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风云》||第一章
第1节.一件件触目惊心的大屠杀
1965 年苏哈托上台后，整个印度尼西亚开始反共反华。西加也不例外，一切中国文化传统被严格禁止。1966 年12月20日，第12军区司令利亚古杜(Riyancudu)下令，要求1个月内将西加华侨团体负责人驱逐出该省，并宣称：当地华侨不得在县城以外地区居住，居住在县城的华侨不得经商，华校以及办理华人事务的机关全被关闭。
1967年1月9日开始，除了印共和进步分子被杀害抓进监狱外，军事当局也在三发县各地驱逐华侨团体负责人，在孟加映逼迁华侨农民。到1月21日，各地华侨团体负责人及眷属300余名，和孟加映华侨农民63名，被押往坤甸，其中包括学校校委会成员、中华公会成员、华人商会成员、老人会成员、主席、校长、教师等。这些人都莫名其妙地被投进了监狱，山口洋公会主席林德山被逮上汽车时，英勇地高喊口号，我们要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他们气势不可阻挡，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
为了达到排华和驱赶华人的目的，军方恶意造谣，制造事端，企图煽动达雅人屠杀华人。“1967年，Sarwono少校和Piet Damanik中尉（后来任印度尼西亚驻菲律宾大使）向当时西加省长欧凡欧莱(达雅人)报告说，有9位达雅人被华人游击队杀害。欧凡欧莱省长（达雅族领袖）差点受骗。开始，他大发肝火，拍桌子说：血债一定要用血偿还！但是，达雅人和华人一向和睦相处，他们不相信华人游击队会杀害达雅人，所以军方的第一次造谣，达不到煽动达雅人屠杀华人的目的。于是，他们再次制造事端，编造谎言，散播说砂拉越华人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杀害了在孟加映Teriak Madang村的村长Garanse。还说，该村长的身体部分被切割掉，尸体吊在树上，上面发现写有中文字。军方的第二次阴谋竟然得逞，达雅人上当受骗了。达雅社群对华人愤慨万分，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对华人的大屠杀。”
大屠杀遍及西加各地,包括荣戛的日本沟、淡水港、孟加映（Bengkayang）的马云（Majung）、茉兰蒂（Melanti），大理村（Darit）、打腊（Senakin）、万诸记（Perigi）、甘北（Kampet）、亭大阪(Timtapan)、阿隆巴拉(Arung Parak)…… 。西加华人每天战战兢兢。耳闻目睹各地无辜同胞被关进铁牢，被辱骂、殴打、杀害，他们实在忍无可忍！要嘛忍辱偷生、坐以待毙，要嘛奋起反抗。许多华人被逼上梁山，逃进深山老林，参加游击队，反抗军方的屠杀！但是，他们的反抗因领导人的错误政策，1974年反苏哈多斗争以失败告终。
第2节.日本沟——排华惨案幸存者黄阿妹的见证
荣戛jungkat是西加省府坤甸市十多公里外的小市镇，距离荣戛半公里处，有一条小路延伸到日本沟。日本沟的名称源于二战时期，据称因日本人曾在这里修建集中营而得名。这里是一片不足两公顷的沼泽地。日本沟土地贫瘠，每逢雨天，就变成汪洋泽国。为什么这些华人会在这曾被日本军国主义者，用来做华人集中营之地安家落户呢？这里隐藏着一段神秘的历史。
1968 年，通往日本沟，只能走泥泞路，现在那条路已经通行汽车，但汽车只能行驶至马来人和马都拉人的稻田边，剩下一公里多是一米宽的小道，汽车无法驶进去，我们只好将汽车停泊在小河边。 当地人用电单车把我们载到日本沟村子里。所谓村子，放眼望去，根本就是一片沼泽地，一间间独立的难民房，就在水沟的右边。简陋的木桥，把各家连在一起，木桥一家架过一家。水沟是他们生活的依靠，洗澡、洗衣、浇水、种菜都靠这条沟水。沼泽地的水是黑红色的，不能喝，难民们只好另挖水井。另挖的水井，虽然井水也深红色，不过比较干净，难民就喝这深红色的井水！土地贫瘠，稻谷难生长，他们只能种些番薯代替主粮。
我们来到一个极其简朴家庭，就地坐在地板上和一位中年男人谈了起来。他说他们刚来时，这里是一片沼泽森林。“我们靠双手开辟并建造起自己的家。从1968年直到现在，从婴儿小孩到中年老年，45 年的时间里，我们走着一条凄惨的悲情路呐！”现在的年轻人，还继续走着上代未走完的悲惨道路。
