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的重大意义。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当然也就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

毛泽东同志对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重大意义，概括在一句话中：“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句话，通俗的说，就是“对症下药”。要做到“对症下药”，就要研究病人的特殊病症、身体情况等等。一个医生，若是不问病况，用一个“成方”到处乱用，管保是要治死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革命也是一样（当然，情形更加复杂）。天地间，没有能够解决一切国度、一切时代、一切条件下的社会问题的革命“成方”。因为各个国度、各个时代的社会矛盾都有特殊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研究和解决各种特殊矛盾的指南针，而不是可以机械搬用的革命“成方”。如果革命有“成方”，那么，教条主义者、思想懒汉都可以做革命家了。

我们党的领袖，都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分析特殊矛盾，解决特殊矛盾的能手。

列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正确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的矛盾特殊性，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特殊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认识）了这个时代的矛盾的特殊性，找出了解决这种矛盾的科学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同志也是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分析研究特殊矛盾、解决特殊矛盾的能手。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话的意思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找出科学的解决方法。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国的理论、政策问题。毛泽东同志说：“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毛泽东同志本人正是这样做的模范，这条原则，像一根红线一样贯串在他所有的著作中。

我们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研究了中国过渡时期阶级矛盾的特殊性，并参照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而制定的。大家知道，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苏联当年是实行没收的，而我们则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这是完全符合中国具体情况，又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早就说过：在某种条件下，对于夺得了政权的工人阶级说来，“最便宜不过”的是向资产阶级实行“赎买”，以便实现社会主义的和平胜利。这种条件，在苏联当年没有具备，所以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在我国由于国内阶级状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关系，具备了这种条件，所以，我党中央根据马克思关于向资产阶级实行“赎卖”的原则，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创造了“和平”改造的具体形式、方法和步骤。这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研究分析了中国过渡时期的国际环境、国内情况而做出来的科学结论。又如农业合作化问题。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则指示，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创立了完整的系统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理论。这个理论，在基本原则上对于我国当然是完全适用的。但是我国却有特殊情况，这主要的就是中国工业落后，在短时间造不出拖拉机来，因而不能立即、直接建立集体农庄。可是任小农经济自流发展，就会引起两极分化，削弱以至破坏工农联盟；并且小农经济产量很低，也不能适应工业发展的要求。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是研究了这种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骤：第一步成立互助组，第二步成立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第三步再成立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即集体农庄）。这样，就能在没有大批拖拉机的情况下，把农民逐步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而且把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办好，就可以在群众自愿、有较强的领导骨干、转成高级社以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增加收入等三个条件下，转变成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经济。这对于不知道研究中国过渡时期矛盾特殊性、只会搬运教条的教条主义者说来，是不可理解的。

不仅党的路线，党中央的每一项政策和指示都是这样，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研究了我国矛盾的特殊性，每一阶段、每一时期矛盾的特殊性，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的。

我们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时，由于省和省、县和县、区和区、村和村都有若干不同的情况。因此，我们必须结合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指示，把工作做好。我们常说：这个同志有独立工作的能力，就是说他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党中央的政策、指示，分析研究当时当地的矛盾特殊性，做出符合中央政策、指示，又符合当地情况的行动计划。那种只会照抄、照转和一灵活就要走样子的同志，是不能叫做有独立工作能力的。

由此可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质的矛盾”的原则，对于我们每一个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说来，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必须遵守的。

教条主义者与此相反，他们否认矛盾的特殊性，不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犯“左”倾路线错误的同志就是这样。他们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他们不懂得也不肯研究中国内部矛盾的特殊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作指南，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到处乱套。例如他们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在农村建立根据地，长期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工作路线，而要机械搬用苏联当年首先在城市起义，夺取城市，然后解放农村的做法。例如他们不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而机械搬用苏联红军斗争的经验，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与战术原则。毛泽东同志在批判这种意见时写道：“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由此可见，他们最根本的思想方法的错误，就是否认矛盾的特殊性，以为用千篇一律的一个方法就可以解决——切矛盾。他们在战争问题上是如此，在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

（1956年《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第三章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