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与阐释】任平|重访马克思：深化理解哲学革命进程的三个新视角

2025-05-24 新闻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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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任平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江苏省社科名家，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项目”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评价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哲史学会副会长兼马恩哲学思想研究分会会长。

　　大纲

　　一、第一个新视角：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史的现代性进路

　　二、第二个新视角：“观”与“体系”互动共进史图式

　　三、第三个新视角：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中的轴心研究范式转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庄严宣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谱写新篇章，“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中国**人在新时代新征程肩负的神圣使命。［1］具体来说，进入新征程，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肩负的神圣使命包括三大任务：一是要以高度理论自觉深刻阐明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现实土壤之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深层根据和发展逻辑；二是要立足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三是要以方法论自觉关注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理论创新需要明确魂脉溯源、返本开新。为此，需要“重访马克思”，以三个新视角重新理解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原初语境，从而为当代理论创新提供思想启迪。其一，重新研究新世界观出场史，考察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现代性进路。其二，考察“观”与“体系”之间的共进关系。马克思哲学革命绝不仅仅展现为“观”的革命史，而且是“观”与“体系”共进建构的理论演进过程。其三，考察轴心研究范式。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不仅展现为作为革命的思想结果的历史演进，更有内在的作为革命思维方法的轴心研究范式的转进。重审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原初语境的意义在于，通过将马克思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思想脉络关联起来，在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原初理解图景的基础上，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提供重大思想启迪。

　　一、第一个新视角：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史的现代性进路

　　在标志着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之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180年之际，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考察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关联，我们需要“重访马克思”，以第一个新视角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的现代性进路。长期以来，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与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变革、资本现代性批判三者之间的研究是完全脱节的。一方面，在被广泛关注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研究中，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批判资本现代性的历史作用却被人遗忘；另一方面，学界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语境中重新打开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但在对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变革的考察中却根本没有涉及哲学革命这一关键环节。两者的脱节，既不能深刻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何以出场的原因和路径，更不能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对现代性视域深刻变革的关键意义。为此，我们要在方法论自觉意义上实现一“破”一“立”。“破”的对象即在阐释马克思哲学革命时执着于主观性叙事的偏狭视域，具体又分为两种形态：一是将马克思开启哲学革命进程的根本原因仅仅封闭在马克思哲学信仰之内所进行的“自我清算”、自我革命（以下简称“自我清算”论）；二是从“经济学语境”“科学社会主义语境”等跨学科“互文性语境”解读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主观解读范式（以下简称“互文解读”论）。“立”的新视角即穿透思想层次抵达背后现实历史场域，以出场学视域观释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的现代性进路，阐明对资本现代性社会的深刻剖析和批判是造就马克思哲学革命出场的历史语境；与此对应，哲学革命是造就马克思新现代性视域的真正历史起点。

　　之所以破除“自我清算”论，一是因为它有违马克思的原意。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提到，“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与德国哲学的信仰清算一下”。［2］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自我清算”文本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其根本观点恰好在于抨击德国哲学的痼疾，即从出场到退场都没有离开哲学基地。德国古典哲学之所以退场，是因为他们从未关注真正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历史，他们的“批判的哲学”始终游离于历史之外，因而历史必然抛弃他们，让他们退场。二是因为“自我清算”论源自黑格尔思辨哲学。黑格尔的哲学史被称为唯心思辨的哲学“内史”，以逻辑统摄整个哲学史，因而思想演进的根本原因和唯一动力均被归因于哲学“自我清算”和自我批判。这不仅构成青年马克思的哲学信仰，也深深影响了一大批早年学者的“马哲史观”。前苏联学者H. И. 拉宾在《青年马克思》中就发现了这一马哲史观的弊端。他基于对文本-文献学的深耕解读，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经历的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相互作用的综合语境出发来阐释哲学革命进程，创造了“互文解读”论，赢得了马哲史学界的高度关注。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一“互文解读”论依然带有主观性、思想闭环解释的局限，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行“哲学信仰自我清算”时所创立的新视角，即必须要从哲学、所有思想背后的真正历史出发来理解哲学革命的发生，认识到哲学革命是反思资本现代性和全球化现实历史进程的思想表达，是对现实的“时代之问”的理论解答。因此，从哲学之外、穿透全部思想层次的自我解释而深入产生哲学、创造思想的真实的历史场域，将哲学变革和思想发展看作是这一真实时代历史场域的精神表达和出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根本要旨。