这时周围很快陆续来了一些人，把我围住了。有位老人蹒跚地走了过来，我赶快过去牵老人的手让她坐下。从老人的脸庞清楚地刻画着一条条历经风风雨雨的皱纹。因为我是西加人，能讲当地客家话，我们很快融洽地拉起家常谈了起来。
我听说她是华莪人很感兴趣，因为华莪是西加特殊事件的焦点。我们来到老人的家。老人坐在她家长木板凳上，穿着马来服装。西加山里的华人跟当地达雅人和马来人是邻居，常年友好相处，因此华人妇女模仿了马来、达雅族的风俗习俗，也有的华裔男人跟当地马来人和达雅人通婚。根据他们的习俗，女人穿沙龙在家干活，要出去工作或串门，就另穿一件上衣。这特别显出普通妇女的纯朴和温柔。现在年轻一代已经较少穿这种马来服装了。老人依旧还穿着几十年前山里农村妇女朴素打扮，一副原汁原味的真实农村生活写照。她用何婆客家方言，向我们叙述她46 年前遇难的惊险经历。老人以沉重的心情，开始回忆深藏了46年的历史故事：
我叫黄阿妹，今年77岁，祖籍广东何婆人，过去住在西加华莪村，五个男孩，一家七口，夫妇以种胡椒、割树胶为生。村里的华人祖祖辈辈不曾惹事，与周围的达雅人、马来人和谐共处，各族人民各人从事各自的工作，大家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但天有不测风云，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九卅事件，苏哈托政府反共反华，向印度尼西亚边界华人赶尽杀绝。
1967年，军人下令通过达雅人传达叫我们华人马上去山口洋集中。情况越来越严重，消息传来已经有华人住家被抢被烧被杀，达雅人开始发红碗了，红碗从哪儿开始发，我们不知道，但是心头忐忑不安，一旦达雅人发红碗已经不是一件平常小事，他们以这种方式发动大家，要开杀戒了，就以发红碗为信号，这是达雅人的风俗习惯。
她说：华莪华人多少代人了，世代相传都安分守己地守住自己的祖业，不曾和异族有过纠纷。突然的变天使大家都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走要走到哪儿？有的不曾走出远门，现在被下令举家搬走，谈何容易？家禽家园如何处理？几个孩子如何带走？有的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尤其是老年人，他们就守在家等待命运的安排。
他们不走坚守在家的就被杀了。军人在后断路，只听到歇斯底里的呜呜哇哇叫喊声，一边追赶一边烧杀抢，非常非常恐怖。碰到妇女就下令脱光衣服，搜身上的东西，藏在身上的金钱全被没收，有的也被割头被强奸，被迫作达雅人的老婆，男的大都被砍杀。
听到追逐华人事件已开始，她们全家就决定马上走，什么都没带，只穿一件衣服逃命，逃到山林里。森林里很多兵又没粮，生活生命没保障无法坚持，黄阿妹老人被迫走出森林到华莪市镇集中，然后大家挤在一起搭乘第二批难民船，五天后到达山口洋大旺树胶熏房，开始了惨无人道的生活。
一个大熏房，是厂方用来熏树胶的房子，一片漆黑，空气不流通，没什么窗户，没有电灯，七八百人堆在一处，臭气冲天，每人每天吃一点杂粮粥，喝咸水，小孩、衰弱者开始生病，喝了咸水吃不卫生的东西，吐泻开始感染，地上尽是吐泻的污秽，谁还能管？每天都有四五人病死。熏房尽听疼痛呻吟声和哭泣声。她孩子顶不住了，开始时一个孩子染上了吐泻症，死了一个，隔两三天又死了一个，在短短几天内死了四个小孩，剩下一个最小的男孩。
大人小孩死了，最初还有四块木板装尸。后来死人越来越多，每天至少四五人，就用一个木箱装几个尸体。最后连箱子都没有了，就放进麻袋扛了去埋。黄阿妹老人终于幸运地活着。那真是个人间地狱。国际红十字会知道西加里曼丹的悲惨状况后，寄来了救济物品。但是也有卑鄙的家伙，从中渔利。经过政府与几手的所谓处理难民事务所，他们把白米换成坏米和马吃的粟米，等送到黄阿妹老人的难民所，已经成了畜性吃的粮了。一年以后，红十字会就再也没有救济了。
