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关于王、关、戚问题的历史考察

编者按：

关于王、关、戚问题的历史考察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夺权浪潮在各地的兴起，军队介入文革，造反派与干部、军队以及两派群众乃至造反派之间出现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左”倾盲动思潮随之泛起，全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

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次年一月，毛泽东决定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论是文革发动之际还是文革发展过程中在群众运动方面特别是在宣传舆论领域起过重要作用，既然这样，又为什么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呢？他们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

由于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在文革初期又起过重要作用，因而我们的研究就要先从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及其人员变化说起。

一、中央文革小组地位及其成员的变化。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及其人员组成上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社会斗争的反映，又是党内斗争的结果，折射出文革摇曳多姿而又波澜起伏的发展进程。

1、中央文革小组地位的变化。

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后成立的。这个小组是由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投身文化革命中的若干人员，在中央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过少量调整以后，在四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初步通过，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成立的。[1]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于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撤销了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将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2]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在工作组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在要不要派出工作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如何进行文革、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上存在矛盾的反映。文革小组领导成员在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的斗争中遭到了打压，一时处于被动地位。七月十八日毛泽东由外地回京，在了解具体情况以后，撤销了工作组，使文革走上了既定发展的轨道。[3]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和份量。中央文革小组还代替了中央书记处。[4]毛泽东当时曾经说过：“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5]以此表达了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赞许。一九六六年国庆节的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谈完话后，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照了相。[6]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毛泽东生日这一天，毛泽东邀请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中南海住地游泳池吃饭，席间就文革及其发展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最后举杯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7]毛泽东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信任。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随后（一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上又公开发表了贺电全文。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进一步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8]

周恩来从便于讨论工作出发，提议将中央碰头会分为主要讨论文革事务的钓鱼台碰头会和党政业务问题的怀仁堂碰头会，这两次会议还是由他主持，但是在会议讨论的内容上各有侧重，上报毛泽东以后，毛泽东批示：“此件不用，退周。”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二月逆流发生后，毛泽东又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9]

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他之所以否决周恩来的这个提议，让周恩来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中央书记处看待，还是为了让中央文革小组能够参与到中央日常决策中，以文革为中心来部署整个工作，以便统筹协调好文革与其它工作的安排问题。这是毛泽东从当时文革发展的要求和党内斗争形势出发才做出的决定。

毛泽东在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时，也对小组在指导文革发展上出现的错误予以了严厉批评。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社会上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行为，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及时予以批评、制止，而且又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当一九六八年二月怀仁堂举行的中央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的时候，毛泽东又支持了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批评二月逆流成员的生活会，发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10]这反映出毛泽东虽然全力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但是对于他们工作中的错误也是严厉批评的。不论是支持还是批评中央文革小组，都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做出的决定。弄清这个问题，才有利于我们了解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

从中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泽东支持下成立的，是按照毛泽东、党中央的要求开展工作的。中央文革小组与以前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中央的地位明显不同，以前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属于中央书记处领导，而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则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相当于中央书记处的地位。毛泽东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提高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寄于厚望，就是为了以文革为中心来部署整个工作。不论是毛泽东支持还是批评中央文革小组，都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采取的行动。这是由文革形势发展的要求及其斗争需要所决定的。

2、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变化。

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选择上，毛泽东是以他们在文化革命上的立场、观点、方法及其贡献作为选拔标准，不仅是慎重的，更是严格的。

比如，吴冷西虽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又是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员，但是却与毛泽东主张的文化革命唱对台戏，不论是《人民日报》的办报宗旨，还是一开始在《人民日报》上拒绝转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乃至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对“突出政治”的文章，就将他对于文化革命的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因而被毛泽东批为“半个马克思主义”，[11]把“吴冷西从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上撤销”了。[12]

再比如，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经因病长期休养，毛泽东也非常关心胡乔木的病情，多次写信抚慰，但是鉴于以前胡乔木在一些问题上的表现，当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胡乔木病愈后要求参加工作时，毛泽东只是同意他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参加文化大革命，写写文章，到各大学看看大字报，却没有批准他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13]用胡乔木后来的话说，是把他“冷藏”了起来。[14]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姚文元，虽然他的父亲姚蓬子在历史上曾经脱党、有变节行为，当时即便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对姚文元成为成员的问题上也存在争议，但是上报毛泽东以后，毛泽东认为老子反动，儿子就不革命了吗？陈独秀后来叛党，可他的两个儿子是革命烈士！于是，毛泽东一锤定音，姚文元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15]这说明在选择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上，是从他们对待文化革命的政治态度来决定的。

从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其成员是在不断发生变动的。这些成员的变动与文革发展的形势及其斗争状况以及他们对于文革的态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退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有的是犯了右的错误，有的是犯了“左”的错误。他们是在犯了这些错误以后，才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东、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同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16]

从前文反右斗争的研究中我们知道，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是如何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他们是由于犯了右的错误，不仅在工作组时期特别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仍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由于前文我们对于他们的问题已作了研究，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尹达时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所长，一九六四年写了一篇《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以后才发表的。[17]当初，这篇文章被中宣部扣押后，尹达没有办法才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又把该文送到了《红旗》杂志历史组。历史组经请示领导后，组织范若愚、关锋、戚本禹和杜敬四人与尹达一起讨论修改，后在一九六六年第三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可是在文革初期，尹达在历史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了不少人，所以历史所里的人对他反对得很厉害，再加上他与陈伯达又有矛盾。在历史学界批判侯外庐的时候，陈伯达就乘机发动了对尹达的批判。戚本禹和关锋几次去历史所为他说好话，但也没有什么效果。尹达后来就不来钓鱼台上班了，自动退出了中央文革小组，但中央并没有发文撤销他的文革小组成员。[18]

穆欣曾在《光明日报》社担任了十年的总编辑职务。文革发动前夕，穆欣写出了《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一文。这篇文章是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又四个月以后，才于三月十二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19]文革发动之初，穆欣参加了文化革命文件的起草工作，列席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兼管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20]这说明起码从形式上看，穆欣对于文化革命还是持积极态度的。但是，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他过去在京剧革命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在《光明日报》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为被揭发出来后，他的日子也就越来越不好过了。

其实，穆欣刚进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江青对他还是信件、支持的。比如，境外一些报刊对江青早年在上海的经历说三道四，江青就向他、戚本禹、姚文元谈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婚恋生活。如果对穆欣不信任的话，江青是不会当着他的面讲这些问题的。既然如此，穆欣以前又是如何对待江青主导的京剧革命的呢？

从穆欣对江青与他进行京剧革命谈话的反映上，就可以表现出穆欣对于京剧文革的真实态度。江青一九六四年七月二日曾与穆欣就京剧革命问题谈过一次话。由于京剧革命在进行过程中，遇到过不少阻力甚至打压，因而江青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与穆欣进行谈话，在谈话中还非常气愤，甚至动了感情。这本是人之常情，表现出江青对于打击京剧革命的人的愤懑情绪，又是江青进行京剧革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反映。但是，穆欣却对这次谈话嗤之以鼻，攻击江青“歇斯底里”，不像一个正常的女人……。回到报社后有人问起江青与他的这次谈话时，他带着嘲讽的口气说：“没有见过像她那样易于激动的样子，不知是不是脑袋有病？”（传开后说“江青有神经病”）在此期间，在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问题上，张春桥与《光明日报》记者发生了意见分歧。当记者回报社向穆欣诉苦时，穆欣竟然当着记者的面，脱口而出地对张春桥进行人身攻击，说张春桥“这个上海滩的地头蛇！”。[21]

其实，穆欣在京剧革命上对江青、张春桥进行的攻击和谩骂，并非仅仅是对于江青、张春桥尊重与否的问题，实际上却反映了他对于京剧革命的真实态度。尽管从形式上看，当时穆欣并没有直接反对进行京剧革命，甚至还参加了京剧革命的活动，但是在内心深处却是对京剧革命存在不同看法的。他对于江青、张春桥进行的攻击和谩骂，不过是他对于京剧革命真实态度的反映而已。这是因为在京剧革命问题上，同志之间即便存在一些不同意见，也是不宜采取攻击和谩骂行为的，而是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分歧问题。穆欣的言行不是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应该采取的态度。

由于在文革初期，穆欣在《光明日报》社积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造反派打压得很厉害，此前还把《光明日报》的同事当作下人来使唤，群众对他强烈不满。[22]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批判以后，造反派给穆欣贴出了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了穆欣背后对于京剧革命说的风凉话，穆欣对江青、张春桥攻击和谩骂的话也反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还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出来。《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江某也给总编辑穆欣贴出了大字报，揭发穆欣抵制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即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江青只好让穆欣回报社参加运动，接受群众批评。[23]于是，中央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去《光明日报》社造反，把穆欣从中央文革小组揪回了《光明日报》社批判。[24]

其实，即便让穆欣回《光明日报》社参加运动，中央文革小组也没有对他放弃不管，而是提供保护的。二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秘书矫玉山，向《光明日报》社两派群众组织打电话，传达了陈伯达“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揪斗穆欣了”的指示。[25]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同事，关锋和戚本禹也曾去《光明日报》社为穆欣讲过话，保过他，但是却没有什么成效。中央文革小组不仅对穆欣，也为他的夫人张卉中提供了保护。他的夫人张卉中是《光明日报》的编辑，盛气凌人，平时与群众的关系很紧张。文革开始后遭到冲击，中央文革小组便把她调到文艺组来上班，使她免受批斗。[26]即便如此，穆欣仍然遭到造反派的攻击，麻烦不断，他的工作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此后，穆欣虽然回到了钓鱼台，却不再参加小组的会议以及小组内部的工作，对他的文件也停发了，成了一个挂名的小组成员。他管过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版面，仍然以总编辑的身份主管《光明日报》的工作。出人意外的是，穆欣这个时候仍在利用职权压制左派关于文艺革命的稿件。在副刊《东风》上有一篇署名李华岚的文章——《献给披荆斩棘的人》，其中有三个小标题：英勇的号手、开路的先锋、流动的哨兵。文章虽然没有写出主人公的名字，但是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是颂扬江青对文艺革命贡献的。文章虽然有溢美之词，但还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况且也没有写出江青的名字，穆欣却大为不满，在审阅这篇的大样时利用职权先后两次将这篇文章拿掉，致使该文章最终也没有能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无奈之下只好在《光明战报》、《井冈山》等红卫兵小报上刊登了。[26]这是穆欣对于京剧革命真实态度的又一次暴露。

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对穆欣进行了保护，但是穆欣的问题却没有能够得到解决。鉴于以前穆欣在京剧革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他在遭到造反派猛烈攻击的情况下，仍在利用职权压制左派颂扬文艺革命的稿件，八月四日，江青让王力、关锋找穆欣谈话，要他离开钓鱼台回报社参加运动。王力对他说：“你对文化大革命既缺乏理论上的准备，也缺乏思想上的准备。”于是，八月十六日穆欣便离开了钓鱼台。[27]穆欣就是这样离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至一九六八年一月，因为犯了“左”的错误被隔离审查的。他们是在全面夺权走向高潮、社会出现激烈动荡、“左”的行为比较普遍地发生的背景下，才被采取措施、离开中央文革小组的。下文我们还要对王、关、戚的问题进行详细研究，此不赘述。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是犯了“左”倾盲动错误才被处理的。至于，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离开中央文革小组的原因，由于我们尚未找到这方面资料，以后待察。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这些成员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尽管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具体原因，但是其主要原因还是他们在文革发展过程中的政治态度所造成的。这在他们犯了右的或者“左”的错误上表现了出来。这种错误从根本上来说，则是由于他们没有正确地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缘故。

3、对中央文革小组地位及其成员变化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领导下，站在过去中央书记处的位置上，处于核心领导层的中央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具有这样的地位，从形式上看是毛泽东鼎力支持的结果，实质上则是由文革的胜负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及其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所决定的。这并非是哪一个人的主观决定，而是取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需要。

中央文革小组由于执行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予以指导，因而遭到党内一些反对文革的的领导干部的攻击。这在党内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二月逆流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事件而已。虽然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对于文革中一些错误的批评有着现实依据，但是他们所持的立场、态度却站在了文革的对立面。毛泽东反击二月逆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不过是为了使文革进行下去，为扫除文革障碍所采取的措施罢了。

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在党内处于中央书记处的位置，其成员当时也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地位，但是从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可以看到，一旦中央文化小组成员偏离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要受到严厉的批评，也是要做出组织处理的。将他们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不过是从组织上对他们处理的一种具体方式而已。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对中央文革小组竭力支持的同时，也对其出现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不论是毛泽东支持还是批评中央文革小组，乃至将其犯错误的成员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并非是随意的行动，而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排除右的或“左”的干扰，为了使文革能够沿着既定轨道发展才做出的决定。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及其成员的变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发生的。因而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有从这里入手才有可能发现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及其成员发生变化的真实原因。

二、王、关、戚问题发生的社会背景。

前文我们简要考察了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的变化。王、关、戚问题的发生，就是这一变化中的重要环节。要研究这一问题，还是要从王、关、戚问题发生的社会背景做起，也就是从一九六七年夏季以后的文革形势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面临任务的分析中，来探究王、关、戚问题产生的真实原因。

1、进入一九六七年夏季后的文革形势。

上海一月革命引发了全面夺权风暴，文革进入复杂、多变、起伏不定的发展时期。当时各地纷纷被夺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政局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奉命介入文革，实行“三支两军”，不仅保持了形势的基本稳定，也使得工农业生产能够得以继续发展，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没有出现失控的局面。

文革在这个阶段产生了错综复杂而又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围绕夺权在群众、干部和军队之间集中展开，具体说来是在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之间、造反派与干部、造反派（保守派）与军队中反映出来。各种形式的武斗、流血事件以及军队打压群众特别是造反派的行动，不过是这些矛盾的极端表现而已。这种状况虽然比较普遍地在全国各地存在，但是却集中在四川、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等省份，特别是在六、七、八三个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虽然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也在着力纠正军队支左中所犯的错误，但是从整个形势的发展上来看，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后来，毛泽东说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也主要是发生在这个时期。[28]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夏季以后发生的问题，从造反派方面来说，则是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与干部、造反派与军队以及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从两派斗争来说，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发展成大规模武斗，造成了群众之间的严重分裂与对峙；从军队方面来说，则是军队在支左中普遍地犯了严重错误，造成了造反派与军队之间关系的恶化。在纠正军队所犯错误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尚未实现根本性的好转；从干部方面来说，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已经退出了领导岗位，却与造反派仍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的迅速发展，造成了文革形势的急剧恶化。在这些矛盾中，造反派之间以及他们与保守派、干部、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演变为主要矛盾，而造反派则是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了要“教育左派的问题”，还主张“现在要批判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又作出了“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指示。[29]

从中不难看出，这个时期出现的系列矛盾是在两派、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的斗争中趋于激化的。他们之间发生的尖锐、复杂的斗争，特别是大规模的武斗乃至流血事件，不仅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还严重干扰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致使文革出现了脱离其发展轨道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造反派、保守派还是支左部队和干部都是对此负有责任的。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他们各自所负责任的大小不同，但是当“左”以及形“左”实右的行为成为当时文革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而这些行为又是作为文革主导力量的造反派所实施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说他们应当对于这种状况的出现负有主要责任，那么对于他们也就不得不采取处理措施了。

这个时期存在的问题，从形式上看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即后来所说的全面内战的局面），实际上则是由两派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矛盾的激化造成的。与以前不同的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的不是右，而是“左”，或者是形“左”实右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采取纠“左”行动，遏制“左”的错误的蔓延，使文革回到既定的发展轨道。这是形势稳定的需要，也是文革发展的内在要求，以迫切任务的形式摆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面前。

2、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面临的迫切任务。

进入一九六七年夏季，两派群众彼此之间及其与干部、支左部队不仅产生了尖锐、复杂的矛盾，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乃至于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系列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能否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完成这一迫切的任务，成为对他们能否履行职责的严峻考验。

我们知道，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在党内相当于中央书记处的地位。[30]它的职责就是下情上达、上情下达，负责处理文革的日常工作。具体说来，就是将各地文化大革命的信息汇总起来提供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然后又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传达给各地执行。虽然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决策权，但是却具有执行权，是有权处理文革一般事务性工作的。从中央文革小组来说，能不能及时将各地发生的真实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反映，同时又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及时、准确、创造性地传达给各地执行，就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能否履行好职责的关键。

中央文革小组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部队抽调了许多记者、学毛著积极分子、干部，以记者身份派到各地搜集信息，还成立了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各地来访者，又与各地的造反派保持着密切联系，因而各地文革发展的状况能够及时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快报》、《文革简报》、《要事汇报》、《临时增刊》将各地文革动态提供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时还要附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建设性的意见，供他们决策时参考。[31]能否及时将各地的真实信息反映上来，对这些信息进行甄别、校正，有针对性地提出参考意见，就成为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完成任务、履行好职责的一个考验。

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以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要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的决策为指导，根据文革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方针、政策，采取适宜的方法，准确、及时而又创造性地贯彻到文革实践中。是准确、及时而又创造性地贯彻执行，还是违逆、扭曲、变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的决策，就成为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能否完成任务、履行好职责的另一个考验。

这样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中央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机构，既要密切关注各地文革发展的动态，将各地文革发展的真实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反映，又要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文革的决策及时、准确而又创造性地贯彻到文革实践中。能否完成这个任务、履行好职责，就成为中央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严峻考验。一九六七年二月上、中旬，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提出的严厉批评，就是对于他们中的一些成员没有做好这个工作发出的初次警告。[32]

既然这样，那么进入一九六七年夏季，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能否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呢？也就是他们能否将各地发生的真实情况及时反映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对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文革的决策真正领会并予以贯彻执行呢？这是对他们的严峻考验。

3、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何去何从？

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他们或者将各地的文革动态如实地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予以报告，又能够准确、及时而又创造性地执行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策；或者没有将各地的文革动态如实地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予以报告，也没有准确、及时而又创造性地执行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策，二者必居其一，那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呢？

要想研究这个问题，就要首先搞清楚当时形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针对这种变化毛泽东又作出了什么样的指示。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进入一九六七年夏季以后，群众组织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又进一步发生了分裂，许多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相当多的支左部队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保守派、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乃至严重的流血事件。

虽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是与此前不同，这个时候“左”的错误、形“左”实右的错误业已成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批评造反派，纠正“左”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就成为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迫切要求。否则的话，如果任由这种错误继续发展，不仅会造成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还会破坏文革发展的进程，致使文革走上歧途。为此，毛泽东进行了系列谈话，作出了重要指示，遏制“左”倾势力的发展，进行了纠“左”工作，使文革摆脱“左”的影响，转入既定发展的轨道。

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要执行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不仅要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如实反映各地的文革发展动态，还要以毛泽东的指示、谈话为指导，真切认识到这个时候“左”的错误已经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及时制定相关措施，采取实际行动，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来纠正“左”的错误，给各地特别是北京造反派进行“降温”，制止他们的盲动行为。这是进入一九六七年夏季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对他们能否履行好职责的严峻考验。

遗憾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的一些人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没有意识到进入一九六七年夏季以后，“左”的、形“左”实右的错误业已成为社会稳定和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不纠正这些错误，不仅局势难以稳定，工农业生产乃至文革的进行都会遇到很大困难。这样他们就难以对毛泽东批评造反派、纠“左”的重要指示进行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更难以主动地、自觉地、创造性地及时将毛泽东纠正“左”的错误的指示、谈话以方针、政策的形式来贯彻执行了。

这不仅决定着文革的发展方向，也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和命运。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其中的王、关、戚等人，还像以前那样大力支持、鼓励造反派的行为，致使这种“左”的、形“左”实右的行为愈演愈烈，与毛泽东、党中央进行的文革方向相违逆。王、关、戚就是这样被端出来的。

至于这个时候他们是如何违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的，我们下面再来研究这个问题。

三、王、关、戚问题的由来及其基本状况。

前文我们分析了王、关、戚问题出现的社会背景，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这种背景下面临的任务、应该采取的措施。那么，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个时候又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呢？他们发生问题的真实状况又是如何呢？

为了对王、关、戚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在研究他们的问题之前，还是要先从他们积极参加文化革命说起。

1、王、关、戚吹响文化革命的号角。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文化革命中的风云人物。王力、关锋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戚本禹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就已经参加到文化革命中了。比如，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这篇文章向史学界的权威观点发出挑战，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还召集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开会，对戚本禹的文章进行围攻和批判，而毛泽东却肯定、支持了这篇文章，还作出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的批示。后来戚本禹又写出了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历史研究》一九六四年第四期也发表了这篇文章。戚本禹就是由此被陈伯达看重，经毛泽东批准后调入《红旗》杂志社担任历史组组长的。[33]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他们便积极配合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先后起草了数篇文章，以主动的态势投身到文化革命中。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吴晗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但没有指名。戚本禹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话中既对戚本禹的文章予以了肯定，又指出了文章的不足。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34]

围绕《海瑞罢官》展开的批判，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遇到了重重阻力。这种阻力在是否进行政治批判上表现了出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认为可以进行学术批判，反对进行政治批判。不仅如此，彭真还压制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的发表，提出对左派要进行整风。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姚溱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动态》八十八期刊登的庆云（即关锋）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送给彭真，为彭真批评关锋提供材料。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关锋和戚本禹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写成。这两篇文章都送给了中宣部，却被中宣部压了下来。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戚本禹打电话问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立群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在这种情况下，关锋、戚本禹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审查，彭真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同志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一月三十一日，彭真要许立群马上把批评左派的文章送给他。许立群立即送去了。二月三日，彭真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批评左派的材料。彭真在会上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35]

从中可以看到，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彭真在将批判纳入学术批判轨道的同时，还竭力阻力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发表，又提出对左派要进行整风。他的作法显然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是背道而驰的。鉴于彭真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又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他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职权，但是能否以中央名义来采取行动，最终还是取决于毛泽东、党中央的态度。

二月八日，彭真向毛泽东汇报他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的时候，谈到要对左派进行整风，毛泽东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批评关锋的杂文有问题时，毛泽东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36]

毛泽不仅否决了彭真对左派进行整风的要求，还对关锋的杂文予以了肯定，对当时进行文化革命的左派采取了支持、保护的态度。这并非说左派没有缺点、错误，而是从文化革命的大局出发，在文革方兴未艾的时候，左派的文章起着喉舌的作用，支持左派，建立左派队伍，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的缘故。

这个时候左派写成的文章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了。三月二十五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题目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康生两次谈话，然后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谈了一次话。毛泽东指出，“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37]

毛泽东讲话以后，中宣部就再也难以继续扣押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了。他们的文章是在这个时候才在报刊上发表的。

四月二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戚本禹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半月。四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也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半月。五月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即关锋——引者注）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38]

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39]

我们看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在毛泽东支持、保护下，关锋、戚本禹等人围绕《海瑞罢官》写的批判文章终于在报刊上发表了。这些文章高举文化革命的旗帜，对正在进行的文革起到了擂鼓助威的作用。不仅如此，王力、关锋、戚本禹还参加了“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工作，成为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随后又成为新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们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不仅将北京市红卫兵和各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及时向毛泽东、党中央进行反映，还继续担负着社论、评论员文章以及文件的起草工作。

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毛泽东住地举行的简便晚宴。他们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文革发展的重要谈话，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设想写进了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中。[40]

虽然毛泽东在关锋的请示报告中没有同意引用他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但是他在祝酒时所说的“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还是写进了元旦社论中。[41]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42]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王力、关锋、戚本禹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要求，继续起草重要文件、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进行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引导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他们起草的重要文章是要经过毛泽东审阅，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通过以后才发表的。

一月十六日出版的一九六七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发表王力、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篇文章同日由《人民日报》转载。文章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文章是陈伯达报送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43]

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发表王力、关锋起草的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人民日报》三月十日提前转载。这篇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这篇文章是三月七日经毛泽东审改后发表的。[44]

毛泽东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45]在全面夺权阶段，既有夺权这种行动上的破，也有大批判文章的发表这种思想上的破。不论是行动上的破，还是思想上的破，都是为了使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深入人心，为了完成文革任务而采取的重大措施。王力、关锋、戚本禹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不仅积极参加到文革的实践中，还起草大批判文章为夺权摇旗呐喊，论证文革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正义性、必要性。

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四月一日《人民日报》转载。戚本禹的这篇文章首次不点名地称刘少奇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改后发表的。    同期《红旗》杂志也发表了本刊编辑部调查员的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日报》等转载。这个调查报告是由王力、关锋报送毛泽东审改后发表并予以广播的。毛泽东三月二十九日审阅时，删去调查报告中点到的刘少奇的名字，对点到的其他人，只保留姓，将名一律改为“××”，还将原标题《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改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期《红旗》杂志还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人民日报》等转载。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三月三十日对王力审批后发表的。[46]

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六期和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的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是由王力、关锋起草，由陈伯达报送毛泽东审改三次后才发表的。[47]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和五月二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发表《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为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而写的。毛泽东在审改这篇文章时作了修改，并在文章末尾加写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切不可丧失警惕。”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对王力作出批示后，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后发表的。[48]

以上我们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只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参加文化革命过程中的主要部分。由于他们积极参加毛泽东倡导的文化革命，而且在此过程中还起着先锋的作用，因而他们不仅参加了“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的起草工作，而且还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毛泽东指导下，他们起草了许多社论、评论员文章或者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为文革的发展呐喊助威，引导文革按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发展。不仅如此，他们还与北京以及各地造反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大力支持他们的行动，鼓励他们进行夺权斗争。因而我们说王力、关锋、戚本禹对于前期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2、处理两派分歧及其矛盾问题。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群众不仅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又进一步发生了分裂，各派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随着各派矛盾的激化，他们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导致了局势的紧张和动荡，革命委员会一时难以建立起来。军队在支左中又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与军队之间的矛盾也趋于激化。这样军队与两派之间的矛盾搅合在一起，使得形势的发展愈发复杂、多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就成为当时文革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

