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个幽灵，在互联网游荡

2025年初，一位以“吃瓜蒙主”为名的网络主播在B站、小红书等平台迅速蹿红。在他的视频中，明朝被描绘成“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悲壮王朝，而清朝则被定性为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殖民政权”。他反复讲述“扬州十日”的血腥、“嘉定三屠”的惨烈，并将这些历史伤痛作为控诉的对象。他的粉丝们以“悼明”相号召，将汉服穿在身上，将对明朝的追思挂在嘴边。不到半年时间，这股被称为“皇汉”的思潮从长久以来的亚文化圈层破壁而出，成为公众舆论无法回避的话题。

对于这一现象，舆论场的回应大致分为两极：一极是简单扣上“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帽子，试图以行政思维压制思想讨论;另一极则是在具体史实层面与之缠斗，逐条考证“康熙是否是洪承畴之子”、“永乐大典是否孕育了现代科学”。事实证明，这两种路径都无法从根本上消解“皇汉”思潮对部分青年的吸引力。

那么，真正的问题必须被提出：“皇汉”思潮为什么会在当代中国重新出现并俘获部分青年?为什么单纯复读“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口号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本文将论证，要穿透这场迷雾，必须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和辩证法——进行一场彻底的、包含“肯定理解”的否定性批判。这场批判的目的，不是给一个思潮贴上标签然后扔进历史的垃圾桶，而是通过解剖它，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那些真实的、必须被正视的矛盾与焦虑。

第一部分： “皇汉”思潮的网络图景

1.1从历史名词到网络思潮

“皇汉”一词，并非互联网时代的全新发明。在古籍中，它多是对汉朝的尊称。班固在《汉书》中写道“皇汉之所以兴隆”，即是以此指代大汉王朝的辉煌气象。后来，“皇汉”也在一定语境下泛指汉族。

然而，在当代中文互联网语境中，这个词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嬗变。它不再是一个历史学概念，而成为特指一种以汉民族为中心的网络亚文化思潮的标签。这一思潮的核心主张，可以用“汉本位”来概括——即认为汉族、汉文明应当在中国的历史叙事和现实政治中居于核心甚至唯一合法的主体地位。

需要厘清的是，“皇汉”并不是一个有统一组织、统一纲领的政治力量，而是一种分散在网络空间中的情绪、话语和认同的集合体。如同许多网络亚文化一样，它的边界是模糊的，它的参与者是流动的，它的主张是多元甚至内部矛盾的。本文将讨论的，正是这一宽泛意义上的网络思潮现象。

1.2核心主张与世界观

尽管内部存在分殊，“皇汉”思潮仍然拥有一套相对完整的世界观和历史叙事框架。这套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历史观：“贬清崇明”。

这是“皇汉”思潮最核心的历史叙事特征。“贬清”表现为对清朝(尤其是清朝前期)的全面否定。在这种叙事中，清朝被描绘为一个“异族殖民政权”，其入主中原被等同于“中国亡国”。清朝统治者被指控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犯下滔天罪行，而清朝的统治则被指为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总根源。与此相对的是“崇明”——明朝被高度理想化，成为汉族独立、强盛、有“骨气”的象征。“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被反复引用，以证明明朝的刚烈气象。

由这套“贬清崇明”叙事衍生出来的，是两种更为极端的附属主张。其一是否认元、清等王朝的中华正统性，认为它们是“征服王朝”甚至“殖民统治”。其二是所谓的“西方伪史论”——声称西方近代文明(从科学到制度)都发端于中国，只是被“抄袭”或被“屏蔽”了。这种论调在论证上往往采用牵强附会的方式，如臆测《永乐大典》是现代科学的秘密源头。

第二，现实观：“逆向歧视”与文化复兴。

在“皇汉”思潮的现实关切中，对民族政策的诟病占据显著位置。少数民族享有的高考加分等优惠政策，被剥离了其历史和社会的具体语境，简单解读为对汉族的“逆向歧视”。这种将复杂的资源分配问题简化为“谁动了我的奶酪”式的零和博弈，成为这一思潮在现实层面最具动员力的论据。

与此同时，汉服运动被“皇汉”视为文化复兴的重要载体。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汉服爱好者都是“皇汉”，但“皇汉”思潮确实将汉服运动作为其最直观的文化符号。在他们看来，复兴汉服、汉礼不仅是审美追求，更是重振汉文化主体地位的政治文化行动。

第三，标志性叙事：历史伤痛的持续言说。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清初的“剃发令”——这些历史事件在“皇汉”的话语体系中被反复提起，成为汉民族苦难记忆的象征。尤其是署名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虽其史料真实性在学界存在争议，却常被当作不可置疑的铁证来对待。这种对历史伤痛的持续言说，构成了“皇汉”思潮最强烈的情感内核。

