观点，并转向现在所谓的“一元论”(unitary theory)(顺便说一句，这个名字起得颇为拙劣)。正如我之前所说，批判理论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整体社会，力图深入其内部洞悉各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全面且深入地理解资本主义，便要倾向于阶级本质主义(class essentialism)或阶级简化论(class reductionism)的立场。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探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何会在性别、种族和阶级等问题上形成严重的断层线，以及这三条断层线为何会在一个社会中共存并相互强化。我也在思索它们如何相互塑造，这也正是柯林斯致力于解释的。我认为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因为现有的交叉性理论大多未能深入挖掘这些断层线的起源，且没有充分解释它们之间交织的状况。事实上，正是同一社会机制孕育了这些断层线，同时也使它们交织在一起。

迈娃什卡：我理解您的意思是，交叉性理论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同时我也赞同您的观点，它确实是一种重要的、承载着强烈政治诉求的启发性工具。它促使您关注并探寻某些联系，但它并未对这些联系的根源及其发展变化提供系统的理论阐释。

马斯奎利埃：这是柯林斯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她声称自己正在为使交叉性理论成为一种批判性理论奠定基础。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另一个问题，在您最近的研究中，劳动似乎被视为将“权力”和“统治”理论化的核心视角。例如，社会再生产和种族化的掠夺都是以劳动的“面孔”呈现出来的。因此，所有通往压迫或统治的道路似乎都指向经济或劳动领域。但是，正如迈克·奥利弗(Michael Oliver)和保罗·阿伯利(Paul Abberley)这些采用批判性视角研究残疾问题的学者所警告的，不要将残疾人的困境仅仅理解为是被排除在生产劳动之外。他们主张，不应仅通过狭隘的劳动视角来分析残疾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所遭受的压迫。例如，奥利弗坚持认为，我们应将注意力集中在残疾人是否拥有“控制和主宰自己生活的能力”上，且不论这一能力是否通过劳动来实现。那么，您难道不担心通过劳动来解读权力和统治会忽略那些超出劳动范畴的解放诉求吗?

弗雷泽：我要指出的是，我在讲座中所探讨的内容仍然处于探索阶段，还未最终定稿或公开发表。我试图在建立新联系的过程中探寻劳动视角在分析这些问题时的适用性及可能性的边界。我自然不会一开始就先验地认定所有事物都能透过这一视角得到解释，重要的是要探索这一视角所能延展的极限。因此，我的研究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假设，意在进一步整合那些潜在的、解放性的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可能促成超越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和反动的民粹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这种关注劳动的选择，部分原因是劳动运动内部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复兴现象，这其中也包括为了将那些未被纳入组织的工人纳入体系而做出的努力。因此，无论是在传统的劳工运动中(例如最近在美国赢得重大罢工胜利的制造业部门)，还是在低薪的服务业部门(例如亚马逊配送中心的工人和星巴克咖啡师)，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由年轻工人领导的工会组织活动，且其中一些人拥有本科学历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劳动组织创造了新的范式。同时，你也会发现，“Me Too”运动与劳动问题密切相关。此外，我认为堕胎和生育自由也与劳动有关，因为生育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必要劳动形式。这使我想到，倘若我们所处的政治文化提倡维护劳动权益，而非将一切关于劳动的议题都与斯大林主义混为一谈，那么我们所讨论和争取的诸多议题或许都可以被纳入劳动的范畴。这就是我起初从劳动视角出发时所秉持的理念。

正如我在《马克思隐秘之地的背后》《食人资本主义》以及与拉埃尔·耶吉合著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的一场对话》等著作中所提到的那样，我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已经了包含这样一种观点，即资本主义深层结构的一部分正是基于性别分工，我现在称之为资本主义劳动的两幅面孔：一方面是被剥削的有偿劳动，即被认可或得到报酬的劳动;另一方面是社会再生产劳动，即被视为非工作的其他活动。同时我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另一种根深蒂固的、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分工方式，这种分工存在于自由雇佣劳动与各种不自由、半自由和依赖性工作之间，前者具有合同规定且受到官方承认，后者除了面临饥饿之外还会受到各种形式的公开胁迫。然后，我开始思考并关注劳动的这“三重面向”——再生产、剥削和掠夺——是如何在制度内非偶然地产生并成为其深层结构的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通常谈论的阶级，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的深层结构性断层线。资本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多种深层次的社会结构问题，如果我们开始探讨这些问题及其交汇点是怎样在深层结构中产生的，那么我们至少会拥有一种表达政治诉求和争议的方式，这种方式更加基于物质现实而非仅仅依赖修辞，能够明确指出我们共同面对的具体情况，以及我们需要携手对抗的共同目标。这便是我的初衷。我始终以一种实验性的心态去探究我们能够达到的深度，我认为，沿着这一视角可以比最初想象的走得更远，但也要承认这一视角不能够涵盖一切事物。

关于残疾问题，我自认对此领域了解尚浅，但我坚信我们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以独特的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所以我认为，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我们不应该接受现有的“工作”定义，而应将“工作”概念牢固地定义为一种对社会有意义的活动，残疾人士或许也渴望参与到重新界定这一概念的过程中。我尽管对此领域知之甚少，但仍认为残疾人应该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并自主决定，无论是否是通过劳动来实现的。而且，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适用的，也包括那些从事劳动的人。我认为，只要食物不会从我们头顶的树上掉下来，人类社会就永远需要劳动。如果我们更加理性和公平地组织起来，也许就可以花更少的时间来从事劳动。但是，我们的生活总是被划分为劳动时间和所谓的闲睱时间，每个人在这两段时间中都拥有追求自由的权利。马克思或许也会认同，人们既要争取生存领域的自由，也要争取生活领域的自由。如果我们扩展“劳动”的概念，那么它将涵盖反种族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以及环保主义者所关心的众多事情，因为没有自然，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无机的身体”，就没有劳动，劳动与自然联系紧密，劳动视角也就涵盖了生态维度。

迈娃什卡：您在本雅明讲座中谈到要建立一个反霸权项目(a counter-hegemonic project)，该项目应凝聚三种社会力量，即分别遭受着剥削、掠夺和驯化的群体。鉴于目前这三个群体尚未将彼此视为天然的盟友，且当前社会中主要的知识和文化机构已经被彻底“新自由主义化”了，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您认为提升这些人的公众意识是可行的吗?如果可行的话，您认为谁能担负起这项思想工作?承担起这项意识形态重担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又在哪里呢?