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在派系林立、互相攻击中的武斗，造成了群众力量的严重内耗，破坏了群众的凝聚力，削弱了群众的战斗力，致使群众难以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种状况的发生，除去他们认识的局限以外，主要的还是由于他们从本位主义、小团体的利益出发造成的。

他们在斗争中不同程度地犯了错误。从错误的性质上来看，一般来说，造反派往往犯“左”的错误，而保守派往往犯右的错误，两派都有可能犯形“左”而实右的错误。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谆谆告诫两派群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49]当时的群众，又有多少人能够听得进去呢？

作为在中央直接负责全国文革发展的文革小组成员，就要以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密切注视文革的发展动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以便于化解矛盾，解决分歧，早日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这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职责所系。但是，我们却遗憾地看到，一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仅没有履行好职责，反而却激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他们的撕裂，造成了严重后果。比如，王力在七二〇事件中的表现就是一个例证。

七二〇事件发生前，武汉的群众分裂为造反派的“三钢”、“三新”，保守派的百万雄师，三司则是介于两派之间的群众组织。军队在支左中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与造反派的矛盾处于非常尖锐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来到武汉，主张先做好军队的工作，而后再做好两派的工作，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同时，利用湖北处于九衢之地的区位优势，以湖北问题的解决为突破口，来推动湖北周边省份四川、湖南、河南、安徽、江西乃至全国问题的解决，在各地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判断不是没有缘由的。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则是一致的。这是两派能够实现团结的前提和基础。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两派群众产生了分歧，但是鉴于两派群众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在做了思想工作、讲清道理以后，他们是会放弃前嫌团结在一起的。毛泽东就是这样在排除了众人的阻拦以后，才从北京乘火车到达武汉的。[50]

王力这个时候也与谢富治从四川赶到了武汉。他不仅参加了毛泽东的数次谈话，也参加了武汉军区召开的内部生活会。应该说，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对于武汉的形势以及各地的发展动态，还是比较清楚的。当时武汉出现了严重的两派对立，军队在支左中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与造反派处于严重对峙之中。要想解决好他们之间的问题，就要采取适宜的方法，抓住重点，循序渐进，先做好部队的工作，而后再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好彼此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们能够在团结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不是支持造反派把保守派吞并掉。这是因为军队犯了错误是可以改正的，两派之间也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缘故。

当然，保守派中即便混进了一些坏人，但是保守派的基本群众是好的，因而就要通过做工作把这些基本群众争取过来。把他们争取过来了，保过派中的坏人特别是其中的极少数坏头头也就孤立了。这个时候如何让支左部队特别是其中的领导干部转变过来，两派中的群众能够消除隔阂，从对峙走向联合，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为当时一个迫切的政治任务。

遗憾的是，王力到了武汉以后，在没有做好工作的情况下，不顾周恩来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嘱咐，就深入到两派队伍中，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发表讲话。他到了湖北大学会见造反派，对他们表示支持，又到百万雄师联络总部，批评他们的错误行为。后来又赶到了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王力戴上造反派的袖标，视察他们的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负伤人员，在召开的大会上发表讲话，把他们称为“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说：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十九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51]

虽然当时王力在讲话中没有泄露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七二〇事件的发生，确实也不能由王力负主要责任，但是在没有做好部队和群众工作的情况下，王力就到两派中去活动，而且还对两派群众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就极容易激化军队与两派及两派之间的矛盾。不是说王力对于两派组织性质的判断不对，王力不应该支持造反派，而是说在军队与两派及两派之间存在尖锐、复杂矛盾的情况下，在没有做通他们的工作以前，王力公开发表这样的讲话不仅与事无补，还会导致他们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这是在错误的场景、错误的时机、错误的地点讲了错误的话。毛泽东后来在专列上同曾思玉、刘丰谈到七二〇事件时对王力批评道：武汉七二〇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抢先点了一把火，支一派，打一派，搞得“百万雄师”与几个“钢派”群众组织对立，结果人民遭殃，武汉军区和军分区、县人武部受到冲击。[52]

王力的问题在于，他在文革形势、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政策措施的认识上出现了严重偏差。这种偏差导致了错误的行动，激化了军队与造反派以及两派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七二〇事件。具体说来，他对于当时两派之间出现的大规模武斗给文革造成的严重破坏缺乏深入了解，也没有对两派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有一个明晰认识，这样他就不仅难以践行毛泽东在派性斗争导致大规模冲突致使文革形势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要着力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促进两派群众的团结，实现两派群众的联合，而不是简单地把保守派群众排除掉的方针，同时还不顾已经发生变化的形势，着力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却仍然像以前那样旗帜鲜明地竭力支持造反派的行动，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后来毛泽东在同杨成武等人谈话时曾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53]

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党中央的政策措施早已在强调大联合，化解派性矛盾，促进两派之间的团结，在此基础上做好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但是王力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实际行动中去做好两派矛盾的化解工作，而是仍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大张旗鼓地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不是说他支持造反派的行为不对，而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公开支持造反派不仅不利于两派矛盾的化解，反而还会激化两派之间业已存在的严重矛盾。这样就走上了与化解两派矛盾、实现大联合相反的道路。

王力显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时候发生的两派之间的斗争及其大规模武斗，既是群众之间的内耗，也给文革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困难。解决派性斗争业已成为文革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因而这个时候就不能一味地强调斗争，而是在解决彼此矛盾的基础上将各方联合起来，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后来毛泽东在谈到王力时说道：“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过了十来天，他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马蜂窝，着急。”“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54]

其实，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是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指针。在王力、关锋、戚本禹撰写的社论、评论员文章中就多次提到过，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王力却不仅在七二〇事件中做得不好，在处理其它地方两派斗争的时候也是这样。不仅王力如此，关锋、戚本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时候群众组织的分裂以及彼此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军队支左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及纠正支左错误还在一些部队中遇到了重重阻力。毛泽东这个时期发表的谈话、作出的指示特别是关于武汉问题处理的意见，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才提出来的。从程序上来说，是在中央文革小组传达过的。王力当时在武汉还亲自聆听了毛泽东的多次谈话。不论是王力还是关锋、戚本禹，对此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对文革形势的变化予以高度注意，也没有认真领会并真正贯彻执行毛泽东作出的指示，而是我行我素，仍然在按照个人的意愿在行动。这样也就难以跟上毛泽东、党中央的步伐了，不能不犯错误了。

3、“揪军内一小撮”。

“揪军内一小撮”的全称是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口号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才在党内文件、报刊上频繁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提出后，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造反派纷纷动员起来，准备向军队发起冲击。后来是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揪军内一小撮”的行动才不得不偃旗息鼓的。

王力、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中的风云人物，在这个口号的提出、传播中走在了前列，后来他们自己也为此负出了沉重代价。那么，“揪军内一小撮”是如何出现的？王力、关锋是如何鼓吹这个口号的？毛泽东又是怎么否定“揪军内一小撮”的呢？

（1）“揪军内一小撮”出现的源头。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揪军内一小撮”最早出现于一九六七年一月林彪批准的《军报宣传方针》。这个文件是王力、关锋、胡痴、唐平铸根据林彪一月八日在军委常委会上关于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起草的，全名为《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又称《军报宣传要点》。文件起草后，在排印稿上由王力、关锋等四人署名，《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亲笔签名，上报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和全军文革小组。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揪军内一小撮”辞条说：“1967年1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关锋、王力等四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军报宣传方针》最早提出了“军内一小撮”这个概念；所说的四人是王力、关锋和胡痴、唐平铸。[55]

关于林彪批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件，我们还可以从另一则资料上得到印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林彪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起草的带有“揪军内一小撮”提法的《解放军报宣传要点》上批示“完全同意”。[56]

《军报宣传方针》虽然经林彪批示同意，当时并没有下发全国。这是因为《军报宣传方针》未经毛泽东批准，是不能下发全国的。尽管如此，这个文件在林彪批准后，《解放军报》还是将文件的精神以社论的形式表述了出来。[57]

一月十二日的《解放军报》社论号召“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猛烈开火”，将这一口号公开化、社会化。[58]

一月十四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了《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号召：

“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59]

从中我们看到，“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最早出现于王力、关锋、胡痴、唐平铸起草的《军报宣传方针》。这个文件是根据林彪一月八日在军委常委会上的指示起草的，在林彪批准以后《解放军报》就以此为导向，在社论中将文件的精神公之于众，指出了军队文革的方向。

军队里面有没有走资派呢？当然有。既然军内存在走资派，就要进行军队文革。军队文革是整个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军队的特殊性，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军队文革的范围特别是夺权作出了严格限制，绝不允许在军事指挥机关和部队进行自下而上的夺权。[60]因而，不论是林彪一月八日的指示，还是他批准的《军报宣传方针》，乃至于《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不过是当时对军队文革发出的动员令而已，从进行军队文革的角度上来看还是有意义的。

但是，凡事都要有一个度，一旦军队文革搞起来以后，不论是军内造反派还是地方造反派如果对于军队冲及过大，致使军队不仅难以履行职责而且连自身稳定都不能保持的时候，那么它的负面作用就会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从保持军队稳定和履行职能上来说，就要采取果断措施对这一号召予以限制乃至于否定了。虽然林彪这个时候没有把《军报宣传方针》报送毛泽东批准，同时我们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也没有发现此时毛泽东对于这个号召的否定性指示，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其负面作用没有表现出来的缘故。

当然，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否决林彪送审的准备下发部队的含有“揪军内一小撮”的文件，[61]那不过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时过境迁的缘故而已。

（2）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与林彪在“揪军内一小撮”上存在严重分歧。

七二〇事件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毛泽东莅临武汉来解决军队与两派以及两派之间矛盾的时候，却发生了独立师部分官兵和保守派百万雄师殴打中央代表王力、冲击毛泽东住地的严重事件，最后迫使毛泽东在周恩来安排下不得不紧急离开武汉。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以及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对于七二〇事件的发生分别负有首要、主要责任。伴随着对七二〇事件的处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又一次被提了出来。这不仅体现在林彪主持的会议上，也出现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以及报刊文章中。

七月二十二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会上，把武汉七二〇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七月二十七日，林彪主持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2]

我们看到，在林彪主持的会议上，以七二〇事件的发生为由，明确提出要“揪军内一小撮”。七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发表空军政治部红尖兵（即林彪儿子林立果）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章指出：“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还配发了题为“推荐一篇好文章”的评论员文章，指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把这场大批判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63]

但是，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却指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以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晚十时，毛泽东在审阅修改林彪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时，特意加写了一段话：“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同准备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杨成武谈话。毛泽东说：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请示，明确表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本日晚，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均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64]

从中不难看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在如何处理这个事件以及几位元帅是否出席建军节招待会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等人是存在明显分歧的。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致武汉党委的复电和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时加写的一段话以及同意几位元帅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中可以看到，对于七二〇事件、文革期间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只要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以后，还是可以参加到革命行列中的。这些措施显然是为这些犯错误的领导干部改正错误创造了条件，防止军队在文革中遭受更加严重的冲击，是为缓和社会矛盾、避免局势失控所采取的必要行动。这些作法与“揪军内一小撮”存在着根本性区别。

毛泽东和林彪在“揪军内一小撮”上存在的严重分歧，还在毛泽东否决林彪报送的下发部队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文件上表现出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林彪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八月三日《关于在全军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运动的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阅。通知稿一开始就把矛头直接指向“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出：“目前全国正在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一次大决战，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关键，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事业的大事。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虽然已经揪了出来，但是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每时每刻都在伺机反扑，妄图东山再起，重新登台。如果我们只夺他们行政的权、组织的权，而没有夺他们政治思想的权，那末，我们夺到的权就不能巩固，就有重新丧失的危险，资本主义复辟随时可能出现。因此，对于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要从组织上打倒，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各个领域里的影响和流毒。这是当前摆在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光荣而伟大的政治任务。”

通知稿还点了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八人的名字，指出“这次革命大批判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一、首先把矛头指向以刘、邓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二、要彻底揭发批判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黄克诚、谭政、刘志坚等进行篡军反党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行。”“他们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在军队的代理人。”

十月一日，毛泽东审阅这个文件时，在“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十一个字下画了横线，阅后批示：“此件不用。”批示件退回林办后，十月三日叶群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此件存，不外传。”[65]

从中可以看到，这是准备以总政名义下发全军的对“军内一小撮”进行批判的文件。从林彪八月二十日报送这个文件到毛泽东作出批示，中间相隔了约五十天的时间，毛泽东将文件压了这么长的时间才作出批示，说明毛泽东对于文件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毛泽东在含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文字下画了横线，是他对这个提法存在疑问的表现。他对文件作出“此件不用”的批示，否决了林彪报送的这个文件，表明了他对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对态度。这又一次反映出毛泽东和林彪在是否进行“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揪军内一小撮”是以七二〇事件的发生为契机，继续在军内揪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势必会造成对军队的更大冲击。毛泽东的作法却并非如此，而是通过批评、教育，争取这些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能够改正错误，转变过来，而不是简单地把他们打倒。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上表现了出来。从中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在“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十一个字下画了横线，并批示“此件不用”，将文件退回到林彪的办公室了。

（3）王力是如何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

王力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有什么错误呢？

首先在武汉期间，王力在没有做好部队和两派群众工作以前，就到两派中去活动，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他的言行成为引发七二〇事件的导火线。他不仅没有反思自己在事件中的责任，也置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于不顾，而是以此为由要进行“揪军内一小撮”。

七月二十二日，王力在回北京的飞机上对北航红旗的造反派说：“这下子，要抓住武汉事件解决‘军内一小撮’问题了”。[66]

王力不仅对北航红旗的造反派说要解决“军内一小撮”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他还篡改了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对此，林杰后来对此回忆道：

王力在中央给武汉市军民的“一封信”中，背着毛主席偷加“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被毛主席发现后，受到严厉的批判。

在文件下发前一天，即七月二十六日，王力胆大包天，竟背着毛主席在这份中央文件上加上“军内一小撮”。即在“一封信”原稿“党内一小撮”的“党内”二字之后，私自添加了“军内”两字，改成了“打败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等于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我为此访问了原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他肯定中央文件上的“军内”二字确是王力所加。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六日，他又寄来他写的《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的反应》一文。文中回忆了当时他奉命追查王力在中央文件《一封信》上擅加“军内”二字的那份稿件的情况。关锋生前也曾告我，“军内”二字为王力所加，并形象地说了主席知道王力擅加“军内”二字后的愤怒口气。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也肯定王力私加“揪军内一小撮”一事。我在秦城监狱受审时，也曾听到专案组“五一六“大组组长陈伟说：“在中央文件上加军内一小撮的是王八七（即王力，王力因为在八月七日对造反派发表过夺权外交部的谈话，因而当时被人送了一个王八七的外号。——引者注）。”[67]

对这件事，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在他写的《七二〇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组激起的波澜》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前的一个晚上，关锋突然到钓鱼台十六楼办事组值班室要找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的签字原稿大样。办事组工作人员矫玉山和李奎林到保密室查阅未见登记，他们在办事组保存的文件档案中也没查到。关锋对矫、李二人说，有人在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信的签字稿上加了字，是谁加的？矫、李二位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因为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已经下发快一个月，又不是办事组经办的，都是由陈伯达、关锋身边工作人员校对发排后交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办事组马上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局调来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的签字大样。

从中央办公厅调来给武汉军区一封信的大样后，矫玉山、李奎林先看了一下签字大样改动情况，在大样上只有陈伯达、王力改动的字迹，王力在信中提到武汉地区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句中“党内”后边加上“、军内”即一个顿点两个字。这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加？办事组一无所知。我上楼把签字大样递给了关锋。关锋翻了一下大样，惊讶地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迹。”说着把大样递给王力看，王力早把这件事忘了，他愣了一下说：“我加的？”然后翻看了签字大样说：“噢！这是我和陈伯达在一起改的。”在大样上也确有陈伯达在别处改动的字迹。随后，王力对我说：“查清楚就行了，不必大惊小怪的！”[68]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中央致武汉军民一封信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确是王力添加的。王力在信件中加上这样的文字，意味着中央对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肯定和支持，是以中央名义向武汉军民发出了进一步揪斗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号召，势必会对武汉军区乃至全军造成更大的冲击，也是与毛泽东起草的中央致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给武汉军民一封信中加写的一段话相矛盾的。这样就违背了当时毛泽东解决七二〇事件及处理文革面临相关问题的方针。特别严重的是，王力是在毛泽东已经审阅、批准的信中私自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把他个人的观点“绑架”成中央的政策。不仅在思想上违背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还在程序上破坏了毛泽东、党中央的权威。在这两个方面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4）关锋是如何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

关锋在“揪军内一小撮”上所犯的错误，主要是在修改林杰起草的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时，擅自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加写了进去。修改后的社论未经毛泽东批准就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

其实，早在《红旗》杂志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以前，类似的提法就已经在中央级的报纸上出现了。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报刊上就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文章。

七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号召：“坚决打击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中称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进攻”。

同日，《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掀起一个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

同日，《解放军报》的另一篇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七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中说：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决心跟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线，坚决把他们打倒”。

同日的《解放军报》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说：“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中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还没有冻僵的毒蛇。”

同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中说：“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操纵的‘百万雄师’，正在土崩瓦解。”

七月三十一日，《解放军报》社论《新的考验》向犯了路线错误的干部发出号召：“从实际行动上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彻底揭露和批判他们的滔天罪行。”

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以后，七月三十日新华社播发了将于八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七月三十一日全国各大报都在头版刊登。[69]

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红旗》杂志刊登两篇社论：第一篇社论的题目是《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另一篇社论的题目是《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这一期《红旗》杂志还转载了七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空军政治部红尖兵（即林彪儿子林立果）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军报为该文发表而刊登的题为“推荐一篇好文章”的评论员文章。[70]这几篇文章都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虽然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但是真正从宣传舆论上把“揪军内一小撮”推向高潮的，还是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两篇社论，特别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发表的第一篇社论。这是因为《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在党内的影响力比《人民日报》还要大，在上面发表的文章不仅有高度的政治性，还有深刻的思想性，是中国**核心领导层方针政策发生变化的风向标，因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格外引人注目。同时，在《红旗》杂志上刊发的社论由新华社发了通稿，还在全国各大报刊登，又在电台予以全文广播，进一步扩大了文章的影响力，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那么，社论在“揪军内一小撮”上是如何进行表述的呢？

我们先看为纪念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发表的社论。

《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批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批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71]

我们再看同期《红旗》杂志第二篇社论。

《红旗》杂志还发表了《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社论。社论指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他们垂死挣扎的一个突出表现。”“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72]

从中可以看到，两篇社论都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由于第一篇社论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发表的文章，从发表后的影响来看要比第二篇社论大得多。但是，第二篇社论的题目就带有浓厚的火药味，主张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如果我们联系到这两篇社论都出现了“揪军内一小撮”这样的新提法，那么这个主要敌人的内涵也就不言自明了。

我们知道，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这种绝对领导是通过军内领导干部来实现的，在军队里面如果不是党员就不能指挥军队。其实，军内走资派就潜藏在军内党员领导干部中间，军内党员领导干部是全党领导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军内走资派也是潜藏在全党领导干部中间的。

既然军内走资派潜藏在全党领导干部中间，党内走资派也是潜藏在全党领导干部中间，那么军内走资派与党内走资派又是什么关系呢？党内走资派按其所处岗位不同，可以划分为形形色色的走资派，军内走资派不过是党内走资派在军队内部的具体表现而已，即军内走资派是党内走资派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提党内走资派就包括了军内走资派，一般来说是不把军内走资派与党内走资派相提并论的。

可是，现在不仅在中央报刊上将军内走资派与党内走资派并列，还在《红旗》杂志第一篇社论中明确指出“揪斗军内走资派”“是斗争的大方向”。这无疑是向社会发出了重要信号，在揪出党政领导机关中的走资派以后，下一步就要把揪出军内走资派作为今后斗争的主要方向了。这样势必会对军队造成大规模的冲击。在军队与造反派以及两派之间矛盾业已严重激化的情况下，如果再将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就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导致局势失控。在社会秩序失控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进行文革呢？

那么，这两篇社论是如何起草的呢？为什么在两篇社论中都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呢？《红旗》杂志又为什么要转载红尖兵的文章及军报评论呢？

关于这个问题，当年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起草了《红旗》杂志两篇社论的林杰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七月中旬，关锋在新疆驻京办事处，主持召开中央宣传小组会议，布置纪念建军节的宣传工作，参加的有《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的负责人。后来中央正式发了《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七二〇事件还未发生。会上关锋没有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些有《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可证。我回到《红旗》，向编辑部的社论评论组作了传达。决定社论由《红旗》社论评论小组成员卢之超起草。卢起草后给我看，我不大满意，转给关锋看，他看了觉得不行。他叫我负责起草。我起草后，题名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即送关锋审改。这时，七二〇事件已发生。关在审改时，加了一大段话，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军口号，就送陈伯达批发。在党中央的政治理论刊物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是第一次。社论没呈请毛主席审批，关锋有责任，陈伯达责任更大。[73]

由此可以看到，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稿是林杰起草的。他将社论稿写好以后送给关锋，关锋看了以后大体上满意，在修改时加写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关锋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没有讳言，讲了他为什么要在修改社论时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他说道：

七月二十五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欢迎谢富治、王力的百万人大会上就讲，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从那以后“揪军内一小撮”成为全国报刊上最常见的政治口号。作为《红旗》杂志庆祝建军节的社论，理所当然要加上“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内容。[74]

关于起草《红旗》杂志的另一篇社论以及转载红尖兵文章和军报为推荐该文同时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林杰回忆道：

这一期《红旗》还有一篇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这是根据关锋的指示为支持七二〇事件由我写的。文中的“党内、军内一小撮”，是完全按经王力篡改的中央给武汉市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上的提法写的，题目是关锋定的。

七月底，关锋指示我在《红旗》上，转载七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红尖兵(林立果)的《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关锋还指示我，转载同日《解放军报》吹捧红尖兵文章的评论员(关锋)写的：《推荐一篇好文章》。林立果和评论员文章都提到要“揪军内一小撮”。[75]

从林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红旗》杂志的两篇社论是关锋让他起草的。关锋在修改第一篇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时加写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关锋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承认“揪军内一小撮”是他加进去的，并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第二篇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字句是林杰起草文稿时根据王力篡改的中央致武汉军民一封信的表述写进去的，这篇社论还是关锋拟定的题目。在《红旗》杂志上转载《解放军报》红尖兵的文章以及军报评论员文章是关锋批准的，而军报评论员文章就是关锋以前起草的。这样《红旗》杂志第一篇社论提出了今后斗争的大方向，第二篇社论主张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转载红尖兵的文章及军报评论员文章，又进一步将“揪军内一小撮”的烈火越烧越旺，最终将七二〇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尽管当时“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关于文革斗争方向转变的文章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在党中央的刊物上予以发表，以党中央名义发出号召，显然是违背组织程序的，也是严重干扰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战略部署的。后来，他们受到处理其来有自。

（5）《红旗》杂志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发表后，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

《红旗》杂志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发表的社论中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以为这是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广播电台大肆宣传“揪军内一小撮”，对军队造成了猛烈冲击。北京红卫兵提出要进行第三次大串连，十万火急地跑到全国各地去揪“揪军内一小撮”。[76]

在“揪军内一小撮”活动中，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表现的非常积极。由于七二〇事件发生地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原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徐向前是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于是他们便猜测七二〇事件与徐向前有关。于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徐向前。七月二十五日晚至二十六日，蒯大富召集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会议和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两总部联席会议，传达林彪讲话和王力的示意，提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口号。蒯大富声称要把“打倒徐向前”作为“大作文章”的“第一篇文章”。七月二十九日，清华井冈山发表关于“打倒徐向前”的声明。当晚，清华井冈山的总部成员鲍长康带人去绑架徐向前，因徐不在绑架未成，随即抄了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他们翻墙进入院内，进入卧室和办公室，抢走了装有绝密、机密的档案箱五个和其他材料，包括徐向前的工作日记五本和“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花名册”等材料。他们还在徐向前住处的墙壁上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七月三十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有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军事单位造反派头头一百多人参加的全国形势讨论会。蒯大富在会上传达了林彪、王力的指示，说：“现在要解决军内问题，全国都要注意这个新动向。”[77]北航造反派也传达王力、关锋的指示，说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来了，中央首长认为，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个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78]

从八月二日开始，北京的造反派成立了揪徐向前指挥部，并组织人马在国防部所在地三座门开辟了揪徐战场，声言一定要揪出徐向前，将徐向前斗倒、批臭。八月三日，清华井冈山的小报发表社论《打倒带枪的刘邓》。社论说：“窃居军委副主席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串通其在各地代理人陈再道之流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空前疯狂地对革命派进行血腥的镇压，使全国不少地区文化革命出现了反复。”社论最后号召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带枪的刘邓！”此后全国范围内的“揪军内一小撮”愈演愈烈，仅清华井冈山就向二十三个省、市、地区派出近二百人，携带有调查徐向前等内容的调查提纲，把“打倒徐向前”的活动推向全国。[79]

八月底，北京出现了以红代会名义发到福建前线的一份电报：“北京来电，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到福建抓军内一小撮，现在先来一千，其余随后来。”陈伯达看到这份电报后，斥责红卫兵“荒谬”、瞎闹”。(《陈伯达等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80]