1.3核心对立的概念谱系

“皇汉”思潮并非孤芳自赏的自言自语，它是在与其他叙事的对抗中确立自身的。因此，要理解“皇汉”，就必须理解它所构建的那套对立概念体系。

“庸俗的团结史观”是“皇汉”阵营最常使用的批判性概念之一。它所指涉的，是一种在部分主流叙事中存在的倾向：为了维护民族团结，刻意淡化、回避甚至美化历史上的民族冲突与压迫。在“皇汉”看来，这种史观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不惜“和稀泥”，否定岳飞、文天祥等人的民族英雄地位，将血淋淋的征服史美化为“民族融合”的进程。他们将这种叙事斥为“庸俗的团结史观”，认为其本质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如果说“庸俗的团结史观”是“皇汉”在理论上的主要靶子，那么“清粉”就是他们在网络论战中的直接敌人。“清粉”特指那些过度美化清朝及其统治者的群体。他们往往强调“康乾盛世”的成就、清朝对现代中国版图的奠基性贡献，以及“满汉一家”的融合叙事。在“皇汉”眼中，“清粉”是“为殖民者洗地”的“精神奴才”。

比“清粉”更具侮辱性的标签是“满遗”。这一称谓意指“满清的遗老遗少”，暗示被指称的对象至今仍在维护满清的特权和利益。另一组攻击性用语包括“包衣”(源于清朝的包衣奴仆制度)和“鞑子”(古代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蔑称)。这些词汇在网络论战中频繁使用，起到贬低对方、强化自我认同的作用。

“团结人”是“皇汉”用以讽刺拥护“团结史观”者的标签。在“皇汉”的话术体系中，“团结人”形象是：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的表象，宁可放弃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宁可牺牲汉民族的正当权益。这个标签的杀伤力在于，它将“团结”这一具有道德正当性的价值，转化为了虚伪和懦弱的代名词。

1.4关键节点与群体画像

“皇汉”思潮在网络上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若干关键节点。

其萌芽可以追溯至21世纪初期的百度贴吧等早期网络社区，当时“汉服运动”开始在民间兴起。2006年前后，《明朝那些事儿》的爆火为“明粉”群体提供了情感温床，而“汉网”等早期阵地的出现，则标志着这一思潮开始走向有组织的讨论。此后，随着“汉网”等平台的被封禁，这一思潮转入更为分散、去中心化的阶段。

2025年前后，“皇汉”思潮迎来一次大规模的“破圈”。“吃瓜蒙主”等网红主播借助短视频和弹幕网站的传播力，将原本局限于小众圈层的“悼明”叙事推入大众视野。这标志着“皇汉”已经从一个边缘的网络亚文化，发展为公众舆论必须严肃面对的现象。

就群体画像而言，“皇汉”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极端派使用“鞑子”、“满遗”等侮辱性词汇，煽动民族对立情绪，是网络骂战的主力。温和派则更侧重“汉文化复兴”的命题，试图与极端言论切割，但常被前者攻击为软弱。此外，参与者中也不乏大量仅凭情绪驱动、对历史缺乏系统了解的“迷茫者”，以及借民族主义外壳发泄其他不满的复杂群体。

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如何透视民族问题

对“皇汉”思潮的批判，需要一套锋利的思想武器。这套武器，恰恰是它的批评者们常常忽略或束之高阁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与民族理论。在进入批判之前，我们必须先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究竟如何看待民族问题。

2.1民族是历史范畴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出发点，是一个看似简单的判断：民族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产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撰写过关于民族问题的专门著作，但他们关于民族的论述散见于对资本主义、人类解放和阶级斗争的宏大论述之中。他们最根本的贡献，在于确立了分析民族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民族作为一种人类共同体形式，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而形成的。

这里的推论至关重要。如果民族是历史的产物，它就不会是永恒不变的存在。它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也必然会在更高的社会形态中走向融合与消亡。将民族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实体，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要批判的唯心主义民族观。

在阶级分析的大框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另一个极为深刻的论断。在论及爱尔兰问题时，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这句话的逻辑必须被充分理解：奴役其他民族的统治阶级，必然用同样的手段奴役本国人民;对外扩张和压迫的机器，对内同样是一副枷锁。因此，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不仅是他们自身的诉求，也是压迫民族中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民族”叙事的虚假性。在私有制条件下，国家所宣称的“民族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它用一个似乎代表所有国民的概念，掩盖了内部尖锐的阶级对立。正如《**宣言》明确宣告的：“工人没有祖国。”这不是否定工人对自己生活土地的情感，而是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民族利益”。

2.2列宁与斯大林的实践与理论推进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奠定了民族理论的基础，那么列宁则将这一理论推进到帝国主义时代，并赋予了它强烈的实践性和策略性。

列宁最著名的理论贡献是“民族自决权”。1913年，他明确提出，民族自决权就是“关于民族享有分离和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权利”。这个观点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内部民族压迫深重。在当时的语境下，列宁的“民族自决权”首先是一把刺向民族压迫制度的利刃。

但列宁的辩证逻辑不容误读。支持“民族自决权”绝不等于支持无条件分离。列宁的完整表述是：承认分离的权利，是为了让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自愿联合——而不是强行捆在一起。他说得明白：“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自决是手段，联合才是目的。这体现了一个革命战略家在承认被压迫民族解放诉求与致力于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国际联合之间，究竟如何取舍。