　　180年后，重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追问在其中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出场路径和本真意义，一个重大而未澄明的问题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因何而出场？或者可以进一步追问：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与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变革以及资本现代性批判之间有无内在关联？答案是肯定的。对资本现代性的实践批判的彻底性要求马克思必须对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经典现代性的两大根基——抽象的人和先验理性展开批判，进而走向哲学革命。［3］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宗旨在于改变世界，但是为此必须廓清哲学地平。马克思哲学革命自始至终紧紧围绕改变资本现代性社会这一主题，就是成为批判和颠覆资本现代性社会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这一历程大致呈现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即以哲学启蒙现代性思想反神学阶段。作为一个德国人，马克思面对的现代性主要问题是以英法为基准，通过对传统神圣的批判实现德国革命和现代化。但是其初始现代性框架却主要来源于德国宗教改革的路德和德国古典哲学。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现代性无论具有怎样宏伟的社会结构，归根到底都奠定在两大基石之上：以大写的人为中心的主体性对神的统治的颠覆，以及大写理性为核心对传统蒙昧的批判。在钻进黑格尔这口哲学深井之后，马克思开始建立自己的启蒙现代性批判的思想框架。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启蒙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借助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理论，对黑格尔哲学中反复强调的主题——“自我意识”即大写的主体做了深刻的弘扬。在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还借普罗米修斯之口喊出鲜明的反神学口号：“说实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在大写的人（自我意识）与实体、理性与宗教之间，马克思选择了主体，同时选择了理性。康德肇始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在马克思那里则表现为一种关于人的解放的批判性学说。

　　第二个阶段是以费尔巴哈人本学和感性直观作为现代性视域基石的阶段。“向传统的德国制度开火”！在马克思看来：“从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之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4］马克思之所以批判德国法哲学与国家哲学，是因为要反思“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al pari］上的德国历史”。［5］因此要向德国制度开火，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就成为主要战场。如果说，青年黑格尔给予马克思反宗教神学的第一个现代性批判武器，那么，费尔巴哈给予马克思“人本学”和“感性直观”两大思想武器，使马克思逐渐达到了启蒙现代性所能及的最高处，但是批判的基本标准的抽象性和直观性使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依然身处困境之中。

　　第三个阶段是从现代国家批判深入到现代市民社会批判，推动马克思从德国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批判走向批判地反思德国的国民经济学的阶段。让法哲学、国家哲学批判陷入困境的是批判缺乏“彻底性和真实性”。依然是反思“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但是国家的秘密恰好在于市民社会，因此必须要从经济学语境去深度挖掘“德国式的现代问题”。解决德国革命问题的主体“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6］不批判经济学，就无法研究市民社会和无产阶级。马克思开始遵循的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后者是政治经济学的德国体系。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现代性哲学最高点上追寻“人的高度的革命”必须批判国民经济学，力图去寻找一个人本学异化的逻辑。资本现代性问题解决了吗？没有。马克思忽然发现：问题在于人本学和感性直观这一经典现代性的前提却是无批判的。人本学、感性直观框架与资本现代性批判现实性、彻底性要求完全脱节。因此，对这一体系的批判要解决的是哲学思维的前提性批判。

　　第四个阶段即马克思对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经典现代性的两大根基——抽象的人和先验理性的批判，进而走向哲学革命的阶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看待事物、感性、现实的感性直观，从客体出发的旧唯物主义，以及假批判的抽象能动性的唯心主义，都不能真正深刻认清资本现代性的本质。新唯物主义必须从主体性、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将作为现代性根基的抽象的、大写的人转为历史活动中的人，将先验抽象、大写的理性转为对客观规律性的自觉认识能力，才能真正去把握资本现代性社会的本质。哲学革命廓清了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前提的种种谬误，从而完成了前提批判的使命。

　　第五个阶段以《资本论》为标志，以全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深入到资本现代性经济社会形态内部，批判地考察资本现代性的社会结构，从而将哲学革命对于资本现代性反思批判的反思彻底化。所谓大写的人本质上就是资本的人格化；生活世界不过是资本化社会的消费世界；一切费尔巴哈用抽象哲学话语所崇尚的现代性，都在资本现代性社会中得到了根本性体现。抽象的理性不过是展现在资本逐利本性和大工业资本带来的“铁的必然性”之中。

