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跳出“文明优劣论”或“技术决定论”的传统框架，以“权力合法性诉求”为核心重构历史认知，会发现西方资产阶级的崛起与明清“天朝上国”的内敛，并非偶然的历史选择，而是两种截然不同“权力维系逻辑”的必然结果。西方小国因“领土蹙狭、资源贫瘠”，将“扩张统治范围、掠夺海外财富”与“复现罗马帝国正统”深度绑定，使其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核心支柱;而明清王朝凭借“广袤疆域、物产自足”的禀赋，将“天下共主的教化权威”作为合法性根基，海外领土与财富不仅非必需，更被视为可能动摇统治的负担。这种根植于权力本质的差异，深刻塑造了中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轨迹，也为理解当代中西方行为逻辑提供了历史密码。

一、西方资产阶级崛起的权力逻辑：以“小国扩张 罗马复现”构建合法性

西方资产阶级的崛起，绝非单纯的“经济自发演进”，而是“小国统治阶层的权力焦虑”与“资产阶级的财富野心”双向合谋的产物。两者共同将“海外领土扩张、复现罗马帝国荣光”作为突破“小国权力困境”的唯一出路，最终形成“扩张即合法性”的刚性循环——扩张越成功，权力越稳固;权力越稳固，越需要通过新的扩张巩固合法性。

1. 小国寡民的权力困境：合法性稀缺催生扩张“生存刚需”

中世纪后期至近代早期的欧洲，始终处于“小国林立、资源碎片化”的格局(如15世纪意大利半岛分裂为20余个城邦，伊比利亚半岛长期并存西班牙、葡萄牙、纳瓦拉等政权，北欧则有瑞典、丹麦、挪威等相互制衡)。这些小国的统治阶层，面临着双重致命的合法性危机，而“向外扩张”是唯一的破局之道。

- 领土与资源的先天绝境：无扩张则无生存

欧洲小国的疆域规模与资源禀赋，决定了其无法像明清那样通过“国内资源调配”支撑统治。以16世纪鼎盛时期的西班牙为例，其本土面积仅52万平方公里(约为明朝疆域的1/26)，耕地占比不足30%，铁矿、木材等核心资源需从北非进口;更小的威尼斯共和国，疆域仅2.4万平方公里(不足明朝一个府的面积)，粮食自给率常年低于40%，完全依赖从黑海沿岸进口谷物。这种“资源短缺”直接关联权力合法性——若统治阶层不能为民众提供更多财富(如海外黄金、香料)，轻则引发粮价暴涨、市民暴动(如1527年佛罗伦萨因粮荒爆发的“梳毛工起义”)，重则导致城邦叛乱、政权更迭(如1453年热那亚因海外贸易失利，失去对克里米亚的控制后，迅速被威尼斯取代区域霸权)。对这些小国而言，“扩张”不是“政策选项”，而是“生存底线”——只有占领海外领土、掠夺资源，才能缓解内部矛盾，维系权力存续。

- 正统性来源的薄弱：无成就则无认同

欧洲小国的权力合法性，早期多依赖“教会册封”或“局部血缘传承”，缺乏像中国“大一统”那样的终极正统标杆。例如，15世纪的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其合法性需通过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布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划分西葡殖民范围)确认;英国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为摆脱教皇控制，甚至通过宗教改革(建立英国国教)重构合法性。这种“弱正统性”迫使统治阶层必须通过“外在成就”证明自身统治的“神圣性”：法国与西班牙的“百年战争”(1337-1453年)，本质是两国争夺西欧霸权以强化合法性——法国获胜后，查理七世以“驱逐英国入侵者、统一法兰西”为由，迅速整合国内贵族势力;西班牙则通过征服美洲，以“获取海量黄金”证明“上帝眷顾西班牙”，压制了国内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的族群矛盾。

2. 资产阶级与统治阶层的合谋：以“罗马复现”为扩张的合法性旗帜

西方资产阶级(工商业主、航海家、殖民商人)的崛起，恰好与小国统治阶层的“扩张刚需”形成共振，而“复现罗马帝国”则成为两者合谋的核心“合法性旗帜”。在西方历史记忆中，罗马帝国是“大一统、多民族、广疆域”的象征，其“征服四海、传播文明”的形象，为小国突破自身局限、构建“超区域正统性”提供了终极目标。