斯大林在理论上一个影响深远的贡献，是给出了关于“民族”的科学定义。1913年，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写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个定义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石之一。斯大林也明确指出，民族是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并非自古有之。

在实践层面，斯大林始终坚持一个核心原则：民族问题不能脱离社会革命的全局而单独解决。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利益。这个理论取向，对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2.3毛泽东的中国化创造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富创造性的贡献。他的理论凝结为一个核心论断：

这个命题是理解毛泽东民族观的总钥匙。它不是说民族斗争不重要或不真实，而是说：在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里，民族压迫的本质是压迫民族中的剥削阶级对被压迫民族中占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剥削。因此，要解决民族问题，就必须解决阶级问题。

由这一命题出发，毛泽东深化了对民族构成的认识。他指出，民族是由两部分人构成的：占极少数的上层剥削阶级，以及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后者才是民族的主体，他们的利益代表了民族的真正利益。这个划分，将阶级分析法贯彻到了民族问题的内部，打破了那种将民族视为铁板一块的虚假想象。

毛泽东还进一步科学地阐明了民族消亡的客观规律。他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将遵循“阶级消亡→国家消亡→民族消亡”的轨迹。这个序列的意义在于：在消灭阶级之前就奢谈取消民族，是不可能的;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族的消亡是人类解放的终极远景之一。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仍将长期存在，需要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妥善处理。

2.4贯穿始终的核心原则

纵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脉络，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面对的具体问题不同，但几条根本原则贯穿始终。

第一，阶级性原则。在民族矛盾的表面之下，要看到其深刻的阶级根源。不承认这一点，就落入了唯心主义的民族观;仅仅停留在承认但不分析这一步，分析就只是半途而废。

第二，历史性原则。民族不是永恒的存在。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有其产生、发展和最终走向消亡的过程。任何将民族神圣化、永恒化的做法，都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

第三，平等原则。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歧视和特权。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这一立场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没有动摇的余地。

第四，被压迫者联合原则。在严格区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基础上，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一原则将民族解放运动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不是并列的两条战线，而是同一场战争在不同战区的展开。

所有这些原则，共同构成了一套分析民族问题的科学方法论。它的力量就在于：它不回避矛盾，而是正视矛盾;不给矛盾穿靴戴帽，而是揭示其社会根源;不沉溺于抽象的道德控诉，而是指向具体的、历史的、革命的解决方案。

第三部分：以马克思主义解剖“皇汉”

有了理论武器，就可以切入批判的实质章节。马克思主义对“皇汉”思潮的解剖，不是简单的表态，而是逐层深入、刀刀见血的理论手术。

3.1根本谬误

“皇汉”思潮最大的谬误，在于将一部充满着阶级压迫的血泪史，偷换为一部“满汉斗争史”。

让我们以两个关键案例来说明。

先看曾国藩。 在“皇汉”的叙事中，曾国藩是典型的“汉奸”——一个汉人，率领汉人军队，却为满清朝廷镇压了同样是汉人的太平天国。这个叙事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它只看到“民族”标签，没有看到“阶级”实质。

曾国藩一生最大的污点，不是他“为满人效力”，而是他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以极其残酷的手段镇压了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战争不是满汉之战，而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一场阶级决战。在这场决战中，满汉地主阶级是同盟者，他们的利益高度一致——无论谁掌权，都要确保农民不能翻身。因此，曾国藩之所以是“刽子手”，是因为他屠杀了要求土地和生存的农民，而不是因为他为哪个民族的皇帝服务。

用阶级分析的眼光重新审视，就会发现一个荒谬的现象：在“皇汉”的叙事中，满族地主和汉族农民成了“敌人”，而汉族地主和满族地主却成了不同阵营的人。当满汉地主联合起来镇压农民起义时，真正的阶级敌人在完成联合，而“皇汉”的叙事却在为这种联合打掩护——它将阶级对立巧妙地隐藏在民族对立的帷幕之后。

再看“扬州十日”。 这个历史事件是“皇汉”最常使用的控诉素材。我们不否认清军南下时在扬州进行了大规模杀戮的史实。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要否认血的事实，而是要比民族主义叙事多问几个问题：制造这场屠城的，是全体满族人，还是满洲军事贵族?清军中有多少是归降的明朝将领及其部队?在这场战争中，汉族地主阶级和满族地主阶级究竟是敌人还是盟友?