流离失所的难民为了维持生命，他们到处在市区排队向华人乞讨。出于爱心和同情心，山口洋、坤甸等地华人很多给予难民们吃喝穿的援助，但时间长了也不是办法，因为当时政治治安不好，影响了地区生活和经济发展。在大举反华的形势下，华人惴惴不安，一般不敢出门也减少做生意，甚至关门大吉，长期的大批难民乞讨，实在也让当地市民担负不起，越来越多的难民饿死病死。苏哈托政府把难民载到各难民集中营，熏房，树胶房、学校，坤甸新埠头、坤甸郊外二十多公里的卡里曼斯、日本沟等地区，至于这些难民的生活、病痛就置之不理了。
1968年黄阿妹老人又被集中载到日本沟。这里已有做好的几栋长屋。一栋长屋有十几二十户人家，大概有上百户人家挤在十多个长屋。黄阿妹老人带了一个幸存的小男孩，开始新的逃难生涯。刚来时，日本沟是一片森林和沼泽地，下雨就淹水了。土地不肥沃。水沟里的水是深红色的，非常肮脏，大家就在后面再开井以作饮用，下雨就盛雨水喝。
在日本沟红十字会发给他们一天一人一小杯米。大家半饥半饿，每天吃粥和杂粮野菜，在兵的看守下，男人砍大树，慢慢地把沼泽地填起来，各自搭盖小茅寮不再长屋住了。女人就在附近找野菜，或给附近的马来人、马都拉人做佣人、做杂工，给他们煮饭、做菜、洗衣、拔草等等，什么都做，换取一天的工资25盾，买不到一公斤米。后来工资才逐渐增加到50盾、75 盾一天，非常贫困。我在日本沟又生了两个男孩子，一个女孩。是孩子没机会上学。
黄阿妹老人四十多岁时，丈夫因工作艰辛生活贫困而得病，没药医治而死去了。没了靠山，凭她一个女人拉扯孩子们长大。
后来日本沟住的居民有的被外面的亲人带出去生活，有的外面打工然后搬出去，剩下三十户人家仍然坚持在日本沟生活。孩子们到附近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学校读书，因为那是政府供穷苦孩子读书的学校，免学费，只需自己买书和笔。
现在黄阿妹老人跟女婿一起住，女婿去山里找树叶，采山菜、姬菜及采蘑菇等然后带出去外头卖以维持家计，生活还算过得去。
黄阿妹老人说：她要诅咒过去的政治动荡，让她失去幸福的家园，失去财产，失去四个孩子，华人是善良的民族，为何遭到摧残？为何成了一无所有的难民？为何落到如此地步？
黄阿妹老人现在每天以她瘦弱的身体，力尽所能去帮助儿孙，照顾孙子等做些琐碎的家庭工作，以度过和结束她风风雨雨的人生。
第3节.山口洋茉兰蒂大屠杀
2013年1月18日，我们在山口洋采访了茉兰蒂惨案幸存者阿田芳胜。阿芳，现年67 岁，客家人，一家有十一姐弟，除了逃出来的五兄妹外，其他与父母同受难被烧死被残杀了。
1964年年轻的阿芳在外乡工作，参加进步农村青年组织。1965 年九卅事件发生后回到家乡茉兰蒂村。在家几个月后，警长叫阿芳准备好衣服，明天要带他去Ngabang。阿芳知道不妙，要逮捕他了，阿芳连夜逃走。正因阿芳逃跑才免了杀身之祸。从孟嘉影BENGKAYANG走路去马云MAJUNG 得花4小时，从MAJUNG 去茉兰蒂MELANTI也需5小时，阿芳的故乡就是在MELANTI ，那里有二十多户人家，住家是连在一起的长屋也是店面，前堂全打通户户相通，一个最惨无人道的屠杀华人的历史事件就是在这里开始的。
马云、茉兰蒂有三个警察，警察长是达雅人。当时华莪孟嘉影一带谣言纷纭，每天都可听到烧杀抢事件发生的可怕传闻，警长便利用人心惶惶之际对马云人说：“我带你们到茉兰蒂村，如果你们在马来人或达雅人乡村有相熟的，你们可寄宿在他族的家，比较安全，暂时逃避一下，平静了再回来。但是你们带着贵重的金钱不安全，先托我放，平静后再拿回去。”人们相信了他的花言巧语，别无选择，以为事件最多一两个月会平息，便纷纷拿出金钱托付他保管。
三个军警带着三百多位马云人走了五小时路，到了阿芳的故乡茉兰蒂村，便把他们分配到茉兰蒂村人家中住。十多天后，军警长开始安排要投亲靠友的到他办公桌登记，据警长说是由当地达雅人来带华人村民们去安全的村庄。每天都有几家人被达雅人带出去，几批人带了几个晚上，茉兰蒂华人都以为先安排去的已经平安到达了目的地，大家都安心地等待轮到自己。
就在这时却从一位有良心的马来人口中偷偷传出骇人听闻的秘密，原来这假慈悲的警察长是阴险狡诈的，他想把马云人委托给他的金钱占为己有，为了灭口，他把已登记名单的家庭一家一家的叫屠夫带出去，这些华人还高高兴兴地去赴死，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完全没防备的情况下，在路上就被宰杀了。