　　由此可见，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正是为了解决资本现代性批判彻底化的思维前提问题，并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开创了新现代性视域。资本现代性客观进程构成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现实根基，为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列特征提供了锁钥。

　　第一，以大工业资本为主导的现代生产方式全面构筑了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科学基础和思维方式。马克思哲学革命之所以能创立科学世界观，正是启蒙现代性以来一以贯之的科学理性精神彻底化的结果。启蒙现代性以来的现代化运动超越传统惯习的两大根基就是以“大写的人”（人的主体性）代替神性、“大写的理性”代替蒙昧。在此基础上，才有现代性追求“人的解放英雄”“知识解放的英雄”两大目标，由此才能强力推动社会现代性通过“我思故我在”、追求“人的解放”，以理性思维方式而不是以蒙昧信仰方式看待世界，从而才有科学世界观主导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精神，才有“三大发现”为马克思哲学革命提供了自然史基础，才有马克思通过对不够科学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7］）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彻底批判来实现哲学革命，创立科学的新世界观。从这一意义上看，没有现代性科学基础和思维方式就没有马克思哲学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就是现代科学理性思维方式的彻底化表达。

　　第二，反思和解决以大工业资本为主导的现代生产方式内在的根本矛盾及其严重后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和新世界观的创立提出了根本任务和立场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性”源于对现代性的“人的解放”目标原则的科学阐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宗旨在于通过“改变世界”以实现“人的解放”。需要改变的世界是由以大工业资本主导的现代生产方式造成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造就的现代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8］马克思《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9］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宗旨在于追求无产阶级和人的解放。人的解放主体就是人民，改变世界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归于人民。这一哲学革命和新世界观的宗旨源于对作为最后一个阶级对抗性社会的资本现代性根本问题的彻底解决。超越空想社会主义以乌托邦目标和路径追求无产阶级和人的解放的关键在于要以新世界观科学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必然退场和社会主义必然出场的规律，成为颠覆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行动指南。这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任务。

　　第三，马克思哲学革命和新世界观创立汲取的三大理论来源都是以大工业资本主导的现代社会发展及其根本矛盾的理论表达。超越三大理论来源的关键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性”，这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创立“新唯物主义”立论的根基。就哲学思想来源而言，从前的哲学都通过解释世界为某种世界秩序的合理性辩护。如果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明的17、18世纪英法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弊端之所以表现为对现实、事物、感性仅仅从客体的、直观的方面去理解，是因为这一时期哲学所着力反映和辩护的还是处在初露锋芒的资本现代性社会存在的合理性，是对这一社会对封建传统社会进行深刻变革的进步性质作肯定性和单质态的片面表达，这一阶段的无产阶级还处在自发阶段，还是紧紧跟随资产阶级成为反抗封建压迫的现代力量，资本现代性社会矛盾尚未充分暴露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的英法旧唯物主义哲学崇尚“大写的人”是因为需要凝聚所有人的力量成为“现代巨人”以发动“巨人与神之战”，颠覆神的主宰。主张绝对的、大写的理性是为了超越中世纪的蒙昧。以理性阳光照耀的现代性与蒙昧传统二元对立的革命主张表现为“非历史性”，片面的直观性、理性的机械性、崇尚自然法的客体性思维等，都集中表现为对早期资本现代性单质态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在他们之中唯有卢梭发现了矛盾，感叹“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0］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哲学表达，德国古典哲学之所以能超越17、18世纪英法哲学的关键在于“看到”英法的资本现代性存在着种种弊端、领悟到资本现代性进程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不能再停留于单质态肯定性直观性思维，而必须以主客辩证法来弘扬启蒙精神，同时化解英法现代性道路出现的种种矛盾。尽管康德将资本现代性矛盾划归逻辑理性的“二律背反”，表现为“消极的辩证法”，而黑格尔则主张通过矛盾自我运动和普遍转化来最终实现主客统一，达到“绝对澄明状态”，成为“积极辩证法”，然而，这一化解资本现代性矛盾的辩证法仅仅发生在思辨逻辑之中，满足于解释世界而非改变世界，因而是“无批判的假批判”。马克思哲学革命创立“新唯物主义”，从主体感性活动出发颠覆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囿于客体性的局限，将启蒙现代性关于“人的主体性”实践化、现实化、社会化，同时又彻底颠覆唯心辩证法的思辨性和假批判，走向切实“改变世界”的实践辩证法历程。没有哲学革命，没有“改变世界”的实践性，就不可能有对现实的人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性的科学把握，现代性的两大根基即“人”与“理性”就是虚幻的。哲学革命以新世界观批判“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彻底的劳动价值论解开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密码，揭示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从而以“铁的必然性”理论阐明资本主义退场、社会主义出场规律，找到了改变世界、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进而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化，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理论。