一旦开始追问这些问题，那幅简单的“满人屠杀汉人”的图像就开始瓦解。取而代之的图景是：这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征服与统治巩固的过程。在征服过程中，满汉统治阶级逐渐合流，而满汉各族劳动人民同时成为被压迫的对象。阶级分析法不是要减轻施暴者的责任，而是要准确地指出施暴者是谁——不是某个民族整体，而是统治者的暴行构成了一个阶级赖以建立其统治的地下室。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比“庸俗的团结史观”和“皇汉”的民族史观都更高明的地方。后者在面对历史创伤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回避(空洞的团结)，要么复仇(狭隘的民族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第三条路径：揭示创伤背后的阶级根源，移开压在受害者记忆上的巨石，但不让这种揭示成为新一轮仇恨的燃料。

3.2虚构神话

如果说掩盖阶级矛盾是“皇汉”叙事在解释历史时的根本错误，那么它用来动员认同的核心策略，就是虚构了一个“利益高度一致的汉族共同体”。

在“皇汉”描绘的图景中，从朱明皇帝到陕北的饿殍，从江南的缙绅到西北的戍卒，大家都是一家人。明朝的皇帝“天子守国门”值得骄傲，明朝的农民饿死也是“民族悲剧”——唯独不提的是，在明朝，没有任何一个贫农会因为压迫他的是汉族地主而非满族地主，就感到一丝一毫的幸福。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提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概念：“两种民族文化”。他指出，在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存在两种文化：一种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压迫的文化;另一种是被剥削阶级的、民主的、进步的文化。在清代中国，满族统治阶级与汉族地主阶级联合打造的是第一种文化;而各族劳动人民在反抗压迫中培育的是第二种文化。真正的文化继承应当指向后者——被压迫者反抗压迫的精神传统，而非去膜拜一个换了民族的统治阶级。

遗憾的是，“皇汉”恰恰把两种文化混为一谈。它把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吹捧为“汉民族的黄金时代”，却忘了朱元璋自己就是一个对农民起义军起家、转身又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矛盾体。它把明朝灭亡描绘为“华夏文明的沦丧”，却回避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真正原因——土地兼并、赋税暴虐、民不聊生。当千百万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揭竿而起时，他们在乎的是皇帝是汉人还是满人，还是更在乎自己能不能活下去?

“皇汉”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必须回避这个问题。一旦承认阶级矛盾的真实存在和优先性，“汉族命运共同体”这个纸牌屋就会轰然倒塌。

3.3深刻对比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流叙事并不刻意淡化民族矛盾，而是将民族问题融入阶级分析框架，反而促成了更自觉的民族团结。今天面对“皇汉”，如果简单地复读“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不仅无法说服对方，反而会坐实“皇汉”对“庸俗的团结史观”的指控。

“庸俗的团结史观”的软弱，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形而上学与非辩证性。它把“团结”当作一个不需论证的前提来复述，而不是一个需要通过解决矛盾来实现的结果。当它面对关于“扬州十日”的诘问时，只能要么回避，要么说一些“看主流”“向前看”的套话——这种回应在道德上是傲慢的(代替受害者原谅)，在智力上是偷懒的(拒绝深入分析)。

而阶级史观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它敢于正视最黑暗的篇章。它不回避“扬州十日”，而是指出：真正的元凶不是满族这个民族整体，而是统治阶级。当问题的总框架从“哪个民族压迫了哪个民族”转换为“哪个阶级压迫了各族人民”时，一个全新的叙事空间被打开了。

在这个新空间里，汉族劳动人民的历史创伤没有被否认，而是被重新安置在一个更准确的历史坐标中——他们是阶级压迫的受害者，与满族等各族的劳动者共同受压迫。与此同时，满族劳动人民不再是“加害民族的成员”，而是同样在统治阶级的铁蹄下呻吟的难友。这才是能够真正消解民族隔阂、实现真正团结的叙事路径。

根本的区别在哪里?“皇汉”是将历史伤疤当作永恒的“血债”加以消费和展览。而阶级史观是从历史伤疤中长出一个绝不让它重生的共同意志。前者沉溺于仇恨，后者走向解放。

3.4本质定性

经过多角度分析，“皇汉”思潮的阶级本质已经清晰地浮现出来：它是马克思主义所深刻批判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数字时代的一次大规模回潮。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特点，是用“民族”这个标签来消解“阶级”这个更根本的社会分析范畴。这不是偶然的理论偏好，而是有其深刻的阶级功能：当劳动者用民族而非阶级来辨认身份时，他们就无法认识到，他们在与“本民族”资本家对抗时所反对的那个阶级，实际上正是他们在与“外族”对抗时最应该联合的盟友——其他民族的劳动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功能，就是让劳动者碎片化，互相为敌，以防止他们因共同的阶级利益而联合起来。

“皇汉”不过是披着“悼明”外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互联网时代的特定表现形式。那些在现实中遭遇就业困难、上升受阻、身份迷失的青年，当他们被“皇汉”话术捕获后，他们没有学会用阶级的眼光分析社会结构，而是被导向了一个最廉价、最安全的解释：“都怪他们”——“他们”可以是清粉，可以是满遗，可以是一切与“庸俗的团结史观”有关的群体。这种精神上的“阿Q”式胜利来得如此廉价而畅快，使人一旦上瘾便难以自拔。

第四部分：历史同构与当代特征

马克思主义者在判断一个社会思潮时，从不只孤立地看它的当下。将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与同类现象进行对比，才能显露其普遍性规律和特殊性烙印。

