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帅宇的死，不是个孤立的意外。他的母亲维权被封号，也不是个例偶然。

　　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医生“自杀”的事件，也不是哪位母亲的情绪问题，而是一整个社会里，无数劳动者处境的真实缩影。在这个社会里，一个普通医生突然死亡，一位母亲要为孩子讨个说法，都变成了艰难的抗争。更关键的，是我们要透过这件事，看到它背后的阶级矛盾。

　　罗帅宇是个医生，是所谓“知识分子”，但他并不掌握什么权力，也不持有多少资本。他只是靠出卖脑力劳动换取生活资料的人。他不属于统治阶级，不属于国家机器的核心，也不是资本家的代言人。他是劳动者。和厂里工人、车间技工、快递小哥一样，只不过是在另一种外衣之下干活。

　　罗帅宇的死疑点重重。他留下了视频、笔记、记录，反映他所处医院存在的问题，比如医疗操作流程中的器官贩卖，比如罗帅宇尸检结果迟迟不公布，比如尸体没有家属允许就被解剖。这些问题的性质，显然不仅是过失那么简单，罗帅宇母亲在这些问题面前，想要追责，却发现无门可入。

　　她发视频说话，被举报、被封号。换个号再发，又被封。讲事实、要真相，在平台上被当作“违规内容”。她去信访、去找媒体、找律师，得到的不是答案，而是三斤证据被拒收。国家机器对于她来说是冰冷的，但我们要问：这机器对谁不是冰冷的？它对谁才是温情的？当一个劳动者个体站在它面前的时候，它总是巨大、冷漠、沉默的。

　　而这种冷漠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个公职人员的态度问题。它有它的根基——一个深层的阶级分化社会。一个社会中，谁是上面的人，谁是下面的人，并不由表面的职业、学历决定，而是由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

　　一个医生，只要他不是自己办医院、自己雇人，而是靠工资吃饭，那他就是无产者。这个阶级，不仅包括流水线上的工人，也包括办公室的白领、坐诊室的医生、在实验室写代码的程序员。他们统统靠卖劳动力活着。

　　罗帅宇的问题，是他在这个位置上，看到了医疗系统的腐败，并试图让这些腐败黑暗被公开。可这恰恰是最“危险”的行为，他不是揭黑幕的记者，也不是靠炒作维生的“网红”，他只是一个信奉良知的劳动者，可就是这样一个劳动者，他想为真相发声时，迅速被碾压了。

　　而他的母亲，更是一个底层普通人，她的抗争无依无靠。没有组织、没有代表、没有渠道，只能一遍一遍地发抖音，换头像、换名字、换话术。可就算再怎么小心翼翼，依然会触碰到“底线”。

　　这个底线，是谁划定的？是谁决定了一个母亲为儿子讨真相的权利都可以被限制？又是谁让一个“平台”可以把人的话语权轻易封杀？

　　归根结底，是权力与资本共同决定的言说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只有在不触碰本质的前提下，才能“发声”。一旦你想要捅破那层纸，说出制度的病处，就会被认定为“敏感”、“不当”、“扰乱秩序”。

　　所以我们看到，罗帅宇母亲不只是一个受害人，她更是一个被某些力量主动排斥的普通人。她不属于利益集团，也不属于权力网络。她没有靠山，没有资源，她的声音之所以被压下去，不是因为“她说错了”，而是因为她没有保护自己说话的权力的力量。

　　这就是无产阶级个体的处境。

　　马列主义告诉我们，阶级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工人之所以弱小，是因为他们被分散、被瓦解。每一个人都像罗帅宇的母亲那样，只能靠自己去喊话、去申诉、去乞求。而只要他们是一个一个地斗争，就注定要失败。

　　列宁说，只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才能形成真正的政治力量。孤立的维权，是容易被消解的。今天封你一个号，明天拒你一个门，后天再让你“疲惫而放弃”。最终你会精疲力竭，而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却纹丝不动。

　　这不是偶然。这是阶级专政的压制。

　　当一个又一个罗帅宇、一个又一个母亲，走上维权的路，却找不到出口，我们就该意识到：问题不是“她不理智”，而是我们其他的旁观者没有给她提供真正的依靠。这种依靠，不是互联网平台，不是几个“正义人士”，而是群众组织，是阶级团结。我们看到太多类似的事件——货车司机因罚款自杀，外卖员因平台抽成过高而跳楼，工人因工资被拖欠而上访无门……这些不是“孤立事件”，它们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逻辑的必然产物。

　　如果不改变这个矛盾，那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罗帅宇。

　　我们不能指望靠内部自我修复来解决问题，一个制度要么服务于资本，要么服务于人民。如果它倾向前者，那它就会自动排斥敢于揭露真相的人，打压敢于维权的人。我们也不能再抱幻想，以为“好心的领导”“良知的媒体”会帮我们说话。他们固然个别人会发声，但那不可靠。真正可靠的，是无产阶级自己组织起来，夺回话语权。

　　罗帅宇的母亲，一个人无力改变什么。但如果这个社会还有千万个像她一样的人，那他们就必须明白一件事：只有团结起来，把个人的遭遇变成阶级的斗争，才能让压迫者有所忌惮。这就要靠政治组织。靠一个能够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党，靠群众运动，靠阶级联合。

　　不是搞混乱，不是搞破坏，而是要有目的、有组织地争取说话的权利、劳动的权利、把握个人命运的权利。这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要靠无产阶级斗争争取的。

　　今天，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有了更为广泛的觉醒，无产者们不应停留在道德上的同情，而应提升为政治上的联合。从一个母亲维权被封号这件事中，我们必须看清：个体再怎么努力，也敌不过一个运转良好的压迫机器。只有当这机器的运行被阻断，被改造，被重新掌控在人民手中，事情才有转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个“极端的口号”，而是历史和现实逼出来的结论。

　　当你一次次看见有人喊冤无门，你就应该意识到：我们不能只靠“法制健全”来幻想公平；我们必须思考：谁来制定法律，谁来执行规则？我们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改革完善”上，而要自己组织起来，争取一种真正属于劳动者自己的政治权力。

　　罗帅宇事件，是一个契机。它让我们看清楚，在这个社会里，一个普通劳动者，只要触碰了制度的遮羞布，就可能瞬间被抛弃。而唯一的出路，是不要让任何一个人再孤立地战斗。

　　我们要团结，我们要组织，我们要斗争。

　　不是为了喊口号，而是为了不再有下一个罗帅宇，不再有下一个孤独的母亲。人民要活得有尊严，就必须有力量。这力量，不是“谁给的”，而是我们联合起来夺回的。我们必须把一个个“罗帅宇事件”变成一个个集体斗争的火种。唯有通过这种斗争，才可能逼迫资本和权力作出让步，才可能在这个铁板一块的制度里撕开一个缝隙。这个缝隙，不靠运气，不靠天意，更不靠哪个“高层有明白人”，它只靠人民自己。

　　不然，再好的医生，再聪明的程序员，再勤劳的农民，只要落到没有组织的孤立状态，就无法保护自己，也无法改变环境。

　　我们要说出自己的名字，不是为了“曝光”，而是为了在群众中留下彼此的记忆。未来某一天，当另一个家庭遭遇不公时，能记得罗帅宇母亲那一次次账号被封、那一次次站在街边举牌喊话的身影，记得那个没有后台、没有资本却仍然想要发声的普通人。

　　正是这些记忆，会变成我们的历史，会变成我们相互联系的线。而当这些线交织在一起，就会变成绳索，变成一张网，最终变成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