　　第四，马克思哲学革命创立新唯物主义全面重塑了现代性理论框架，从而为打破西方现代性霸权的历史迷思、开创超越资本现代性新道路、新形态廓清了地平。从《**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以哲学革命创立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全面批判地把握资本现代性总体的历史作用。一方面，从历史“铁的必然性”阐明资本现代性的出场带来“伟大的文明作用”，不仅将最深层的“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作为现代性的两大根基得以弘扬，而且本质上就是在“现实历史中行动的人”进入资本现代化之后变成“资本的人格化”，而理性把握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思维变成资本逐利的算计本性。现代性表现为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社会化、文明化等高度分工、分化而又高度整合的现代社会结构。这是对资本现代性文明成就的“最高褒奖”（德里达语）。另一方面，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和人的解放立场上全面分析资本现代性固有的根本矛盾、拜物教和必然灭亡的命运，指明历史超越资本现代性社会的未来趋势和走向。

　　第五，马克思哲学革命创立新世界观，特别是作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图式构筑于英法等先发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之上，从中揭示人类社会一般的和总体的发展规律，从《克罗茨纳赫笔记》主要以总结和概括法国等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发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到《资本论》立足于对资本主义最发达、最典型的英国状况为样本，以“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1］来概括整个资本现代性发展一般规律的“铁的必然性”。然而，马克思又坚决反对将唯物史观当作“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坚持以“历史科学”考察各个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具体道路，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方道路。这就形成了先发现代化国家标识的世界一般现代化历史规律与东方落后国家的后发现代化具体道路和历史进程在唯物史观历史图式表述上产生的重要差异性。关于后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图式，依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和理论创新深化开拓的主题。

　　综上所述，马克思哲学革命与新现代性视域以及马克思反思批判资本现代性问题三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关联，揭示和阐明这一内在本质的关联性，对于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进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第二个新视角：“观”与“体系”互动共进史图式

　　肩负“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大使命，需要“重访马克思”为确立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系观”思想溯源。为此，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的第二个新视角，即要超越以往马哲史研究仅仅将这一进程描述为新世界观出场史的偏颇，以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自觉把握马哲史从“观”到“体系”跃迁、互动关联共进的出场史，继而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马克思主义“体系观”与时俱进的发展逻辑。

　　以“观”和“体系”的互动关系为切入主线，重思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史，我们将超越以往研究仅囿于“观”的出场史的狭隘视域，将之拓展为一幅“观”与“体系”互动互构、同态演化、不断出场的共进图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史，由此表现为不断颠覆旧哲学体系、创立“新世界观”进而创立“新体系”的生成史。按照恩格斯的叙事见解，这一进程主要是指“我们（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引者注）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12］的进程，贯穿于这一进程的重要主题就是“观”与“体系”的辩证共进关系，从这一角度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进程，其中至少包括以下阶段：

　　第一个阶段，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彷徨于“方法”与“体系”的内在冲突。黑格尔哲学内在包含着“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的辩证哲学，它宣称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13］但是，这一辩证法作为“方法”与思辨旧哲学“体系”保守性发生根本冲突。马克思作为崇尚“自我意识”和批判的辩证方法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是主张辩证方法而抵制保守体系的。马克思的7册《伊壁鸠鲁笔记》和崇尚“自我意识”的博士论文表明：他不满黑格尔将普鲁士王国视为“地上的神物”以及调和宗教与理性这一体系性国家哲学的政治保守结论，希望在思想上成为“痛恨所有神灵”、盗火与技术予以人间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然而这一矛盾仍然被锁定在哲学“体系”之内，他在其中彷徨。这一矛盾是马克思“观”与“体系”关系史的发端。

　　第二个阶段即《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原初旧体系信仰开始崩塌。他希望让具有理性体系的黑格尔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化的活的灵魂。然而，这一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第一次在面向莱茵省林木盗窃案和地产分析等涉及贫民大众困苦发生的现实中遭遇“物质利益难事”，这是马克思信仰的黑格尔国家哲学与外部现实性之间发生的尖锐矛盾。抨击黑格尔唯心主义主客颠倒的费尔巴哈哲学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影响并激化了他的内心冲突。追问、反思这一矛盾的根源，让马克思第一次真正对作为完整体系性构建的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真理性产生怀疑，撬动了马克思积极抨击普鲁士落后的国家政治制度、反思体系性哲学弊端、寻找“观”的革命之历程。