听到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后，他们才吓了一跳。太晚了，这时已经上百人遭到毒手了。接着恶狼要带他们下一批已登记好的家人时，没人要去了，谁要去送命？这时这毒狼知道阴谋披露了，他恼羞成怒，叫来达雅人包围茉兰蒂店铺，并强行把茉兰蒂店门关起来，这时人群马上乱了起来，逃的逃，四下乱窜。警长下令点火，把整个茉兰蒂村烧得通红。被关着的就被烧死了。逃出来的被一群达雅人追着砍。有三姐妹父母被砍了，她们被达雅人抓回去当老婆。有一个小孩受伤晕过去，醒来时他看到周围血淋淋的尸体，他极力爬到附近乡村，刚好是他姐姐被达雅人抓去做老婆的乡村，他姐姐听到有受伤的男孩，她马上去看，原来是他弟弟，姐弟抱头痛哭。
阿芳十二岁的妹妹和两个弟弟，在混乱中迷迷糊糊在一位白发老人引导下，经过河岸边直跑马来乡村，到达马来乡村办事处停下来，这时老人也不见了。三姐弟不知所措在哭泣，弟弟才几岁还小，后来两个弟弟被人带去山口洋分别被人收养，妹妹被马来人收养。
阿芳在打烈被捕后，形势有所放宽，较自由。有一次被叫回监狱报到，阿芳一走了之，到处流浪，生活无着落。阿芳很想知道父母被杀戮后弟妹情况究竟如何。80年代他有一份较稳定的开车工作后，才回到孟嘉影去找寻，幸运地找到幸免于难的妹妹。妹妹长大后，与另一村的马来青年结婚，现有了孩子，生活稳定。90年代后，阿芳在砂拉越向一位马来人打听到弟弟的下落，并与他取得了联系。现在在外岛也有了稳定的生活。只有一个弟弟，直到现在还没找到，阿芳说在有生之年还要继续找寻他弟弟，最近坤甸每逢有人打电话联系阿芳，说有人要与他见面，阿芳总猜想这个人也许是与他弟弟有关。阿芳非常希望能见到失踪几十年的弟弟。他说：“虽然我们家破人亡，但我们还有幸活着，祝愿我们兄弟总有一天再团圆。”
这恶毒的沾满华人鲜血的冷酷杀手 ，为屠杀华人立了大功，苏哈多给了他升官发财的机会，甚至他的子女也为此沾了他父亲的光。
第4节.本冬(Betung)桥大屠杀
范昌，56岁，甘北（Kampet）人，老家是过去万诸记的一个乡村，现在在山口洋开熟食店。我们刚好在他的餐馆吃饭。听说他家人也是难民，我情不自禁地与他谈起家常。他说：
九卅事件发生时范昌还未出世，当时甘北的一部分华人被绑着带到大理村（DARIT）的BETUNG 桥上。马来人为了向军人和达雅人示好，他们把被绑着的一群华人赶到桥上一个个杀掉。十五岁以上的小孩、男人全杀，范昌的叔父伯父一家十多人全被集体屠杀了，另一部分的男人被达雅人绑着，带到万诸记的另一地区也全被杀害。
有一位马云人名叫加辉手被绑着，带到半路他拼命挣脱绳子后成功乘机逃生。还有一位马云人叫阿必，在下打烈的吊桥上，一批人过桥被砍死踢进河里，他是最后被砍的一个人，当砍的时候他稍微蹲下，刀从肩上砍下，受伤了，他顺势滑进河里，侥幸逃过一劫。他在漂浮着尸体和染成红色的血河里，保持清醒，最后在河的下游，悄悄地爬上岸，逃到山口洋，跟着人来到坤甸Sungai Raya，一直住在那里，并有了孩子。阿必是被砍杀但侥幸逃活的见证者之一。可惜他于2013年1月20 日去世了。
第5节.亭大阪屠杀案
1968 年，西加里曼丹三发(Sambas)县亭大阪（Timtapan）村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屠杀华人一家的案件。受害者郭妙英的丈夫刘克鸿向我讲了亭大阪村屠杀事件的真实经过：
1968年，印度尼西亚西加三发县属下有一个小村庄叫亭大阪(Timtapan)，村里大多数是马来族人，华人只有几间罢了，隔好远才有一家。马来人以割树胶为生，华人有的从商，有的也割胶。刘克鸿和妻子郭妙英住在河边做收胶汁生意。当地居民把割好的树胶汁卖给他，他把收集的树胶汁加入化学原料使树胶汁凝结，再碾成一块块，晒干后就可出卖给附近市镇的树胶商。刘克鸿一家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做生意，在村里人缘不错。他们虽不同种族，但都能和平相处，安居乐业。
刘妙英有五个孩子，大女儿郭良芳21岁，二女儿20岁，第三的男孩18岁，第四女儿5岁，最小的只3岁，除了18的男孩外全是女孩，生活过得很美满。
他们一家人无事不出门。因为如果孩子们上学去卡陵(Galing) 镇很远，而且要划船，去斯古拉(Sekura)镇更远，家里收胶又很忙，所以他们都在当地就读。家里还有一个刘克鸿的哥哥刘锡鸿，妻子去世了，他的儿子在新加坡工作。但在儿子催促下，他也决定尽快去新加坡与孩子同住了。