4.1中国脉络

“皇汉”最直接的历史参照，是距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清末“排满”革命。

晚清时期，以孙中山、章太炎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满洲贵族把持的清政府，曾大规模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章太炎尤其系统地构建了一种“种族国族主义”观念，认为中国在本质上就是汉人的国家。这种宣传与今日“皇汉”的许多论调，有着惊人的相似。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排满”宣传的后续演变。辛亥革命一旦成功，“五族共和”便迅速取代了“驱逐鞑虏”。孙中山在中华民族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明确提出“五族共和”，标志着革命党内理性的声音占据了主导。这个从“排满”到“共和”的转变，不是某个人的灵机一动，而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着众多民族，任何一个否认这一事实的国家建构方案，都必然失败。

“排满”的历史进步性在于它服务于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目标，但它内含的“大汉族主义”从第一天起就是其严重局限。民国建立后的“五族共和”，是对这一局限的及时纠偏。而这个纠偏本身也告诉我们：“排满”只是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动员工具，而不是一个能够治理多民族国家的建设性方案。

更加惨痛的教训还有太平天国时期的石达开。这位太平天国翼王带着数万大军兵败大渡河，除了军事因素外，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他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歧视。他把当地彝族人等视为“异族”、“蛮夷”，在矛盾中偏袒汉族地主。结果呢?当他在大渡河陷入绝境时，他曾经欺压过的少数民族没有伸出援手。历史给出的注脚是：仅仅七十多年后，同一段大渡河，红军通过宣传民族平等、尊重民族风俗，用“彝海结盟”赢得了彝族同胞的支持，创造了强渡大渡河的军事奇迹。

同一个地点，两种民族政策，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历史的对比有时就是这么残酷而清晰。

4.2世界镜鉴

将视野放大到世界历史，参照物会让人更加不安。

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把“血统论”和“文化优越论”推演到了极致。在这个范本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神化“雅利安人”，尤其是其中的日耳曼支系，宣称他们是人类一切文明成就的创造者;同时找出一个“他者”——犹太人，将其妖魔化为一切灾难的根源。这套“神化自我”加“妖魔化他者”的配方，是极端民族主义最古老的手法，在各种文化和时代中换过无数面孔，但核心配方始终没有变过。

能不能说“皇汉”就是要走纳粹的老路?不能草率地画等号。但必须指出，结构和配方上的相似性是真实存在的。血统论、文明唯一论、对历史伤痛的复仇式言说、对社会矛盾的替罪羊式归因——这些要素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反复出现，每一次都导致了灾难。结构上的类似足以让人保持高度警惕。

另一个案例是上世纪末前南斯拉夫的解体。这个多民族联邦在失去统一的领导核心后，被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政客所绑架，最终在仇恨与战争中彻底分裂。波黑战争、斯雷布雷尼察屠杀，当年同住一栋楼的邻居转瞬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南斯拉夫的教训清晰而沉重：如果任由排他性的族群民族主义疯狂蔓延，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4.3一份对比表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皇汉”思潮与历史上类似思潮的同构性与特殊性，下面的对比或许可以说明问题。

清末“排满”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代“皇汉”主张“反满清”“悼明”，否定清朝正统性。话术高度相似，但内核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前者更侧重政治革命，后者更沉溺于文化消费。

清末革命党人依托的是种族主义的血统论，即章太炎式的不折不扣的“种族国族主义”。而“皇汉”的理论资源更为混杂，它混合了“殖民论”、“西方伪史论”等带有网络时代特点的建构物，已然不再属于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

清末依赖报纸、小册子，由革命党人进行有组织的精英动员;今天则是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吃瓜蒙主”式的网红传播，去中心化地扩散。技术条件的变化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革命，也改变了动员的性质。

领导力量的消逝最为关键。清末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因而“排满”可以被约束在一定的政治战略中，在革命成功后实现政策转向。而“皇汉”完全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社群，没有核心组织。这意味着它极难自我纠偏，极易被流量逻辑裹挟，甚至被别有用心者渗透和利用。

清末的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入，尚情有可原;而“皇汉”是处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理论洗礼的时代，却主动拒绝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工具——这无疑在思想上是大幅倒退。

结论已经清楚：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回潮，“皇汉”继承了历史上同类思潮的致命配方，同时又打上了互联网时代的深刻烙印。

第五部分： “皇汉”思潮为何在当代中国复现？

批评一种思潮，不能止于指认它的谬误，更要追问它为什么会出现。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然根植于特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矛盾之中。那么，“皇汉”思潮在当代中国复现的社会根源是什么?

5.1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复辟资本主义四十余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市场化改革在为资产阶级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重塑了城乡结构、收入分配和就业形态。阶层分化急剧扩大，阶级矛盾持续激化。对于部分青年群体而言，一个触手可及的困境是：教育投入增加但就业回报下降，城市化涌入人群但住房筑起高墙。

这种现实困境会产生一个后果——相对剥夺感和身份焦虑。当一个在城市拼搏的年轻人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都难以企及父辈当年的相对生活水平，甚至在阶层流动的阶梯上不断下滑时，焦虑和愤怒就会成型。这种愤怒需要一个指向的对象。如果缺乏科学的分析工具，这个对象就极容易落在最直观的靶子上——“谁抢走了我的机会?”

