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陈光、朱瑞支队出师不利
就在张国焘赶到两河口参加政治局会议前后，红一、四方面军的北进行动已经开始。
6月23日，已占领鹧鸪山北麓马塘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六七团继续北进，占领康猫寺[1]；24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六团翻越梦笔山，进抵卓克基土司官寨。据时任红六团政治委员的邓飞回忆：红六团下山向卓克基前进途中，遭到卓克基土司索观瀛所部土兵拦截。红军通过通司向土兵喊话无效，土兵还开枪打死了通司。红六团被迫还击。土兵人数少而枪法准，占据有利地形后与红六团前卫七连形成对峙。但当夜突降大雨，土兵火枪被雨浇湿哑火，红六团七连趁机进攻，土兵则退守到卓克基官寨……
卓克基土司官寨骀建于清代乾隆间，呈四方形，由四幢楼房组成，中间为庭院。楼房室内雕金镂玉，富丽堂皇。它的主体建筑楼有六层，高约20米，外面建有碉楼，高大、坚固。[2]红六团难以靠近，25日又与土兵僵持了一个白天。入夜时分，红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治委员邓飞商定打几发信号弹，“看他们的反映，再决定是否强攻。随即，连发的信号弹划破夜空，在官寨上空照亮，土司和士兵慌了神，以为红军在施放“法术”，要放“神火”烧毁官寨，吓得纷纷弃寨而逃”。红六团乘机拿下土司官寨，占领了卓克基，并将土司官寨保护起来。[3]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林彪、聂荣臻即率红一军团陆续随红六团跟进。
27日，已占领卓克基的红六团出发继续北进，当晚赶到康猫寺。
29日18时，林彪随红二师主力（缺红五团主力）到达马塘、康猫寺一线；21时，林彪致电朱德总司令和率红一军团主力跟进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由康猫寺到上壤口系二百里草地……陈（光）、朱（瑞）已率六团及五团之一个营向上、中、下壤口侦察前进”，“二师之四团及五团两个营由林率领，向黑水、芦花前进，明日到达马河坝宿营，准备经黑水、芦花、毛儿盖前进，到后或直向松潘攻击前进，或向松潘以北迂回迅速协[同]作战”，“一方面[军]（缺二师）到康猫寺、马塘以后之行动，须根据六团行动的结果而定，或准六团路线进，或从四、五团路跟进”。[4]
红二师师长陈光、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所率的红二师六团和五团一个营组成的这支先遣队，简称“陈朱支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向草地探路，准备按《松潘战役计划》中的左路军进军路线，经“壤口（或大藏寺）、噶曲河、色既坝，向两河口前进”。
壤口是旧地名，藏语意译为“铜锅”，位于今四川省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境内，在当年红军的认知中，分为上、中、下壤口。上壤口即今龙日乡龙日坝一带，中壤口即今壤口乡甲尔卡一带，下壤口即今刷经寺、马塘[5]一带——人称“草地南大门”，陈、朱支队经此北进，实际上就是进入草地探路。
然而事实却证明，这是个非常勉为其难的任务。初来乍到的中央红军将士从上到下，都对在这片地域的行军作战缺乏感同身受的认知，而满清迄至民国的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对这片地域进行过现代手段的详勘。计划拟定者在在没有大比例尺详图参照的情况下于匆忙中设计的进军路线的确也不切实际。比如两河口（松潘）、黄胜关彼此相距不过十来里路，在《松潘战役计划》中却分别是左、中路军的进军目的地，分道长途迂回劳师费时而且并无必要。况且左、中路军的路线绕行过远，所经之地又是荒无人迹就粮困难的草地，大有舍近就远、趋难避易之嫌。
果不其然，陈、朱支队在中壤口附近地域击溃土司武装一部并进至上壤口（龙日坝）附近地域时，遭到阿坝土官杨俊扎西[6]所率藏骑武装的拦截。据后来进军西藏与藏军交过手的十八军将士称，藏军骑兵战斗力其实并不强，除了马术，技、战术水平根本就谈不上。但当时的红六团从来没有在这种开阔地域与大股骑兵作战的经验，故而未能抵御住藏骑武装的凶悍冲击，作战失利，损失400余人，被迫退回康猫寺，还陷入了缺粮窘境。[7]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撰的《红军长征在四川》对此有过点评：
六月底，红六团作为开路先锋开始向草地进军。当部队到达中壤口（今属红原县）时，与麦桑（即阿坝）土官、国民党西北“剿匪”第一路第五纵队麦桑支队司令杨俊扎西率领的千余骑兵相遇，展开了激烈拼杀。中壤口一带，地势开阔，颇利骑兵作战。六团战土缺乏打骑兵的知识与经验，损失较大，作战失利，被迫退出战斗，南撤康猫。
按照《计划》的规定：左、中两路军应分别由阿坝、壤口，经草地绕攻松潘。当时，红军粮食无着，长途转战未稍休整，要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而又缺乏后勤补给的泽国草地，没有相当财间的准备，势有不能．由卓克基向西北到阿坝，再横过草地东向松潘，路迢数千里，且有泥泞沼泽为阻，即使给养有保障也需财近月。左、中两路军若按此方案于七月初经草地绕向松潘，将自伤其力而又给敌以从容防堵之利，更无迅速机动灭敌可言。[8]