从中可以看到，以《红旗》杂志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的发表为标志，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充当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奔赴各地进行所谓第三次大串连。他们将“揪军内一小撮”视为文革发展的“新阶段”、“第三次战役”、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迅速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

由于七二〇事件刚刚发生，红军时期陈再道与徐向前在组织程序上存在隶属关系，因而他们便首先将矛头指向了徐向前，将打倒徐向前作为“揪军内一小撮”的突破口。而毛泽东九月十六日在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二十军政委南萍、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时就曾经说过：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81]毛泽东在这里明确表达了对于造反派及其幕后支持者打倒徐向前的否定态度。

造反派红卫兵及其幕后支持者要打倒徐向前，不过是他们掀起“揪军内一小撮”风潮的开端而已。他们是想以打倒徐向前为突破口，进而将“揪军内一小撮”的斗争推向全国、全军。这样势必会对军队造成大规模冲击，突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军队文革的相关规定，致使军队在维护自身稳定、履行职能上遇到很大困难。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绝对不能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制止“揪军内一小撮”，防止对军队的严重冲击，就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了。

（6）毛泽东严厉批评“揪军内一小撮”，周恩来、江青将毛泽东的指示予以传达、说明。

《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发表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由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各大报刊头版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篇由林杰起草、关锋修改、总编辑陈伯达签发的社论，在《红旗》杂志上第一次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口号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文革斗争的发展方向问题。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关系文革发展方向的号召是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公开发表了。这样就不仅偏离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也违背了毛泽东、党中央确定的组织原则，从思想上、组织程序上都犯了错误。

那么，毛泽东在看到这篇社论以后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指出要“还我长城”。[82]

八月二十二日晨，周恩来在接见广州两派赴京代表时说：不要再提“揪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七二〇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毛主席批评了这件事。[83]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毛泽东途经郑州，在专列上听取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王新等汇报工作。毛泽东说：抓军队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84]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指出“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坚决反对这个口号。这还可以从他随后否决林彪送审的准备下发全军的含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文件，又将文件退回林彪处上反映出来。[85]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王力、关锋都是犯了错误的。王力不仅主张“揪军内一小撮”，还在毛泽东批准后的致武汉军民的一封信上私自添加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关锋则是在《红旗》杂志建军四十周年社论中加写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指出“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林杰后来真切、形象地回忆了毛泽东得知他们所犯错误后的愤怒态度，我们引述如下：

这个经王力篡改过的文件发出以后，时在上海的毛主席看见了很生气。他让姚文元告诉陈伯达和中央文革，追查在文件上私加“揪军内一小撮”者的责任。陈伯达立即叫王力、关锋把原稿找出来查看。王、关叫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找来原稿，关看后急忙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王力却心无愧疚，叫王广宇不要大惊小怪。陈伯达只得将此事告诉毛主席，毛主席震怒地说：“那就要问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

尽管在中央致武汉军民的一封信和《红旗》杂志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社论中都仍提“揪军内一小撮”，但杨成武在庆祝建军四十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却根本不提“揪军内一小撮”。他是按毛主席指示回京主持招待会并讲话的。显然，不提“揪军内一小撮”是毛主席一贯的指示。

《红旗》八一社论经陈伯达签发后，八月十日左右，我听到社会传说毛主席严厉批评八一社论：“‘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军、乱军’，是‘毁我长城’”。大约八月十三日，总理在人大会堂也说：“这期《红旗》有错误，但你们不要用我的话去冲《红旗》。”毛主席批评之后，林彪即把《军报宣传方针》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划掉“军内一小撮”并批示：“不用，退林彪同志。”大约也在此时，我听到消息：“叶群叫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明‘红尖兵’文章中的‘揪军内一小撮’是别人加进去的。”[86]

从林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对于王力在中央致武汉军民一封信中私自添加“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非常生气，还发问王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事关文革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没有报经毛泽东、党中央批准，关锋就在八一社论中加写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王力也在毛泽东业已批准的中央致武汉军民的一封信中私自加进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毛泽东是在王力、关锋这两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在尽力鼓吹“揪军内一小撮”而又违背组织程序的情况下，才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陪同毛泽东南巡的杨成武奉命回京主持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却在讲话中根本未提“揪军内一小撮”。这并非杨成武个人擅作主张，而是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因为杨成武在回京前毛泽东就对他说：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直到招待会召开前，毛泽东还对周恩来关于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电话请示，明确表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87]由此进一步反映出毛泽东对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对态度。毛泽东划掉林彪报送的文件中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批示“不用”，则是他否定“揪军内一小撮”的又一例证。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在讲话、谈话中就把毛泽东批评“揪军内一小撮”的指示告诫了造反派。前文周恩来接见广州赴京代表的传达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具体事例而已。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广西赴京两派代表，严厉批评抢夺援越军用物资和两派武斗。他说：攻铁路、夺野战军的枪，完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嘛！军队不能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把矛头引偏了。[88]

同年八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对解放军首先应该有个基本的认识，就是要信任解放军。夺解放军的枪，夺军衣，夺物资，甚至把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抓起来，是错误的。我想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得严重些，不能用去（今）年初期到处抓一小撮走资派的方式，用那个方式我们要犯大错误。[89]

九月六日，周恩来接见联络员、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站记者，针对有的地方提出现在正是“反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全国反扑的前夕”，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指出：这种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是极左倾向。“揪军内一小撮”是极左倾向，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九月八日晚，周恩来接见福建赴京代表，要求各派立即回福建，达成协议，执行中央九月五日命令。指出：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把矛头指向军区，特别是“揪军内一小撮”，完全不对。[90]

九月十六日、十七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分别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天派、地派代表，警告蒯大富等继续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跟解放军对立”的做法是错误的，是一种极左思潮。[91]

九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东北三省群众组织代表，责问：你们现在为什么还提“揪军内一小撮”？这是错误的。[92]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造反派、联络员、中央文革记者站等人员的讲话、谈话中，不仅将毛泽东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指示传达了下去，还着重指出这是错误的行为，是一种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还旗帜鲜明地痛斥了一些造反派要进行第三次大串连、武装夺权的错误作法。这是为了防止文革失控、陷入混乱状态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当然，矛头也是指向“揪军内一小撮”的。

不仅周恩来是这样，江青在对造反派的讲话中，也向造反派及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说：

“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抓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的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尽管我们军队有少数同志，甚至个别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也不允许这样抓。”

“现在不能上敌人的当，到处乱揪‘军内一小撮’。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就有错误。他们跑到外头去大串连，去年是点革命的火，现在又出去，那就是帮倒忙了。说什么揪‘军内一小撮’，你们揪不出来，我们帮你们揪。有个别的地方就是这样。这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上当了。”

“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现在这股风已开始刹住了。那么，同志们会问，江青同志是不是说军队的同志没有错误，我不是这个意思。对军队同志的缺点错误应该给他们以机会，让他们自己作自我批评。你不要光看我们有的老干部犯了错误，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打起仗来他们可很勇敢，很可靠啊。有的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跟不上形势，说错些话，做错些事，只要他想改正，作自我批评，就好嘛。应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应该遵照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93]

从江青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她明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对为什么不能“揪军内一小撮”作了解释和说明，批评了北京红卫兵以“揪军内一小撮”为名到各地进行串连的行为。她还进一步说，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并不是说军队同志没有错误，而是不能打着“揪军内一小撮”的旗号来冲击军队。从中可以看到，江青在中央关于文革方针政策的指导下，针对运动发生的具体问题，以事实为依据，对“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态度是坦诚的，话语是中肯的，循循善诱红卫兵要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

虽然关锋在修改《红旗》杂志建军四十周年的社论时加写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但是社论原稿毕竟是林杰起草的，在得知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提出严厉批评以后，林杰感到压力很大，就问关锋毛泽东是怎样批评的，还向关锋提议重写一篇社论来纠正以前的错误。关于这个问题，林杰后来回忆道：

虽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与我无关，但社论毕竟是我写的。毛主席批评《红旗》八一社论后，我感到有些紧张，便正式问关锋，主席对社论到底怎样批评的。关说，主席说：“揪军内一小撮”必然冲击军队。军队不能乱。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的领导干部都是**员，不是党员不能指挥军队。“党内一小撮”包括了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另提“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以后不要再提了。

我听了关的传达后，建议再写一篇社论以弥补十二期社论的错误。经陈伯达和关锋同意后，我又写了一篇《红旗》社论。遵毛主席指示，不提“揪军内一小撮”，要拥护军队，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解放军不能乱。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革命的擎天柱，是反抗美帝、苏修最可靠的力量。陈伯达审批时，把题目定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

社论这个提法同“揪军内一小撮”是对立的。八月十九日由新华社播出，次日刊于《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没有公开对《红旗》八一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作自我批评，更缺乏对“揪军内一小撮”进行深刻批判，没有达到纠正八一社论错误的目的。八一社论以中央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影响很大，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批发是关锋与陈伯达的责任。对《红旗》社论进行自我批判，应由陈、关决定。我虽有责任，但无权越俎代庖。[94]

从林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关锋向他解释了毛泽东为什么严厉批评“揪军内一小撮”的原因。林杰虽然向关锋提议写了一篇纠正八一社论错误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发表，新华社还向各地发了通稿，但是这篇纠正错误的文章却写的温文尔雅，既没有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又缺乏对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深刻批判，因而并没有达到纠正八一社论错误的目的。

这从侧面反映出不论关锋还是陈伯达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纠正八一社论的错误，挽回八一社论发表后在社会上造成的消极影响。这里固然有文章起草人林杰的责任，但是在八一社论中加写“揪军内一小撮”的关锋、签发这篇文章的陈伯达责任更大。因为对八一社论进行自我批判的决定权掌握在总编辑陈伯达、副总编辑关锋手中，林杰是没有这个权力的。林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没有向陈伯达、关锋提出批判八一社论错误的建议以及在起草补救文章的时候没有写入相关的内容。从这里来说，林杰不能说是没有责任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红旗》杂志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后，毛泽东果断否定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还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作出了“还我长城”的指示。这表明不论是关锋还是陈伯达在对文革方针政策的理解上出现了严重误差。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将毛泽东的指示迅速传达下去，并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从林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作出严厉批评以后，他们并没有采取实质性措施来挽回八一社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像“揪军内一小撮”这样关系到改变文革斗争方向的口号，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在中央报刊上提出，而且在毛泽东作出严厉批评后，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消除其负面影响，显示出他们不仅在文革方针政策的把握和执行上产生了严重偏差，即便在组织程序上也是存在错误的。

（7）对“揪军内一小撮”的评析。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揪军内一小撮”最早出自于林彪批准同意的《军报宣传方针》，《解放军报》为此还发表了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同时，我们也没有发现这个时候毛泽东对此作出的否定性指示。这表明当时发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从一般意义上说还是从进行军队文革的意图上提出来的，主要还是为了进行军队文革在宣传造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涵义，即没有超出中央关于军队文革的相关规定。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揪军内一小撮”再次出现、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还是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以后。当然，七二〇事件并非是“揪军内一小撮”再次出现的决定性因素，不过是导火线而已。这个时候再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其负面作用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们注意到，这个时候“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不仅出现于党内高层，还在中央报刊上公开提了出来，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今后斗争的大方向。这样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造反派跃跃欲试，要进行第三次大串连，将“揪军内一小撮”作为文革发展的“新阶段”、“第三次战役”，企图掀起冲击军队的风潮。

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没有军队做后盾，文革是搞不起来的。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95]

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是要进行文革的，但是文革是要对军队部分而非全部地改造。一旦在进行过程中超出必要限度，就会对军队造成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采取措施予以制止这种行为了。

既然军队文革只是部分而非全部地改造军队，军队文革是整个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军内走资派又是党内走资派的一部分，那么在实际斗争中就只提党内走资派即可，没有必要再单独提军内走资派，也不必将军内走资派与党内走资派并列了（因为党内走资派就包括军内走资派）。可是，这个时候有人却不仅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还把“军内一小撮”与“党内一小撮”并列在一起，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是今后斗争的大方向。这样势必会在下一步文革中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军队，对军队进行更大而不是部分的改造，造成对军队的大规模冲击，致使军队在维护自身稳定和履行职能上遇到更大困难。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形势就会急剧恶化，局面就会失控，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就会动摇。在连局势稳定都难以维持的时候，又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呢？

由此看来，毛泽东果断否定“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有来由的。否定“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不是不搞军队文革，而是进行军队文革不能突破中央关于军队文革的相关规定，是为了使军队文革在中央确定的轨道上进行。“揪军内一小撮”所以遭到毛泽东的否定，是因为这种行为已经破坏了中央关于军队文革的方针政策，致使军队文革脱离了既定轨道。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就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使得军队既不能维护自身的稳定又难以有效履行职能。这样文革也就难以进行下去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果断否定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我们注意到，这个口号不仅违背了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从组织程序上来说，还是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在报刊上发布出来了。这种先斩后奏的方式不仅是违犯组织纪律的，也是破坏军队文革乃至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不论是毛泽东严厉批评“揪军内一小撮”，还是否定林彪报送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文件，都可以反映出他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果决态度。这并非是心血来潮的决定，而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在反复思考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4、关于外交部夺权及其若干涉外事件。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特别是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八月间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及其若干涉外事件，造成了外交关系的紧张，成为这个阶段外事口出现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虽然是极“左”派所为，但是外交部夺权及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则是与王力八月七日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的讲话具有密切联系。这表明造反派（特别是其中的极“左”派）在外交领域的行动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从造反派在外交部的斗争说起。

（1）造反派在外交部进行的斗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中央部门造反、夺权。但是并非是谁想怎么夺权就夺权，在什么单位、什么背景下、如何进行夺权，还是有所规定的。毛泽东当时就说过：“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96]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财政、外交、国防、公安、宣传等部门的权力不能夺。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各部的业务权还是以监督为好。[97]作出这样的界定，当然是为了防止局势混乱以及极“左”行为的出现。造反派到外交部造反、夺权，不过是他们在中央部门进行造反、夺权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

由于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外交权只能集中于中央。外交政策是由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制定的。因而在外交部夺权的问题上，一直是非常慎重的。前文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外交权力不能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讲出来的。不仅如此，对于驻外使领馆的造反、夺权行动，中央也做出了明确规定。比如，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给驻外使馆、代办处的电报。电报指出：使馆工作人员，不建立战斗组织。已建立的，应在使馆党委领导之下，转为文革学习小组，不容许直接干预使馆党委行使职权。[98]这说明在外交领域进行造反、夺权还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我们注意到，由于外交部长陈毅是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也是随后被停职检查的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同时，陈毅对于造反派的行动持有比较严重的对抗情绪，并在言行上表现出来。因而遭到了造反派的猛烈抨击，不论是学校还是外交口的造反派，将打击的矛头指向了陈毅，主张批斗乃至打倒陈毅，采取了一些激烈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仅出面保护了陈毅，还多次批评造反派的过激行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晚，周恩来劝说外事口的造反派组织代表不要开大会揪斗陈毅，他说：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还要工作。陈毅去参加大会作检讨，要创造条件。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那怎么行？等有了条件。我陪他去。会上，造反派围攻周恩来，并企图把“陈毅是三反分子”的说法强加于周恩来。周恩来愤然指出：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

五月十五日晨，周恩来严厉批评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为揪陈毅冲入外交部的行为，他说：你们首先要承认错误。我把政策交代了，你们不听，要走向反面。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没这么简单。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以后谁也不许去冲，谁去扣留谁。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99]

六月底，周恩来向造反派宣布：陈毅同志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你们坚持要批判他的错误，我也同意。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还没有做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100]

不论是在造反派召开的会议上还是与造反派的谈话中，乃至造反派到外交部要揪斗陈毅，周恩来总是挺身而出对陈毅加以保护，制止造反派的极“左”行为的。这样就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有人还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101]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以后，造反派日趋活跃起来，他们声言要进行第三次大串连，进行两个阶级的决战，“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夕”，要进行“武装夺取政权”。[102]这个时候整个局势更加混乱，外事口造反派趁周恩来离开北京去处理武汉事件的时候，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涌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好几个大喇叭日夜广播，扎制了陈毅的模拟像，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揪出，决不收兵。[103]

八月初，北京外国语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单位联合组织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修联络站，专门造国际帝、修、反的反。

八月一日上午，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红卫兵团七十多人冲进外交部大院，要揪斗陈毅。一些学生甚至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据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人员反映，有的学生对警卫战士说：“周总理是陈毅的后台，不打倒总理就打不倒陈毅。总理说话不算数，伯达同志叫陈毅到群众中去，就是总理不放。”八月二日上午，北外六一六的一些人又冲进外交部外宾接待室，与前来劝阻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并写了“外交部是卖国部，都是洋奴才”的大标语，贴在外宾接待室。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姬鹏飞被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兵团扣留，关在地下室里。副部长徐以新被北外六一六扣留。八月三日，北外六一六五十多人将外交部门口堵死，工作人员不得出入，文件、电报都发不出去，外交部的业务工作中断，外交部党委陷于瘫痪。[104]

造反派在外交部的活动愈演愈烈，当时报纸上的宣传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同意对陈毅进行保护性批判的同时，仍在耐心地对造反派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八月六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代表，就外事口召开批判陈毅会议问题同造反派“约法三章”：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105]

八月七日，周恩来到外交部小礼堂参加外事口批判陈毅的会议。当得知会场内挂有“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后，坚持要造反派取下标语后才入会场，并质问：昨天说好了,已达成协议了，你们还这样干！此后几天里，为保护陈毅，连续出席外事口批陈会议。如遇事不能参加，就派秘书前去掌握情况。一次，造反派闻知周恩来不能出席会议，便纠集几百人冲入会场，要揪走陈毅。周恩来接秘书报告后，当即令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前往保护陈毅，将陈毅接回中南海。[106]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外事口的造反派还是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无视中央做出的相关规定，也置周恩来的干预于不顾，他们要联合起来展开行动。七二〇事件的发生激发了他们的斗志，《红旗》杂志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的系列文章，又进一步鼓起了他们斗争的风帆，他们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还获得了一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支持，于是就将矛头指向了陈毅，要在外事口采取行动了。王力的八月七日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2）王八七讲话的出台。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前后，外交部在斗争中形成了两派，一派是革命造反联络站，一派是革命造反总部。虽然两派都打着造反的旗号，但是从两派斗争的性质上来看，革命造反联络站属于造反派，革命造反总部则是属于保守派。两派围绕如何进行外交部的文革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由于革命造反联络站内部出现了分歧，于是一部分人从革命造反联络站分裂出来，组成了攀险峰野战兵团。这样外交部的群众组织就形成了两派三个组织并存的局面。

在斗争中革命造反联络站占据了上风，主导了外交部运动的领导权。他们与外事口以及社会上的造反派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将矛头对准了外交部的领导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等人，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斗争。他们在外交部的行动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支持。当时外交部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与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人员讲话时，肯定了他们的造反行动，支持他们进行的斗争，于是引起了革命造反总部的不满。他们就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写信抗议，表达不满。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八月四日，首都新闻界举行“支持香港人民抗暴斗争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到会。开会期间，戚本禹与当时被称为红色外交战士的原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姚登山谈了话。戚本禹对外交部的运动谈了看法，他表态说：陈毅应该下到群众中去接受批判，在外交部门口的揪陈活动是革命行动。姚登山第二天在外交部传达了戚本禹的讲话精神，引起了外交部另一个群众组织革命造反总部的强烈反对。当天，该组织给周恩来等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

我部姚登山同志8月4日在一次活动中，和戚本禹同志作为个人接触，曾谈到批判陈毅问题。姚不顾8月4日总理关于批陈的指示，竟把戚本禹同志的谈话，作为正式指示向我部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在传达过程中，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北外六一六和红旗造反团，在听了姚传达后，也纷纷贴出号外，以各取所需的手段，为自己冲外交部的错误行动作掩护。我们认为，姚这样做的结果，必然造成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批陈问题上矛盾的印象。在我部全体工作人员的会上传达后，联络站某些战斗队的代表，上台表态，只提戚本禹同志8月4日的讲话，不提总理8月4日的指示。现递上姚的传达全文及有关传单、号外供参考。

敬礼

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1967、8、5[106]

从中我们看到，革命造反总部听说戚本禹在与他们相对立的派别——革命造反联络站人员的谈话中，肯定了联络站的作法，支持了他们的行动，无形中就受到了很大压力。为了扭转被动的境况，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于是就向中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反映情况。他们注意到在批斗陈毅的问题上戚本禹与周恩来的讲话有所不同，想由此入手，以革命造反联络站传达戚本禹的讲话会“造成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批陈问题上矛盾的印象”为由，向戚本禹及传达戚本禹讲话的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起了反击。为了增强说服力，还随信附上了相关的资料来予以证明。

当然，八月四日戚本禹与周恩来在批判陈毅问题的讲话上确实存在不同。这种不同不是对陈毅要不要进行批判，而是在批判的方式、规模、程度以及定性上。一般来说，戚本禹对于造反派的支持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从当时态势上来看，造反派的行动业已存在“左”倾盲动情绪，造成了局势的严重混乱，两派斗争也进入到白热化状态，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的话，外交口的文革有脱离既定轨道的风险。

当时局势的发展要求两派化解矛盾，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消除隔阂，而不是再激化他们之间的斗争。因而这个时候首要的问题就是给两派降温，使他们从对峙走向联合，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而不是再继续鼓动造反派的“左”倾盲动情绪。戚本禹八月四日的谈话，显然不是这样。他既没有意识到当时局势发展的严重情况，也没有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左”倾盲动行为、促进两派联合的重要性。戚本禹的谈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这在下文王力八月七日对外交部造反派的讲话中更为明确、具体、直接、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这个时候批判陈毅的活动仍然在进行。王力看了革命造反总部的信件后，八月七日晚便邀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造反派进行谈话，对他们的夺权行动予以大力支持、鼓励。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八月七日下午，在外交部小礼堂召开了对陈毅的第一次小型批判会。

当晚，中央文革小组多数人都去出席文艺晚会，只留下在七二〇事件中腿部受伤打了石膏不能走动的王力在钓鱼台。九时正，外交部的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王宗琪等人如约来到钓鱼台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想从他们那里了解革命造反总部的情况，并对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表示支持。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告诉王力，革命造反总部在外交部没有什么影响，是个保守组织。他们向王力阐明联络站的观点：“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根据陈毅的三反言行，我们认为是敌我矛盾，应该把陈毅的三反言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至于将来对陈毅的处理，那是中央决定的事，我们最后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我们联络站也有同志提出‘要与陈毅血战到底’的口号。”[107]

从中可以看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是如约到钓鱼台十六楼与王力进行谈话的。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向王力坦率地说出了他们对于陈毅的看法，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三反分子，敌我矛盾，主张要打倒陈毅，还有人提出“要与陈毅血战到底”的口号。不过，他们也表示如何处理陈毅的问题要服从中央决定。那么，王力又是如何表态的呢？

王力在联络站的代表汇报后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8月5日姚登山同志向全部（按：指外交部）传达了关锋、戚本禹同志和他的谈话。现在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竟有人告状告到我们这里，告到总理、伯达、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我反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做法，鲜明地反对！姚登山同志传达后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状，说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们来谈谈。……戚本禹对“总部”来信和传达记录都看了，他说姚登山传达的没有什么出入，是他讲的话，他负责任。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可以揪。1月份他检查了，后来他自己又翻了，翻了后他不到群众中来，揪他有什么不对？不是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六一六”对总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要改。原则性问题不对，中央文革小组都指出了，6月3日我们小组的同志差不多都去了。都讲了话。支持革命派，同时教育革命派，我们向来是这样的。“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

王力在谈话中对联络站代表鼓励有加。当联络站代表抱怨说“在整风时有人批评我们夺权夺过头，说业务权是中央的”时，王力说：

这话不对。外交业务权指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权集中于中央，集中于主席。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你们要充分运用监督权，人事也要监督。革命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挑干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要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选干部，你们监督就要把它监督掉。挑干部出国也好，干什么都（也）好，第一条要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行。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这个统统打倒。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不可以！？……看来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造反派也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不要嘛！路线方针政策中央主席决定，至于怎么样贯彻执行，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什么形式大家创造。因为要办外交，要几个“长”，当然这几个“长”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组成的新班子坚决批判“三降一灭”，贯彻毛主席的外交路线。你们要记住一个最根本的分界线，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以此为分界的条条框框多打倒一些好。[108]

我们还可以从文献资料中进一步了解王力八月七日晚对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讲话的内容。他说:“外交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109]

八月七日晚王力与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被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造反派整理后迅速发表了出来。这就是后来沸沸扬扬的“王八七讲话”，激发了外交口极“左”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外交口的文革走向。

我们看到，王力在讲话中对于革命造反总部反映革命造反联络站传达戚本禹八月四日谈话的事进行了辩驳，又引用戚本禹的话来予以说明，指出革命造反联络站传达戚本禹八月四日的谈话并没有出入，攻击姚登山实际上就是攻击戚本禹。这样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就与戚本禹八月四日的谈话衔接了起来，将他们这两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外交部两派斗争中的态度鲜明地亮了出来。

从中不难看出，在外交部进行的两派斗争中，王力鲜明地站在了革命造反联络站一边，肯定了他们斗争的大方向，支持他们在外交部的夺权行动，还鼓动他们扩大声势，大张旗鼓地去干。虽然他也指出造反派堵外交部大门、六一六对待周恩来的态度上存在错误，但是他认为那不过是方法、枝节问题，他们进行的斗争原则上还是正确的。

