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柯克死了，而后意味着什么？

柯克至此引发的动荡与回声比我想的要长得多，且目前来看还会持续下去。不只是全球又一又一次联合了起来、不只是麦卡锡主义大开除的回归，更不止是右翼获得了一位烈士。上述这些都是事实，但让我担忧的是另一个点：暗杀政治的回归。

当初，柯克刚刚毙命之际，许多美国的激进左翼对此表示了哀悼。国内的一些天真的观察者，因此嘲讽了曼达尼等人「中道政治的懦弱」。但这些人恐怕不知忽视了美国激进左翼在意识形态场域中处境艰难，更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刺杀政治的回归不一定总是对左翼有利、而在一个法西斯转向的国家之中更是如此。

柯克的污血染红了台伯河的一隅，嗜血的豺狼就会闻讯而至。一言以蔽之，若右翼政客在美国掀起的对于左翼候选人的刺杀狂潮，恐怕这一切会得到特朗普及其右翼法官集团的支持，魏玛共和国的故事也会重演——受到司法体系保护的右翼刺客，会成为系统性谋杀左翼生命的一只突击队。

二．魏玛共和国右翼的刺客信条

回顾一下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经历，我们即可知道在一个整体右倾的国家机器之下，暴力政治之回归的意味。一战的结束孕育了自由军团这样的极右组织以及众多的民族主义团体，当然国家社会主义政党是其中翘楚。而在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几年，这些刺客对于当时在德国势力庞大的左翼团体进行了大量的刺杀活动，不计其数的工会领袖政治活动家以及议员遭遇刺杀。但与此同时，右翼的司法体系，对此却大量的包庇与纵容，以至于这些刺客往往轻判之后、随便关上一两天后就被放出。集中恐怕左翼一边最为著名的两位烈士就是李卜克内希与卢森堡，我们许多人都知道这两名革命者死于右翼，但许多人却不知道犯下这样暴行之后，自由军团完全逍遥法外：

以占领柏林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引发了对斯巴达克联盟领导人的野蛮追捕，并在对一切反抗行为的暴力镇压中画上了句号。1月15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近卫骑兵步枪师的成员残忍地杀害……志愿部队的军事行动使以往发生的一切都相形见绌。两位著名的德国**领导人被谋杀的细节陆续被曝光，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对此也深感震惊。政府要求对凶手进行司法诉讼，但军事司法系统最终对谋杀者做出的判决基本可以视为对法治的嘲弄，更不用说真正的幕后黑手其实还逍遥法外了。（汉斯·蒙森 《魏玛共和国的兴亡：1918—1933》）

实质上，这些刺杀行动成为了新政权之中，右翼残余对于左翼进行抹杀的白手套。

而且其中的受害者也包括当时地位及其重要的一些共和主义政治家，事实上，在又一高饱和的刺杀行动之下，这些关键政客的损失实质上掏空了魏玛共和国之中共和主义者的根基：

埃茨贝格尔作为德国最值得称道的共和派政治家之一，在经历了从帝国走向共和国的过渡时期后，却因为其始终如一的政治理念，成为反革命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在经历了五次暗杀都幸免于难之后，埃茨贝格尔于1921年8月26日在由“领事”组织成员实施的一次阴险的刺杀行动中遇难身亡……1922年6月24日，“执政官”组织的成员暗杀了瓦尔特·拉特瑙，这是对共和国制度的公然挑战。（汉斯·蒙森 《魏玛共和国的兴亡：1918—1933》）

而对此，历史学家总结道：

当初原封不动地继承帝国司法机构的做法终于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在这套司法系统之下，保护共和制度的法律武器在面对来自右翼的极端主义攻击时表现得绵软无力，但在打击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却威力十足。（汉斯·蒙森 《魏玛共和国的兴亡：1918—1933》）

三．团体行动与政治暗杀

这就需要让我们思考政治暗杀的本质。艾里尔·佩尔里格将刺杀定义为：「一种直接或间接导致政治领域中特定目标人物死亡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推动或阻止与该群体生活方式相关的特定政策、价值观、实践或规范。」简而言之，这是一种政治博弈的策略，且在大多数政体之中都是被禁止的策略。但毫无疑问，政治暴力更加横行的地区与社会之中——不论这种暴力来自于政府还是来自于民间——政治暗杀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政治武器。

而最近一两年的政治刺杀受害者，一如柯克与安倍晋三，皆是死于「孤狼式刺杀」（lone wolf assassination)。但是根据艾里尔·佩尔里格的统计，「孤狼式刺杀」只占到所有刺杀中的8%，而50%以上的刺杀是由纪律严明的团体实施的。因此，这不止意味着政治暗杀许多时候是政治派系之所为，而非个人的一时性起，意味着刺杀是一种颇为昂贵的投资。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安保措施以及武器管理都更加严格。这一背景之下，进行有效的刺杀，需要训练严明的专业犯罪者。

虽则当前「柯克暗杀」一事依然是一种孤狼式的刺杀，但它完全可能开启「组织化政治暗杀时代」的开始——美国的右翼或许正有此意。

这一类组织化的政治暗杀或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民间暴力团体，但许多时候这些民间暴力组织也会获得或少受到官方的支持——不同于缺乏武器装备的孤狼，获得部分政治派系暗中支持的刺杀行动，会获得更好的训练与更好的武器。的论文更是指出，针对反对派的暗杀，多数都与现任政府内部的经营资助有关。譬如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极端右翼组织：