陈、朱支队作战失利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因这次失利却促使中革军委对《松潘战役计划》作出了及时调整和修订，将左路部队的行军路线与中路部队合并改走右路路线，从而避免了盲目深入草地带来的更大损失：当年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域是根本无法筹粮的，未作充分准备的大部队深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陈、朱支队如果作战得胜，再借势深入草地，那就有可能连返回的机会都不一定能挣到了……
相较于并不负责具体军政事务的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另外两位主要军政首长徐向前、陈昌浩对此间环境和部队分布情况应该说更为熟悉，但却未能及时参与《松潘战役计划》的制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张国焘、徐向前在6月20日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电报中称：“向前拟明晨来懋面谈一切”[9]，但后来赶到两河口的却只有张国焘一人。个中缘由，可能是北川方面战事吃紧，徐向前需要留在前方应对；两河会议战略方针的讨论事关重大，红四方面军的“第一把手”张国焘又必须到场……
两河口会议决议通过的当天，张国焘曾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商洽如何调动部队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因《松潘战役计划》的中、右路进军路线分别是“经马塘、壤口、墨洼、洞垭，向黄胜关进”“经黑水、芦花、毛尔盖，向松潘进”，而张国焘要求调动的一些部队又正在岷江两岸地域，所以徐、陈首长在回电中表示了疑虑：“理番，马塘路太弯远了”。[10]这个“太弯远”了当然是对集结在岷江两岸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而言的，但对卓克基、杂谷垴已集结或正在集结中的中央红军及红四方面军一部来说，那就是最直接的路线。由此可见，徐向前、陈昌浩是以红四方面军主力担当进攻松潘主角的视角来考虑问题的，表现出的还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担当态度。
而从岷江两岸进取松潘的困难，徐向前、陈昌浩也是非常清楚的。
多年后，徐向前回忆道：
松潘是个地震区。一九三三年八月，我军正在进行仪南战役时，松潘发生大地震，我们都感觉到了。地震中心在叠溪地区。据老乡说，当时岷江曾断流三天，江水流入地震中心，形成一块宽五百余米、深八十余米的大海子。我四军一部从茂县进占松潘以南的松平沟时，就是从叠溪海子坐船渡过的。由茂、理到松潘，山高林深路险，又因地震关系，山石不断塌方，极难通行。部队一边排除塌方，一边行进，每天只能通过一个团。三十一军有个班，行进途中遇上塌方，全部牺牲。我军刚到川西北时，计划占领松潘，但因行进困难，才被胡宗南部抢先一步扼控，打了一下，攻不动，退到镇江关一带。这次调兵上去，准备再打松潘，是硬着头皮干的。[11]
这个时候，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已陆续集结于松潘，以急袭手段攻取已不可能。如此一来，尽快打通黑水河流域作为转运兵力的枢纽和馈送粮草的后方，就成为了当务之急——而这恰恰是在两河口匆忙出台的《松潘战役计划》中基本上没有提及的内容。红一、四方面军两军军政首长如果能及时就这个关键问题进行面对面沟通，或许会对计划的实施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
后来的事实证明：就连徐、陈首长也低估了“打通黑水河流域”的困难。
《松潘战役计划》下达后的次日——1935年6月30日，张国焘与林伯渠、李富春、刘伯承等所率中央慰问团从两河口启程，前往理番慰问红四方面军将士，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报告二六九、二七○团正在夺取黑水河流域的要点石碉楼[12]，以及二七四、二七九、二七一团已经出发前往增援，得手后将“由龙坝协同北茂弟灭红土坡敌”等等信息，并询问左、中路部队进展情况。[13]
次日凌晨时分，朱德、周恩来回复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已在回返途中的张国焘：
徐、陈并转张主席：
甲、因道路、粮食关系，进攻松潘右路军改走松平沟、红土坡；中路军走黑水、芦花，力求迂回松潘道路；左路军须看一、三军团先头侦察壤口、大藏寺两路结果再定。
乙、各路区分：八十九师两团及二六四团，由左路插入中路。
丙、中路内理番经孟童沟或小螟退色耳古、黑水道路，须即打通，经马塘去的弯路，亦须以一部走，免一路拥挤。先念率八十八师两团及七[十]四团，将由马塘去芦花。
丁、东岸抽调十六个团的番号区分，经何路线，何日过完河，望告。
朱、周
东丑
并告林、聂[14]