在他们屋子后边住着一位高大的退伍军人，经常和当地军警一起到郭妙英家突击检查。有一天刘克鸿卖树胶拿回很多钱，军警知道了便去他家，说：“这儿发现有印共，他们是坏分子，每到一处都烧杀抢，你们离市区很远，很难保护你们，限你们两个星期内必须搬家。”
刘克鸿怕发生事情，于是赶快去比较近的卡陵镇找屋子，又碰到了这军警，他满脸奸笑地对刘克鸿说：“你们可以不用搬家了，只要你们拿出一笔钱来就行了。”刘克鸿知道军人要敲诈他们，便和妻子商量，若拿出这一大笔钱很不值得，又怕得罪了军人，便想搬到远离这军人的三发去。于是刘克鸿乘船到三发找租屋，就在三发亲戚家住宿。
1968年的一个夜晚，刘克鸿不在家。他家本来有十多个工人住宿，但那一晚却没有一个工人回来。但他们并没怀疑这是发生事件的征兆，可能军人有意先通知疏散他们的同族工人。
半夜两点有人敲门，郭妙英从门缝看到有一个军警和屋后的退伍军人，便赶快开门让他们进来坐下，然后泡咖啡给他们喝。就在这时突然军警伸手向妙英讨很大数目的钱，妙英说没这么多钱，军警就大发脾气，把他们全家人用绳子捆了起来塞住嘴，拖到小汽船上，载到对面一片漆黑的河边。其中有一个塞着嘴的女孩的布脱掉了，她立刻张开口大喊救命。附近有马来人捕鱼，听到救命的喊叫声不知发生什么事，便划船过来救他们，军警举枪警告，叫他们离开，再前进就开枪，马来人听到威胁声才知道是军人就吓跑了。在黑暗中，军警像疯一般乱砍，刘锡鸿的胸口中了一刀，绑着的绳子也砍断了，他知道自己受伤很重逃不了，马上解开旁边男孩的绳子。这时军警一个个地把人拉到船沿就砍，然后把人推进水里，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刺破漆黑的天空。刘锡鸿乘被砍者咚咚落水的混乱声中，把18岁的侄儿推进水里，他游到岸上草丛中躲了起来。刽子手杀完了人，发现少了一个。因为解脱下来的绳子，掉落在汽船上。他们打手电筒在黑暗的岸边寻找了一阵，结果没找到便走了。家里还有一个在摇篮里的3岁小妹妹，已经被友族乘军人押着郭妙英一家离开之际抱走了，幸免了一场灾难。听说后来军警还到回克鸿家察看有没有遗漏的。这18岁的男孩因为很少外出，因此走不出家乡的路，第二天他又游回村里。他没回家，因为他知道跟军警一起屠杀他们一家的是他们屋后的退伍军人。他跑到村长家，村长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好心的马来族友人去卡陵镇找到他的亲戚，亲戚用小汽船驶到村长家，见到这位幸存者。这位男孩还活着的消息，传到卡陵镇军警处，于是他马上发出戒严的命令，谁都不准出入。这军警来到村长家，连同这位克鸿的亲人一起，把两人带到卡陵镇关进拘留所。
刘克鸿听到他家发生屠杀案，非常伤心想回家看个究竟，找回一家人的尸体，他还不知道儿子已被监禁在警局。当他经过卡陵镇码头上船回亭打板的时候，被那杀人的军警看见了。他跑过去从背后用铁链敲打刘克鸿的头，他马上晕倒了，被这军警拖到扣留所，把他和他儿子及亲戚三人监禁在一个狱房。没人知道在警局监禁着三个华人。
杀人案引起了斯古拉华族的不满，他们到区长那儿要求村长调查这件血案。区长不得不去卡陵镇调查，释放了他的亲戚，就是不放他们父子俩，说为了保护他们，把父子俩解到斯古拉监狱。斯古拉人知道后马上送饭给他们吃，但是第二天他们再去送饭的时候，父子俩又不见了。于是斯古拉人到处去找，结果才知道他们已被监禁在三发市。
三十多个亭打板和卡陵镇的马来人联合上诉到三发市，内容是：“刘克鸿父子俩是好人，要求释放他们。”友善的马来人勇敢地维护无辜软弱无助的华族，但是上诉书不被理睬。不仅如此，他们还再次把父子俩从三发市带走。从此父子俩再也没有踪影。
斯古拉人一直寻找失踪的刘克鸿父子，每个监狱去找，两个月后找到汶岛宜监狱，因为听说这里被监禁的人也很多被杀害了。他们向监狱里的人打听，有个囚犯说有这么两个人，但前几天已被带出去枪杀了，父子俩的尸体被丢进海里。亭打板事件发生后，郭妙英一家的尸体浮到卡陵镇，斯古拉华人出动去收尸体，全市区的华人走出家门，很多人见证了尸体肢离腿断惨不忍睹的情况。先捡到母女的尸体，都缺手缺脚，肚肠流出来。一个被杀的最小女孩才四岁。他们的双手全被绑着。过几天后刘锡鸿没头的尸体才浮上来，他的头却一直找不到。警察怕华人反抗，于是便威胁大家回家，不可在路上站，但是激怒的人群都不听了，他们站在街上，久久不散，大家敢怒不敢言。刘克鸿一家被杀后，他村里的华人全部连夜逃走，不然他们也将落得同样下场。