王力八月七日讲话中的最大问题在于，对于当时外交口造反派的极“左”行为采取了肯定、支持的态度。这种极“左”行为虽然表现在一系列事件上，但是却在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上集中表现了出来。在两派斗争已经造成外交口严重混乱的情况下，王力不仅没有意识到这种混乱对于外交口乃至整个文革发展造成的严重影响，仍然无视这种状况的严重存在，在讲话中继续激化严峻的斗争形势，而不是促进各派之间的联合、团结，化解派别矛盾，避免过激行为的出现。这样他的讲话就背离了当时文革的发展要求，也与周恩来反对夺权外交部、对于陈毅进行保护的作法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用他自己后来在检讨中的话来说，就是“更加忘乎所以，尾巴翘得更高了”。[110]

王力八月七日晚发表了讲话以后，意犹未尽，第二天又亲笔给姚登山写了一封短信，进一步表明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对于外交部两派斗争的鲜明态度。信的全文如下：

姚登山同志：

我们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8月5日的一封信，并附了你讲话的一个材料。这封信和材料，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认为，革命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讲的几句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这些为什么要加以反对呢？斗争的矛头究竟要指向谁呢？在要陈毅到群众中检查的问题上，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敬礼

王力1967．8．8[111]

从王力的这封短信中可以看到，他将革命造反总部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及其附件又转给了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样做虽然进一步表示了他和关锋、戚本禹对于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支持态度，但是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只会激化两派的矛盾，是不利于两派之间斗争缓和的。至于他说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在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是一致的，革命造反总部从中寻找裂痕是徒劳的话，不论是从防止有人借机在中央领导人之间制造矛盾，还是从维护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团结上来说，都是必要的，从一定层面上来看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他显然掩盖了周恩来与他在夺权外交部方面存在的严重分歧。当然，从当时境况上来看，他在信件中没有讲清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中我们看到，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旗帜鲜明地站在了造反派一边，不仅肯定造反派在外交部进行的斗争，还鼓励、支持他们在外交部的夺权行动。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虽然他没有对于造反派要打倒陈毅、陈毅是三反分子、敌我矛盾的话明确表态，但是他也没有否定、批评造反派的这些言论。这表明他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王力是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讲这些话的。不仅如此，他还一再表明在外交部两派斗争及其发展方向上关锋、戚本禹与他的看法是一致的。这样就进一步鼓励了造反派的激进行动。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是在外事口斗争紧张的情况下发表的，成为外事口斗争形势的恶化特别是极端事件发生的重要导引。

（3）极“左”派在外交领域的狂热行动。

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八月七日讲话以后，造反派很快就在他们的小报上登出来了。这个讲话虽然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倾向，反映了若干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观点，但是从程序上来说，既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权，也没有获得中央的批准，是王力个人根据斗争态势发表的讲话。但是，造反派却认为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对于他们行动的支持和鼓励，于是就按照既定计划在外事口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外事口的极“左”行为集中表现在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夺权外交部以及“三砸一烧”的严重事件上。所谓“三砸一烧”，即北京的造反派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七月三日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八月五日砸了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八月二十二日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112]这些事件的发生，表明外事口的文革运动不仅出现了严重的极“左”行为，而且还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

其实，在王力发表八月七日讲话以前，在外交领域就发生了“三砸”的严重涉外事件。在他发表八月七日讲话以后，造反派不仅冲进外交部进行夺权，批判陈毅等外交部的领导，还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

八月十四日上午，造反派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事前造反派曾向王力请示，王力表示不赞成砸，但他又说：“除重大原则问题找我外，不要事事请示，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八月十六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通过了由姚登山抓总的业务领导小组夺权方案 。八月十七日，外交部九九兵团制定了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筹夺权方案。八月十八日，革命造反联络站又议定了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委会夺权方案。在此期间，造反派在外交部和天安门广场刷出“强烈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大标语。

八月十九日，由进驻外交部的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小分队封了外交部党委，宣布“一切党政大权归联络站”。八月二十日，外交部联络站、九九兵团和北外红旗造反团企图用继续扣押副部长、中断外交活动和积压文电的办法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承认他们的夺权。[113]

我们看到，对于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王力虽然并不赞成，但是也没有表示反对，而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还鼓励造反派只要大方向对就可以干。这实际上就放任了造反派的行动。本来，像在外交部进行夺权这样重大的行动，是要报经中央批准以后才能实施的。[114]

但是，王力却在得知这样的讯息以后，既没有阻止造反派的行动，也没有及时报告中央，而是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这样做显然在放弃自己的职守了。

在这个时期发生的涉外事件中，最为严重的是八月二十二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行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极端事件，不仅破坏了国际关系准则，也玷污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这里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造反派要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呢？要弄清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港英当局镇压香港的工人运动、射杀到内地参加声援香港工人的居民说起。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部分，香港岛、九龙司地方一区是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的，新界则是租给英国的。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央人民政府向世界宣布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从当时政治、经济和国际形势考虑，作出暂不收回香港地区的决策。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的时候，内地通过香港转口贸易，沟通了世界市场的联系。当时香港受内地的影响，左翼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香港工人举行的罢工、游行、示威活动，又会得到内地从道义上给予的大力支持、声援，两地工人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自身根本利益上的诉求是一致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诱因，是从港英当局镇压香港工人、居民引发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香港新蒲岗一家人造花工厂发生劳资纠纷，港英当局派军警镇压，殴打、逮捕了许多工人和前来慰问的香港各界人士。现场采访的新华社记者也被打伤。为此，中国外交部召见英代办提出最强烈抗议。十六日至十八日，前往英国驻华代办处驻地示威游行的北京群众达一百万人之众，并召开了十万人参加的声讨大会。

七月八日，又发生沙头角事件。当天在沙头角举行声讨港英政府罪行的大会，沙头角英界的许多居民也闻讯前来参加。当大会结束后港方居民返回英界时，遭到港英警察的阻拦。双方发生冲突后，港英当局竟然向居民开枪射击，后来在中方边防部队的保护下，才掩护群众安全返回。至八月七日，英军全面接防了边界防务，中方也有上万民兵在深圳河边摆出与英军对峙的阵势，边界形势徒然紧张。[115]

八月二十日，经周恩来批准后，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十九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三十四名工作人员。”这实际上是对港英当局发出的最后通牒。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还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

反帝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承诺后才离去。

八月二十二日晚，反帝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116]

关于八月二十二日晚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除了外事口的造反派以外，还有地派中的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派等其它单位的造反派。当时参加这次行动的一个造反派后来回忆说：

我们的队伍帮助包围了英国代办处。开始是守纪律的，我们整齐的一排排坐下，遵照总理规定的五条，我们可以写抗议书、集会等，但绝对不许冲代办处。我们的抗议大会于晚上九点开始，通过高音喇叭，我们愤怒地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十点钟，通牒限期到了。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那时，解放军围绕着代办处。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拦得了？

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活跃分子拿着喇叭跑上来，有些人跳起来向代办处大楼的墙上扔墨水瓶，这是佯攻。当前面飞舞墨水瓶时，其他的人从后面设法进入了代办处大楼，他们开始把椅子、沙发从窗户里向外扔，我们身后的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破解放军的防线，爬上栏杆，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冲过去了。

十一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里的一筒汽油开始燃烧的，后来大门开了，人们冲进来，汽车也开始燃烧，三辆汽车着了火。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火势愈来愈大，许多消防员冲过拥挤的人群，接近了大楼。就在火起之时，周总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们全部停止进攻。但这个指示没有广播，我们一直到后来才知道，但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撤离了那个地方。但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解放军的防线让开路，让英国人跑进地下室并把他们自己锁在那里，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预，他们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实际上，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举动不大好，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要采取这种暴力？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都撤离了，都感到是做错了什么事。我们四一四由始至终参加了这一著名的反革命事件。从那以后，许多人反对我们，批判我们，给我们施加了许多压力，我们检讨了许多次，而团派没有卷入这一事件，他们便利用我们的这一错误拚命整我们。

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进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几天后，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类似的报复。[117]

从中我们看到，八月二十二日晚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虽然是由于当时港英当局镇压工人、射杀居民引发的，造反派到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抗议、游行、示威表达义愤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对于英国驻华代办处这样的外交机关采取暴力行动，则是错误的。这不仅破坏了国际公认的外交关系准则，也严重损坏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给反共反华分子诋毁新中国提供了材料。这是文革在外事领域脱离既定发展轨道的重要标志。

对港英当局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虽然是周恩来签发的，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也多次表示负疚，作出自我批评，[118]但是周恩来是在得到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只是在代办处外面进行活动的保证后，才同意他们到办事处周围进行抗议、游行、示威的。因而造反派冲进、火烧代办处，主要的还不是由于周恩来签发了这个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而是因为造反派违背约定、擅自行动的极“左”行为造成的。

从以上研究我们看到，一九六七年夏季以后，外事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极“左”行为。这种行为主要表现在“三砸一烧”、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这些严重事件的发生上。除去“三砸”以外，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都是在王力发表八月七日讲话以后才发生的。虽然王力在八月七日讲话中没有明确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也并非王力直接操纵的，但是从他讲话的主旨来看，则是对这些事件的发生起着煽风点火的作用。如果再联想到他是与造反派联系密切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那么他讲话的导向会使头脑发热的造反派愈发膨胀，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极“左”行为，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从这里来说，王力虽然没有直接谋划、参与这些造反派的行动，但是对于这些事件的发生则是难辞其咎的。

（4）毛泽东严厉批评王八七讲话和造反派的极“左”行动。

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在处理这个事件、打退右倾思潮的同时，“左”倾盲动势力又发展起来了。“三砸一烧”、王八七讲话、外交部夺权就是“左”倾盲动行为在外交领域的具体表现。既然这样，那么对于王八七讲话，外交部及社会上的造反派要求批斗、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特别是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毛泽东又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入手，在对文献资料的剖析中来得出结论。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姚文元在座。谈到外交部批斗陈毅的情况时说：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毛年谱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11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对陈毅炮轰，而不是打倒他。炮轰，不过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说可以对陈毅进行批判、批斗，但是他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将他打倒。这与外交部造反派认为陈毅是外交口最大的走资派，性质上属于敌我矛盾，以及要打倒陈毅的主张，显然具有本质性的不同。毛泽东对于谁当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反问，实际上就否定了造反派在当时出任外交部领导干部的可能性。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出毛泽东与王力在八月七日讲话中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不同。那么，毛泽东在获悉王力八月七日对外交部造反派的讲话后，又是如何表态的呢？

八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两次听取根据周恩来嘱咐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杨成武的汇报。毛泽东认为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120]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态度鲜明地否定了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而且还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这是因为王力的讲话不仅越权，破坏了毛泽东的文革部署，还鼓动造反派的极“左”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谈到了这个问题。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会议情况的汇报。谈到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时，毛泽东说：那些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谈到由谁分管宣传和外交工作时说：还是第一个办法好，姚文元去接，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外交部的干部档案研究一下，要管起来。恐怕他们(指造反派——毛年谱编者注)已经管起来了。[121]

从中可以看到，王力在八月七日讲话中说了不少出格的话。王力说的那些话，就连毛泽东自己也是不能说的，可是王力却忘乎所以，讲了不该讲的话，造成了严重后果。同时，王力八月七日讲话属于越权行为，违背了组织程序。当时毛泽东没有让他分管外交部的运动，他的讲话属于个人意见，且没有获得中央的批准。但是，他却将个人意见以中央的名义讲了出来，以此来指导外交部的运动。而他个人的意见又是与毛泽东关于大联合、三结合的主张相违背的。这就是他的错误所在。毛泽东后来在谈话中再一次谈到了外交部造反派和王力的问题。

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时任浙江省军区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一个干部几十年中他总是做了一些好事嘛！陈毅，打过仗。姚登山（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毛年谱编者注）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122]

当时外交部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要打倒陈毅，呼吁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甚至还贴出了大字报。毛泽东在谈话中肯定了陈毅过去的功劳，否定了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主张。毛泽东直指外交部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这实际上是在严厉批评造反派的极“左”行为。毛泽东在这里直接点明了黑手主要是王力的问题。直到三年以后，毛泽东在回顾外交部文革的时候，还谈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和斯诺谈话时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123]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外交部在七、八月份确实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在一个半月中失去了控制，权力掌握在反革命手里。这当然既包括“三砸一烧”的严重涉外事件，也包括王八七讲话、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的极“左”行为。但是，乱也有好处，将坏人暴露出来了。这样就便利于对他们采取措施了。毛泽东并没有因为天下大乱就对参与运动的人一概采取否定态度，而是对于外交部的乱进行了辩证的分析，认为多数人是好的，只有少数人是坏人。文革就是要将这些坏人筛选出来，将他们拉下马，把这些障碍消除以后，外事口的文革也就能够顺利进行了。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不仅进行了严厉批评，还采取果断的态度予以了否定。不论是“三砸一烧”的严重涉外事件，还是造反派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的极“左”行动，毛泽东都是坚决反对的。这些事件的发生，破坏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部署，标志着外事口的文革出现了脱离既定轨道的趋向。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措施，排除干扰，纠正极“左”错误，就成为文革沿着既定轨道发展的必然要求了。

（5）简要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前后，外交部形成了革命造反联络站和革命造反总部两派斗争的局面。攀险峰野战兵团从革命造反联络站分裂出来以后，外交部出现了两派三组织的格局。斗争是在进入一九六七年五月份以后才不断激化的，主要围绕批斗外交部长陈毅展开，具体表现在陈毅是不是外事口最大的走资派、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不要打倒陈毅、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以及是否在外交部进行夺权上。

在外事口出现“三砸”以后，当着外交部造反派将陈毅视为外交领域里的最大走资派，定性为敌我矛盾，要打倒陈毅，甚至要在外交部进行夺权的时候，王力无视外事口业已出现的混乱局面，在八月七日与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中，不是劝阻他们的错误行为，反而却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继续煽动、怂恿他们这样做。这样造反派不仅冲入、夺权外交部，还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涉外事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虽然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不是王力让他们这样干的，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是与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密切相关的。从这里来说，王力是脱不了干系的。

毛泽东不论是对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还是造反派的极“左”行为，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他认为王力的八月七日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对于陈毅，毛泽东主张炮轰，而不是打倒他，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虽然陈毅有错误，但是他在过去革命斗争中是有功劳的。造反派虽然具有斗争精神，但是无论是在斗争的经验、阅历上，还是驾驭外交事务的能力上，以及在政治舞台的稳定性上，都是难以承担外交部领导职务的。这在前文毛泽东的谈话中就表现出来了。况且，未报经中央批准，造反派就在外交部实施了夺权的行为，特别是极“左”派制造的“三砸一烧”的严重涉外事件，由此在外交领域造成了近乎失控的局面，破坏了文革发展的大局，使文革在外交领域出现了脱离既定轨道的趋向。这是毛泽东所绝不容许的。

不论是外交部的造反派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表现出浓厚的“左”倾盲动色彩，其行动已经破坏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部署，影响到外交领域甚至整个文革的发展进程。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措施，纠正他们的错误就成为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要求了。造反派是群众，而王力却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对于造反派的这些行动予以支持和鼓励，这样王力就成为这些极“左”行动中的标识性人物。因而处理他的问题，纠正他的错误，就成为遏制这股极“左”势力发展的必然选择了。

5、关于围困中南海，批斗刘、邓、陶方面存在的问题。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进行了不点名的严厉批判以后，社会上掀起了批斗刘少奇的风潮。从一九六七年七月初开始，大批造反派到中南海周围示威、游行，进而围困中南海，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对刘少奇进行批斗。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是北京乃至来京造反派掀起的一个重要事件。

从一九六七年七月初到八月中旬，造反派在北京市中心中南海周围，开展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揪斗刘少奇的活动。这是当时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重大事件。中南海西边的府右街一线和中南海北边的文津街当时被称为揪刘火线。揪刘火线又被称为围困中南海事件。[124]

那么，这个事件发生的基本状况如何呢？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在其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应该如何来评价这个事件呢？

（1）建工学院造反派率先掀起揪斗刘少奇的活动。

由于刘少奇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曾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蹲过点，此前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时候在工作组问题上又犯过错误，打击了一批造反的师生，因而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就要求刘少奇到建工学院来检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建工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前锋、八一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先后向刘少奇发出勒令，要他前往该院作检查，并扬言如刘不能按时前往，他们就要“采取行动”。刘少奇于一月五日向毛泽东写信请示。毛泽东一月六日将刘少奇的信批告周恩来：“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七日凌晨三时许，周恩来接见建工学院几个造反组织的代表，明确指出：刘少奇不能揪出来，要背靠背地批，背靠背地斗。同时强调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并告诫他们说：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125]

从这里可以看到，虽然刘少奇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毛泽东还是对他采取保护措施的。这种保护体现在批斗的方式上，即只能进行背靠背地批斗，而不能进行面对面地批斗，并要周恩来对学生做说服工作。这个问题就这样暂时缓和下来了。一九六七年三月底，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发表后，清华大学造反派也召开了批斗王光美的三十万人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又起来批斗刘少奇了。

四月下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联络站。六月三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到中南海游行示威，要求党中央将国家建委主任谷牧交给他们批斗。他们后来又在“揪谷”的旗帜上加上了“揪刘”的字样，既“揪谷”又“揪刘”。此后，新八一战斗团与井冈山、前锋、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在中南海西门外设立据点，进行宣传鼓动揪斗刘少奇的活动。后来，他们又在中南海北门外也设置了揪刘火线。[126]

据戚本禹后来回忆说：“当时学生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到中南海门口来揪刘少奇的有反工作组的造反派，也有一批学生本来都是刘少奇（和工作组）的拥护者，现在他们却要表现得比谁都激进，最早到中南海来揪刘少奇的，主要就是这两批学生。

刚开始的时候，人并不多。后来其他学校的学生听说后，都纷纷跑来支持。学生说，毛主席说了，要到群众中去，你刘少奇为什么不到群众中来？可是刘少奇不出来是有理由的，因为毛主席有指示说，对他不搞面对面斗争，要搞背靠背斗争。我们中央文革和中央办公厅也是这个意见，真要让刘少奇到群众中去，弄不好会出事。”[127]

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宣传活动在中南海西门外持续了十余天，到六月十四日，除少数人坚持留下外，大队人马已返回学校。此后，他们还不断派人到中南海提出揪刘要求。为了平息学生的情绪，进行背靠背的斗争，防止极端事件的出现，六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就建工学院学生轮班等在中南海要求揪斗刘少奇事批示：由汪东兴劝学生们回去，我们保证让他交出书面检讨。如劝后仍不走，请戚本禹出面处理。七月四日凌晨，戚本禹到新八一揪刘火线对造反派表示支持，并说：“你们可以继续写勒令，让刘少奇给你们写检查。”[128]在对造反派的行动进行肯定以后，戚本禹劝造反派撤离中南海，保证让刘少奇为他们写出检查。在他的劝说下，学生们同意了。[129]

当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刘少奇说，党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七月八日，刘少奇写出一份“向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他在这份检查中说，他是在去年七月底根据毛主席的号召，八月一日与北京新市委的同志研究以后到建工学院的。他在检查中写道：“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没有要创造什么经验、向全国推广的意思。”“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8月5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8月5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严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在对我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把建工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刘少奇的检查写好后，戚本禹原来打算将检查交给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这个消息却引起了与新八一战斗团相对立的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的严重抗议。因为八一战斗团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新八一战斗团是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才从八一战斗团分裂出来的。八一战斗团认为，刘少奇在建工学院蹲点的时候，还没有新八一战斗团这个组织，因而应该将检查交给他们。

正是基于此，七月九日八一战斗团闻讯后马上发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派人到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帐蓬，安装高音喇叭，声称“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誓不罢休”。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建议，七月十三日，建工学院新老八一战斗团达成四项协议，决定联合取回刘少奇的检查，共同对刘少奇进行大批判。[130]

从中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最初到中南海进行揪斗刘少奇，声称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是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造反派。当初去的学生，有一部分是在工作组时期受到打击的造反学生，也有一部分是当初拥护工作组的学生，在形势变化以后，为了表明态度才参加到揪刘活动中的。当时毛泽东、党中央对于造反派发起的揪刘行动：一方面肯定他们批斗刘少奇的行动，但是这种批斗只能是进行背靠背的批斗，而不能进行面对面的批斗，让刘少奇交出检查就是践行背靠背斗争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反对他们到中南海来进行揪斗刘少奇。这是在向中央施加压力，也扰乱了中央的办公秩序。让汪东兴、戚本禹向中南海周边的造反派做说服工作，劝说他们回去，就是反对他们这样做的具体表现。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建工学院新老八一团由谁来接受刘少奇检查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矛盾。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通过这件事显示出造反派组织之间出现的本位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由此可以进一步透射出他们积极投身批斗刘少奇的另一面，即通过批斗刘少奇的激进行动来为本派组织争取有利的政治态势，从而扩大本派组织在运动中的影响力，使本派组织能够掌握运动的主导权。这种行为反映出造反派存在的局限性，对于运动的发展会造成消极影响。

这个时候批斗刘少奇固然重要，但是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被取消了党的接班人地位，而且在中央会议上也已作了检查，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又不再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了。[131]这个时候的刘少奇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只“死老虎”了，造反派仍然将主要矛斗对准刘少奇这只“死老虎”不放，而不是将主要矛头对准仍然兴风作浪的“活老虎”，没有致力于在本单位夺权以后，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斗、批、改的工作。他们认识的局限性就是这样表现出来了。

（2）造反派在中南海外安营扎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

建工学院的造反派虽然率先到中南海周边大街上发起了揪斗刘少奇的行动，当时在中央批准以后，刘少奇也向建工学院学生交出了检查。但是，进入七月中旬以后，造反派又到中南海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揪斗刘少奇的运动。除了学生组织，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人也纷纷前来中南海西门揪刘少奇，到后来连郊区的农民都来了。[132]这次活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造成的影响之大都是过去没有过的。他们在中南海的西门外、北门外大街上安营扎寨，竖起旗帜，搭起帐蓬，架上高音喇叭，撰写宣传板报，在那里轮班值守，进行打倒刘少奇的鼓动宣传。

七月十一日，在北航召开的北京高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韩爱晶等人就新八一到中南海西门、北门揪刘之事询问陈伯达的态度，陈伯达说：“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总是正确的，揪刘少奇是当前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的嘛！”“没有错，可以搞。”[133]

从中可以看到，陈伯达只是对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揪刘的大方向予以了肯定，但是却没有对他们到中南海外安营扎寨表示意见，更没有支持他们对刘少奇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由于当时声势浩大的揪刘行动刚刚兴起，造反派的揪刘行动似乎还没有引起陈伯达的重视，因而陈伯达才信口说出了这样的话。

七月十四日，在北京大、中学红代会的组织下，大专院校十五万人、中学十万人和大批工人、机关干部，举行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声讨刘少奇的“新反扑”、“新罪行”。此后，各种群众组织的示威游行持续不断。

七月十五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又向刘少奇写了一封勒令信。信中写道：“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鼓动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25日零时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不得有误！”

七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拒绝再作新的检查。信中说：“鉴于我上次交出的检查影响不好，说我是进行‘反扑’，‘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再向建工学院进行第二次检查，也还会和上次检查差不多，也不会有好的影响，所以我不准备向建工学院再作第二次检查了。”[134]

我们看到，声讨刘少奇的群众运动仍然在大规模进行。当建工学院造反派要求刘少奇继续写出第二份检查的时候，遭到了刘少奇的拒绝，反映出双方的斗争还是挺激烈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虽然对于造反派的行动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在与高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谈话时还是说出了鼓动性的话。

七月十六、十八、十九日，戚本禹先后三次在有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说：“什么刘少奇，什么彭德怀，什么邓小平，什么贺龙，什么彭真这些人，彭、罗、陆、杨都是卖国求荣的，杀人不眨眼的汪洋大盗。”“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不把他们批倒”，“你们领袖之类的”，“都要抓起来，杀头！”[135]

其实，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上来说，戚本禹的话并没有什么问题。他讲的这些话不过是极而言之罢了。这里的问题在于，当造反派开始围困中南海并要揪斗刘少奇业已出现激进行为的情况下，还要讲出这样的话，是否恰当就值得斟酌了。特别是当刘少奇等人已经被打倒成为“死老虎”的时候，当时迫切的任务是造反派如何在本单位进行夺权，通过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现在却仍然鼓励造反派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他们这些人，在斗争方向上是不是妥当，也是让人生疑的。

我们注意到，建工学院的造反派不仅抓住刘少奇的检查不放，还要求刘少奇、王光美搬出中南海，甚至采取了绝食手段进行斗争。

七月十七日，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向刘少奇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22日零时以前收拾铺盖，带着臭婆娘滚出中南海，否则我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为了表示他们揪斗刘少奇的坚强决心，七月十八日零时开始，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外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他们在“绝食誓词”中说：“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几天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劝说下，他们才放弃了绝食。[136]

我们注意到，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对刘少奇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刘少奇搬出中南海，为此还采取了绝食斗争。造反派在中南海外进行绝食斗争后，中央文革小组就派戚本禹和谢富治一块劝学生停止绝食。关于这个问题，戚本禹后来回忆道：

“我就和谢富治一起去接见他们的代表。我见了他们就说，你们那些宣布绝食的学生先去吃饭，不然我们就不接待了。他们就去吃了碗面什么的。然后我就对他们说，毛主席不同意把刘少奇交给群众斗争。你们开会批判可以，只要把道理讲透，从理论上认识走资派对中国的危害，不一定非要同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不管我们怎样费尽口舌地讲，他们就是不同意，坚持一定要见到刘少奇本人，一定要批斗他。”[137]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在他们的劝说下，虽然学生不再进行绝食了，但是一定要见到刘少奇，对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即像他们先前说的那样把刘少奇夫妇揪出中南海。戚本禹做了不少工作，却没有什么成效，学生们仍然坚持他们的意见。从这里可以看出，学生仍然把实际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了刘少奇，而对于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以及斗、批、改工作则表现出漠然的态度。这样他们在斗争中就破坏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部署，偏离了文革的斗争方向，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却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来予以纠正。这是令人遗憾的。