于是，高考加分、特定地区的扶持政策等具体制度安排，便被从其历史和政治的整体脉络中割裂出来，重组为一套“逆向歧视”叙事。这个叙事的迷人之处在于它的简洁：因为你们(少数民族)得到了照顾，所以我们(汉族)失去了机会。在一个复杂经济学需要费尽心思解释的结构性问题和一个现成的、我们从小就会讲的“他们人多势众欺负我们”的故事之间，后者显然更容易赢得点击和传唱。

但问题的关键不止于此。更深刻的问题在于：为什么遭遇困境的青年，会将矛头指向另一个弱势群体，而非向上追溯?

5.2压抑与替代

答案指向意识形态领域一个被长期忽略的根本性变化——不是阶级分析“未能有效回应现实”而被自然淘汰，而是它被系统性地压抑、排斥和替代了。

这种压抑始于一个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转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阶级分析是主流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工具。无论是解释历史还是理解现实，“阶级”都是一个首要的坐标。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阶级斗争不再被认为是社会主要矛盾，阶级话语在日常文化领域显著退场。改革开放后，篡党夺权的走资派们不再把阶级斗争认定为社会主要矛盾，这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前提。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历史科学方法的“阶级分析”自然会与作为所谓“政治错误路线”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一同提起。出于官僚资本集团的自保心理，整个阶级话语被整体性地搁置了。久而久之，“阶级”一词本身在公众认知中，被重塑为与“斗争”、“动乱”、“贫穷”相伴的负面符号。阶级分析从“批判的武器”变成了“房间里的禁忌”。

禁忌之所以为禁忌，在于它被驱逐的理由并非理论上的无能，恰恰相反，在于它的能力本身。阶级分析是一种危险的学说，因为它不满足于描述社会现象的皮肤表面，而是要切开它，追问：谁掌握了生产资料?谁控制了剩余价值的分配?谁制定了规则?这种追问，会在任何一个标榜“利益一致”的共同体——无论是“民族”还是“国家”——内部，划出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痕。它会告诉人们，在“我们”之中，有人拥资巨万，有人三餐不继。对于一个需要以“我们”的整体认同来维系的社会叙事而言，这种方法论本身就是一种颠覆性的威胁。

因此，阶级分析的退场不是自然的理论演进，而是一种主动的防御——将它从知识生产和公共言说的工具箱中移除，以防止它被用来审视这个工具箱本身。

5.3真空的填充

当一个能够揭示社会深层结构的分析工具被移除，巨大的解释真空就出现了。人们仍然需要回答：我们的困境从何而来?我们是谁?谁与我们为敌?

这个真空，被民族叙事高效地填补了。

所谓“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用一种近代百年屈辱和伟大复兴的历史图景，将全体人民重新凝聚为一整体。这一叙事实际上是中国从不发达的官僚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路上必须迈出的一步——用民族主义试图消解尖锐的阶级矛盾——它也确实发挥了巨大功效。与此同时，它也确立了一个新的最高解释范畴——民族。阶级分析的时间窗口被关闭后，用“民族”来辨认朋友与敌人，就成了唯一还在公共领域中被允许通行的分析语法。

更微妙的是替代性批判的供给。人们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去批判“西方霸权”、“新自由主义”、“资本的无序扩张”，因为这些批判指向外部或个别失德者，强化了敌我意识。但批判不被允许触及资本与劳动在本国语境下的结构性关系。人们被鼓励去痛恨“外国的”、“无序的”、“个人的”坏资本，却不能质疑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本身。于是，一种“安全的批判”大行其道，它提供愤怒的出口，却小心地绕开那个不能言说的房间。

5.4“皇汉”的位置

正是在这片意识形态土壤上，“皇汉”思潮找到了它最舒适的生长位置。

当一个在城市打拼的青年被996耗尽精力，当他发现工资的增长永远追不上房价的曲线，当他感到自己是“卷不赢又躺不平”的一代时，科学本应告诉他：去审视那个决定了分配逻辑的结构，去辨认谁真正占有了你的劳动果实。但阶级分析已经被提前锁定在禁区内。于是他转身，接过了另一个现成的解释——“都怪他们。”

“他们”可以是“满清殖民者”的历史幽灵，可以是享受加分政策的少数民族，可以是一切被“皇汉”话术标记为“他者”的群体。这个解释极其廉价：它不需要学习任何理论，不需要分析任何结构，只需要承接一股古老的仇恨。它也极其安全：清算一个三百年前已死的王朝，控诉一个在总人口中占比甚微的群体，不会触碰到任何一座真实的权力大厦。它是一种心理上的代偿，一种愤怒的短路，它把劳动者本应指向资本逻辑的追问，巧妙转接到一个文化上的替罪羊身上。

