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扁担》这篇家喻户晓的文字，滋养了几代人，其作者正是我的父亲——开国上将朱良才。

父亲原名朱性明，1900年出生于湖南汝城县外沙村。1925年投身农民运动的队伍。1927年，国民党大肆屠杀革命民众，国民党的一个团兵分三路攻打汝城县，没来得及防范的父亲被捕。敌人审讯时，父亲灵机一动说自己叫朱良才，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同一年，父亲加入了中国**，毅然走上革命道路。自此，朱良才这个名字伴他走过几十年的革命岁月。

20世纪70年代，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后任国防部部长)、湘江战役期间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的耿飚(左一)、夫人赵兰香(右一)与老战友开国上将、湘江战役期间任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代政委的朱良才(左二)、夫人李开芬(左三)合影

为了党做什么工作都行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父亲任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任务，三十四师又是红五军团的后卫师，肩负着在主力部队构筑防线、抵御追兵的断后重任。行军中，沿途掉队的战士陆续归入三十四师，队伍扩大，粮食越发紧缺，加之连日作战，疲惫不堪，队伍中滋生出消极畏难情绪。父亲参加过古田会议，深知越是处境艰难，越要把指战员的思想工作做扎实。

长征伊始，父亲的腰部就受了重伤，连着打了几场恶仗后，伤口开始化脓流血，实在走不动了，只能在担架上随队前进，但思想政治工作从未间断。在担架上，他仍时时动员战士们，即便身处绝境，也不能丢掉战胜敌人的信心。

为了统一思想、团结队伍，父亲决定召开一次党委常委会，直面问题，统一认识。党的会议上有话直说、有意见大胆提。父亲开诚布公地指出了工作中的问题，批评了队伍中存在的畏难情绪，鼓舞大家：“我们三十四师是全军的后卫，困难特别大，但为了全军，为了胜利，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再大的牺牲我们也要承担。”会后，父亲被任命为三十四师代政委。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抢渡湘江。26日，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刘伯承召集父亲与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部署掩护全军渡过湘江的后卫阻击任务。27日起，湘江战役全面打响，父亲与陈树湘指挥三十四师，先是在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采取运动防御。后又在水车地区开始坚守防御。3天3夜，死死坚守水车阵地。30日，父亲的腰伤突然发作，血流不止，简单包扎后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陈树湘将父亲的情况报告董振堂后，董振堂立即下令将父亲送到军团部。12月1日，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和机枪封锁之下，父亲随着军团部渡过湘江。

湘江战役指挥部旧址——广西兴安县界首镇三官堂

湘江一役极为悲壮。几天后传来了噩耗：三十四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在蒋家岭一带被敌人切断了退路，弹尽粮绝，大部分指战员都牺牲了，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也为国捐躯。听到这个消息，与战友们彼此鼓舞、战壕中并肩战斗，还有那被战士鲜血染红的湘江水……一幕幕在父亲眼前浮现，这份失去战友的悲痛，成为他一生难以释怀的记忆。

1982年，湘江战役中的老战友在三〇一医院回忆湘江战役。从左至右分别为：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开国中将王紫峰，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一〇〇团团长、开国中将韩伟，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代政委、开国上将朱良才，红一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长、开国少将郑效峰

渡过湘江后，父亲随着红军总卫生部走，伤势逐渐好转。养伤期间，他发现许多伤病员因饱受病痛折磨、无法上前线，陷入迷茫悲观，而医护人员力量有限，难以兼顾思想疏导。父亲认为，长征不仅是体能的比拼，更是意志的较量，这些伤病员都是革命的宝贵力量，于是他主动帮助医护人员做起了伤病员的思想工作，帮伤病员鼓舞斗志、矫正思想，重新寻找自己的价值。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十分认可父亲的能力，强烈要求他留下任总卫生部政委。周恩来总政委征求意见时，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了党的需要，让我做什么工作都行。”就这样，他带着未愈的伤，出任总卫生部政委兼总医院政委。

短短几个月，父亲几次调整职务，无论在前线作战还是在后方做思想政治工作，他从不计较条件环境、不挑剔工作内容，只服从党的安排，一切为了党和革命事业。

路再难也不能把人丢下

在总卫生部工作期间，父亲最棘手的任务是安置重伤员。总医院几百名伤病员大都是重病号、重伤号，如果靠老百姓照料，等部队一走，伤病员常常遭到敌人的搜捕、残害。为了让更多伤病员能随军行动，父亲日夜操劳，没有足够的担架，就用树枝、被褥临时搭建;缺少抬担架的人手，他就带头加入抬担架的队伍，在他的带动下，总卫生部和医院机关的同志纷纷参与进来。

遵义会议后，部队继续转移。按规定，走不了路的重伤员，一律安排到老乡家养伤。当时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刚做完第二次截肢手术，伤口因雨水浸泡、营养匮乏反复感染坏死，只能再次向上截肢，钟赤兵满心焦虑。父亲自己也带着旧伤，深知战士们怕的不是苦，是离开部队。钟赤兵截肢时没有麻药，用木匠锯子锯骨头时一声未吭。这样的铁血军人，若被留下，无疑是抽走了他的精神支柱。父亲走进病房安慰他：“放心吧，你不会被撂在后面。我给你4个人、两头牲口，不管多难，抬也要把你抬走!”他当场嘱咐战士，务必保证钟赤兵的安全，强调“路再难也不能把人丢下”。20世纪50年代，钟赤兵看望父亲时说：“朱政委，没有你那句话，我这个一条腿的人，怎么能走完长征路啊!”