中南海外揪刘活动的声势越闹越大，北京及各地来京的造反派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安营扎寨，分兵驻守，摇旗呐喊，宣传鼓动，围困中南海，取得外地声援，表示要把揪刘斗争进行到底。

七月十八日晚，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经济学院东方红、建工八一等一百多个组织共一万五千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刘誓师大会。这个誓师大会的影响很大，使全北京市各行各业都知道了揪刘火线，也使得揪刘火线迅速扩大。这个时候的宣传舆论也在为中南海外的揪刘活动呐喊助威。七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通栏标题《奋起千钧棒，痛打落水狗——首都兴起空前规模的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高潮》，其中有一段专门写到正在中南海西门外揪刘的新八一：“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义愤填膺，怒火万丈，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去年8月初，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曾到这个学校进行所谓‘蹲点’，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唱反调，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师生们早就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切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落水狗’，不能有半点恻隐之心，而必须刀出鞘，弹上膛，穷追猛打，把他们批得臭臭的，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七月十九日开始，中南海周围的揪刘火线人数猛增，无数人群涌向中南海，北京大中学校、工厂、机关团体，难以计数的群众组织争相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进行声援，汇成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不少外地在京的造反派也参加了这一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中南海墙外，搭有七千多个棚子，安有五百多个高音喇叭，竖有三千多个各种名目的旗子。府右街从南到北，山头林立，席棚相连，车水马龙，人声如潮，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喊叫。在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两侧，也排满了造反派的揪刘阵地。面对中南海外蓬勃发展的揪刘活动，戚本禹提醒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把这个场景拍摄下来。七月二十一日，戚本禹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说：“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有派人去拍片（指群众冒雨去中南海‘揪刘’游行）？”新影厂的群众代表回答：“我们正在请求军代表。”戚本禹说：“革命还用请示？哪里有枪声，就要哪里去。”[138]

一般来说，戚本禹的这个提醒也没有错。以纪录片的方式将群众运动记录下来，作为历史资料备用，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中南海外群众的揪刘活动已经发生到如此规模，他们的行动与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部署和方针出现不合的时候，仍然以纪录片的方式来拍摄他们的行动，无疑会对他们起到激发、鼓励的作用，对文革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造反派群集于中南海西门、北门外的大街上，在斗争中却并不完全一致，与以前他们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搅和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两大派组织，各自设立指挥部，进行揪刘活动。

在当时的揪刘活动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全市性组织，一个是由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组织联合公交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五月上旬成立的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到八月初，共有七百多个单位参加。另一个是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串连工交、财贸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七月下旬成立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联络总站（简称联络总站），共有一千五百多个单位参加。联络站和联络总站在揪刘火线各自设有火线指挥部。

七月二十四日，联络总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揪斗刘贼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三十多万人参加了集会和游行。八月一日晚，联络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共有一千多个单位约三十万人参加了大会。也就在这个时期，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分为天派和地派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所谓天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航红旗，北航的航即航空，是和天有关的，所以称为天派；所谓地派，是因为这一派的组织之一是地质红方红，就取它的地字，称为地派。天地相对，用天派、地派来称呼北京对立的两大派很形象，也很通俗，于是很快就流行开了。[139]

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天安门城楼上与造反派头头的谈话中，仍然在鼓励造反派的揪刘行为，要他们联合起来展开行动，还到揪刘火线进行慰问，对造反派的行为予以支持。中央文革小组还专门指示，由几所解放军医院派出医疗队，到揪刘火线巡回医疗。

七月二十五日，天安门广场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大会，戚本禹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说：“你们红代会几个组长揪刘少奇有没有决心？要坚持，要有胆量才行呀！聂元梓同志，你是组长，应该好好抓一下，别人不好管。一定要统一领导起来，这是当前的大方向，你们一定要负起责任来。红代会开个会研究一下，安排部署好。”红代会核心组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开会研究了如何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问题，决定要大造舆论，发勒令书，限刘少奇在八月五日以前滚出中南海。他们还具体策划了一个冲进中南海抓刘少奇的计划。

七月二十六日凌晨三点多，戚本禹到揪刘火线进行慰问，他对建工学院、政法学院的造反派说：“我认为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行动。以后还要你们想更好的办法。……背水一战，这是表示揪刘的决心嘛！你们可以发通令，写勒令信，组织批判会。……他在‘认罪书’里说不知道自己错了，8月5日后才知道，这完全是假的，这是要批判的要害，其实当时他已挨批评了。但7月29日讲话，他说：‘运动你们不知怎么搞，我也不知道。’这句话很恶毒的。你们要批，要把他7月29日的讲话和在你们学院的讲话结合起来批。去建院是恐慌，想捞稻草。……你们可以喊叫他出来，发通牒，一下子出来后面就没有高潮了，引而不发是最厉害的战略战术。……你们别着急，水到渠成。”[140]

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戚本禹对于造反派的揪刘行动仍然是予以支持、鼓励的。虽然他对于造反派围困中南海、面对面批斗刘少奇并不赞成，但是对于造反派及其头头的这番讲话却更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激进行为。戚本禹没有意识到当时造反派仍然将主要矛头对准刘少奇，而不是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以及斗、批、改工作，已经与毛泽东、党中央这个时候关于文革的部署出现了严重偏离，可是他却仍在竭力支持、鼓励造反派的揪刘行动。不是说不应该批斗刘少奇，而是说不要把斗争的主要目标指向刘少奇。在刘少奇等人已经成为“死老虎”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是文革的主要斗争对象了，造反派要集中力量完成当时文革最迫切的任务。可惜的是，造反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也没有向他们指出这个问题。

揪刘火线愈搞愈大，人数愈来愈多，不仅中南海的西面、北面围满了造反派，而且还有向南面的长安街扩展的趋势，到七月底、八月初，已有不少单位开始在中南海南边的长安街边上安营扎寨，整个长安街的交通都受到了影响。八月二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接见各路造反派，先称赞造反派“揪刘是革命行动”，然后传达两点指示：一、南门不能设点；二、不能冲中南海。并授意造反派们写一个撤离南门的决议，内容是：（1）与刘少奇斗争到底；（2）撤离南门；（3）保证不冲中南海。造反派当场表示坚决照办。[141]

南门是中南海的正门，而且又是处在世人瞩目的长安街上。造反派在南门外的长安街上安营扎寨，不仅影响交通，还会有碍国际观瞻，因而戚本禹奉命对造反派做工作，要他们撤离南门。在戚本禹的努力下，造反派还是照办了。戚本禹后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中央文革是支持批判刘少奇的，但对围困中南海这个事，中央文革是没有一个人支持的。一开始我们对这事并不太重视。没想到这个事就这么闹大了，真把中南海给包围了，最多的时候起码有几万人。而且，不分白天晚上，那高音喇叭昼夜对着中南海放着。给我们中南海办公区造成了极大的干扰。连总理也被吵得没法工作了。我多次去讲话，陈伯达也去，都劝他们回去。但他们都不听。接着又闹绝食了。这就不好弄了，真要死了人，我们都没法交代了。

这时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开会。总理说，包围中南海这个事影响到中央工作了，我不能工作倒不要紧，主席回来了，要是睡不好觉，怎么行？主席睡觉很敏感，连乌鸦叫，他都会醒。总理叫我和谢富治去说服群众撤离。那时，北京市革委会已经成立了，谢富治是革委会主任。”[142]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虽然支持造反派批判刘少奇的行动，但是对于他们采取围困中南海的方式是反对的。他们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重视这件事，但是后来围困中南海的人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严重干扰了中南海的办公秩序和出入，后来又闹起了绝食，这样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时候他们对造反派进行了劝说，却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戚本禹和谢富治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去劝说造反派撤离中南海外围的。

从中可以看到，揪斗刘少奇是由建工学院的造反派牵头，而后又有许多北京以及来京造反派联合实施了围困中南海、批判刘少奇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由于以往的分歧和矛盾以及在揪斗刘少奇方面存在的不同意见，造反派分别成立了两个揪刘火线指挥部，天派、地派的叫法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戚本禹虽然支持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的行动，但是并不赞成他们围困中南海、面对面地批斗刘少奇。这是中央文革小组与围困中南海的造反派的不同之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刘少奇等人已经成为“死老虎”，各单位的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以及斗、批、改的任务迫切需要造反派竭力完成的时候，他们却无视这些繁重的任务而仍然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刘少奇，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了不少困难。这样就偏离了文革发展的主要目标，破坏了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部署，造成了文革进行的严重障碍。

不仅围困中南海的造反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连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戚本禹对此也没有清醒的认识，反而在他与造反派及其头头的接触中仍然支持、鼓励他们的行动。这样做固然有为了缓和与造反派的紧张气氛，为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创造适宜氛围的因素，但是在造反派围困中南海、要对刘少奇进行面对面斗争的背景下，戚本禹没有从当时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准确、及时、恰当而又有说服力的指出并纠正造反派的错误，却仍然对他们的行动予以支持和鼓励，这样做无异于为造反派围困中南海、要求面对面批斗刘少奇的行动予以火上浇油了。这是令人惋惜的。

（3）中南海内造反派进行的斗争。

造反派在中南海外安营扎寨要求批斗刘少奇，中南海内的机关造反派也行动起来，要求批斗刘少奇。那么，对于这件事中央文革小组又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十三日晚和十四日晨，毛泽东、周恩来先后离京去武汉视察。他们刚走，得到戚本禹批准的中南海机关造反派便要求刘少奇七月十四日出来看大字报，让他接受群众的批判。当天晚上，造反派把围斗刘少奇的情况专题报告戚本禹，还递交了一封给汪东兴并周恩来的信，提出要开大会批斗刘少奇。戚本禹将这封信转交陈伯达、康生、江青，请他们决定。陈伯达批示将批斗刘少奇扩大为“批斗刘、邓、陶夫妇”，江青、康生又提出要“批斗并抄家”。[143]

从中可以看到，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要求开大会对刘少奇进行面对面批判，但是对这件事戚本禹是没有决定权的。由于周恩来、汪东兴随毛泽东南巡，没有在北京，因而戚本禹就将信件转交给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由他们研究决定。陈伯达扩大了批斗对象，康生、江青又提出要进行抄家。批斗、抄家的决定就是这样定下来的。

七月十七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具体研究后，戚本禹十八日凌晨一点多钟召集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开会，布置成立批斗刘、邓、陶战斗指挥部，并决定：当晚先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在开批斗会的同时抄家，会后对刘少奇、王光美分别隔离监护。戚本禹在会上动员说：“对刘、邓、陶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144]

七月十八日晚上，造反派在中南海西大灶食堂和西楼大厅组织了有三百多人参加的两个会场，刘少奇、王光美分别到这两处接受批斗。批斗会开了两个多小时，刘少奇自始至终低头站着。在进行批斗会的同时，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对刘少奇的住处进行全面搜查,抄走了几十本笔记和大量文件、书信等。随后几天内，邓小平和夫人卓琳、陶铸和夫人曾志，也接受了类似的批斗。[145]

关于邓小平夫妇受到批斗，文献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七月十九日，邓小平和卓琳被中南海造反派叫到怀仁堂后边的院子，受到批判。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来到邓小平家中搜查。七月二十三日在戚本禹指使下，中南海批斗刘、邓、陶指挥部派人斗争邓小平。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在戚本禹的具体指挥下，中南海一些造反派以开支部会名义，批斗邓小平和卓琳。邓小平夫妇被勒令三天内交出“请罪书”。从即日起被限制行动自由。[146]

从中可以看到，中南海内的机关造反派对刘、邓、陶夫妇进行了批斗。不难看出，对他们批斗并非个人行为，而是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讨论研究后决定的，戚本禹不过是受命组织批斗而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戚本禹确实讲过一些鼓动性的话，从这方面来说，他是负有责任的。从批斗的次序来看，他们先召开了批判刘少奇的大会，而后又批判了邓小平、陶铸，对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从现在公开的资料以及毛泽东闻讯后的批评来看，批斗他们是在没有得到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实行的。虽然是中南海内部机关造反派参加的批斗，刘少奇问题的定性在这个时候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对刘少奇乃至邓小平、陶铸进行了面对面的批斗，仍然是违犯组织程序的，同时这样做还会刺激社会上的造反派，对于中南海外正在兴起的此起彼伏的揪刘行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4）毛泽东批评围困中南海及揪斗刘少奇的斗争。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中南海内机关造反派召开批斗刘少奇的大会，是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由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研究后决定的。那么，毛泽东对此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十八日晚七时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李作鹏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开会。谈话中，他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作法，说不要面对面搞，还是背靠背好。[147]

这还可以从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的回忆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武健华说：本来，七月中旬毛泽东离京赴外地前，曾召集周恩来等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开会提出，对刘、邓背靠背地批一批是可以的，但不要搞什么面对面的批斗。汪东兴得知戚本禹正在鼓动造反派揪斗刘、邓、陶夫妇后，随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让汪东兴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请周恩来告诉他们，对刘、邓、陶等人不要搞面对面的批斗。汪东兴自己又将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了戚本禹。[148]

从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即便刘少奇问题的性质与以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要打倒刘少奇了，但是毛泽东仍然主张对刘少奇可以背靠背地批斗，不要进行面对面地批斗。这表明毛泽东对于中南海造反派召开大会面对面地批斗刘少奇是持反对态度的。

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炮打司令部》写作一周年、声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会。同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自七月中旬以来，北京上百个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的“揪刘火线”被迫撤除。[149]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针对刘少奇的。在这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之际，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样的大会不仅是进行纪念活动，也是具有对刘少奇进行批判的现实意义。我们注意到，中南海周围的造反派是在这次大会召开以后才解除对中南海围困的，揪刘火线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撤销的。这都是在毛泽东干预下才得以实现的。

毛泽东认为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要对刘少奇进行批判，王力、关锋、戚本禹撰写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就是在毛泽东审改后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发表的。[150]

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对刘少奇是可以进行批斗的，但是这种批斗也只能是背对背的批斗，而不是进行面对面的批斗。因而不论是对刘少奇从报刊上进行的批判，还是对刘少奇进行的背对背的批斗，都是为了适应文革发展的需要，推动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搞好夺权、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批判乃至批斗刘少奇都要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离开这一中心而采取的行动就偏离了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展的目标。从这里来说，不论是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对刘少奇等人进行的面对面批斗，还是造反派在中南海周围设立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的行动，都反映出虽然他们在批斗刘少奇方面积极作为，争先恐后，却对本单位的大联合、三结合表现出消极、漠然的态度。这表明他们是打着批刘的旗号，进行了过火的斗争，呈现出浓厚的“左”的色彩，偏离了文革的主要斗争方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批评、反对的。

（5）中南海内外分别召开批斗刘、邓、陶的会议。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要求在报刊上对于刘、邓、陶进行思想批判，主张对他们背靠背的批斗，反对面对面地对他们进行直接批斗。但是，中南海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由戚本禹具体操作、指挥，七月十八日及随后几天发起了对于刘、邓、陶面对面的批斗。毛泽东闻讯后批评了这件事，让周恩来、汪东兴告诫他们，不要进行面对面的批斗。

但是，这个时候中南海外的揪刘火线却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他们要对刘少奇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以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誓不罢休的态度，聚集在中南海西边、北边的大街上，敲锣打鼓，安营扎寨，已经示威了一段时间。虽然在中南海内对刘、邓、陶发起了面对面的斗争，但是中南海外的造反派是由不同派别组成并且他们之间也存在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面对如此群情激昂而又可能发生武斗行为的造反派，不论是从安全考虑还是从斗争策略上来说，都是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把刘、邓、陶交给他们进行面对面批斗的。

这个时候如果不把刘、邓、陶特别是刘少奇交给他们批斗，他们就不解除对中南海的围困。谢富治、戚本禹出面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也没有什么效果。他们的行动不仅影响到中南海周边的交通和秩序，也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影响，还制约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摆在了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面前。

当时造反派已经在中南海外安营扎寨喧闹了半个多月，甚至还有人为此闹起了绝食，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要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来作出决定。关于这个问题，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九日戚本禹在接受调查时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中南海被困，中央没让交出刘少奇，我马上向总理汇报了，总理也很紧张，怕学生揪斗，出问题，马上召开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讨论，参加会的有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谢富治等，在会上你一言我一语的，最后总理作了几条决定：（一）8月5日在北京召开万人大会纪念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判刘少奇。（二）中南海里面由中南海机关群众代表各单位群众批判刘少奇，并拍电影给学生看，让他们离开中南海，不要包围了。决定让谢富治去向学生宣布这个决定，以上大家都同意了。谢富治说：‘我去不行。’他让我跟他去，我同意了。总理下指示中南海内部的批斗会由我负责，北京市的大会由谢富治负责。最后我就同谢富治在中南海门前一辆大卡车上向学生们宣布了中央的决定。”[151]

关于这个问题，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有一个更详细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1967年8月3日至4日中央文革小组又开会商量办法。总理提出一个方案，他说，8月5号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是否那天在天安门广场开个大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还有新近被打倒的陶铸。同时也在中南海开个批斗会，由警卫局、秘书局的群众参加。总理说，中南海里的人守纪律、好掌握，让他们开会斗争‘刘、邓、陶’。外面的人不许进来。与此同时，把中南海里开的批斗会在天安门广场上拉线转播，来满足群众的愿望。大家都表示赞成，就这样做出了决定，并由康生、总理报告了主席。

总理叫谢富治和我去向群众传达这个决定，并说服群众开完大会撤离对中南海的包围。我们从部队调来两部大卡车，在车上架上大喇叭，我和谢富治站到了卡车上，用喇叭向包围中南海的群众讲话。我们说，8月5日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召开一个批斗会，同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个纪念大会。中南海里斗争会的实况将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转播。听完广播后，由红卫兵和工人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批判发言，作进一步的声讨。这样内外结合，才能显示人民的力量。纪念大会结束后所有的群众都撤回原单位，把帐蓬小屋都拆除干净，以后都集中精力继续在原单位深入进行大批判，我们问这个办法好不好？学生、工人都高喊拥护中央的决定，欢呼毛主席万岁。

于是我和谢富治就分头落实，谢富治去布置天安门大会，我去布置中南海内部的批斗会。当时叫来广播局的技术人员研究怎样把中南海的会和天安门的会连起来。他们说中南海和长安街原来就有线，不用拉线，接上就行。”[152]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八月五日批斗刘、邓、陶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的。批斗刘、邓、陶分两个会场，一个是中南海内的会场，由中南海内部的人员参加，一个是在天安门广场，由围困在中南海周围的造反派及其他群众参加。虽然两个批斗会单独召开，各自按照既定程序进行，但是却通过有线广播将中南海内部的批斗会实况传到天安门广场，让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能够切身感受到中南海批斗会的真实情况。这样既能够防止秩序失控，保证批斗会的安全、有序进行，又满足了中南海外造反派要求批斗刘、邓、陶的迫切愿望，使得这些造反派能够及时解除对于中南海的围困，让中南海周围早日恢复到正常的秩序。

既然八月五日批判刘、邓、陶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的，但是最后却是他们的家属也参加了陪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戚本禹后来回忆说：

“在中南海开刘、邓、陶的批斗会，是经过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讨论决定的。在这个决定上，中央的领导都在上面签了字，划了圈的。但陈伯达却在文件的批示上加写了让他们的家属也一起陪斗的字样。

我看了陈伯达在批示上增加的内容，心里觉得不大好办，可我也不好反对。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刘少奇的秘书，而且她在清华大学推行资反路线，镇压群众，逼死了好几个学生，她一起挨批斗是可以的。可邓小平的夫人却不管邓小平的事。再说陶铸夫人曾志，她和主席是老战友了，井冈山的时候就和主席共过事。她在资格上是和陶铸一样的老革命，他们之间不是谁听谁的。陶铸曾经为了表现自己的党性和无私的原则，把曾志的行政级别压得很低。主席知道了，就说“马善人骑，人善被人欺”，批评了陶铸，陶铸这才把曾志的级别提了上来。再说曾志也没有参与陶铸的那些错误，她一直是希望陶铸紧跟主席的。所以我对王道明他们作了特别的交待，我说，陶铸的事和曾志没有关系，不能批判她，叫她坐着听就可以，你们要保护好她。还要跟她讲清楚，今天开这个会，是要陶铸出来答复群众提出的问题的，她的任务是保护陶铸。万一陶铸太激动了，可以去安慰他，或者突发什么病的话，就去护理他。”[153]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让刘、邓、陶的家属王光美、卓琳、曾志参加陪斗是陈伯达提出来的。戚本禹虽然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在当时境况下也是不便反对的，只好在布置批斗会时作了相应安排，以减少家属陪斗造成的负面影响。其实，不仅是在对家属陪斗上，特别是对刘、邓、陶的批斗既要安全、有序进行，更要防止武斗行为的出现，戚本禹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此作了精心的部署和安排。后来，戚本禹有一个详细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对中南海里面的批斗会，我丝毫不敢怠慢。别以为中南海干部水平高，其中也有人挺激烈的，一旦展开面对面的批斗，就有可能发生非理性的情况。张霖之的死就是前车之鉴。不要说打坏了刘少奇，就是打了一下，他病两天，我就担当不起责任。所以，我和王良恩（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特别布置了专人来控制会议秩序。我叫文革办公室负责人王道明、矫玉山这些人都到会场。王道明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支部书记，挺得力的一个小伙子，是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我交代他，要他组织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就站在刘少奇他们的旁边，看到有人要靠近，马上把他隔开。我又与王良恩商量布置好警卫人员，万一发生武斗，随时出动，加以制止，并且马上就提前结束会议，由警卫局的负责人把他们送回家。我当时是这么说的，如果在会议上出现对立、冲突情况，或者‘刘、邓、陶’他们讲个什么话来刺激我们一下，那就有可能会发生群众性的武斗，这样就会给运动抹黑了。这时候，你们就必须出动警卫马上上去制止。群众推你们也好，打你们也好，你们都不要反抗。他们如果喊‘保卫毛主席’，那你们就喊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就是你们的任务。而且规定，不准任何一个解放军战士带武器，也不准任何一个群众带棍棒。我们的这些个布置，当时的警卫团都有记录可查。我布置好以后，立刻向总理、陈伯达、江青都作了报告。他们都同意，总理尤其满意由王良恩掌握警卫，防止武斗。王良恩为此还专门打长途电话，去向身在毛主席身边的汪东兴作了汇报。”[154]

从戚本禹的回忆可以看到，由于中南海的会议是面对面的批斗会，戚本禹又是受命组织这个会议的，为了防止意外情况的出现，对此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设计了各种预案。他还将会议的筹备情况向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作了报告，中办副主任王良恩还向跟随毛泽东南巡的汪东兴通过电话作了汇报。周恩来等在京中央领导人是同意这样安排的，汪东兴是否将批斗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又是什么意见呢？戚本禹没有说。

我们目前也没有发现毛泽东在这方面表态的文献资料。不过，从逻辑上来说，像召开对刘、邓、陶进行面对面的批斗会，虽然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集体作出的决定，但是从周恩来一贯的行为方式及党内程序上来看，即便碰头会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周恩来也不会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冒然付诸于实施的。从这里来说，他们召开对刘、邓、陶进行面对面的批斗会似是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或认可。当然，这只是逻辑上的分析，尚未得到文献资料上的证明。这里的问题是，本来毛泽东是反对进行面对面批斗的，为什么这个时候又同意了他们的作法呢？

我们认为，虽然毛泽东不同意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进行面对面的批斗，但是中央文革碰头会处于安抚造反派的情绪以及解围中南海的考虑，在周恩来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同时为了维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又对批斗会作了精心的部署和安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大局出发，尊重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他们召开对刘、邓、陶面对面的批斗会。当然，这个判断还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印证。

正当戚本禹、谢富治分别筹备中南海面对面批斗会和天安门广场背靠背批斗会的时候，围困在中南海周边的天、地两派围绕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出现了严重分歧，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做两派的思想工作，处理他们的纷争，让他们联合起来召开大会。

八月四日晚，天派的联络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号称有二千五百多个群众组织共七十三万人参加的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大会。大会进行当中，出现了地派一些组织前去冲击会场进而双方发生武斗的现象。为了调解北京高校在揪刘问题上的矛盾，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于八月五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两大派的代表开会，并商定八月五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两派联合召开声讨刘少奇大会。谢富治传达中央指示：今天大会后，各单位的队伍都撤回去，不要再留在中南海周围了。会议期间，关锋、戚本禹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说：“现在冲中南海不是时候，条件不成熟，搞不好会闯祸，各单位撤回吧。”[155]

做好两派的工作后，中南海内部的批斗会与天安门广场的大会同时进行。通过有线广播将中南海批斗会的实况向天安门广场转播，关于八月五日中南海批斗刘、邓、陶的会议，当时负责这次批斗会的戚本禹后来是这样回顾的，他说：

“开批斗会的时候，我在中央文革的办公室里掌握全局，王良恩、王道明等每十几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现场的情况。而在整个批斗会的进行过程中，总理也派人从头到尾地在现场观察。我们也是十几分钟向他和陈伯达、康生、江青汇报一次。