这就是“皇汉”思潮最隐秘的阶级功能：它让无法言说的阶级愤怒，在一个被允许言说的民族仇恨中，找到一个虚假的出口。它用“民族”这个筐，接住了所有从“阶级”的指缝间漏下的不满。

5.5传播平台的放大器效应

如果说经济分化提供了土壤，阶级分析的压抑制造了真空，民族叙事的补位提供了材料，那么互联网平台则是这一切的催化器。

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天然具有将用户分群、制造“信息茧房”的倾向。当一个人对“明史”或“汉服”内容表现出兴趣，平台就会不断推送相似内容。在同一个趣缘社群的持续互动中，温和的观点被更极端的观点刺激、修正，最终形成一个内部高度同质的“回声室”。

更要命的是，互联网文化天然倾向于短平快的消费模式。“皇汉”所提供的三段式叙事——我们曾经无比荣耀、我们被人残忍欺负、我们应当奋起复兴——逻辑简单，情感强度高，极易被短视频、弹幕句式、表情包等载体传播。相比之下，阶级分析需要时间、耐心和理论训练，这恰恰是它被压抑后留下的另一重困境：即便有人想要使用它，它也已经变得晦涩、陌生，像一个被遗忘在阁楼里的旧工具，布满灰尘，无人认得。

而这一切，又恰好与流量平台的商业逻辑同构。仇恨引流，悲情带货。在算法的加持下，“扬州十日”的血腥叙事远比一篇生产关系的分析文章更能留住用户的手指。“皇汉”思潮不是在真空中成长为一头巨兽的，它是在阶级分析被禁止入场后，一个被资本驱动的流量丛林里，最适应环境的那种掠食者。

5.6小结

综上所述，“皇汉”思潮的复现并非偶然。它是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化的社会分化提供了焦虑的燃料;阶级分析的制度性压抑和民族叙事的系统性补位，关闭了科学分析的通道，同时指定了唯一被允许的愤怒指向;而互联网平台的算法与流量逻辑，则让最极端的民族主义版本获得了最多的传播机会。

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怪物。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构造中，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推到前台的替身——一个替阶级分析受过、替资本逻辑遮羞、替被压抑的愤怒提供一个虚假出口的文化产品。

而这一切，反过来说明了另一件事：只要阶级分析继续被放逐在公共言说的边界之外，只要人们仍然被禁止用阶级的锋利手术刀去解剖自己的困境，那么按下葫芦浮起瓢——“皇汉”倒下了，还会有别的什么站起来，用它那同样廉价的、安全的、替罪羊式的愤恨，填满那个永不愈合的解释真空。

第六部分：在否定中包含肯定的理解

如果分析止步于前五部分，它就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要求：在否定性理解之中，必须同时包含肯定性的理解。对一种思潮的“扬弃”，不是把它扔进垃圾桶，而是在摧毁其错误体系的同时，析出它无意间触及的真问题。

6.1必然性

“皇汉”思潮的存在，绝非某个商家为了流量凭空编造的。它之所以能在相当范围内引发共鸣，是因为它在以扭曲的方式回应某些真实的诉求。

它首先是青年群体中特定阶层对“空洞团结”的一种直观反抗。“庸俗的团结史观”用复读机的方式高喊“民族团结”，却无法为现实中遭遇困境的年轻人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解释。它与他们的直接经验相脱节，于是他们转身去寻找别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皇汉”不是凭空跳出来的怪物——它是被空洞说教逼出来的反抗者。

它也是对一段漫长时期的“历史消费饥渴”的病态回应。长期以来，公众对有血有肉的历史叙事有着强烈的渴求。这本来可以是对历史的辩证理解深化的契机，但如果严肃的学术回答无法穿透大众传播的壁垒，简单粗暴的“真相揭露者”就会占领市场。

“皇汉”某种程度上是当代中国部分阶层在文化焦虑中拉响的刺耳警报。

6.2合理内核

一个理论如果是纯粹的谬误，它就不可能具有任何吸引力。在“皇汉”那层令人生厌的外壳下，包裹着几个真问题。

第一，历史伤痛的“不遗忘”。“皇汉”反复讲述“扬州十日”等历史创伤，其背后的诉求是对曾经发生的苦难的铭记。这种“不遗忘”本身具有一种朴素的情感合理性。一个不愿意粉饰太平而坚持记忆的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对“庸俗团结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做出感性反抗。问题只是，它是把这种伤痛当作一个需要共同面对的教训来铭记，还是当作一笔需要子孙永世追偿的血债来展览。

第二，对“空洞团结”的讽刺。“皇汉”攻击“团结人”时使用的许多话术，恰恰点中了“庸俗的团结史观”的死穴。如果团结只是把矛盾捂在被子里，那么这种团结本身的正当性当然是可以质疑的。“皇汉”对空洞团结的攻击，在这里反而起了一种“反面教材”的作用：它的存在刺痛了主流叙事，迫使其要么改进自身、要么面临被更广大受众抛弃的风险。