　　第三个阶段，怀疑和颠覆旧思辨体系、寻找和开启构建新世界观的思想出路。1843年3月，马克思在离开《莱茵报》之后，于同年5-9月来到克罗茨纳赫，在此展开了对英、法等国的政治历史研究，撰写了MEGA2整理为《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文献，继而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通过抨击德国制度，遍寻历史文献，得出的根本结论是：既然只有深度理解市民社会才能理解国家的本质，那么，“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4］揭示市民社会的自我异化如何让政治国家自我异化，使马克思开启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通向历史深处、初步完成立场转变、走向但并未达至唯物史观的思想演变进程。第二个“观”的形塑还停留在费尔巴哈抽象人本学异化理论的体系建构之中，希望完成费尔巴哈所说的“从人间到天国”的思想建构。马克思还未能区分新、旧唯物主义在“观”与“体系”上的根本差别。

　　第四个阶段，以国民经济学批判进一步反思、追问、形塑新世界观，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结合，构成人本学唯物主义“观”的形塑和经济学新话语的初始布展。马克思在《巴黎手稿》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的焦点问题是人本学唯物主义之“观”的形塑与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关系。国民经济学是德国市民社会即资本逻辑宰制社会的话语表达，对这一思想的批判仅仅是对德国市民社会即资本逻辑宰制社会的“副本”的批判。然而，这一批判的真实结果和核心理念恰好是哲学革命，没有经济学批判，就没有“新世界观”的出场；这一批判如果不能摆脱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抽象人本学的窠臼，创立“新世界观”，也就不能形成科学的批判。

　　第五个阶段，新世界观的出场与旧哲学体系的彻底崩溃。《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不仅是“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而且是全面批判和颠覆全部旧哲学体系的纲领性文献。颠覆的对象不仅是主客观颠倒的思辨唯心主义体系，而且是诉诸直观的旧唯物主义体系。新世界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迅速扩展到整个社会历史领域，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初始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与《哲学的贫困》中又扩展为政治经济学的新话语，更在《**宣言》中构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表达。这表明新世界观一经出场，就在努力向整个世界历史各个领域扩展投射，重新加以阐释。尽管恩格斯晚年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稿中因“经济史”知识不够而造成历史观叙事不尽完善深表遗憾，然而这一文稿具有用新世界观扩展阐释世界历史的努力之思却是无可否认的。

　　第六个阶段，哲学革命彻底颠覆旧哲学体系和扫清通向新科学体系道路之后，新世界观需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实证科学和经验方式全面实证地、科学地揭破资本的秘密，进而将唯物史观路向和表达真正变成一个思想体系。如果在颠覆思辨唯心主义体系之后，新世界观依然停留在“哲学”抽象层次上对现实世界作抽象表达，依然是抽象的、非现实的。改变世界的行动指南必须学理化、体系化。马克思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把握，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问世，向人们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史和基本内容，即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这是人们第一次全面理解马克思在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所持的“观”的在场。恩格斯的解读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必须要有“观”的革命，“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更加唯物的世界观”。这一新世界观“必须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15］与此同时，马克思并未停留在这一“观”的抽象表达层次上，而是扩展为对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实证科学的解剖，构成一个完整的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批判解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资本论》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所在，就是聚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6］这一现实对象本身，对这一对象领域的应用分析呈现一个完整严密的体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将这一新世界观扩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从“观”与“体系”相互建构的共进关系入手重新谱写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史，让我们看到：马克思哲学革命对于“观”的深刻变革与“体系”的新旧转换之间呈现有机互动的同步、同构、同态的演化关系。同样，我们对作为这一演化关系每一个阶段典范结果形态都可以作出分析，从中理解马克思的“体系观”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新世界观构成新理论体系一以贯之的灵魂。无论马克思主义在何时何地扩展到何种思想和理论的领域，也无论扩展到东西方任何民族国家成为民族化理论，其包含的新世界观是一以贯之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在新世界观出场的每一个关键阶段，体系拓展都曾经作为这一核心和灵魂相应状况的具体应用和整体表达。这些具体应用和整体表达一旦出现问题，又会回溯到新世界观，促进新世界观的演进和发展。“观”的演进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体系”互动中共进的。这就是我们为何需要在共进关系史中重新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的原因。

