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遭受天皇制警察惨无人道的拷问后，小林多喜二于41年前的1933年2月20日下午6点，在东京市京桥区筑地川旁的筑地警察署内牺牲。

那一天，在筑地警察署认领遗体后，我们将其带回了位于阿佐谷的小林多喜二家中，并在安田医生[1]的指导下，重新检查了遗体上的伤口。关于那一天的记忆依然鲜明地浮现在我的心头，我已将其详细记录在了收录于《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5卷的《在我们的阵前倒下的小林多喜二》一文中，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那时，即使在成员人数高达2200人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小林多喜二和宫本百合子[2]也是最忠实于日本**的文学运动理念的两位作家。后来，每当我们的文学运动在正确的方向上遭遇阻碍时，我总会认真地思考：“如果小林多喜二和宫本百合子还在世的话该多好啊”。这一想法直到今天仍未有丝毫改变。

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之一《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发表在“纳普”（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的机关刊物《战旗》1928年11月号和12月号上。这部作品用写实的手法，勇敢地揭露了天皇制警察的残酷拷问，给主流文坛的作家们带来了深刻的恐惧，甚至在背后招致了他们的憎恶和反感。但是，对于我们进步阵营的作家们而言，小林多喜二无畏的姿态和对天皇制警察暴行的深刻而精准的描写，都使得我们不禁发自内心地拍案叫绝。

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发表后不久，《战旗》就被当局迅速封禁。之后，由战旗社出版的该作单行本也被禁售。然而，这部作品所展现出的小林多喜二作为一个作家的杰出能力，甚至得到了当时保守的主流文坛的认可。从此，他的名声不再止步于北海道小樽的小文学圈内，而是一举打入了主流文坛之中。

另外据我所知，后来一位去德国留学的日本学生（佚名）将《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翻译成了德文，并由MOPR[3]出版社出版。虽然此事在日本还尚未广为人知，但鉴于我是从有过留德经历的千田是也[4]那里听说的此事，因此应该并非谣传。只是千田是也称自己“一不小心忘记了（翻译者的名字）”[5]，无从得知翻译者是谁，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

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之后，小林多喜二的另一部代表作《蟹工船》发表在《战旗》1929年5月号和6月号上。正是通过这部作品，小林多喜二确立了自己在主流文坛上不可撼动的地位。但是，由于《蟹工船》中也有所谓的“对天皇不敬的内容”，因此同样遭到了禁售。后来，战旗社删去了其中所谓的“不敬的内容”，将其作为战旗文学丛书中的一部做了再版。《蟹工船》一经再版，迅速卖出了三万本以上。而在当时的文坛市场上，一部作品的初版往往只会印刷一千本，之后无论再怎么再版和宣传，都很难卖到一万本以上，也只有夏目漱石的《我是猫》或者《哥儿》这样的作品能够做到。因此在当时的文坛市场上，《蟹工船》能够卖到三万本以上，是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

为了能让大家了解小林多喜二的为人，我有一件非常想要在这里记录的事——关于稿费和版权费的事。尽管《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和《蟹工船》好评如潮，小林多喜二却一分钱的稿费都没有拿。当然，不仅仅是小林多喜二一个人，当时无产阶级作家同盟里的作家们，都不曾向自己团体下的机关刊物《战旗》索要过一分钱的稿费。他们也从未从战旗社那里拿到过一分钱的版权费。这是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对于自己所参与的运动来说，战旗社是非常重要的革命出版社”。因此，即使《蟹工船》的再版卖出了三万部以上，小林多喜二也没有拿过哪怕一分钱的版权费。不，不只是《蟹工船》，在之后战旗社出版他的任何作品的单行本时，他都没有拿过一分钱的版权费。这件事非常有力地证明了，现在的年轻作家和当时的作家相比，对于自己团体下的机关刊物的认识有着很大的不同。

不久后，《蟹工船》被中国的潘念之翻译成中文，由上海的大江书铺出版；而在德国遭到禁售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和《蟹工船》被翻译成俄文，由总部位于莫斯科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下的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的译本，和当时留德的千田是也翻译的德永直[6]的《没有太阳的街》德文译本一同大受欢迎。后来在苏联的乌克兰哈尔科夫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上，这些译本更是受到了极高的赞誉。在这场大会上，我们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所从事的文学运动被誉为“与德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样，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的最为成功的革命文学运动”，在国际上得到了高度评价。

在这时，小林多喜二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作家。因此，当时还居住在小樽的小林多喜二受中央公论社的邀请，再次发表了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就是《在外地主》[7]。随着这部作品的发表，“在外地主”这一名词也开始流行起来。在美军占领日本时期，就连麦克阿瑟都使用这一名词，要求没收“在外地主”们的耕地并分配给佃户们。可见这一名词已成为了一种惯用语。

小林多喜二在小樽高等商业学校（如今的小樽商科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北海道拓殖银行小樽支行。当时北海道拓殖银行的行长是一个姓矶野的人，他所拥有的一座位于石狩河沿岸的大型农场里爆发了大规模的佃农斗争。

矶野在小樽也拥有一座大型工厂，该厂很快也爆发了斗争，工厂和农场的两股力量不谋而合地联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工农联合的斗争运动，最终斗争团取得了胜利。据说，当时在拓殖银行小樽支行工作的小林多喜二凭借职务便利，暗中向斗争团传递了情报，使斗争团在斗争中取得优势。

正是在那时，小林多喜二受中央公论社的邀请，以矶野农场里的斗争为原型，创作了《在外地主》。在这部作品中，他把矶野描绘成了典型的“在外地主”形象，并加以严厉的批判。

读到《在外地主》的矶野恼羞成怒，立即解雇了小林多喜二。但当时的小林多喜二已经有了靠写作来维持生活的自信，因此他在被解雇后坦然自若地前往东京。之后，他便以全力以赴的态势全面投身于作家同盟的文学运动之中，相继发表了《工厂党支部》、《组织者》等多部精品。当时他那作为作家，同时也作为文学理论家的精力充沛的活动，实在令人钦佩。

不久之后的1931年5月，作家同盟第三届大会在筑地小剧场[8]内召开。当时，由于同盟的底层成员公然对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层发起了近乎反叛的抗议，导致大会在混乱中被打断。为此，同盟总书记西泽隆二引咎辞职，小林多喜二在大家的支持下继任总书记一职。而我则由于种种原因，继续担任着中央委员长的职位。

当时的我对作为作家和文学理论家的小林多喜二给予了百分百的信任，不仅如此，也完全信任着小林多喜二的为人。因此，我把作家同盟的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了他，我们也很快成为亲密无间的同志。自此作家同盟重新团结了起来，坚定地沿着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道路前进。

再后来的1931年秋天，由五个左翼文化团体构成的“纳普”在经历扩大整编后，变成由十三个团体构成的“克普”（本号注：即“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天皇制警察把这视为“**在文化运动方面的公然挑衅”，开始在第二年即1932年的春天疯狂镇压“克普”。当时，“克普”的最高领导者是宫本显治和藏原惟人[9]两人。小林多喜二在参与文学运动的过程中接受两人的指导，转入了地下活动。宫本百合子的杰作之一《一九三二年的春天》，描绘的就是这一时期小林多喜二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