- 统治阶层的“罗马梦”：将扩张升华为“神圣使命”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1516-1556年在位，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曾公开宣称：“我的目标是恢复罗马帝国的疆域与荣耀，让太阳永远照耀在西班牙的领土上。”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将殖民美洲、征服菲律宾的行为，包装为“重现罗马对‘蛮族地区’的文明教化”——1521年西班牙征服墨西哥阿兹特克帝国时，殖民者科尔特斯以“传播天主教、终结人祭陋习”为借口，实则掠夺了价值数百万比索的黄金;1565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立即仿照罗马“行省制度”设立“新西班牙总督区”，要求当地土著向西班牙国王缴纳贡赋，复刻罗马的“臣服-纳贡”体系。

英国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则将“罗马的海洋霸权”作为合法性说辞：她不仅授权海盗德雷克掠夺西班牙商船(1580年德雷克环球航行归来，带回价值50万英镑的财富，相当于英国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还为东印度公司颁发特许状，允许其“在海外发动战争、建立殖民地”，理由是“继承罗马的海洋传统，将文明带向未开化的东方”。这种“罗马叙事”成功掩盖了殖民的血腥本质——民众因“参与罗马式伟大事业”产生民族认同，贵族因“分赃殖民利益”(如英国贵族通过投资东印度公司获得丰厚分红)支持扩张，形成了“全民支持扩张”的共识。

- 资产阶级的“权力捷径”：借扩张实现阶层跃升

近代早期的西方资产阶级，虽掌握财富却无政治权力——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靠银行业积累了相当于当时欧洲王室总和的财富，却需通过资助教皇(如资助利奥十世当选教皇)获得“教廷银行家”身份，才能跻身统治阶层;荷兰的商人阶层，在16世纪末荷兰独立后，仍需依附奥兰治家族才能参与政治决策。他们敏锐地发现，“帮助统治阶层实现罗马梦”是获取权力的最佳路径：

- 提供扩张工具：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1497年的印度航行，由里斯本商人联盟出资80%;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年成立时，资产阶级认购了全部650万荷兰盾股本，公司不仅拥有贸易垄断权，还被授权“组建军队、签订条约、设立殖民地法庭”，成为“海外殖民的实体工具”;英国资产阶级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通过资助英国海军扩建(18世纪初英国海军规模扩大3倍)，换取了议会中的主导地位。

- 获取权力回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凭借殖民收益(17世纪中期公司每年股息率达18%)成为荷兰议会的核心成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不仅掌控印度的鸦片贸易(18世纪末鸦片出口占公司收入的40%)，还能通过“捐官”进入英国政府，如公司总督克莱武后来成为英国陆军大臣。这种“资本换权力”的模式，让资产阶级与统治阶层形成利益共同体，推动扩张形成“扩张-合法性增强-财富增长-再扩张”的闭环。

3. 近代版“春秋争霸”：以海外领土广度定义权力伟大性

西方小国的海外扩张，本质是“春秋争霸”的近代翻版——与中国春秋时期诸侯国“尊王攘夷、争夺霸主地位”的逻辑一致，西方小国通过“争夺海外领土广度、殖民范围”证明自身“伟大性”，核心都是“以外部成就强化内部合法性”。

- 争霸目标：同属“正统框架下的话语权争夺”

春秋时期，诸侯国以“周天子为共主”，争夺“霸主”头衔以彰显合法性(如齐桓公“葵丘会盟”后，以“尊王攘夷”名义号令诸侯);西方小国以“罗马为精神共主”，争夺“殖民霸主”地位以强化正统性——16世纪的西班牙，通过占领美洲除巴西外的全部领土、控制菲律宾，宣称“日不落帝国”，理由是“最接近罗马帝国的疆域规模”;18世纪的英国，通过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年)、打赢七年战争(1756-1763年)夺取加拿大、印度，取代西班牙成为新殖民霸主，合法性说辞是“比西班牙更能传播罗马文明”。两者的本质，都是在“共同正统符号”下争夺区域乃至全球话语权。

- 争霸手段：复刻“战争-臣服-纳贡”模式

春秋时期，霸主通过“战争威慑、会盟确立秩序、收取朝贡”维系地位(如晋文公“城濮之战”后，在践土会盟诸侯，要求各国定期朝贡周天子);西方小国则通过“殖民战争、贸易垄断、海外朝贡”确立霸权：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覆灭后，英国控制了大西洋贸易通道，要求欧洲各国商船“缴纳通行费”;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体系后，仿照罗马“行省制度”将印度分为13个省，要求印度土邦王公“定期朝贡”(如孟加拉土邦每年需向英国缴纳200万英镑贡金)，甚至复刻罗马的“总督统治”——东印度公司总督拥有“生杀大权”，其权力堪比罗马的行省总督。