　　第二，新世界观必然扩展为学理化的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哲学革命致力于作为“改变世界”的行动指南的必然要求。抽象的“观”不能成为被“贴标签”为“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就必须要以此作为“历史科学”、作为“方便的思维工具”具体研究各个学科领域的具体情况，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和基本原理与当时当地各个学科领域的实际和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成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成为时代现实之问的解答、成为民族文明精粹的理论表达。因此，这就需要从新世界观通过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创造各个学科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生前的新世界观被称赞为犹如一艘充满强大动能的舰船，随时可以驶向任何一个需要到达的海洋。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关注的领域几乎是整个世界历史领域，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也绝不被禁锢于某个固化知识藩篱。

　　第三，新世界观拓展的理论体系是随着时代化实践需要而不断选择的，因此要以发展性和开放性来看待“体系”建构。即是说，马克思主义体系不是一经出场就永恒不变的僵化禁锢的形而上学，而是随着时代实践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出场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必须要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根本场域出发，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主题来加以思考，将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具有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民主观、文明观和生态观扩展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新时代从“观”到“体系”的根本使命。

　　三、第三个新视角：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中的轴心研究范式转进

　　在新历史方位上以方法论自觉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超越单纯关注理论创新结果形态的狭隘观念，而要以研究范式创新和转换来把握这一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进程。为此，我们需要以第三个新视角重返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进程，考察当年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中作为轴心研究范式的转换对于这一思想史演进的思维工具性助推作用。［17］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中的轴心研究范式究竟发挥何种作用？思想演进与轴心研究范式之间的互动共进关系究竟展现为何种规律性图景？我们又以何种理论图式来深描这一互动共进关系的规律性历程？

　　以往马哲史、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从未触及这一问题。这是一个理论研究未开垦的新地平。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中的思想演进绝不可能是一种作为客观的思想结果展现为自发的自然流淌，而是自始至终在马克思方法论主体自觉支配下进行的探索过程。这一方法论自觉，其中典范的表现形态就是研究范式。所谓研究范式，即指在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中多种研究问题的路径、方法、规范和技术，构成了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对话范式、反思的问题学范式和出场学范式等。所谓轴心研究范式，即在哲学革命进程的每一个阶段上，马克思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可能同时使用多种研究范式，其中必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支配其他共在的研究范式为之服务，共同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每一个轴心研究范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本性规定、独特的作用范围，也同时具有内在的局限。一旦需要解决的问题超出了这一轴心研究范式的功能所系，就会出现“范式困境”，需要转换轴心研究范式才能适应解决新的问题的需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没有选择或创造新的轴心研究范式，那么解决问题就会停滞不前、难以深入，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就难以完成。在这一意义上，解决问题与作为方法论自觉选择和创造之间的互动共进关系，是对象与方法、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不断适应性调整关系，也是轴心研究范式作为思维主体支配性方法和工具助力思想演进的关系。

　　理解和把握轴心研究范式的转进规律，我们看到：第一个轴心范式是文本-文献学解读。通常人们将文本归结为正式出版发行的著作和论文，而文献指作者生前未正式出版的手稿、札记、笔记、传记、书信等文字的集群。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是指人们通过阅读文本、文献知识来进行专门性思想研究的方法。显然，无论是马克思早年希望以启蒙现代性精神构筑现代性法学大纲需要钻进黑格尔哲学深井去建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现代性体系，还是以彻底性思想批判传统神学和落后的德国现实，直到博士论文深度系统掌握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差别，由此去发掘黑格尔哲学主张、启蒙现代性推崇的“自我意识”即人的主体性，都需要通过大量的文本-文献学解读来实现。文本文献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所有人类文化和理论话语表达的成果都必须以文本文献方式积累，才能使人类文化和理论呈现累积性的进步和发展态势，否则就陷入周而复始地永远从零开始，就没有文化和理论的进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前提，依然是通过文本-文献学解读来理解原初的马克思的本真精神，否则就找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点，也就无法推动创新。当然，文本文献浩如烟海，解读具有主体性选择的空间，以问题为导向究根究底阅读和研究，以时代之问在文本文献之中寻找解答，当然是有效的，然而又是有限的。文本文献之中的理论是灰色的，而文本文献之外的生活常青。资本现代性的问题根本发生在文本文献之外的时代和生活。一旦完成对于宗教神学的文本思想批判转进对德国落后的制度开火，马克思发现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文本依据与现实之间出现根本矛盾，哲学解决现实的根本方法局限于文本文献学解读已经远远不够。而要根本解决这一矛盾，摆脱黑格尔哲学文本的思想束缚，就必须要转进新的轴心研究范式。