对革命的热情甚于性命

当时总卫生部所辖的单位中，还有一个干部休养连。这是个特殊的连队，连队成员有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50岁左右的革命元老，也有贺子珍、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家属，保护好他们的安全，是长征路上一项艰巨且重要的任务。父亲兼任干部休养连的党支部书记。周恩来总政委特地嘱咐他：“做好这里的工作不亚于在前线打仗。尤其是休养连……更要想方设法做好工作。”

父亲一直记着周总政委的嘱托，大事小事都亲自安排部署，亲力亲为服务大家。他对职位不在意，对工作内容和条件更不介意，只考虑能不能为革命作贡献。

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是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的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而且天气多变，刚刚还是晴天，一会就会狂风大作、雨雪骤降。1935年6月12日拂晓，父亲和休养连的同志们从山脚出发，越往上攀越艰难，到半山腰时下起了雨，接近山顶时温度逐渐降低，雨变成了雪，空气也越来越稀薄。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几位老同志，还有几位刚生了孩子或正怀着孕的女同志，身体都很虚弱，只能在战友的搀扶下，跌跌撞撞，一寸寸地向前挪。

父亲看见战士们在风雪中行走地越发艰难，生怕有人会迷失方向，便不顾一切地在风雪中跑前跑后，呼喊引导。几十个男女老少你扶着我、我搀着你，后面的推着前面的，前面的拉紧后面的，一步一打滑、一步一喘息，在父亲的指引下手脚并用地向着山顶攀爬。在空气稀薄、连正常呼吸都困难的高山上，大声呼喊、奔跑都可能导致缺氧;在风雪交加的环境里，只要一步踩空，就可能会摔下悬崖丢掉性命，但父亲全然忘了自身安危。就这样，休养连的几十个人，相互扶持，安全翻过了夹金山。

父亲这一辈子，为了革命落下了一身伤，但他从来不在意，他常说，战场上哪有不受伤、不流血的?为了革命，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我就算付出性命，也是应当的!

誓死忠于党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亲自从红一方面军挑选出几名久经考验的军级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职。父亲曾在红一方面军十五军任政委，这次被调到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任政治部主任。父亲到三十一军工作后，对军长王树声、政委詹才芳十分尊重，凡事多请示多汇报。红四方面军中有些人对于红一方面军派来的干部比较敏感，因此父亲特别重视团结，有机会就想办法提振大家的精气神。每次开会布置工作，父亲都会请詹才芳参加。詹才芳对父亲的工作方法、工作态度十分认可，还专门向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汇报父亲的工作情况，称赞“这个主任不错”。

因为父亲特别善于团结同志，工作成绩又突出，陈昌浩特意在方面军干部会上表扬了父亲。为此，朱德跟父亲说：“咱们从一方面军过来的干部，你是第一个受到四方面军表扬的。好好干，一定要给一方面军的干部争光。”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后，左路军中产生了不小的思想波动。1936年2月，张国焘南下作战失败，部队人员锐减，士气也十分低落。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决定一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北上前，三十一军召开军政干部大会，父亲在会上给干部们作动员。为了给已经陷入极端困难境地的四方面军指战员们鼓舞士气，父亲在会上讲了毛泽东同志率领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渡过黄河东征粉碎阎锡山的封锁线，歼灭敌军1.3万多人，巩固并扩大了陕甘根据地等消息，讲述靠着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围剿”。

父亲本意是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团结一致坚决北上。但谁也没想到，这次报告竟然惹了祸。张国焘知道父亲报告的内容后勃然大怒，说父亲“吹捧一方面军，贬低四方面军”，决定先开批斗会，批斗后就地“解决”。张国焘说完后，朱德悄悄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使了个眼色。徐向前心领神会，立即应了下来。

批斗会在当天晚上召开，父亲面临着天大的冤枉和即将被枪毙的险境，他据理力争：“宣传红一方面军的胜利，是有事实根据的，不是我捏造的，我是根据红四方面军总部电报中的内容讲的，毫无夸张，毫无什么其他用意!”批斗会开了整整一夜，天亮了也没得出所谓的“结果”。有意拖延、暗中周全的徐向前此时表了态：“这个问题复杂，今天不解决，以后再说。”说完就起身离开，批斗会也随之散场。

一回到四方面军总部，徐向前就和朱德、陈昌浩商定，将父亲暂时降到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任副部长，把他给“藏”了起来。这样，父亲的命才得以保住。父亲回忆起这件事，总是说：“我跟的是党，不是他张国焘。就是张国焘真的枪毙了我，我也是忠诚于党的!”

从1989年父亲逝世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但他教导我们永远听党话、永远跟党走的嘱托言犹在耳;他给我们讲述的长征往事，从未因时光流逝而黯淡，反而在岁月的沉淀中越发清晰厚重。长征不只是地理空间上的远征，更是一场精神的磨砺和信仰的淬炼，支撑父亲带着伤病行军、不计代价在绝境中坚守的，从不是对前路的预知，而是心中那份对党的忠诚、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

(孙湄整理)

(责任编辑：王双)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