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谈到八十年代的大学，很多人喜欢谈的是当时的诗意和浪漫，好像很少有人提到当时因为师生都很注重思想的自由和读书的自由，所以对课程的学习既严格又灵活，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当时的大学生们有个很流行的“口号”，那就是“六十分万岁”。

这或许让现在的大学生甚至年轻的大学老师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但这当然不只是个“口号”，作为过来人，我们当时也都“身体力行”过。那时我们对自己感兴趣的课，大家都会认真学习，甚至课后自己再加班加点努力去“自习”，对自己不感兴趣的课程，或者简单应付一下，或者干脆去图书馆看书，只要在结课时考个六十分能及格就行了。而且那时的老师们对学生的学习也都很宽容，上课时直接说感兴趣就来听，不感兴趣不来听也没关系，考试及格就行了，并且老师们也很少有以点名作为威胁或者作为自己课堂听课率的保证，更不要说现在搞的什么荒诞的学生上课的“抬头率”了，因为老师们相信学生不会因为对自己的课不感兴趣就荒废时间，就荒废求知的热情。而或许这就是当年的“六十分万岁”之所以在大学里那么流行的由来。

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大学课程的设置很多时候是按照学科或者专业的范畴编排得，而对学生来说，因为兴趣不一样并且因为兴趣会发生变化，所以需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调整学习的重心。但作为一个专业来说，完成专业的应学课程却又是必须的任务，所以学生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对于那些不是很感兴趣的课程只要基本掌握或者了解一下，考个及格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每门课都必须得“优”，那必定是芝麻西瓜一起抓，疲于K书，最后得不偿失。

但是，现在的大学却已经没有“60分”的落脚地了，几乎每个学生都在拼命学习，要考“90分”以上，但他们很多时候却并不是在“求知”，而是在“求分数”，“求绩点”。这也就是近年来大家都感到大学的学习已经高中化的原因。正是因为对课程的成绩或者绩点的重视，以至于学生虽然批评大学的很多课变成了“水课”，可在选课时却又喜欢这些“水课”，这其中的原因就是这些所谓的“水课”的老师给分比较高。而且现在学生习惯了在每次选课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老师这门课怎么考试，以至于似乎每次课程的考试都变成了高考，似乎只要多一分的成绩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也是为何每次学期结束，给学生课程成绩的时候都是让人头疼不已的时候，这不仅仅是每门课程的成绩的各种复杂的比例构成，还有就是每次总有学生联系老师希望有更好的成绩，而毕业论文答辩后给成绩时也总是有学生或者指导教师以学生保研或出国为名来要求更好的成绩。与之同时，让人倍感荒诞和悲哀的是，大学老师自己也因此似乎变成了中学老师。而这种荒诞的现象不仅仅在老师和大学生的交流中存在，和研究生的交流中也同样存在，很多时候老师和研究生在一起不是探讨知识和交流思想，而是在聊如何发表论文的“攻略”，在师生双方都在舍本逐末之余，也让人哭笑不得。

不过，现在想想，为什么大家当年对成绩都不是很在乎，可以以六十分万岁为目标。

我想，或许最大的原因就是那时没有现在的按照成绩绩点运作的研究生推免制度，要读研究生，大家除了考试别无选择，因此除了一些本来学习很认真很在乎分数的女生外，大家都不是很在意课程的成绩，而更在意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图书馆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现在的研究生推免制度却是根据学生的学习绩点来确定资格的，因此学生们为了获得保研资格，只能每门课都追求90分而非60分了。但这样的制度设计却使得很多“推免”上来的很多研究生既无对知识的真正的兴趣，也并没有显示出超出常人的对专业知识的优长，失去了真正的为学术研究培养人才的作用。所以，要改变这种局面，可能需要尽快废除这种失败的研究生推免制度，让学生真正的可以在大学里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学习发展自己，同时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让那些真正对知识感兴趣的学生通过考试来检验自己，自我学习，自我训练，以对自己从事未来的研究打下扎实的精神和知识基础。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哲学或者真正的求知来自于“闲暇”，这“闲暇”固然有不为生存所累的意思在里面，但我觉得还有就是能够不为自己不感兴趣的事物所累的意思在内，大学的学习就当如此。对此，我们中国也有一句很好的话，那就是“能闲他人之忙者，方能忙他人之闲”，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求知，并且可能真正作出学术的贡献。

但让人无奈的是，当下的大学，不仅老师们被各种课题申报各种论文各种绩效的考核忙得不可开交，就是学生也是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在生活，当然，他们不仅仅在为每门课的绩点的优秀而忙碌，很多人还在忙着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各种实习，各种兼职，而正是这种平庸而勤奋的忙碌，使得他们苦不堪言。其实，老师也同样苦不堪言。而这就是“大学苦绩点久矣”的原因。

现在的大学，已经放不下一个平静的书桌，也早已经不再是个大学，变成了职业学校，并且以变成职业学校为荣。而这也不仅仅是扩招惹的祸，也是大学办学理念出了问题。

只是，不知道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时代的悲哀?

我们还有可能重回“六十分万岁”的时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