中南海批斗会，事实上是很平和的，整个会场上，没有出现武斗场面。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都在现场拍摄了新闻片。在批斗刘少奇的会上，有个青年女干部用语录本要往刘少奇的脑袋上拍，因为距离远，没拍准。马上就有警卫上前制止了。在整个批斗会上也就是声色俱厉的口水仗，刘少奇也没有讲什么话，他知道这种时候他讲话也没有用。而发言的人也都是按照事先准备的提纲发言。刘少奇平时对下面的人比较冷漠，所以包括他的秘书、服务员也都很起劲地参加了批斗。

批斗邓小平的时候，我布置了让他坐着参加。因为主席讲过，刘、邓要分开，应该把邓与刘区别对待。所以邓小平是一直坐着听大家对他的批判的。

在批斗陶铸的时候，控制就差一点了，陶铸和群众发生了顶撞。当时我把防范的重点都放在刘少奇那边了。但在陶铸那里虽然有顶撞，也没有进一步的武斗情况。”[156]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中南海对刘、邓、陶进行面对面批斗的过程中，不仅对会场作了周密的安排，还派专人严密监控会场批斗状况，随时准备应对意外事件的发生。这表明虽然对刘、邓、陶进行了面对面的批斗，但是对于这次批斗会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不仅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和防范，对他们的人身安全进行了重点保护，也是在保证不发生差错的情况下才进行的。

这次批斗会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奉命组织的。虽然他没有直接出面参加批斗会，是让邓小平坐着而不是站着接受批斗的，但是具体指挥批斗会的戚本禹还是给邓小平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在文革被否定以后，清查、打击、审判踊跃参加文革的骨干分子的时候，尽管戚本禹组织刘、邓、陶的批斗会和揪回、批斗彭德怀以及批斗张霖之都是奉命行事的，但是邓小平还是指示审理戚本禹案的承办人要对戚本禹进行加重处理，戚本禹就是这样被判处十八年徒刑的。[157]

中南海内对刘、邓、陶面对面的批斗会通过有线广播传到天安门广场，沟通了两个会场的联系。天安门广场同时举行纪念《炮打司令部》写作一周年、声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会。[158]与此同时，八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一年前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配发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进一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恩来到天安门参加了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159]

八月五日以后，围困中南海的各路造反派陆续撤回，但揪刘活动并未马上停止，许多造反派组织的揪刘活动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八月九日，陈伯达在中南海西门外看见还有不少造反派组织没有撤离，他在一个署名工建革联揪刘指挥部的群众组织门前停下，问他们：“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撤？”回答是：“不知道。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我们就是不撤！”后在陈伯达的要求下，才勉强同意撤。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一再要求下，大约在八月十日左右，揪刘火线终于撤除，喧闹了一个多月的府右街、文津街等处开始安静下来了。

后来还有一些在京造反派组织了揪刘联络总站，在中南海周围进行了揪斗陶铸的活动，又成立了农口斗邓（子恢）、斗廖（鲁言）、批谭（震林）联络站，但是在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做工作和要求下，最后都撤回去了。其实，那不过是围困中南海的余波罢了。[160]

由此我们看到，在造反派业已围困中南海多时，不把刘少奇揪出批斗誓不罢休，甚至有人为此绝食，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又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经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决定，对他们进行了保护性批斗，分设两个会场，由中南海内部人员对刘、邓、陶进行面对面批斗，将批斗实况转播到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塈声讨刘少奇的群众大会。这种安排既满足了群众批斗刘少奇的强烈愿望，又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安全，撤销了揪刘火线指挥部，解除了造反派及其他群众对中南海的围困。从斗争的过程来看，中南海内进行的面对面批斗会，场面虽然比较激烈，但是批斗是在按照安排有序进行的，并没有发生武斗的行为。通过这种变通的方式，最终说服了造反派，解除了他们对中南海的围困。

（6）关于戚本禹在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和批斗刘、邓、陶方面的责任问题。

从我们现在获得的资料来看，戚本禹具体部署、指挥了中南海内部对于刘、邓、陶的面对面批斗。不论是七月十八日还是八月五日的批斗，戚本禹都是卷入其中的。不同的是，八月五日的中南海批斗会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后，由戚本禹具体执行的。

客观说来，造反派到中南海周围掀起声势浩大的揪刘运动，要求面对面揪斗刘少奇，甚至要把刘少奇赶出中南海，并非是戚本禹个人发动起来的。开始的时候，陈伯达也是对造反派的行动予以支持、赞成的。[161]从戚本禹对这个事件的态度来看，他是支持批斗刘少奇的，但是造反派在中南海周边安营扎寨，不仅要面对面地批斗刘少奇，还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似乎又出乎他的预料。戚本禹确实奉命劝说过造反派，但是在造反派已经行动起来以后，凭着青年人的任性，信心十足，激情迸发，在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前，又是难以被轻易说服的。从这里来说，戚本禹虽然为制止事态恶化作了一些积极的工作，但是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也是情有可原的。

从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到在外边进行安营扎寨，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对这件事及时预警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是等到事情闹大形成规模效应以后才采取行动，致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对此，中央文革小组的在京成员是有责任的。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支持、默许、纵容造反派的行动，就要为此承担更大的责任。王力、关锋、戚本禹特别是戚本禹与造反派学生的来往特别密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北京的造反派学生一直都和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江青和文革小组有什么指示，常常是由我去向他们说的。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也经常会来找我商量。”[162]因而王、关、戚特别是戚本禹对这个问题的发生负有更大的责任。

在北京造反派围困中南海以及批斗刘、邓、陶的问题上，戚本禹的责任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应该承认，戚本禹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做过造反派学生的工作，特别是他在周恩来指示下，奉命劝解围困中南海的造反派学生要撤离中南海周边、不要对刘少奇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上，确实做了有益的工作。虽然他与造反派的联系比较密切，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往往是通过他来向造反派传达的，但是我们注意到，不论是造反派要求批斗刘少奇还是在撤离中南海的问题上，戚本禹对他们的工作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效。这里固然有造反派年轻气盛、意气用事的因素，但是也是与戚本禹个人的认识存在密切联系的。

从当时文革斗争的形势来看，在报刊上进行理论批判是必要的，也可以对刘少奇进行背靠背批斗的，为此毛泽东作出了指示，也同意这样做。[163]但是为了批斗刘少奇采取大规模的方式集中力量来围困中南海，将主要力量用在面对面对刘少奇进行的批斗上，则是偏离了文革发展的大方向。当时文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夺权以后，通过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工作。但是，血气方刚的造反派却对于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熟视无睹，而是热衷于对刘少奇进行面对面的批斗，将主要力量对准已经成了“死老虎”的刘少奇。这样势必会影响到文革的部署，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不少困难。

戚本禹的责任在于，当着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严重偏差的时候，他却不仅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更没有采取措施来纠正造反派的错误，反而还在与造反派的接触中动员、鼓励他们这样做。由于他是与造反派接触密切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因而他的话不仅契合了造反派的心意，还引导了他们行动的方向，对于他们的造反行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没有像周恩来做的那样，当造反派红卫兵领袖蒯大富等人八月五日提出“现在是第三次大串连的阶段，北京的学生要到全国去串连”时，批评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说中央没有这样的估计，告诉他们现在是大批判、大联合的形势了。[164]其实，周恩来不仅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此前还针对造反派的狂热行为反复强调这个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开导、劝告造反派要去完成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而不能按照个人的意愿去行事。

戚本禹却不是这样。他没有从当时文革发展的大势出发来解决造反派存在的问题，对毛泽东、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大联合、三结合的重要指示熟视无睹，这样就难以及时发现造反派所犯的错误，批评、纠正他们的错误也就无从谈起了。不仅如此，这个时候他还对于造反派的错误行动予以同情与支持。他可能不明白，此一时彼一时也。在文革刚刚发动的时候，造反派虽然势单力孤，力量薄弱，却代表着文革的发展方向。他们在斗争中遭到了走资派、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为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就要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因而此时支持造反派是必要的。但是，当着造反派大规模地围困中南海以及要求面对面地批斗刘少奇的时候，他们的行为逐渐偏离了文革的发展方向，在斗争中出现了严重错误。这个时候就要及时批评造反派，纠正他们的错误，使他们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遗憾的是，戚本禹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从资料中可以发现，不论是造反派围困中南海，还是在中南海内部组织对刘、邓、陶面对面的批斗会，戚本禹都对造反派说过一些鼓动性的话。虽然这些话是在具体场景下讲出来的，有时还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为了拉近与造反派的距离，以便于对他们做思想工作，但是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在这个过程中戚本禹并没有主动地、自觉地在夺权、大联合以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对于造反派进行引导与批评，将他们的造反行动有计划地引导到这个方向上来，集中力量对准仍然在兴风作浪的“活老虎”，而不是将主要斗争目标指向已经成了“死老虎”的刘少奇。

遗憾的是，戚本禹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对于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的行动抱着支持、赞赏的态度。因而我们说造反派围困中南海以及批斗刘、邓、陶的行动虽然不是戚本禹挑起来的，但是他并没有及时发现造反派的错误，扭转他们斗争的方向，还在不约而同地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就不能不是他的责任了。作为与造反派学生联系最为密切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虽然戚本禹也冠冕堂皇地讲过一些从大联合、三结合来处理问题的话，但是却在他的言行中不占主导地位，更没有采取具体、有力的措施来加以落实。这些话随后又被他处理造反派诉求的时候讲过的那些激进话语迅速冲淡了。这样他的责任也就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戚本禹处理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和对刘、邓、陶的批斗，不过是王、关、戚处理造反派对领导干部批斗中的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戚本禹这个时候存在的问题，也在王、关、戚处理类似事件中同样存在着。当然，这还需要更多史料的进一步证明。

6、王、关、戚问题的简结。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王、关、戚这三位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不论是在文革前的文化革命过程中还是文革全面发动以后，都是积极投身于运动中的先锋人物。他们的问题出现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特别是在处理两派分歧与矛盾、“揪军内一小撮”、外交部夺权以及围困中南海和批斗刘、邓、陶的事件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他们在解决两派、造反派与干部、造反派与军队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这些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倾盲动错误。

本来，他们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中央处于指导文革的中枢位置，不仅能够第一时间获悉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最新指示，还掌握全国文革的发展动态，具有将毛泽东的文革指示迅速传达、落实下去的职责，但是他们却在实际行动中违背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没有将重点放在大联合、三结合上，反而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仍然一味地鼓励造反派进行斗争，犯了严重错误。这是令人遗憾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两派之间、造反派与干部及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矛盾错综复杂，文革形势走向激化朝着动荡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化解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防止局势失控，就成为文革面临的迫切任务。这种状况的出现，虽然是因夺权引发的，却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这个阶段的不同时期“左”、右的影响又是不一样的。与文革发动之际、全面夺权阶段初期，右的压制阻碍文革不同，进入一九六七年五月份以后，“左”倾盲动已经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可是，王、关、戚不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更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来予以纠正，反而还在为“左”倾盲动行为加油助威。这样他们就对极“左”行为的出现与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实际行动中破坏了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部署。

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要及时采取适宜的政策、策略，对变化的形势提供指导。王、关、戚的问题在于，他们在夺权以后没有将工作重点放在大联合、三结合上；在局势走向动荡的时候，没有及时制止、纠正造反派的“左”倾盲动行为，反而还在为他们摇旗助威。由于他们具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特殊身份，与造反派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他们所犯的错误对文革造成的消极影响也就越发严重。

四、对王、关、戚问题的处理及其原因分析。

前文我们阐述了王、关、戚问题出现的基本概况。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在言行中严重违犯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政策，对当时“左”倾盲动错误以及形势的恶化负有重要责任。因而对他们进行处理，就成为纠正“左”的错误的重要环节。

1、对王、关、戚进行隔离审查。

对王、关、戚进行处理是分两步走的。先是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对王力、关锋进行了隔离审查，而后又于第二年一月中旬对戚本禹进行了隔离审查。那么，对王、关、戚进行隔离审查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1）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对王力、关锋的隔离审查是由于关锋起草了《红旗》杂志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了鼓动夺权外交部的王八七讲话，进而外交部被夺权，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以后才引发的。这两件事在文革形势处于严峻、混乱的情况下，极大地助长了“左”倾盲动情绪的发展，使得形势的发展走向了失控的边缘。有人还趁机提出了“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等论调。在北京再度发生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外交方面的各种事件，不过是他们为最终打倒“旧政府”所采取的步骤之一。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的警觉。

二十三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大火刚被扑灭，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封闭副部长们的办公室、造成外交工作失控，是目无中央；火烧英国代办处表明已不能控制局面，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周恩来表示，对这件事，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向毛泽东报告。[165]

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夺外交部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我在你们心里没有威信。中央文革与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又说：七二〇事件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权政权”，完全不对。本日，周恩来还连续同外交部联络站、北京外国语学院代表和外办、外交部负责人谈话。[166]

对于目前发生的严重事态，周恩来决定立即向毛泽东汇报。当时毛泽东在上海，这个时候陪同毛泽东南巡、负责毛泽东和中央联络的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回到北京。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刚开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周恩来，单独约见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周恩来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谈完后，周恩来把一份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毛泽东看。[167]

周恩来后来对外宾说：“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168]

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听了杨成武对王力八月七日发表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和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杂志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等情况的汇报后，认为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谈到戚本禹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会议情况的汇报。谈到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时，毛泽东说：那些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九月二十二日上午，途经郑州，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王新等汇报工作。毛泽东说：抓军队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169]

从中我们看到，在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以及围困中南海的严重事件以后，周恩来将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主持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委托杨成武向毛泽东报告，表露了对形势发展下去的沉重忧思，说出了不能动摇中央的领导和解放军的话。这显然是针对王力鼓动造反派向外交部长陈毅夺权和关锋主持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所掀起的极“左”思潮的。毛泽东在此前后的讲话、谈话中，已经对于外交部夺权和“揪军内一小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这方面，他和周恩来的态度是一致的。这是因为极“左”思潮已经严重破坏了文革进一步发展的缘故。

从杨成武的回忆看，毛泽东听了他的汇报以后陷入了深思，心情是沉重的，他要对这个问题慎重思考以后再作出决定。经过一夜的思考，毛泽东决定对王、关、戚进行隔离审查。为了防止孳生事端，及时、果断、准确地将此事予以处理，他要杨成武准备好了飞机后再回来，亲笔记下了他的话，又将记录过目以后才要杨成武去执行。但是，在杨成武走出客厅以后，毛泽东又将他叫了回来，告诉他对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看能不能分化出来，改正错误，转变过来。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在对王、关、戚问题处理上的复杂心态，既是痛心的，又是坚决、果断、讲究策略的，是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才作出的决定。

杨成武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飞返北京。十二时四十分，在钓鱼台五号楼，杨成武向周恩来逐字逐句地报告了毛泽东关于王、关、戚的处理决定。随后，他又奉周恩来之命，飞赴北戴河，向林彪通报了毛泽东关于处理王、关、戚的决定，然后返回北京。[170]

当晚，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周恩来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随即,他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杨成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171]

八月二十九日凌晨，杨成武乘专机返回上海。下午，在虹桥宾馆，向毛泽东汇报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会议情况。[172]

我们看到，杨成武向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对于王、关、戚的处理决定后，由于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对他们采取措施以前，从程序上考虑，周恩来还是让杨成武飞往北戴河，向林彪通报了对他们的处理决定。而后，在二十六日晚周恩来才主持会议对王力、关锋进行了隔离审查。处理完毕以后，杨成武又飞返上海，将处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关于召开会议处理王力、戚本禹的情况，当时身临其境的戚本禹在后来有一个详细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当晚，在钓鱼台16号楼，由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参加的人有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没有叫王力、关锋参加。会上，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批评了王力、关锋。说他们的主要错误，一是鼓动在外交部的夺权，外交部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这事关系到国家的声誉和形象，王力说红卫兵可以夺外交部的权，是非常错误的；二是《红旗》杂志两篇的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接着总理当场宣布了主席的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对外则称‘请假检讨’。

随后江青对我说，你去叫王力、关锋来开会。我让秘书去15楼通知关锋过来开会。我自己跑到16号楼的楼上去接王力下来。王力的腿伤还没有好，不能走路，我用轮椅推着他到了楼梯口，然后搀着他一步一步走进会议室。

在向他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会议的决定以后，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对他们的错误作了批评。陈伯达见到问题严重了，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便说这两篇文章他都没有看过，是王力、关锋擅自决定发表的。关锋在会上说，那两篇文章是他叫《红旗》杂志编辑林杰，根据他和王力的意见起草的，然后他和王力作了修改审定。他们应该为这个错误承担责任。但他说，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有一点是要讲清楚的，这篇文章是经过陈伯达批准才发表的，而不像伯达同志说的是他们擅自决定发表的。可是陈伯达不承认，他说：‘毛主席说我是刘盆子，人家早就把我当刘盆子啦。我根本就没看过这篇社论，他们就发了。’关锋就说，这文章明明就是你签发的，而且你还在上面作了一些文字改动，在稿子上还有你亲笔加的一句话，‘举起你的双手，迎接阶级斗争新的大风暴吧！’你怎么都不记得了呢？

于是总理就当场叫人去把原稿调来，可原稿被陈伯达拿走，找不见了。总理又叫他的秘书到陈伯达办公室找，结果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在审稿时写的字，而且陈伯达还写了‘照发’的批语。这下子陈伯达没办法了，就又推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糊里糊涂的，忘了。

尽管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大家也明白，这件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震动就太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说了，看来这个文章是经过伯达同志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头脑不清楚，也情有可原。关锋、王力同志当时应该把文章交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关锋、王力同志仍负有主要责任。

接着又讨论了王力的‘八七讲话’。

王力在会上否认他说过‘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这些话。总理就把那天外交部作的传达记录和红卫兵的小报都调来，有的材料上面有这话。虽然也可能是记录的夸大记忆，但毕竟是已经在外面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随后，江青就叫我把他们两个带离会议室，送到总理、江青叫我预先为他们准备好的钓鱼台2号楼进行隔离审查。当时钓鱼台2号楼是空着的，我就把他们两个安排在了那里。去前，我特意问了总理，给他们两个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我把王力和关锋安排好之后，又回到了会议室，向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等汇报了安排的情况，和他们两人表示愿意认真检讨错误的态度。总理对我说，你有空经常去看看他们，关心一下。随后总理就离开了会议室。康生和陈伯达也跟着走了。等他们都离开之后，江青突然号啕大哭起来了，哭得很伤心，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我都感到十分惊讶。姚文元也跟着落了泪。”[173]

戚本禹不仅是现场的目击人，又亲自参加了对王力、关锋的处理工作，他的回忆还原了会场的一些场景，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当时处理王力、关锋的一些具体情节。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周恩来是在首先召开小范围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处理决定以后，才让王力、关锋参加会议的。王力、关锋的问题也主要是围绕王八七讲话和关锋主持起草“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展开的。王力进行了辩解，说他没有讲过那样的话，但是外交部造反派以及红卫兵的小报上的文字就有这方面的内容。至于关锋主持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关锋并没有否认，只是说社论是要《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签发后才能发表的。在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他固然存在错误，但是社论得以发表造成那样大的影响并不完全是他的责任。在这方面显然陈伯达负有更大的责任。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陈伯达对此予以了否认，还拿走了他签发的原件，但是调查以后证明这篇社论是在陈伯达审改、签发以后才发表的。陈伯达虽然找了不少借口，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大家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从文革发展大局以及斗争策略考虑，虽然陈伯达签发了这篇社论，对社论的发表负有直接责任，但是“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毕竟不是他起草的，也不是他在里面加进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同时他也没有像王力、关锋、戚本禹那样与造反派存在着密切、直接的联系，对于造反派中极“左”思潮的出现造成重要影响，因而就没有追究陈伯达的责任，而是由关锋等人承担了主要的责任。

我们注意到，戚本禹问周恩来对于王力、关锋什么待遇的问题，周恩来说，他们还是首长待遇，还让戚本禹有空常去看看他们，关心一下。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处理王力、关锋的问题，还是把他们当作党内错误来处理的，从性质上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至于杨成武回忆中毛泽东对他说的王力、关锋不是好人、要抓起来的那些话，如果不是杨成武加入了个人感情色彩，那么就是毛泽东的激愤之词。这从后来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戚本禹说：“实际上主席对王力、关锋究竟是怎样说的，也有不同的说法。徐业夫（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引者注）告诉我，他听主席说，王力、关锋二人犯了错误，要反省。”[174]

这里令人意外的是，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走后，江青突然号啕大哭起来，而且还哭得很伤心。这让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戚本禹都很惊讶，见此情景，姚文元跟着也落了泪。江青为什么这个时候动了感情，如此悲伤乃至于当着众人的面号啕大哭呢？

当然，江青当过演员，口直心快，是性情中人，容易动感情，喜怒哀乐往往表现在脸上。抛开这方面的因素外，还是因为王力、关锋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文革发动及其发展过程中，起草文件，撰写文章，摇旗呐喊，宣传鼓动，深入群众，支持造反，冲锋陷阵，处于斗争的第一线，是做了不少工作的。现在因为犯了错误被隔离审查，作为共同进行文革的同事，江青心理上还一时难以接受这个现实。

同时，鉴于文革从发动到进行过程中，在党内外遭到了重重阻力。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泽东领导下，顶着巨大压力进行工作的。王力、关锋这两个奋斗在第一线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被处理以后，可能会引起进一步的反弹，致使中央文革小组的声威受到影响。她不会忘记，二月逆流就是党内高层有人乘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机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上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猛烈攻击的。[175]这次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戚本禹被责令检查，中央文革小组在以后的工作中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阻力。

江青的痛哭不仅是真情的流露，也是她对于中央文革小组以后在指导文革发展上出现的某种隐忧。在当时尖锐、复杂的斗争情况下，这往往又是难以言传的，因而痛哭就成为江青表达忧思、情绪宣泄的方式了。后来戚本禹从秦城出狱后，将江青号啕大哭以及说关锋对文革有功的话告诉了关锋，关锋听后心情沉重地说，他相信江青的哭和对他的肯定是真实的，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这么长时间，还是有感情的。[176]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北京发生了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以及围困中南海的事件后，周恩来委托杨成武向毛泽东转报了王八七讲话和关锋主持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在毛泽东慎重考虑后才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的。当时对戚本禹暂缓处理，还是想争取戚本禹，使他能够转变态度，改正错误，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那么，戚本禹此后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2）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的态度变化。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给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戚本禹造成了巨大震动。因为王力、关锋、戚本禹常在一起工作，起草文件，写文章，处理各地造反派的问题，彼此之间的联系特别密切。用戚本禹当时的话说，王力、关锋出了事，他是“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了。[177]从这里可以看到，戚本禹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心情是沉重的。

戚本禹后来也回忆说：“那时，江青也对我说，这次你高兴了，没有你的事了。但你也要注意哩。这次你得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让你躲过了一劫。我看到当时江青很为我躲过一劫而高兴。”[178]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不久，周恩来、江青就建议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个检讨，[179]戚本禹觉得自己也应该这样做，于是九月四日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检讨信。在信中，戚本禹诉说了自己沉重的心情，检讨了所犯的错误。他说：

“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关锋、王力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犯错误，就同我有关（事由我起）……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许多问题。……我真怕什么时候自己不争气，离开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给革命造成损失。……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他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180]

戚本禹还进一步检讨了他们所犯错误的表现形式，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他说：

（一）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他还在信中表示：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九月七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181]

从中可以看到，戚本禹在检讨信中说了王力、关锋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左”倾盲动主义，具体表现在错误地估计了全国形势、错误地估计了解放军、怀疑一切，根源则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听不进不同意见造成的。而且检讨了他们所犯的一些错误就与自己有关，表示以后要努力改造自己。

从毛泽东的批示来看是温和的，仍然称王、关、戚为同志，说了犯些错误可以引起深思的话，希望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还要戚本禹在便时将这些话告诉王力、关锋。这表明即便对王力、关锋进行了隔离审查，毛泽东还是把他们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的，对他们也是寄予希望的。但是，毛泽东对于戚本禹检讨信的批示传回北京后，周恩来在批件的处理上却是另一种态度。对此，戚本禹后来回忆说：

“我把主席的批示拿去给总理、康生、陈伯达和江青都看了。他们也都在上面画了圈，但都没写什么。只有总理写了个‘阅’字。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以往只要主席作出了批示的文件，总理都会马上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的，可这次总理没有。

我问江青，是不是可以把主席的批示给王力和关锋看。江青说，你拿去给他们看好了。我说，我一个人去恐怕不合适，是否叫个人陪我一起去？江青说，让春桥陪你一起去吧。于是我就和张春桥一起去了。王力、关锋看了主席的批示，都感到非常高兴。”[182]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虽然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对毛泽东的批示画了圈，但是除周恩来批了一个“阅”字外，其余三人都没有写下批注。这说明他们在王、关、戚的问题上是慎重的。周恩来即便批了一个“阅”字，却也没有像以前那样迅速将毛泽东的批示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则是耐人寻味的。这种处理方式让戚本禹也觉得不可思议。由于他是当事人，不便对此说什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周恩来对于王、关、戚问题的态度。

毛泽东在批示中要戚本禹便时将相关内容告知王力、关锋，于是戚本禹在请示江青同意以后，为慎重计还是请江青派一个人和他前往。江青就让张春桥和他一起向王力、关锋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这说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以后，在处理与他们的关系上，戚本禹是很谨慎的。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以后，对戚本禹的打击是很大的。这不仅从前文他致毛泽东的检讨信中可以看到，也在他后来的回忆中得到了证明。他说：