弗雷泽：或许我应该在回答问题之前说明，我在《食人资本主义》一书中探究这一问题时采用的是危机视角而非劳动视角。我的观点是，这是一场多维度的危机，各群体都倾向于基于对自己的影响来决定关注这场危机的着重点，左派不应该否定这些群体的关注点。这有点像“罗生门效应”(the Rashomon idea)，你看到的危机是一个多维度的、相互作用的复杂画面，你可以透过它说：“看，这都是同一场危机，如果你的那部分问题得不到解决，其他部分的问题也无法解决。”这正是这一思维矩阵的理论吸引力。

劳动具有更强的身份认同特质，因为它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中非常重要。我一直在试图说明，我们更需要情感价值和身份认同，而不仅仅是计算性或战略性方法。此外，还有一些能够奏效的方法，这无关劳动本身，而与债务和通货紧缩有关。例如，在阿根廷最近的选举活动之前，阿根廷的女性主义者成为了反通货紧缩政策的代言人。她们成功地与工会联合起来，揭示了针对女性的暴力与其他形式的暴力(例如银行施加的暴力)之间的内在关联。总之，我对“劳动”概念的未来走向持保留态度，但它能与我所关注的社会主义历史话题产生共鸣。因此，我认为，阿根廷的那些有机知识分子应该具备青春活力，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构建联系、拓展斗争领域和融合多样性力量的事业中。

迈娃什卡：我认为，他们应该拥抱女性主义。因此，我将期望寄予“全球南方”的左翼女性主义者，因为他们正在积极地构建您所倡导的联系。我采访过印度和巴西的活动人士，即使双方的语言和关注焦点均不相同，但他们还是能明显地感受到彼此间的联系。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弗雷泽：我赞同你的观点。“全球南方”的女性主义比“全球北方”的女性主义更加关注物质层面，而且对阶级问题更为敏感。但我猜测，这是一种美国式的直观感受。反种族主义是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领域。例如，由女性领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组织，其中包含女性主义的观点，但实际上专注于黑人、特别是针对黑人男性的暴力行为，因为该组织关注的是监狱系统的问题。我认为，正是这场运动和思想的激荡激起了整整一代年轻活动家的热情，各种各样的人重新发现了黑人马克思主义和种族资本主义理论等。在探讨资本与种族议题的过程中，有机知识分子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和成长，就像在女性主义运动中一样。这一切的另一个表现是，人们对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社会再生产女性主义产生了全新的兴趣，对于我而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代称，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些迹象都表明，有机知识分子群体正在崛起，他们将在政治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还有许多动态值得关注，特别是在生态马克思主义方面，这是当前最令人兴奋的领域之一，涉及生态帝国主义、不平等的生态交换、环境负荷转移等，出现了很多杰出而值得关注的人。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与社会运动的实际对话中，我们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我仅仅关注这些问题，我将保持乐观的态度。但是，回到我一开始所说的，所有这些都被极其反动的、军国主义的专制倾向所笼罩。因此，我们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

迈娃什卡：但这些议题也会被顽固的左派所掩盖，因为这一群体并不总是支持女性主义或明确反对种族主义。因此，即使左派同意围绕一个更广泛的“劳动”概念进行动员，容纳“被掠夺”和“被驯化”的劳动形式，我们又如何确保其思想、话语和实践仍然具有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取向呢?换句话说，将性别和种族视为一种独特的压迫形式并进行批判(无论它们是否来自资本主义)，这一行为的动力又源自何处呢?在左派重新将焦点转向反资本主义和新的扩张性劳工政治后，我们如何确保批判白人特权、异性恋特权和父权制仍能居于左派话语和规范议程的中心位置呢?还是说我们并不需要对此作出思考?

弗雷泽：我认为部分问题在于我们对待“左派”不能一概而论。首先，从社会主义的意义上讲，美国不存在所谓的“左派”，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每当涌现出具有左派倾向的运动时，这些运动往往与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等议题相联系，且左派力量在其中属于次要或边缘的部分。现在我们看到，劳工运动的复兴与过去的美国劳工运动截然不同，其关注点是由女性和有色人种组成的非标准工人群体。但为了更直接地回答你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将批判白人特权、异性恋特权和父权制作为中心议题，我想说，女性主义者、有色人种、酷儿以及左派人士都必须这样做。这不是一种均质化的运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和成长轨迹。这是任何左派内部都在进行的斗争。新左派中的女性主义者一直在为性别议题发声，尽管成效不一。这将是所有斗争中持续存在的一部分。事实上，劳动视角在此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迈娃什卡：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我试图思考劳动视角是会有助于这场斗争，还是会让它更难重新回到讨论中。

弗雷泽：我认为，如果传统左派(old-school leftists)仍然坚持劳动是核心视角，那么对此你可以说：“是的，但你理解劳动的方式是错误的，这里还有另一种理解方式。”

[南希·弗雷泽：美国新学院大学;比奇·迈娃什卡(Bice Maiguashca)：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政治学系;查尔斯·马斯奎利埃(Charles Masquelier)：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社会学系;卫帅：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