这屠夫想杀人灭口，连3岁的女孩都不放过，他们还回来找这个漏网的3岁女孩，幸好好心的马来族村民，抢先一步将这女孩藏了起来，第二天把她装进瓮里偷运到卡陵镇他亲戚家，再从卡陵镇转运到斯古拉。以后她在那儿读书，直到火烧斯古拉，她亲人的屋子被烧了，没了家，被迫离开斯古拉，辗转到雅加达，住在讲述事件的亲戚家里。
可能经过许多波折和惊吓,这位小妹总是沉默寡言。以后在雅加达和马来人结婚，有了孩子，她已拥有美满的生活，不再痴呆寡言了，已恢复健康精神豪爽，也能很好地帮助她丈夫工作了，刘克鸿幸运地只保存下这个根。
这件屠杀案件发生后，接连发生了很多屠杀案。斯古拉华人好几个被抓去，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装进笼子里，笼子刚好只能蹲一个人，像猪一样等待宰杀。当地驻军要外面的亲人用钱赎命，只要出钱就放人，没有讲价还价的余地。有一个被禁在笼子以后，外面的亲人跟军人讲价，这人马上被砍死，究竟杀了多少人没人敢说。这是几个斯古拉人跟我讲述的无可否认的事实。
关于1968年屠杀刘克鸿一家的事件，是一个和刘克鸿父子一起锁进监狱的亲戚，幸运被释放出来后向刘克鸿的亲戚叙述的。
（附：郭妙英的亲戚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郭妙英唯一的小女儿，于2008年因病去世了。）
第6节.阿隆巴拉惨案
亭大阪事件发生几个月后，又发生了阿隆巴拉惨案。
阿隆巴拉离斯古拉约30公里远。那里有七个华族渔民，他们平日经常在海边捕鱼，因回家路途遥远，去捕鱼就得住上一两天，捕了鱼便做鱼脯，因此就在海边沙滩上搭个小小茅屋以便休憩。
这一天的傍晚，他们刚开始煮晚饭，突然几个军人来到他们的茅屋，对他们说，这里发现有共党，叫他们马上离开，不然他们会被共党杀死。军人走后，他们不以为意，认为这是恫吓他们罢了，哪来的共党。正要开饭，军人又倒回来并把七个人绑了起来。他们才意识到事情已经严重了，恐怕会像几个月前亭打板所发生的刘克鸿全家被屠杀事件一样，其中有两位挣扎着解脱了绳子，乘防守的军人在外面赶快逃走。然而，剩下的五位渔民被军人杀死后丢进大海，被杀的一个是斯古拉人彭天志。逃走的两人中，一个叫阿乌的是斯古拉人，他不敢回家，躲到别处去了。被杀者的家属都不敢去收尸。
以上这些触目惊心的对华人大屠杀事件是在1965年九卅事件以后在苏哈托政府的纵容庇护下所发生的，时至今日目击证人有的还健在。罪恶昭彰的苏哈托虽死，他在临终前毫无悔过的意思，所以留给他后人的耻辱和罪过，永远洗不清。
刘阿源69岁与刘贵，他们是万诸记（Perigi）人。过去此村约有100多家人，多以割胶种稻为生。刘阿源、刘贵与其他青年四十人在万诸记最先被捕。
军人用棍打、用电刑，他们都不作声。他们暗中发誓，无论如何用刑就由他们四十人共同承受，不能连累别人。
阿源还告诉我们，1967 年达雅人发红碗后，军警煽动达雅人向华人进攻，到处烧杀抢奸，局势触目惊心。
达雅人到来时，手举长刀，狂呼乱叫，华人措手不及到处乱跑，有的在胶园、树林、菜园等，或被军人拦截扫射，或被达雅人砍死。
一个叫郑季兰的老人，儿子媳妇去园里割树胶，在家里帮助儿媳看管孙子，当听到外面有人大声喊，叫大家跑时，她慌乱地抱着一个孙儿，手牵着一个三岁孙子往屋外逃命，他们三婆孙藏到草丛里，被兵看到了，瞄准向他们开了一枪，这一枪穿过婆孙三人，可怜他们同时死在这一枪上，惨不忍睹！万诸记有一百多人被军人和达雅人枪杀。
张忠，华莪人，他们在逃命的时候，是几十个人一起跑的，有的人带着小孩，很拖累。还在襁褓中或较小的孩子，完全不懂得什么叫做逃命，饿了渴了累了他们哭个不停，在躲藏时，有哭声就会被军警和达雅人发现引起追赶枪杀，危害集体的安全。为了避免危险，有的人只好忍痛做出决定，把孩子留放在路上，期望幸运者能被人收养。有一个路边被抛弃的孩子被军人碰上了，一个军人指着他的头要枪毙这小生命，被他的队长阻止并带回去收养。
有的在紧急的情况下，把孩子堵住嘴鼻窒息而死，甚至有的把孩子丢到河里淹死。