“自从王、关被隔离，我就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了。我很少出去，有些会议我也不去参加，省得别人有想法。这时张春桥对我说，你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你就是要出来亮相，这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井下石。王、关被隔离后的第一次中央召开的群众大会，我没去参加，外面马上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以后的会议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所以，从那以后所有的会议我都去参加，一直到我被打倒。”[183]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他确有一种夹着尾巴做人的感觉。为了减少别人的敌视和攻击，他不仅很少出去，甚至有些会议也不参加了。张春桥毕竟有着党内斗争的丰富经验，劝他不要这样，要积极行动起来，防止有人借此对他落井下石。这个时候戚本禹也有了切身感受，有人见他没有出席会议，就趁机贴出了打倒他的标语。他出席会议以后，打倒他的标语就没有了。于是，他不仅参加所有的会议，而且也积极行动起来了。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还参加了《红旗》杂志的编辑工作。[184]一九六七年国庆前，在文件的起草上，中央文革碰头会还对他们的工作作了分工：张春桥起草林彪的国庆讲话；姚文元起草国庆社论；戚本禹负责整理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谈话。[185]

从中可以看到，戚本禹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虽然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却仍然像以前那样进行工作，参加活动，还抓起了《红旗》杂志的编辑工作。遗憾的是，虽然他在致毛泽东的检讨信中也说王力、关锋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是在随后的工作中，他自己却仍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在处理造反派的问题上向着大联合、三结合的方向发展，反而还在处处为造反派鸣不平，表达他们的诉求。戚本禹后来在回忆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各地的造反派当然都是听中央文革的，他们有什么事情都来找中央文革反映、汇报。因为他们很清楚，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

北京的造反派学生一直都和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江青和文革小组有什么指示，常常是由我去向他们说的。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也经常会来找我商量。”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以后，我就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了。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在上海，而上海的文革运动又是毛主席亲自过问和领导的。于是我就无形中成为各地造反派向中央反映诉求的主要渠道。整天为他们所受到的打击鸣不平。”

“在王力、关锋被审查后，原来去找他们两个的造反派都转过来找我了。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和要求，都通过我来写了文件或简报送上去。所以当时陈毅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但陈毅说的‘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就有些不实事求是了，当时的党心、军心、人心是两大阵营、阵线分明，不能一概而论。等到我也被隔离审查之后，那造反派得到的支持就少了。本来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谈判中，造反派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现在他们也只好妥协了。这样各地实现大联合、实行三结合，进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就比较顺利了。”[186]

本来，进入全面夺权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但是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许多地方就是建立不起来。虽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作为与造反派保持密切关系的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其中的王、关、戚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更没有主动、自觉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当然是要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的。即便是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在检讨信中也说他们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是却没有能够真正汲取教育，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仍然在为造反派摇旗呐喊，为他们的遭遇鸣不平，以他们代表的形式出现在中央领导层中。这样就与当时文革发展的要求出现了严重矛盾，成为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绊脚石了。

至于陈毅说的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戚本禹自己也认为陈毅说的并非没有道理。这并非是陈毅有意与戚本禹过不去，而是由戚本禹在造反派中的影响力所决定的。在对造反派特别是对北京造反派的影响上，戚本禹要比王力、关锋大得多，况且这个时候戚本禹仍然在为造反派的行为摇旗呐喊。其实，这也不是陈毅的个人看法，而是在党内、军内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又一次把戚本禹给端了出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周恩来得知住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大区和省、市负责人被造反派抓走游斗后，指示傅崇碧等派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还指示把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送到卫戍区部队一安全住所，并嘱要严格保密。江青等连续两天在会上当着周恩来的面向傅崇碧逼问这些人的下落。[187]

在他们的追问下，傅崇碧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不讲出事情的真相。恰巧这个时候，毛泽东有事找傅崇碧，傅崇碧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毛泽东向傅崇碧询问北京的文革发展状况时，傅崇碧趁机把周恩来布置转移这些高级领导干部的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傅崇碧忙说：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为转移老同志的事，我挨批挨得够呛。毛泽东问傅崇碧是谁批他时，他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毛泽东告诉傅崇碧，不要怕他们。

毛泽东表态后，傅崇碧才在钓鱼台会议上说，是毛主席让他这么办的。傅崇碧讲这话的时候，周恩来就在现场。因为这件事是周恩来布置的，事先并没有请示过毛泽东，可是傅崇碧却说是奉毛泽东的指示才这样做的，搞的周恩来一时不明就里，误以为傅崇碧是为了搪塞中央文革小组的质询才有意这样说的。会议结束后，傅崇碧走出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周恩来跟了上来，对傅崇碧说：坐我的车走。上了汽车，周恩来的神色很严肃。等汽车开出钓鱼台，周恩来问：你今天是怎么搞的？等傅崇碧把事情的原委说明后，周恩来才一下子释然了。[188]

这是在董保存著的《杨余傅事件真相》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述。这里有疑问的是，在董保存著的《杨余傅事件真相》中，毛泽东问是谁批傅崇碧的时候，傅崇碧将戚本禹给端了出来。而傅崇碧在他的回忆录中却说，是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没有具体提及戚本禹的名字。傅崇碧还回忆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如果有人再为这件事批你，你就说是我让你这么办的。[189]那么，到底哪一个版本的记述才符合真相呢？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弄准了时间，才能够判断出这件事对于戚本禹倒台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杨余傅事件真相》和《傅崇碧回忆录》中，都没有交待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可是不论在《周恩来年谱》，[190]还是在《毛泽东年谱》中，[191]却都把这件事（即毛泽东表态同意周恩来的作法）发生的时间确定为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们认为两个年谱对于这件事发生时间的记载是错误的。

这是因为，毛泽东从七月十四日离京南下到九月二十三日回京前，一直是在武汉、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之间，期间没有回过北京，在上海住的时间最长，整个八月份都是在上海。[192]从《杨余傅事件》、《傅崇碧回忆录》的记述来看，这件事是傅崇碧在北京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而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并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傅崇碧向毛泽东直接汇报以及毛泽东肯定周恩来的作法这件事，在他的文革回忆中占有重要地位，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是记忆犹新的，不会出现错误。既然这样，在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又怎么会出现傅崇碧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事情呢？因而我们认为两个年谱关于这件事时间的记载是错误的。

经过考证后，我们认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在毛泽东九月二十三日回到北京至一九六七年一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前的某一天。戚本禹后来也回忆说，应该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底到十月间的事。[193]当然，确切的时间还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公布。

从考察中可以发现，这两个版本都说傅崇碧是出于顾虑才没有说出江青名字的，在这方面的记述上两个版本是一致的。固然因为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傅崇碧在提及江青的名字时有顾虑，但是陈伯达、康生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领导职务，在党内的地位比江青还要高。这样在毛泽东发问下，傅崇碧会隐讳江青而直接把陈伯达、康生这两位对文革有着重大影响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给端出来，让他们来对此负责任吗？这是令人生疑的。因而合理的解释是，在当时背景下，当毛泽东问傅崇碧是谁批他的时候，傅崇碧不便于说出陈伯达、康生、江青的名字，而戚本禹又与造反派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还在为造反派发声，于是就阴差阳错地把戚本禹给端出来了。从这里来说，董保存的记述显然更符合历史真相，而傅崇碧在回忆录中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却讳言了戚本禹的名字。

傅崇碧在回忆录中出现这样的讳言也是不难理解的。这也许是因为他在毛泽东面前将戚本禹端出来的愧疚，也许是不愿意在回忆录中将他避重就轻把责任归疚于戚本禹的作法重现出来，致使人们对他个人的品格产生疑问，因而才在回忆录中再没有提到戚本禹的名字，反而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这两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给端了出来。这样就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愧疚，在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后，傅崇碧和杨成武因为查询鲁迅手稿的事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时，戚本禹从傅崇碧的眼神看出，他是同情自己的。问完话以后，傅崇碧临走时还对戚本禹说了“谢谢你”这样对于被提审的人不会说出来的话。[194]

戚本禹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回忆道：“只是我一直不知道，傅崇碧竟能在主席面前张冠李戴地把我给端了出来。傅崇碧跟我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中帮他办了不少事，解决了很多难题。不然他也不会向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的。我想，他也不是故意要害我，他也是没有办法。自从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做事就一直很谨慎，很低调。所以我不可能像他所说，在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住处的会上去批评他的。批评他的是江青、康生，他却把这些问题全栽到我的头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没讲过一句话。后来傅崇碧在秦城监狱对我那么客气，恐怕也与他亏心地向主席反映情况时拿我来顶替江青、康生有关系。

这件事情我估计引起了主席对我的不满。但这是不是就是毛主席批准审查我的主要原因呢，我不得而知。但至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吧。”[195]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他和傅崇碧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是傅崇碧却将江青、康生追查的事安到他的头上。傅崇碧在秦城监狱对他那么客气，恐怕就与此有关。戚本禹倒是不计前嫌，对于傅崇碧的作法表现出谅解的态度。这件事本来与戚本禹无关，是江青、康生他们造成的，但是傅崇碧却在毛泽东面前却将戚本禹端了出来。这自然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成为戚本禹倒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追问傅崇碧转移被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以及毛泽东对此进行表态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以后至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前的某一天，极有可能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底至一九六七年十月间的这个时间段内。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也写出了书面检讨的情况下，毛泽东从傅崇碧的汇报中得知，戚本禹仍然支持造反派的激烈行动，在“左”倾盲动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当时他反复强调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发生了严重背离，于是就对戚本禹产生了到底有没有悔改的疑问。单纯这样一件事不会是毛泽东决定对戚本禹进行审查的主要原因，但是毫无疑问会构成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屋漏偏逢连阴雨。恰巧这个时候，戚本禹在处理涉及江青的两个事件上出现了重大失误，造成了江青对他的误解，进一步加速了他的倒台。那么，涉及江青的两件事到底是什么呢？

戚本禹后来有一个详细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那时叫蓝萍）的报导。情况反映到我这里来以后，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当时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女干部，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她当着我的面叫吴法宪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但是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这样，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都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发了报告之后，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事后，张春桥跟我说，你应该给江青说这是下面文艺组干的，你并不知道。我说，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可以给他们说话。不然，那就可能会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把它都推给下面的人，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是向我报告过的，是经过我同意的。

就在总理下令销毁有关江青的报刊资料之后不久，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搜集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刊资料送到北京来交给我。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所以他们就送来让我处理。可是上海那里不知是谁，一面让人把材料交给我，一面又去直接和江青报告，说他们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现在交到戚本禹那里了。我打开那批材料一看，无非就是当时国民党报刊造的一些谣言，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泽东），成为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这事挺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吧，又给总理增加困难。可我想这也不能交给江青呀，因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所以就自己决定，把这些材料存档不办。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呢，因为它也要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他们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上海送来一批材料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真的怀疑我是不是在收集她的材料了。后来这件事情还是由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把这批材料拿去烧了。这件事以后，张春桥在私底下跟我说，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我们都已经是绑在一起的人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阎长贵是我推荐给江青给她当秘书的。也不知他脑袋里那根筋错位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一个名叫江菁的人写给江青的信送给了江青。江菁的菁，有的人念字念一半，把它念作‘青’。这个人是旧社会的一个演员，曾经参加过军统。在文革时她挨了群众批斗，所以她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一下。阎长贵拿了信，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充江青，还说她曾经参加过军统。然后就把信和条子一起送给了江青。江青看到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来，她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要搞什么名堂？说你前几天弄我的黑材料，现在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起信来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到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不是说你江青参加过军统。是说她自己（江菁）过去参加过军统，她是来求您对她宽大。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当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是那个时候，江青已经听不进我的任何解释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那个条子已经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这种方法来陷害她。其实，阎长贵在当天送这封信的时候，也没有仔细看信。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他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真能胡说，人家明明是说自己参加过军统，哪里说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那么重要的两个事件混淆在一起了，你坐牢虽是惩罚过头但倒是事出有因，可你害了我。

这事发生以后，江青就告诉我暂时不要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听候组织审查。而阎长贵则很快被抓起来了。在抓阎长贵之前，江青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他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同他是我有意安插在她身边的卧底。又过了几天，我估计是在等候主席的决定，江青又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黑桃皇后》，是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内容是说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千方百计地想打探女主任的秘密，结果造成了悲剧。电影看完以后，江青就过来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196]

从戚本禹的回忆来看，在与江青的三个问题上都涉及到了他，一个是他要文艺组封存北京图书馆关于江青解放前在报刊上的报导，一个是上海交给他的关于江青的旧报刊资料，一个是他推荐给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处理一封群众来信上的失误。这三个事件叠加在一起，彻底恶化了戚本禹与江青的关系，成为压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导致了戚本禹的跨台。

其实，江青并不避讳她自己特别是到达延安前的个人历史。她曾经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详细谈了个人的人生经历、参加革命的过程以及婚恋生活，当有人问她为什么没有嫁给俞启威（黄敬）却与唐纳结婚这样纯属个人感情、隐私方面的问题时，江青都没有反感，而是坦然地一一作了回答。[197]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江青对于戚本禹处理这些涉及到她的报刊资料时表现出如此敏感的态度呢？

本来，这些报刊资料都是过去报导过的东西，既没有新鲜感，更没有什么机密可言。但是，戚本禹却让文艺组将北京图书馆关于报导江青的这些资料封存起来，防止扩散到社会上影响到江青的形象，这样做固然是处于好意，却进一步增强了问题的神秘感，容易让人们产生疑惑，仿佛江青在那个时候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似的，不经意间为那些企图制造江青谣言的人提供了口实。这从戚本禹说到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这些材料扩散时，江青却说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反问中反映了出来。

至于上海交给戚本禹的关于江青的报刊资料，戚本禹却压了下来，没有及时报告江青。出人意料的是，上海有人又将这件事向江青作了汇报。这样就引起了江青的怀疑，使她对戚本禹的作法产生了误判，认为戚本禹在暗地里搜集自己的黑材料。恰巧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江菁的女演员，因为当年参加过军统，文革期间遭到批斗，就给江青写信请求帮助。可是，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在处理此事时，阴差阳错，竟然误以为是江菁在信中反映江青参加过军统，在对江青进行诬蔑，于是就写了一个这样的条子，将信与条子一并转给了江青，结果惹恼了江青。因为阎长贵是戚本禹推荐给江青当秘书的，江青就把这件事与前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是在联合起来搜集她的黑材料。这样就对戚本禹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尽管戚本禹作了解释，但是江青却听不进去了，仍然坚持个人的意见不变。他们的关系就是这样走向恶化的。

当然，这是江青的误判，因为事实并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同时，也可以从后来江青被隔离审查以后，在“两案”审判期间，戚本禹拒绝为江青作伪证，还为江青仗义执言上表现了出来。当时，办案人员动员戚本禹通过揭发江青来减轻自己的处罚，还对戚本禹威胁说，如果你不和我们合作，那你就必须考虑到自己的后果。戚本禹没有被这样的话所吓倒，而是表示如果要他出庭作证，只能是以事实为依据，按照个人的意愿来进行作证。当办案人员追问戚本禹，江青是怎样利用伍豪事件来迫害周恩来的时候，戚本禹说，这是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指出，这是敌人的谣言。他还按办案人员的要求如实写出了书面材料，以还原事实真相。[198]这是后话。

从戚本禹来说，他认为不论是北京图书馆的，还是上海送来的这些关于江青的报刊资料，从组织程序上来说是不宜交给江青处理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追查是谁要文艺组封存北京图书馆关于江青的报刊资料时，戚本禹主动承担了责任，并没有推给执行这个任务的具体办事人员。这显示出戚本禹是遵守组织原则的，也是他性情耿直、光明磊落的表现。

这样做当然是对的，无可厚非。不过，话又说回来，关于江青的这些报刊资料都是已经发表过的材料，尽管有一些花边新闻，恶意炒作，还带有人身诋毁、恶意诽谤的内容，传出去后会对江青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这并非江青在历史、政治方面存在问题的材料，本来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即便不宜与江青进行沟通，还可以向周恩来进行反映，听听周恩来的意见，请周恩来想个办法，然后再进行处理。这样也是可以免除后患的，即使江青后来知道了，也是不便说什么的。遗憾的是，戚本禹却没有这么做。这些资料后来虽然是在周恩来批准后，由谢富治所在的公安部处理掉了，但是却是在江青追问之下才发生的事，失去了先机。这样就给江青造成了先入为主的误判，以后再想纠正起来就很困难了。

至于张春桥对戚本禹所说的话，当是肺腑之言。张春桥比戚本禹年长十多岁，参加革命时间早，经历过党内紧张、激烈的斗争，经验丰富。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既要消除江青的误会，又要维护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团结，防止人事关系的复杂化。他对戚本禹所说的话，虽是知心人之间的交谈，也是从斗争策略上来讲的。即便具体办事人员暂时受到了处分，以后还可以为他们进行解脱。这也是从大局出发不得已的选择。

张春桥深知，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以后，在党内遭到了重重阻力。中央文革小组虽然是在毛泽东、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但是却成为党内抵制、抗衡文革的力量的攻击对象，是在排除阻碍中不断前进的。安亭事件发生后，他和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处理这个事件发生的严重分歧，就是其中的一个鲜明例子。更为严重的事例还在后头。一月革命以后兴起的全面夺权风暴，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召开的怀仁堂会议上，张春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遭到了谭震林、陈毅等人的猛烈攻击，言词之激烈，斗争之尖锐，是过去没有过的。虽然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将这股逆流压了下去，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以后还有可能会演变成更为严重的事态。

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经被那些反对文革的人“捆绑在一起”，成为他们打击的共同目标。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斗争会更为激烈、复杂化，这些材料会被有些人拿出来作为攻击江青的利器。张春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对戚本禹说了要将资料交给江青这番话的。虽然张春桥对戚本禹说了这些交心的话，为戚本禹提了醒，但都是在事后讲的，对于事件的处理并没有发生作用。这样也就难以挽回江青与戚本禹之间关系走向恶化的结局了。

这三件事的相继发生，进一步加深了江青对于戚本禹的怀疑，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戚本禹对这些报刊资料的处理上，江青误以为戚本禹是在搜集关于她的黑材料。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是不允许存在这样的异己分子的。她对戚本禹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从不信任、怀疑直到最后关系走向决裂的。这也就成为最后导致戚本禹垮台的直接因素。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确实受到了很大震动，与过去相比也低调了很多。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王、关、戚是与造反派联系比较密切的成员，王力、关锋垮台后，戚本禹就成为造反派向中央反映问题的主要途径了。这个时候的戚本禹虽然在给毛泽东的检讨中承认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没有将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能够真正落到实处，采取措施，做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自觉地、主动地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反而还在为造反派的诉求进行呐喊，为他们鸣不平，进一步激发了造反派的行动。这样就与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南辕北辙了。

从中可以看到，戚本禹的行动不仅为陈毅等人的攻击提供了素材，也成为傅崇碧在毛泽东面前张冠李戴地状告戚本禹的口实。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于戚本禹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他没有悔改，仍然在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这个时候戚本禹在处理涉及江青的三个事件上出现的问题，又进一步加深了江青对他的怀疑，他与江青的关系就是这样走向恶化的。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戚本禹倒台的重要背景。

（3）对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

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前，就已经感到岌岌可危了。在与江青闹翻后，江青告诉他暂时不要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听候组织审查，又邀他看了电影《黑桃皇后》以后，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了。他意识到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命运就要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了，于是在办公室里静静地等待着厄运的到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夜晚，戚本禹被从钓鱼台的办公室叫到怀仁堂去开会。他心里清楚，这是要宣布对他的处理决定了。所以，当他的秘书要随他一起去的时候，戚本禹告诉他不要去了。可是秘书忠于职守，执意要随他一起去。戚本禹也不便于说什么，只好让他随自己走了。在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后，由于担心走漏消息，也就把秘书和司机一块隔离了。

戚本禹进入怀仁堂的会议室后，看见里面已经坐着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和汪东兴四个人。他心里明白，这四个人是分别代表着周恩来、林彪、江青和毛泽东的。这也是向他表明，对他的处理是经过了这四个人的同意批准的。

汪东兴向戚本禹宣布，对他实行“请假检讨”。随后就叫人把戚本禹押回了钓鱼台，关在一个小楼里，派了一个武装连看守着。一九六八年过春节后，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被从钓鱼台押走，关进了秦城监狱。[199]

我们看到，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经过了四个多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了。本来，毛泽东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的时候，给予了戚本禹改正错误的机会，想把他分化出来，但是戚本禹最后还是步了王力、关锋的后尘。

尽管戚本禹与江青之间出现了矛盾，但是戚本禹清楚地知道，由于他当时所处的地位，江青本人是无法作出这个决定的。对他进行隔离审查，是必须要得到毛泽东批准的。可是毛泽东几个月前刚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称他和王力、关锋为同志，对他抱有希望，现在却又要对他进行隔离审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困惑了戚本禹好多年，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他一直在苦苦地思索着抓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出狱后他还请姚文元的女儿去向姚文元询问这个问题。姚文元很真诚地跟女儿说，在处理戚本禹的事情上，他和春桥两个都一句话也没有说。[200]

从姚文元的答复看，在隔离审查戚本禹的问题上，是在上边决定以后实行的。在这件事上，他和张春桥没有说过一句话，也就是说，既没有说过戚本禹的坏话，也没有为戚本禹讲过好话，只是默默地认可了这个决定。当然，客观地说，在中央作出决定以后，他们是不便于再为戚本禹讲好话的。这说明姚文元也并不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否则的话，在昔日进行文化革命的同事，而今共同沦为阶下囚的难友面前，又有什么可以避讳的呢？

至于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前文我们在研究中已经对此作了一定程度上的考证，下文我们还要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此不赘述。其实，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对这个问题也有所醒悟，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201]只是他没有以毛泽东、党中央确定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为指导，将他与造反派的关系及其作为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进一步界定这一因素在他被隔离审查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样就在他被隔离审查真实原因的探究上陷入了误区，是令人遗憾的。

以上我们对王、关、戚被隔离审查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同时也对他们被隔离审查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为了深入地了解王、关、戚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才被隔离审查的，下面我们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2、对王、关、戚问题处理的原因分析。

以上我们对王、关、戚倒台的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下面我们再进一步来研究这个问题。

从以上研究中我们看到，王、关、戚的倒台具体表现在这些方面：

从王力来说，七二〇事件中在两派关系的处理上犯了错误，而后回京途中对造反派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还在毛泽东批准的中央致武汉军民的一封信上私自添加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又对造反派发表了夺权外交部的王八七讲话；从关锋来说，则是主持起草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两篇社论，特别是其中的八一社论，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上公开发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从戚本禹来说，在造反派围困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和夺权外交部的问题上，以及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仍然不顾形势的发展变化，一味地为造反派鸣不平，而不是主动地、自觉地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

他们所犯的这些错误，在如何处理两派关系、正确对待领导干部和支左部队上表现出来。具体说来，在对待两派群众关系的问题上，是简单地支一派压一派，还是促进两派群众的团结，特别是孤立保守派的坏头头，争取其群众转变过来；在正确对待领导干部的问题上，造反派在斗争中犯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冲击过大，而没有像毛泽东要求的那样将领导干部区分开来，建立一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将斗争的矛头对准极少数党内走资派。[202]特别重要的是，当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问题时，他们不仅没有予以制止，反而还支持、助长了他们的这种行为。夺权外交部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具体事件而已；对于军队在支左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就意味着要将打击的矛头指向军队，掀起新一轮的反军浪潮了。在局势走向失控的情况下，这样做势必会使军队履行职能遇到更大困难。

从中看到，王、关、戚在实际行动中，没有从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出发，准确领会、执行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而是在两派斗争、领导干部、支左部队的问题上，仍然根据个人的意愿，大力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这样在发生大规模武斗、局势出现严重动荡的背景下，就会从文斗转向全面武斗。文革也就由此脱离其既定轨道变成“武革”，走上了歧途。

当然，一般说来，支持造反派的斗争并没有错。因为造反派是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的，他们代表着文革发展的方向。同时，还要注意到，在文革发展的不同阶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待造反派的斗争策略并不相同：在文革发动之初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而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就不断批评造反派的盲动行为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还是由造反派对文革发展所起的不同作用决定的。

在文革发动阶段，造反派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遭到了党内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的严重打击，并受到保守派的阻挠，文革的发展遇到了不少困难。这个时候就要支持造反派，通过他们来将文革推向前进。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两派群众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而且造反派也分裂为形形色色的组织，彼此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武斗。造反派在斗争中对领导干部也出现了“打倒一切”的倾向。军队虽然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却在毛泽东、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不断纠正错误，逐渐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却以军队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为由，仍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军队，进一步造成了造反派与军队关系的激化。

这样在造反派处理两派斗争、对待领导干部和支左部队犯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的情况下，就不能继续像以前那样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了，而是要及时采取措施纠正他们的错误，防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这是文革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因而是否支持造反派，不是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造反派在文革中的行为所决定的。当造反派的行为适应文革发展的要求时，就要支持造反派；当造反派的行为违逆文革发展的要求时，就不能一味地支持造反派，而是要批评、纠正他们的错误了。

遗憾的是，当着造反派的行为已经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现严重矛盾的时候，王、关、戚仍然像以前那样不顾形势的发展变化，继续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这样就违逆了毛泽东、党中央业已确立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他们就是这样犯了严重错误，从文革发动阶段站在前列的风云人物被文革发展的大潮所淘汰掉的。

列宁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203]本来，王、关、戚在文革刚刚开始及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是站在文革前列，积极支持造反派的。在造反派受到压制、打击的时候，排除干扰，扫除阻挠，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推动了文革形势的发展。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遇到了阻碍，他们也是竭力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但是，当夺权过程中造反派中的“左”倾盲动主义行为愈演愈烈的时候，就不能再一味地支持他们的行动，而是要及时采取措施，纠正他们的错误了。可是，王、关、戚却并非如此，而是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他们就是这样从掌握着真理、支持造反派的正义行动，变为与造反派一起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