这种反议会制的立场得到了德国国家人民党部分成员的宣传支持，这一点从卡尔·黑尔费里希对瓦尔特·拉特瑙展开的无节制的攻击可见一斑。带有谋反性质的秘密组织从被解散的自由军团中招募士兵，并试图通过内部私设的刑庭和外部有组织的政治暗杀来破坏共和制度，它们与国家防卫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在巴伐利亚政府之外获得了官方圈层的支持。（汉斯·蒙森 《魏玛共和国的兴亡：1918—1933》）

而一些更加臭名昭著的刺杀团体也就是国家机器，譬如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而这些团体对于智利阿联德政府国防部长的系统性刺杀，实质上为日后的军事政变铺平了道路。皮诺切特就任之前，一任更加温和派的忠于共和国的国防部长，接连被美国刺杀——日后美国情报机构的信息披露证实了这一点：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反政府军官绑架和杀害智利军队中支持阿连德政府的施耐德（Rene Schneider）将军，为发动政变去除了最后一个军队中的障碍和阻力。这位坚定的宪政主义者是智利有名的民主人士，一直公开反对以任何违宪的方式来干预政局……为保证这一计划顺利实施，中情局始终保持与政变者的联系。1970年10月17日晚，主要政变参与者卡米洛·瓦伦苏埃拉（Camilo Valenzuela）将军向美国驻智利大使馆武官保罗·魏默特上校要求“8到10枚催泪瓦斯手雷、3挺45口径的机枪，每支配备500发子弹”。美国方面不仅立即提供了这些武器，并给其5万美元。但由于种种原因瓦伦苏埃拉将军并未完成任务，这些武器也被召回……当然，事情败露之后，美国政府曾用“施耐德所中子弹与美国向政变者提供的子弹型号不同”这一细节试图撇清美国与此事的关系。（王爱娟 《美国与智利1973年政变》）

当然，上述这两个事实案例不能说明「政治刺杀」是右翼的特权。且不论沙皇俄国时期以政治暗杀文明的民粹派，学者的统计也指出，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政治暗杀之中，左翼实施的暗杀与右翼实施的暗杀数量相当，但都远少于出于民族原因与宗教原因而实施的暗杀。

但这些分析依然十分粗糙，政治暗杀在不同国家与不同社会背景之下有着不同的含义。国家机器薄弱，民主机制的社会缺乏或十分脆弱的国家，政治暗杀更多展现为对于潜在反对派的清除。譬如在七十年代军政府时期的阿根廷，对于政治意见者的十余次暗杀贡献了这一国现代史上几乎所有的暗杀。而在民主机制更加健全的地区，政治暗杀更多指向现任高官，是通过清除个体来改变证据的手段。但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变量是一个地区的政治暴力水平以及政治极化水平：族群与政见冲突严重的地区政治暗杀会更加盛行，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而这也正是魏玛共和国政治暗杀盛行的内在肌理。

四．政治刺杀年代的归来

而当前，魏玛共和国正在各个民主政府之中回归，我们或许也会见证政治暗杀风潮的回归。这既是因为社会极化以及政治暴力的回归，也是因为暗杀是一种具有模仿效应的现象。历史上，一国之政治刺杀往往聚集出现而非均匀分布。而当前的柯克之死，或许对于惯于持枪且不屑于隐瞒暴力的美国右翼而言，反而是一个效仿的机会。这样的背景之下，曼达尼「我们谴责任何政治暴力」的背后，恐怕是真实的恐惧——若曼达尼在今年年末果真当选纽约市市长，我丝毫不会为他随后遭遇政治暗杀感到吃惊。

因此，具体在美国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全民持枪、治安难以保障；右翼暴力团体不断产生；目前的特朗普政府会对「清除进步主义者」的政治暗杀行为进行庇护，甚至潜在的支持。这对于美国的左翼而言，无疑是一段极其艰难岁月的开始。而这样的背景下，现实主义的的观察者必得超越曼达尼的恐惧，回想一下坎布里杰大街的故事：民众的对于英国法西斯主义者的暴力攻击彻底终结了英国法西斯主义运动：

然而，当莫斯利和随行人员抵达皇家铸币厂时，他们发现有一大群人堵在凯布尔街。警察试图为游行队伍清出一条道路，却遭到了抗议者的顽强抵抗。与此同时，黑衫军和人群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言语冲突……经过一番冲突后，警察总监菲利普·盖姆爵士放弃了继续清场，并联系内政大臣请求允许取消游行。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暴力，内政大臣同意了这一请求。盖姆下令法西斯分子解散，莫斯利也服从了命令。事件结束时，共有83名抗议者被捕，近100人受伤……这次游行被阻止，被普遍视为一场反对种族主义和暴力的胜利。多年后接受采访的抗议者马克斯·莱维塔斯深情地回忆起凯布尔街之战，把它称作“普通人民战胜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一次胜利”。（Bret Rubin   “Sir Oswald Mosley and the 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

一言以蔽之：若右翼对于左翼使用暴力，左翼用暴力保卫自身，完全正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