第三，文化身份的渴求。在快速流变的社会中，个体——尤其是那些因地域流动、阶层变迁而与传统社区割裂的城市青年——对“我是谁”的追问异常迫切。对明制的推崇、对汉服的执着，背后是一个在变幻的时代里寻找不变的身份坐标的焦虑。这种对文化归属的渴求本身不是问题，反而是一个所有现代社会都必须正视的真问题。

6.3核心矛盾

然而，辩证法的下一步追问是：这些合理内核为何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这正是“皇汉”思潮最深层的悲剧所在。

铭记本来可以成为和解的基石——只有被照亮的伤口，才能真正愈合。但在“皇汉”手中，铭记却变成了“讨债”。它将历史上的统治者之战，置换为今天民族成员之间的原罪，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置换为消费仇恨的快感。于是“不遗忘”不再是通向和解的桥梁，而成为永不愈合的伤口展览。

“皇汉”嘲讽“团结史观”是美化历史，但它自己呢?它编织了一个“汉民族伊甸园”——明朝被描绘得完美无缺。这无非是用一个虚构的神话去打另一个虚构的神话。两者在形而上学的高地上互扔泥巴，谁都没有触及历史唯物主义层面。

对身份的渴求，本该是开放探索的起点。但在“皇汉”这里，这种渴求被禁锢在“血统论”的牢笼里。它通过不断妖魔化“他者”来确证“自我”，使得它的文化认同是防御性的、脆弱的、依赖敌人的——一旦失去那个虚构的敌人，它构筑的整个认同体系就会坍塌。

6.4扬弃

将以上分析综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真正批判“皇汉”的姿态就清晰了。

我们否定的是什么?是它荒谬的历史结论——什么清朝是“殖民政权”、明朝是“人间乐土”;是它危险的排他性主张——用血统论、文明唯一论来定义一个民族的未来;以及它为阶级矛盾打掩护的替罪羊机制——把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构性矛盾而产生的焦虑，全部转嫁到一个早已不存在的满清的幽灵身上。

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这种思潮的出现，有其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性;它对“空洞团结”的抗议，无意中暴露了主流叙事中真实存在的软肋;它提出的关于历史创伤如何记忆、文化认同如何建立的疑问，是不容回避的真问题。

扬弃的要义在于：剥掉它的错误外壳，拯救出其中可以转化为建设性思考的问题核心。

结论：通向共同体

这场漫长的分析走到这里，需要给出一个收束。

“皇汉”思潮和“庸俗的团结史观”，看似对立，实则共享了同一个错误的前提：将“民族”视为分析历史与现实的最高、甚至是唯一的范畴。后者用空洞的团结口号来回避矛盾，前者用狂热的民族仇恨来回应这些被回避的问题——它们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互为对方的镜像和辩护士。前者的存在是后者的失败标志，后者的话语则是前者最好的动员材料。

真正的出路，不是在两者之间选边站队，而是彻底超越它们共同的那个谬误前提。

在历史观上，必须恢复阶级分析的批判性力量。敢于正视一切民族创伤，不在伤疤上盖纱布，而是切开它，清晰地看到里面的脉络：谁是真正的压迫者。当“扬州十日”不再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集体原罪，而被还原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暴力时，一种可能性就出现了——满汉各族劳动人民可以在认清共同敌人的基础上，实现真正自觉的团结。不是靠遗忘，而是靠更深的记忆。

在现实感上，必须正视并着力解决社会转型期的平等与发展问题。极端思潮是有物质基础的。当社会中存在大量在竞争中感到被抛弃、在流动中感到被卡住的人时，各种诉诸身份政治的口号就都能找到听众。只有一个更加公平、正义、让劳动者能获得尊严的社会，才能使历史荣光的幻想失去诱惑力。

在共同体想象上，必须有能力构建一种比“血缘民族”更宽广的认同叙事。这种叙事不应建基于对历史伤痛的遗忘，而应建基于一百多年来反帝反封建的共同抗争、七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奋斗。当这种“共同经历”的叙事变得足够强大、足够具体、足够真诚，它就能将那些被“皇汉”用悲情幻象喂养的人，拉回到地面上来——脚下的大地比往昔的海市蜃楼更值得用一生去耕耘。

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凝视最黑暗的历史深渊，是因为他们怀抱着一个信念：只有彻底清算了过去，才能真正摆脱过去的魔咒;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最终消灭民族压迫;只有人的解放，才是解决一切身份囚笼的终极答案。

这是一条比任何一种民族主义都更艰难的道路。但人类近代三百年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也是一条唯一可能通向真正自由与和解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需要虚构的荣耀来粉饰自我，不需要虚构的敌人来凝聚认同。我们需要的是在所有阶级压迫都被推翻的废墟之上，用平等和共同解放作为粘合剂，一点一滴地构建那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预言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那一天还很遥远。但而“皇汉”思潮，恰恰就是一种大步后退。

历史不会终结在任何一个虚假的黄金时代。它永远指向未来。马克思主义者要做的，是在当下，用自己的分析和实践，为那个未来清理出第一块地基。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