　　继之的轴心研究范式当然是与活着的思想家们展开主题性对话范式。对话是多元思想家们基于时代底板、围绕时代之问、以各自代表的时代精神之间展开的观念交流、思想的撞击。如果摆脱宗教神学和黑格尔哲学文本的思想束缚，博士俱乐部和费尔巴哈的思想对话给予马克思关键的启迪作用。对话是激活思想、暴露关键问题、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答案、走向对资本现代性问题彻底化解答的主要路径。一旦马克思在深化哲学革命的关键十字路口彷徨，总能通过重要的对话者之助而继续向前。前者有鲍威尔、赫斯、费尔巴哈，后者有终生挚友恩格斯。当马克思从《莱茵报》退出、探究如何彻底批判德国制度问题在法国彷徨之际，恩格斯天才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批判召唤了马克思，他从此便沿着恩格斯率先通过经济学批判性考察资本现代性的市民社会之路走向唯物史观。批判鲍威尔、斯蒂纳、蒲鲁东、格律恩等所发生的思想的撞击，所形成的对话范式都作为重要支点有效推动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前行，不仅让马克思激活了原初在文本中思想的在场，在有益的思想交流中接受和创新改造重要思想资源而先行，更能够在十字路口正确选择未来发展方向，还能够在各种批判性对话中避免探索误入歧途。当然，对话范式也存在着内在局限，因为对话是为了解决思想之外的现实问题，而要切中现实、改变世界，仅仅停留在思想话语的对话范式之中是难以完全解决的，必须转进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

　　所谓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当然是以时代重大的现实问题为导向。“问题导向”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主要原则，是因为解答现实之问、改变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宗旨所系。而之所以需要对问题导向进行“反思”，是因为马克思在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思资本现代性对象之时深刻地发现：与抽象思辨的德国古典哲学对比，英法古典经济学是更贴近资本现代性经济现实的具体实证科学，问题解答方式更贴近经济学现实，然而却存在着“问题的直观主义”和“问题的形而上学”两极化同在的问题。前者“问题的直观性”表现为拜物教思维，将商品生产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直观化为“物与物的交换关系”来看待，将价值等同于交换价值，将资本支配劳动力商品的工资等同于劳动使用实际所创造的价值，从而遮蔽了劳动价值本质、剩余价值的本质。因此，穿透直观性弊端，就需要对直观性幻象进行反思性批判和解构。所谓“问题的形而上学”在于：不是将古典政治经济学阐释的经济规律看作历史的规律，而是归属于抽象理性发现的人类永恒规律。因此，不对这一非历史性思维进行反思和批判，就不能将之置于科学境地。此外，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入手批判地反思资本现代性经济社会形态，总是借助于一种“副本批判”中介的批判，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毕竟是资本现代性经济社会形态的学术话语表达，是资本逻辑的精神“副本”。当然，要想登堂入室，必须先廓清政治经济学地平，这是完全必要的。然而，不能就此止步，将廓清地平、超清道路当成主要任务。“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将研究的主要着力点放在对这一“副本批判”之上，不能完全达到马克思深度考察和全面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8］的目的。因此，马克思一改初衷，以《资本论》为名标识自己研究主题，就是从“副本批判”转进“原本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副标题，这就鲜明地标识了一种新的“反思的问题学”轴心主导研究范式的出场。这具有重大的、方法论自觉的划时代意义。如今，我们如果不能分清“副本批判”与“原本批判”两者的主从关系，我们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新征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使命。

　　总之，三种新视角综合开辟马哲史研究的新境界，呈现“一体两翼”的创新格局。所谓“一体”即资本现代性批判与马克思哲学革命内在关联的研究视角，这一视角的当代延伸就是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研究；“两翼”即“观”与“体系”互动共进关系研究和轴心研究范式的视角，两者的当代化将着力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化体系化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研究范式转进。这是一项新事业，期待更多学者关注和加盟。

　　注释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页。

　　［3］参见任平：《马克思哲学革命出场的现代性路径》，《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9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10］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