最后张忠心怀悔恨地把内心的伤痛向我倾诉说，他把自己非常可爱的男孩丢到河里以后，小孩竟然抓到树根一直喊爸爸妈妈，他怕小孩的叫声被军人和达雅人听到，只得回去狠心把孩子再次推到河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啊！
周淑芳是昔加罗人，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她告诉我当时她刚好与翠燕一起在孟嘉影做客，整村的华人都被集中到草地上，被一群外来的达雅人包围着，达雅人在四周燃起了一堆堆篝火手舞足蹈，挥舞着刀叫喊着，欢呼狂笑。听说当他们舞蹈结束就要大开杀戒，华人都紧抱着哭泣，大家在等待着死神到来那一刻。突然从另一方向来了一群达雅人，他们在高声喊叫着什么，根本听不懂。后来，包围华人的达雅人吼叫几声，一窝蜂走了。
解救华人的达雅人来到村人面前，大家互相拥抱，华人感谢苍天有眼，天兵天将降临。原来包围他们的是外地的达雅人，本地的达雅人大都不杀自己村里的华人。当他们这区的达雅人得到消息后，马上集结一村人来拯救，他们对别村的达雅人说：这些华人是我们这村的，你们管不着，走吧！就这样，他们挽救了全村人的生命。这村的达雅人劝告说，你们赶快逃出市镇去，不然你们还是会被杀的，这时全部华人连夜逃出市镇去集中。
阿达，74岁，打腊人 SENAKIN，父亲是客家人，母亲达雅人。这是阿达的叙述：“1967年排华时期到处是烧杀抢，我母亲虽是达雅人，也因父亲华人同样遭殃。我母亲被达雅人抢去做老婆，好在我阿姑恰好回村，把我母亲抢救出来，带出山口洋。
听说我的十多位朋友阿南等人听信达雅人说要护送他们去山口洋，但是不能带刀，于是他们赤手空拳地跟着达雅人走，走到半路达雅人违背诺言，向他们大开杀戒。他们没法抵抗，结果全部遇难。
我和一位朋友为了避免危险决定走山路逃去山口洋。我们因走山路侥幸逃脱，被集中到山口洋难民营，在难民集中营里过着非人生活，度日如年。后来难民大概已被赶出山口洋，华人乡村财产和房屋都已被达雅人、马来人侵占。我估计形势比较稳定，下决心重回到达雅乡村开辟农田。我悄悄地回到家园，在好心的达雅朋友帮助下，逐渐重新立足，结了婚，有了孩子。我的老婆是华人，我的下一代都能与达雅人友好相处，现在他们都在外地工作了。
第8节、见义勇为的正义力量
如果说大多数屠杀过华人的达雅族是受蒙蔽，那还情有可言。至于那些故意挑拨离间，制造事端，煽动民族仇恨，发动大屠杀的幕后黑手，在正义的人民面前其丑恶面目则暴露无遗。
即使面对大屠杀，也出现许多见义勇为的人士，他们以各种方式秘密地保护无辜的华人。他们是正义的代表，华族的恩人。我们感谢他们，钦佩他们。
当不满12岁的三姐弟身陷血淋淋的大屠杀时，一位白发老人悄悄带领姐弟三人脱离困境，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当斯古拉华人得知刘克鸿父子被非法关进斯古拉监狱时，大家争先给父子送饭，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三十多名卡陵镇的马来人联名上诉三发市政府，证明刘克鸿父子是好人，要求将他们马上释放，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当郭妙英一家的尸体浮到卡陵镇，斯古拉华人出动去收尸体，警察怕华人反抗，威胁大家回家，不可在路上站，但是激怒的人群都不听了，他们站在街上，久久不散，大家怒目圆睁！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当军警倒回刘克鸿家，企图找回漏网的三岁女孩的时候，幸亏有一位马来村民抢先一步，将三岁女孩私藏起来，小女孩才免遭屠戮。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当一个军人指着一个失散小孩的头要枪毙这小生命时，队长阻止射杀，并小孩带回去收养。这说明即使是军人，其中还有人良心未泯灭。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在孟嘉影被包围的整村华人等待着死神到来那一刻，突然来了一大群解救华人的达雅人，这是正义的力量！
阿达从达雅乡村带来一位地道的达雅人，用流利的印度尼西亚语接受我们的采访。下面，让我们听听这位达雅族人的正义力量代表的心声吧！
他说：