- 合法性遗产：深植西方历史基因的“罗马认同”

这种“以罗马为正统、以领土广度为伟大性标准”的认知，至今仍影响西方：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大厦”，采用罗马柱式建筑风格，大厅壁画描绘“罗马帝国统一欧洲”的场景;欧元纸币设计融入罗马建筑元素(如5欧元纸币上的罗马桥梁)，硬币背面刻有各国象征，但正面统一采用罗马数字;北约冷战后的东扩(如2004年吸纳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其范围与罗马帝国的多瑙河、莱茵河流域势力范围高度重合，暗含“重现罗马势力范围”的逻辑。

二、明清“天朝上国”的权力逻辑：以“内稳态 教化权威”维系合法性

明清两朝作为“疆域广袤、物产丰饶”的大一统王朝，其权力合法性的核心是“天下共主的教化权威”，而非“海外领土与财富”。对明清皇权而言，海外扩张既不能增强合法性，反而会消耗统治资源、破坏内部稳定，因此形成“内敛性统治”的逻辑——这种逻辑并非“保守”，而是基于自身资源禀赋与合法性需求的理性选择。

1. 天朝上国的资源禀赋：无需海外扩张即可维系合法性

明清两朝的疆域与资源，为“内敛统治”提供了物质基础。明朝鼎盛时期疆域约1370万平方公里(涵盖今天的中国本土、东北、西北及东南亚部分地区)，清朝鼎盛时期疆域约1316万平方公里(新增蒙古、新疆、西藏等区域)，两者均建立了“农耕 游牧 手工业”的资源内循环体系，海外财富与领土完全非必需。

- 经济层面：自给自足的资源循环

明清的经济基础是农耕经济，粮食产量足以支撑人口增长——明朝万历年间(16世纪末)，因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全国粮食年产量达2000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约800斤(远超同期欧洲人均400斤的水平);清朝乾隆年间(18世纪中期)，江南地区每亩水稻产量达300斤，太湖流域“苏湖熟，天下足”的格局进一步巩固。手工业方面，明朝景德镇瓷器年产量达1000万件，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通过朝贡贸易出口;清朝苏州的织锦业，拥有织机超过1.2万台，年产锦缎10万匹，无需依赖海外市场。

即便需要海外商品(如香料、玛瑙等奢侈品)，明清也可通过“朝贡贸易”轻松获取——明朝郑和下西洋时，通过“赏赐换朝贡”的模式，从东南亚获得胡椒、苏木等香料(仅第四次下西洋就带回胡椒100万斤，足够明朝宫廷使用20年);清朝广州十三行在18世纪末，每年通过茶叶出口(出口量占欧洲市场的80%)，即可换取欧洲的白银、钟表等商品，无需通过殖民掠夺。

- 合法性层面：“大一统 儒家教化”的内在支撑

明清的权力合法性，根植于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传统与儒家教化体系，无需“海外成就”证明：

- 明朝以“驱逐蒙古、恢复华夏”为合法性根基——朱元璋在1368年称帝后，立即修复孔子陵墓、恢复科举制，宣称“大明继承华夏正统，复刻周天子的朝贡体系”，通过编纂《元史》将元朝纳入“中国大一统”脉络，彻底打消民众对“异族统治”的记忆;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天子守国门”强化“大一统”认同，其合法性从未因“是否海外扩张”受到质疑。

-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通过“融入华夏正统”巩固合法性——顺治帝入关后立即“尊孔崇儒”，康熙皇帝亲赴曲阜祭孔，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以“传承儒家文化”自居;同时，清朝通过平定准噶尔(1757年)、收复台湾(1683年)、巩固西藏统治(1727年设立驻藏大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大一统”，其合法性被士绅阶层与民众广泛认同。对明清而言，“国内疆域稳定、儒家教化普及”就是合法性的核心——海外扩张反而会被视为“劳民伤财、背离儒家‘仁政’”(如明朝士大夫批评郑和下西洋“耗银数百万，民力凋敝”)，削弱权力合法性。

2. 明清皇权的对外行为：教化而非掠夺，形式复刻而非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