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过度金融化是造成国家和地区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马时期，金融活动和宗教活动都被管制得很严。年轻时对此不理解，认为罗马专制。但随着年纪增大，阅历多了才有理解，那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战国时期为什么那么破碎，就是金融过度扩张，走在实体经济前面了，加上周王朝后期的分封导致地方力量增强，为金融势力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时吕不韦（公元前292年~公元前235年）是大金融商，如放在美国就是今天的华尔街大佬。用手中掌握着的巨大的金融力量操纵各国君王并从各国的冲突中得到巨额回报。齐相管子对金融资本的危害性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他说：

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1]

分权，继而国家分裂，是金融资本滋长的温床，而金融资本，为了自身的壮大，一定要成为国家分裂的推手。中国分封之坏出于周天子[2]，而分裂之恶则源于吕不韦。这样，吕不韦等金融大佬的地位是与战国分裂程度呈正比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君权的众分，金权才会享有万乘之尊。管子在与齐桓公对话时说得明白：

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问：“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之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苴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3]

这段引文的核心意思是君王不能依赖那些与君王争利的“万金之贾”，而要直接控制国家金融和财富，控制金融就要控制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人，“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较早并比较彻底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是刚结束战国之乱、实现国家统一的是秦始皇。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的琅邪台刻石：“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 4]其中“上农除末”就是“重农抑商”。

为了消除这种“中一国而二君王”的政治困局，秦王赢政向吕不韦不惜痛下杀手及随后果断采取的国家统一货币并配之于“书同文、车同轨”和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的目的就是将金融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并由此杜绝吕不韦金融势力复辟的任何可能。

由于中国较早地经历了商业资本一家坐大造成的灾难，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重农抑商”——这是产生于战国这样的背景并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重要措施，这些政策保证了秦以后的中国避免了欧洲式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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