我叫AMAN ，今年74 岁，是达雅族农民。九卅前曾参加合法的进步农民组织，1965 年后被捕入狱，手指头和耳朵被军人用电线连接后触电，整个身体和心脏都颤动，他们要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我没做坏事没杀人放火，有什么好承认的？
我被监禁一年半后回到村子里。我的同族却另眼看待我，讨厌我，好像我是达雅人的叛徒，因为我没参加他们屠杀华人的行动。如何下得了手？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啊！
我们村一带有80个华人被军人和我们族人杀了，十五岁以上的男孩都杀，有两人名叫陈安平和宋阿春，头砍下来后当作球踢。
80 多岁的谢阿兰，她是阿拉的母亲，活活被放进麻袋丢进河里；300多家华人的住房被烧，由达雅人放火，由军人看守着，防止华人逃跑。箫阿峦和箫永林父子被抓，在军人监视下，父子俩被绑在树上，活活烧死，另一个儿子绑在树上，军人用枪打死后，达雅人把头割下来。陈胜狗父子三人，其小儿子年仅12岁，全被军人开枪打死。林阿牙12岁，他的叔母凤英72 岁，和其他人一起都被集中到球场上屠杀，凤英的尸体还被暴徒轮奸，然后把一支树枝插进下体。
逃难时，有一部分华人幸运地被善良的达雅人领路而得以逃出去，一直走到孟加映集中然后下山口洋。一个村长叫tuda，他不忍看到自己的华人朋友被屠杀，他偷偷带约一百位华人逃走，把他们安全送到孟加映。但是他的行动被他们村里人知道了，当他回到村里时，被村里的达雅人围着打到眼睛瞎了；另外有一位好心达雅人带领八十多人深夜逃跑，当他送他们到达孟加映后，回到村里也被村里人杀了。
所谓红碗就是把狗宰了，把血滴在碗上。一个红碗传百乡村，千人接万人行动，屠杀了千千万万华人，达雅人得到好处了吗？没有。我要为我的民族忏悔。我耐心地向他们进行解释，我们是被政治挑衅者利用了，他们利用我们没政治头脑，利用我们的愚蠢来挑拨离间。我们几百年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如此被毁于一旦！我们是在烧杀抢，在犯罪啊！我们制造的是民族间的血仇，没有华人也就没有朋友了。”
“那种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毁了华人和达雅人几代人的友谊，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我很伤心，我们的文化、经济倒退了几十年，直到现在都无法走出困境。没有华人经济上的推动，我们永远是落后的民族。”
阿曼说，多年以来，他一直向几个村的达雅人传播民族大团结、和谐共处的思想。在他有生之年，他要让大家永远记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在残暴者的屠刀下，善良的达雅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尽力帮助受害的无辜华人。阿曼为实现民族和谐付出了爱心，是值得我们尊敬与钦佩的。
正义的事迹不胜枚举，正义的力量处处显现。正是这些正义的力量推动印度尼西亚社会的自由民主和进步。
第四章、结束语
1998 年苏哈托下台后，新政府恢复种族和睦政策。华人加速了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逐渐参与政治活动。开始有华人当选为国家、省、市、县级议员，还有华人当选为西加里曼丹省议会副议长、坤甸市议会议长、山口洋正副议长。山口洋市议会女议长还是华人呢！华人张锦坤成了上侯县第一位华人县长；华人黄汉山担任西加省副省长；华人黄少凡曾任山口洋市长，钟万学被选为雅加达副省长，这些对死去的同胞来说，也许是慰藉，不过那是很不够的，我们的国家崇尚班查希拉五项原则，希望国家领导人能真正执行班查希拉原则。那些屠杀无辜百姓的幕后黑手，应得到法律制裁和惩罚。最低限度能给过去对华人的污蔑做平反，这才是公平的。希望正义的人权组织，能帮助这些弱势群体，维护他们的合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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