我们注意到，在处理王、关、戚的问题上，毛泽东将戚本禹与王力、关锋分开，给了戚本禹改正错误的机会。戚本禹在给毛泽东的检讨信中也表示要汲取教训，痛改前非，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是，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他就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了，成为各地造反派向中央反映诉求的主要渠道。虽然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对戚本禹造成了很大震动，他自己一度也表现得很低调，但是却昧于文革形势以及毛泽东这个时期作出的重要指示，继续支持造反派的行动，整天为他们所受到的打击鸣不平。与以前相比，戚本禹在执行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上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仍然是“左”倾盲动主义行为的幕后支持者，犯了严重错误。

王力、关锋的倒台，让戚本禹感觉到他自己是“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了。[204]这个时候虽然有陈毅对戚本禹的攻击，也有傅崇碧在毛泽东面前张冠李戴地将戚本禹端了出来，再有江青与戚本禹关系的恶化，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王、关、戚与陈伯达之间的矛盾和戚本禹个人的工作作风乃至性格等因素，但是真正导致毛泽东最后作出对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决定的，还是他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这才是主要的原因，其它因素不过是促成对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的条件而已。后来戚本禹在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曾经说道：“毛主席同意对我进行隔离审查，不可能只是处于一时一事的误会和误判，而是形势所造成的。”[205]

戚本禹在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说道：“在亲历了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毛主席的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建立革命新秩序的过程中，从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的方针，到提出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的方针。对于主席的这个战略思想上的转变，不仅‘王、关、戚’的认识不足，就是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的认识也同样没有跟上主席的思想。所以我们仍然和以前一样，实行依靠支持造反派的方针。甚至还在1967年8月1日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这样的错误口号，实际上是严重干扰了毛主席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战略部署。”[206]

从中可以看到，戚本禹在反思中认为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的文革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还是成员的认识都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思想，这样就严重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那么，他的这个反思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认为对于戚本禹的这个反思还是要进行辩证的分析。在七二〇事件以后，不论是王、关、戚还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对形势的发展认识不足，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思想，仍然采取支持造反派的方针，实际上严重干扰了毛泽东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战略部署。这个判断倒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可以从他们当时发表的讲话、谈话、文章和发言中得到证明。这也是他们在认识、行动上不同程度地犯了错误的原因所在。但是，要说七二〇事件以后，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的方针，到提出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方针，则是戚本禹的严重误解。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的报刊社论、评论员文章中反复出现过。[207]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却一直实现不了，致使毛泽东希望通过二、三、四三个月来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设想不得不一再延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说：“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208]

进入六月份以后，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毛泽东在这年年底也说过：“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六月开始的。”[209]武斗频发，局势陷入严重混乱，“左”倾盲动主义泛滥，严重影响到了文革的正常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纠正“左”的错误，防止局势失控，就成为文革发展的迫切要求。毛泽东采取的包括隔离审查王、关、戚在内的纠“左”措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的。确切地说，不是在七二〇事件以后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是因为从全国来说“左”倾盲动主义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文革沿着既定轨道的发展，制止、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业已成为文革发展的客观要求的缘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王、关、戚的倒台是因为他们犯了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他们站在了文化革命的前列，为文革的发展冲锋陷阵，呐喊助威，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六月份以后，各地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局势出现严重混乱，造反派在对待不同派别群众、干部和军队支左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行为。这个时候“左”倾盲动主义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文革的正常发展，而造反派则是“左”倾盲动主义的践行者。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及时采取措施制止他们的盲动主义，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可是，王、关、戚却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过来仍然积极支持、推动“左”倾盲动主义行为的发展。由于他们具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特殊身份，就使得造反派中的“左”倾盲动主义行为愈发高涨，对于文革的发展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消极影响。他们就是这样才被先后隔离审查的。

五、对王、关、戚问题的历史评析。

对王、关、戚问题的处理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对文革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前文我们对于王、关、戚问题产生的背景、基本概况及其被隔离审查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下面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考察。

1、要正确区分和处理王、关、戚在文革中的作用。

王、关、戚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在文革发动前后及文革初期，他们撰写文章，起草文件，发表讲演，深入基层，支持群众的造反行动，为他们摇旗呐喊，排忧解难，推动了文革的前进。这是他们的功绩，当然是应该肯定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仅造反派与保守派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分裂，彼此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干部和支左部队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错误。这个时候王、关、戚没有及时指出、引导造反派改正错误，反而还在行动中进一步支持、鼓励造反派的行动。在报刊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发表王八七讲话以及夺权外交部，不过是其中的具体表现而已，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则是极“左”盲动行为发展的高潮。

王、关、戚的问题在于，在造反派中的“左”倾盲动主义出现的时候，他们没有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来予以解决，反而还在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没有从毛泽东、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大联合、三结合的要求出发，及时发现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进一步认识到这些问题对于文革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并采取措施来予以解决，反而还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然支持、鼓动造反派的盲动。这样他们就从站在文革发展潮流前列的风云人物变为文革发展的逆行者，犯了严重错误。

在对王、关、戚问题的研究上有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鉴于王、关、戚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所做出的贡献，而讳言他们所犯的错误；另一种则是因为他们在全面夺权阶段犯了错误，就连他们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所作出的贡献也一概予以否定了。前一种观点一般来说属于左翼的观点，后一种观点则是右翼的判断。这两种错误观点的形成既有认识上的因素，又有立场上的原因。从认识上来说，都是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是片面而不是全面地来看待问题，因而是错误的；从立场上来说，则是由于对文革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才形成了两种观点。由于立场的不同，才形成了两种观点；由于认识上所犯的共同错误，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我们在研究王、关、戚问题的时候，就要以这两种错误观点为诫，对王、关、戚在文革中的作用进行辩证分析。既要看到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他们对于文革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又要看到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既不能因为他们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的贡献而讳言他们在全面夺权阶段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在全面夺权阶段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就否定他们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所做出的贡献。而是既要肯定其贡献，又要指出其错误，并进一步揭示出正是由于他们所犯的错误，才成为他们最终被隔离审查的决定性因素。

只有将王、关、戚的功绩与错误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梳理出他们从功绩到错误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进而揭示出原因，才能对于他们被隔离审查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形成对王、关、戚问题的科学认识。

2、抓住全面夺权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弄清王、关、戚问题的关键。

要分析王、关、戚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全面夺权以后，文革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进行研究，才会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在夺权以后，文革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具体表现在两派之间以及造反派内部的斗争上。这是因为在夺权以后，虽然对干部冲击较大，但是造反派与混迹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就在两派之间以及造反派内部的斗争上表现出来。在造反派的后面站着中央文革小组，在保守派的后面站着走资派和一些被罢官的干部以及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两派斗争反映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与矛盾。

除去反戈一击、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干部外，即便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还在背后支持、操纵保守派的活动，但是在造反派的冲击下，已经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没有什么力量了。军队虽然在支左伊始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在毛泽东、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通过“军委十条”进一步约束、规范了支左部队的行动，正在不断改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这个时候文革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既不在造反派与干部之间，也不在造反派与支左部队之间，而是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上表现出来。

那么，在他们之间的矛盾中，到底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呢？

这个时期虽然在局部地区保守派的力量比较强大，呼风唤雨，激烈争斗，闹得乌烟瘴气，但是从全国来说，在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力量对比上，在两派斗争中造反派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各地权力能够迅速被夺取就是明证。这个时候看起来造反派的力量似乎还不够强大，主要还是因为造反派在全面夺权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进而走向分裂并导致了大规模武斗，没有形成统一组织、协调一致行动的缘故。从造反派一方来说，许多人既没有采取适宜的方法，来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也没有采取主动、有力的措施，来分化、争取保守派组织的群众，而是固步自封，唯我独革，刚愎自用，盲目出击，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既然造反派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这个时期出现的主要错误就应该由造反派特别是其中的极“左”派来负责。

这样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夺权及夺权以后，文革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两派群众之间及造反派内部表现出来，造反派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造反派在两派及造反派之间采取比较激进的手段进行斗争。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就与造反派特别是其中的极“左”派存在密切关系。造反派行为的性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个时候就要认识到两派之间以及造反派内部的主要矛盾和造反派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以便采取措施来制止、纠正造反派的错误，使他们在大联合、三结合的斗争中来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

这个时候作为与造反派联系密切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就要发现夺权后两派及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已经成为主要矛盾，造反派业已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时采取适宜措施来纠正造反派所犯的错误。遗憾的是，王、关、戚既没有意识到夺权后主要矛盾的变化，也没有把握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就既没有发现造反派的错误，更没有纠正他们的错误，而是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进一步助长了他们的错误，恶化了文革的形势。他们就是这样犯了严重错误后被隔离审查的。因而抓住夺权后文革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成为弄清王、关、戚被处理的关键。

3、对造反派的政策、策略要随着文革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造反派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当然是支持造反派的。但是，这种支持是有条件的，即造反派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势出发，适应文革的发展要求，有利于推动文革的正常发展。如果离开文革发展的大势和要求，认为不论何时何地都要支持造反派的认识是错误的。依据这种认识来展开行动，就会犯错误。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文革发动之际及随后一段时间，毛泽东是在排除干扰中大力支持造反派行动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面对在夺权过程中出现的重重问题，他不仅严厉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也严厉批评了造反派的行为，指出他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作法是错误的。[210]这个时候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又分裂成一系列组织，对干部冲击过大，各派组织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局势迅速走向恶化。军队在支左过程中犯了严重错误，与造反派的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以革命的大联合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采取措施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在此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谈话中进一步批评了造反派的错误行为。他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你们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211]

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与造反派联系比较密切的王、关、戚，他们在文革发动之际及随后一段时间，在毛泽东、党中央的领导下，大力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使得造反派能够在走资派和保守派的围困中不断冲破障碍，将文革推向前进。这样做当然是必要的，也是符合文革发展大势要求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无视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没有注意到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之间的派性斗争，以及两派群众、造反派内部、干部与支左部队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正在激化，特别是大规模武斗给文革发展造成的严重隐患，没有及时提醒、引导造反派转到大联合、三结合的轨道上来，反而继续支持造反派的狂热行动，还在党中央刊物上公开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又通过王八七讲话发出夺权外交部的号召。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业已严峻的形势，造成了严重后果。

我们看到，毛泽东、党中央在文革发动之际以及随后一段时间内，与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局势走向混乱的情况下，所实行的政策、策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由支持造反派开始转向批评造反派了，转移的标志是制定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这是因为在造反派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极“左”行为。错误恰恰是正确的不适当的延伸，真理哪怕是向前再多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作为与造反派联系比较密切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没有意识到形势的发展已经与以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及时跟上毛泽东、党中央的步伐，采取措施来校正造反派的行动，反而是继续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致使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走向激化。他们没有随着文革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对造反派的政策、策略，这样就在文革的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4、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来处理王、关、戚问题。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对王、关、戚问题的处理决定是毛泽东作出的。不论是先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意图将戚本禹分化出来，以观后效，还是最后对戚本禹作出同样的处理，都是毛泽东在慎重思考后作出的决定。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并非出自于毛泽东的主观意愿，而是由文革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是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处理王、关、戚的问题，是毛泽东纠“左”中的重要环节，也是使文革回归既定发展轨道的重要步骤。当然，王、关、戚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站在文革潮流的前列与造反派一块进行斗争，确实为文革的发展做出了重大努力。但是，当着夺权后群众组织分裂为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又发生了进一步分裂，他们彼此之间进行了大规模武斗，与干部、支左部队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局势发生严重动荡的背景下，“左”倾盲动主义行为业已成为文革发展的最大危险，文革有脱离既定轨道走向失控的风险。这个时候王、关、戚本应在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指导下，及时采取措施制止正在发生的盲动行为，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反而还在为造反派的行动煽风点火，呐喊助威。第一次对刘、邓、陶进行面对面的批判、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王八七讲话以及夺权外交部，不过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事件而已。

毛泽东并没有因为他们以前为文革作出过贡献就袒护他们，而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及时、果断而又有策略地对他们先后予以了隔离审查。这是为了遏制当时业已出现的“左”倾盲动行为，防止局势失控，使文革重回既定轨道所采取的必要行动。当然，鉴于他们在文革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后，采取了“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周恩来、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交代，执行了政策的落实工作。同时，对于他们的生活待遇仍然不变（后来秦城监狱监管人员没有按标准落实待遇是另一个问题）。[212]

这说明即便对他们进行了隔离审查，也是采取了必要保护措施的。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先后三次不同程度地谈到了王、关、戚的问题。一次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时说：“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213]另一次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214]再一次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同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时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215]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讲话、谈话中对于王、关、戚的处理都是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是说王、关、戚违犯组织纪律，私自向造反派透露消息。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虽然没有点出王、关、戚的名字，但是从上下文以及谈话内容所涉及的时间上来看，是包括王、关、戚在内的。比如，王八七讲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表的。在与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时，说二月逆流是在抵制王、关、戚等人的错误行为，当时他们的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当然，客观说来，在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主要还是处于党内斗争策略的考虑，从团结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出发才这样讲的。尽管如此，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待王、关、戚错误的态度。

从中可以看到，对于王、关、戚的处理并非出自于毛泽东的随意，而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是从文革大局出发，经过慎重思考后才作出的决定。这里固然有一些复杂的原因，但是其决定性的因素则是王、关、戚的言行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现了严重矛盾，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文革摆脱失控隐患，回到既定轨道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决定处理王、关、戚的。

5、对王、关、戚问题处理的两面性分析。

文革开始以后，出现过一系列两面性。造反派积极参加文革，以实际行动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推动文革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却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王、关、戚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站在文革发展的前列，积极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与造反派同呼吸、共命运，但是他们无视造反派在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仍然在支持、鼓励他们的行动，结果在文革指导上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王、关、戚犯了严重错误以后，对他们的处理是必要的，是为保证文革沿着正确轨道发展的有力措施，但是从组织上却又消弱了文革阵营的力量，对于以后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下面我们对于处理王、关、戚问题的两面性进行分析。

对于王、关、戚的处理是必要的。这是因为他们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犯了严重错误。当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了“左”倾盲动行为，在两派斗争、干部和支左部队的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局势严重混乱，甚至走向失控边缘的情况下，王、关、戚置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于不顾，仍然按照个人的意愿，在大力支持、鼓励造反派的行动，对于文革形势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为了防止局势走向动荡，使文革重回正常发展的轨道，就要采取措施扭转这种局面。这样站在前列竭力鼓动造反派的王、关、戚就成为打击的对象了。

对于王、关、戚的处理虽然是为了防止局势失控、使文革重回正常轨道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但是王、关、戚毕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年踊跃投入文革的洪流，为文革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被处理以后，客观上削弱了文革阵营的力量。从中央层面来说，对于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为王、关、戚都参加了中央碰头会，而从后来中共九大、十大的人事安排来看，如果他们不被处理的话，按照常规是要进入中央委员会，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这样在中央政治局的人事布局上，显然会增强文革阵营的力量，是有利于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的。

这样我们看到，对王、关、戚的处理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表现在从近期看是为了保证文革沿着正常轨道发展，从远期来看则是客观上削弱了文革阵营的力量，对于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两相比较，王、关、戚当时的作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文革的健康发展，对造反派过“左”行为的支持和鼓动使文革走向了失控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成为防止文革失控、使文革沿着正常轨道发展的迫切要求。同时，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他们犯了错误，那么不论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上，还是从组织纪律的执行上，执纪必严，有错必究，因而对于他们的处理就是必要的，无可争议的。

至于处理他们会不会削弱文革阵营的力量，给以后反文革的力量以可乘之机呢？现实的问题是，王、关、戚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文革的正常发展，处理他们是保证文革沿着正常轨道发展的必要选择。如果当时不对他们进行处理，又如何能够迅速遏制住文革局势的混乱，防止文革走向失控呢？处理他们恰恰是为了清理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错误人员，使文革小组能够更好地指导文革，保证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不能以担心削弱文革阵营的力量为由将他们庇护下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文革沿着正常轨道发展的要求，一方面客观上又对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两相比较，处理王、关、戚的问题恰恰是为了保证文革能够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避免文革失控、防止走向动荡的迫切要求。不论从文革发展的要求上，还是组织纪律上，都是必要的，迫切的。至于给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追根究底，并非是因为处理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造成的。试想，如果不犯错误，怎么会处理他们？这样的话，对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又从何谈起呢？因而不能将不利影响归咎于对他们的处理，进而怀疑到对他们处理的正当性、必要性，而是应当归咎于他们犯了严重错误。

我们在认识到对于王、关、戚问题的处理具有两面性的同时，还要弄清楚这种两面性中的不利影响，不是因为处理了他们，而是由于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造成的。只有这样，才能对于王、关、戚问题的处理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

6、王、关、戚关系的演化及启示。

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中的风云人物。当时他们在一块撰写文章，起草文件，发表演说，指导运动，彼此之间交往甚好。当时关锋和王力的关系非常好，很多事情他们都是在一起协商着去做的。戚本禹因为忙于处理小组的日常事务和中央秘书局的工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相对少一些。戚本禹对关锋一直都很尊重，但对王力是有看法的，关锋总是劝说戚本禹不要对王力太存偏见。[216]

王力的口才很好，讲话口齿清晰，富有激情，慷慨陈词，鼓动性强。同时，笔头也快，当时都称他“王快笔”。大家在一块讨论文章时，一般都是王力做记录。王力为人爽朗，善于逢迎，处事灵活，爱出风头，说话常有水分，又显示出他的虚滑来。江青对王力有些看法。有一次她对戚本禹说，你别看王力那么慷慨激昂，将来文化大革命要是出现挫折，他也许还不如关锋呢！关锋有点倔劲，不容易屈服。[217]从后来王、关两人的发展轨迹来看，江青对他们的评论是有见地的。

文革结束后，王力、关锋被免于刑事处分，戚本禹则被判了十八年徒刑。他们三人在对文革的认识上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王力全盘否定文革，关锋、戚本禹则是仍然对于文革保持着冷静、理性的态度，以马列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文化大革命。

王力对于文革的否定态度集中反映在他写的上下两册的《王力反思录》中。王力在“反思录”中不仅全盘否定了文革，还对他在文革中的行为进行了忏悔，以痛心疾首的语言来控诉文革：

他说：“我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主要不是由于某个人的不良动机造成的，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这一点我过去是没有认识清楚的。”“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这个历史是绝不能也绝不应重演了。”[218]

不仅如此，他只是从否定文革的角度讲了自己的错误，[219]却对自己被隔离审查的真实原因讳莫如深，反而将他被打倒的原因归咎于江青。他说：“其实，当时人所共知：王力是被江青打倒的。”[220]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王力还借用江青的口说，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王力以为天下不是毛泽东的，是他王力的了。[221]

王力对自己在武汉期间不顾毛泽东制定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在没有做好军队及两派工作的情况下，就径直到两派中间进行活动，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成为七二〇事件的导火线，以及沸沸扬扬的王八七讲话，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方式。为了替自己在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进行解脱，王力还倒打一耙，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来源于毛泽东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的文字，还说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批评“揪军内一小撮”不策略。[222]而这个时候的文献资料却证明，毛泽东明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223]

王力在“反思录”中虽然讲了一些事实，他的一些回忆也确实具有文献价值，但是他在“反思录”中对于文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同时为了开脱自己也散布了许多谎言。谎言毕竟不是事实，与王力一起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过的关锋、戚本禹，对此是非常清楚的。因而他的“反思录”出版后，引起了关锋、戚本禹的强烈不满。关锋在看了王力的“反思录”以后，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给戚本禹写信说：“粗看一下，问题之八十五以上是造谣，歪曲事实，美化自己，简直是无耻之尤。”“大出我的意料，大概也出乎您的意料。怎么对付？您什么时候来京，看过细商。”[224]

关锋对王力的“反思录”非常愤怒，这不仅是因为王力在“反思录”中全盘否定了文革，也是因为歪曲了事实的缘故。关锋在信中希望戚本禹看了王力的“反思录”以后，来京面商如何来反驳王力。

七月三日，戚本禹给关锋回信说：“您能否先写驳王力的书，就像马克思写福格特先生那样，现在能驳斥王力的已没几个人了，所以后来的革命，其最危险的敌人常常是来自内部。这些从革命内部破坏革命的蛀虫最可怕。王力究竟是背叛文革还是他当年的革命就是假的？想想他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慷慨激昂的革命呐喊，他不像假的呀！怎么这样180度的大转弯？这样攻击文化大革命，您怎样看他这种大转变？”[225]

从中可以看到，戚本禹建议关锋放下手头的工作，先来写驳斥王力的书。回想当年王力在文革中慷慨激昂的呐喊，现在却是背叛、声讨文革，对于王力的这种转变，戚本禹感到很震惊，百思不得其解，才向关锋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七月八日，关锋在致戚本禹的信中称王力“坏极了。一、无耻；二、丧尽‘天良’（赤子之心），在我读过的同类书中是最坏、最坏的。叛徒，也是敌人，但人们最恨叛徒——实为至情至理。”“回想起来，我认为不是从好变坏，不是从红可粉红变黑的，从其人生观说是一贯如此，‘投机分子’可当首位，我在想，我们（尤其是我）当年为什么一点也没有觉察呢？！”[226]

从信中可以看到，关锋想到了当年自己与王力一块共事、进行文化革命的情景，可能也想到了当戚本禹对他抱怨王力的时候，他还在为王力说话，劝说戚本禹不要对王力太存偏见。面对王力如今的变化，关锋自责、懊悔、愤怒的心情跃然纸上，以王力是投机分子的定性回答了戚本禹的疑问。

其实，王力、关锋被解除监禁后，王力就想拉着关锋一起来否定文革，但是遭到了关锋的拒绝。戚本禹刑满释放后，他们两人都在打听戚本禹的下落，试图和戚本禹取得联系。戚本禹从关锋处得知王力否定文革的态度后，没有和王力见面。后来王力到了上海，又托人跟戚本禹说，想和他见面，戚本禹也婉拒了。[227]文革结束以后，王、关、戚这三位在文革期间密切共事的伙伴就是这样分道扬镳的。

政见的不同，又引发了生活方式的差异。王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卖了个人收藏的文物，弄了一大笔钱，购房买车，雇佣仆人、杂役若干人，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关锋得知后，以哂笑的口味在通信中告诉了戚本禹：“还有一个有趣的信息：王某（指王力——引者注）在京效买了两座住宅，高级轿车一辆，雇佣汽车司机、厨师、打字员、保姆等八名。这是一位朋友在电话上告诉我们的，可靠。”戚本禹得知后，既无法查实也无兴趣弄清这件事，作为笑料一笑了之。[228]

戚本禹对于王力的不满，一个是他否定文革，一个是他在“反思录”中掩盖历史真相。其实，戚本禹是以大度的胸襟来谈论王力的“反思录”的。他认为一个人对自己以往的事情作出回顾，对一些问题作出重新思考，不管他的观点如何，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必须符合事实，这是最起码的。可是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却有不少罔顾历史事实的内容，刻意去迎合文革后的当权者。[229]这是戚本禹不能接受的。

虽然戚本禹在文革后被判了十八年徒刑，是王、关、戚中唯一一个被追究刑事责任又被判了重刑的人。经过历史的风风雨雨，他却仍然对于文革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对于毛泽东怀着深深的敬佩之情。

毛泽东身边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出国后，在有着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学者的帮助下，整理、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还翻译成多国文字发行，流传甚广。这本书以李志绥这样一个保健医生的视角，捏造了大量“事实”，对毛泽东进行造谣、诬蔑、诽谤，影响非常恶劣。戚本禹看到后异常气愤，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说明真相，在接受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采访时，以他在中南海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亲身经历，从事实出发，依据常理分析，将李志绥的所谓“回忆录”驳得体无完肤，形成了一篇有血有肉、内容充实、富有说服力的问答录，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影响很大。[230]

在谈到自己参加文革的动机和受到的处分时，戚本禹在这篇问答录中坦言：“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231]这种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接着被关进秦城监狱，后来又被判刑十八年，但是仍然对文革保持执着信念，对毛泽东深怀拳拳之心的态度，是令人感佩的。

我们看到，文革结束后，王、关、戚对于文革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王力全盘否定了文革，是以忏悔、痛恨的心情来回首文革的；关锋、戚本禹则是对于当年他们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矢志不移，是以客观、冷静、理性的态度来谈论文革的。王力将个人的遭遇归咎于江青，以他和江青个人间的矛盾来解释他被隔离审查的原因，从而掩盖了他事实上应该担负的责任。戚本禹、关锋则是以平和的心态来谈论江青，力求从事实的辨析中来探究他们被处理的真实原因。由于对于文革态度的不同，也由于王力在“反思录”中为个人搽脂抹粉，掩盖了不少事实真相，关锋、戚本禹不仅拒绝了王力的拉拢、利诱，还与王力的关系走向了决裂。他们就是这样以执着的态度坚守着对文革的信念和操守的。

岁月的风霜刀剑是检验革命者品质的试金石。革命的大潮风起云涌，大浪淘沙，真正的革命者只有在炼狱的人生中才有可能走向成熟、坚定。从王、关、戚三人文革结束后的多变人生中可以看到，在文革被全盘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以后，他们的关系也在岁月的风雨飘摇中走向了决裂。关锋、戚本禹以革命者的从容与练达在文革后的大道上执着前行，憧憬着共产主义的曙光必然会重现于中国的地平线上。

二〇二五年六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