朱德、周恩来显然考虑了徐向前、陈昌浩30日电的意见，也开始意识到《松潘战役计划》的“先天缺陷”并因此而进行了调整：右路部队不再“经黑水、芦花、毛尔盖，向松潘进”，而“改走松平沟、红土坡”，而中路部队则放弃“经马塘、壤口、墨洼、洞垭，向黄胜关进”原路线，而改行原右路部队预定进军路线——“经黑水、芦花、毛尔盖，向松潘进”。至于左路进军路线，尚待“须看一、三军团先头侦察壤口、大藏寺两路结果再定”，而原拟从左路进军的部分部队，则“由左路插入中路”。
简而言之，那就是：原计划中的左、中路进军路线均“向右靠拢”。
根据林伯渠这几天的日记记载：张国焘和中央慰问团一行当天6月30日中午12时出发，当晚宿营于虹桥山西麓；7月1日，翻越虹桥山，当晚宿营于红三十军八十七师政治部所在地大丘地[15]；7月2日，张国焘将同行的中央慰问团安排在距杂谷垴约20里处关口村红军大学宿营，自己则先行去了杂谷垴（或理番县城薛城镇）[16]。
张国焘纠结的心态，要发作了。
注释
[1]指康猫旧寺，位于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刷经寺镇老康猫村（刷经寺镇以南约2公里处），因旧寺焚毁，新寺迁建于今壤口乡萨木隆村（刷经寺以北约7公里处）。
[2]卓克基土司官寨现已修复重建，成为马尔康县的一个重要旅游景点。
[3]邓飞：《中央红军长征战斗在四川的回忆》，江西《老区建设》1989年第二、三、四、五期。
[4]《林彪关于红一军团各部三十日行动部署致朱德、聂荣臻电（1935年6月29日2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44～第5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刷经寺又名“哈尔加郎”，藏语意译为“祷神之地”，历史上曾是梭磨土司聚会、祈神、赛马、印刷藏文佛经的地方，故得名。又，当地群众的认知中，上、中、下壤口的位置与红军的认知有所不同。
[6]杨俊扎西，全名麦桑·华尔功臣烈绕布登（1915～1966.10.17.），系当时麦桑部落第十五世大土官，时任“西北剿匪第一路第五纵队麦桑支队司令”，杨俊扎西是因其位于阿坝麦桑的杨炯官寨而产生的通俗称呼。
[7]陈光、朱瑞7月2日致朱德、林彪、聂荣臻报告电称：红六团在中壤口与理查寺上下巴间击溃四百多土司武装，但在上壤口过去十余里处，受到了一千多土司马队攻击。由于“敌人力量优势我一倍以上，加之指战员三日游击饥饿疲劳及未与骑兵作过战”，致使被敌人马队冲散，伤亡及失去联络的有一百余人，随后“又因饥饿疲劳倒毙十人”。报告认为：“根据地形、敌情、道路，群众、粮食等条件，依我现在兵力，由此道迂回松潘以北是不可能的”，提议部队“回康猫寺再向芦花黑水前进”。（《朱瑞生平大事年表》，《怀念朱瑞》（郑健英等编）第2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另外，陈、朱支队作战失利一个多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上壤口与杨俊扎西藏骑武装作战也遭到失利，经增援后才将杨部击溃。
[8]《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第183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9]《张国焘、徐向前关于红一、四方面军行动方向致中央领导人电（1935年6月2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2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陈昌浩、徐向前关于部队抽调意见致张国焘电（1935年6月29日15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83～第2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2]石碉楼，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石碉楼乡所在地。
[13]《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进攻红土坡敌之部署致中革军委电（1935年6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电文中“北茂弟”指红四方面军九军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当时正位于松平沟及其附近地域。
[14]《朱德、周恩来关于调整松潘战役各路军行动路线致徐向前等电（1935年7月1日丑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5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5]大丘地，今名丘地村。“丘地”为藏语译音，意即“大地”。
[16]《刘伯承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同志的谈话（从张国焘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陈昌浩介绍情况记录（1961年5月10日）》，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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